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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群体构建:符号、叙事与意象

2022-02-23龚思颖

粤海风 2022年1期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叙事符号

龚思颖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的本质是一个滨海而建的“发达的都市圈”,当大湾区被作为一个新的整体概念向全球推广时,它应当在“美美与共”的状态下勾勒一幅全新的文化图景,讲好大湾区故事,旨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区域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以更强大的文化合力打造新的文化共同体。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需以海洋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为主要载体,借文化符号把群体意象凝聚成整体,用叙事创新湾区的话语体系,将地方感浸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图景 群体构建 符号 叙事 意象

一、研究缘起

建成文化强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既定目标,旨在不断擦亮中国文化名片,提高文化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文化在引领大湾区城市化进程中已取得瞩目成就,但也面临文化引领不足、文化定位缺失、文化自觉错位、文化空间失落等多方面难题。2019年2月印发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共建人文湾区”,某种意义上是对过去区域规划“重硬件、轻软件”的一种修正,为系统解决上述难题奠定了基础。共建人文湾区需要构建湾区文化图景,并结合湾区实际认真解读这一象征意义体系。从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观点来看,大湾区11市有其各自的文化基因,当大湾区被作为一个新的整体概念向全球推广时,它应当在“美美与共”的状态下勾勒出一幅全新的文化图景。但是,正在快速发展和成长中的大湾区都市圈,暂未明确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认知和行动,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完成这一使命。

文化图景是一种被大众所认定的有关文化形态的意象,强调国家、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文化联系。哈布瓦赫认为“人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在思想中再现文化,而要润饰、削减或完善它们,乃至赋予其一种现实所不曾拥有的魅力。”[1] 人们在媒介仪式中对文化进行适度选择与淡化,通过定位文化、再现文化和重塑文化,形成了群体的、可以共同分享的文化图景。20世纪5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提出城市图景的“可印象性”和“可识别性”概念,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人们脑海中对于城市景观的图像式表达。此后,文化图景作为城市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学者的深入探讨。

回顾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化图景的相关理论与理念,主要是基于媒介地理学原理和方法,从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维度阐释文化图景如何借助媒介被构建起来,[2] 或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将文化作为世界图景的一部分对其进行解读。[3] 第二,文化图景的构建、呈现与传播,主要是研究包裹着意识形态的数字媒介,如何通过创新实践重塑大众文化的认知结构,进而勾勒出立场鲜明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图景。[4][5][6] 第三,文化图景与城市品牌、公关与营销,主要是以城市传播(urban communication)为最终落脚点,在对城市形象这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后,提出有关城市品牌、公关与营销的未来转向,进而阐释文化图景在城市传播中的价值或意义。[7][8]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强调文化图景构建中的意识形态与媒介要素,虽然曾有学者将空间尺度考虑在内,对“区域传播”做出探索,[9][10] 但相对忽略了时代性与地方性的差异。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不仅是城市地缘关系的改变,还是从“城市”到“城市群”再到“发达都市圈”定位的转变。这使得湾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面臨着“在地性”发展的时代重任。文化作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名片,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着先导和主导作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构建文化图景已成为湾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意义

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不仅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直接动力,还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对构建湾区文化图景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构建文化图景是湾区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离不开提升人们对其定位的认知,即对其图景的描述。主动构建湾区文化图景,向世界展示其更加多元和立体的一面,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各大湾区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未来彼此的对话、连接、互补、合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当前世界已进入秩序多元、话语重构的“后全球化时代”,构建文化图景关乎大湾区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期望。相较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作为“后起之秀”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国际话语权仍处于相对弱势。从构建文化图景着手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加快形成对外话语体系,讲好大湾区故事是当务之急。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九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构成,具有明显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多个城市族群”的特征[11]。由于经济、地缘和历史等原因,大湾区成为我国思想最为活跃,文化价值观最为多元的区域之一。构建湾区文化图景是一个区域形象的“再设计”过程,既受地域文化影响,延续了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又基于现代文化塑造出一个新的湾区形象,推动形成新的文化合力,打造出新的文化共同体。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群体构建

(一)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主要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高密度、高能量、高产出的城市集群形态,本质是滨海而建的“发达的都市圈”。这种城市集群方式影响着湾区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物质资源交换,因其思想、文化、艺术、经济的汇融给湾区带来了崭新的文化成果。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来看,海洋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构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主要载体。

1. 海洋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一个由环珠江口、环大亚湾和大广海湾共同组成的“湾区群”,多个港口组成的“港口群”,一个因港而生、依湾而兴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海湾这一地形条件天然地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多元、流动、包容的海洋文化特质,造就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崛起与兴盛,孕育、诞生并滋养了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地域文化。大湾区密集的河流网络将内陆与海洋相连,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河流、沿海水域航行。从南越国开始,当地人便开始制造大型木船,从事漆器、丝绸、陶器和青铜等贸易,鼓励人员、产品、思想、文化的流动,使其对外来文化和习俗保持开放态度。尽管曾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变局,但因地理优势,该地区一直保持着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地位。唐宋时期的广州、明清之际的广州与澳门、19世纪开埠之后的香港,成功跻身为世界海上贸易的重要一环。像亚、欧、美洲的主要海湾和港口城市一样,通过航海为当地带来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起承转合了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延伸并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化的面貌。现在,粤港澳地区的发展依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从海祭信仰到惠东渔歌,从远洋贸易到海洋农牧,都是人们亲海的方式。海洋、陆地与河流相连,森林、湖泊、湿地与城市相牵,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海洋生态过渡带、资源富集区和经济开发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平台的搭建,新时代海洋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对未来的探索。

2. 传统文化

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史上中原人口的数次南迁浪潮,使中原文化在岭南落地生根。不同于传统中原文化中保守和封闭的一面,沿海的区位特征使岭南地区纳四海之新风,且逐步发展成主要由广东文化、广西文化、海南文化组成的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九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岭南文化是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体现在语言(粤语、客家话)、艺术(粤剧、粤曲)、饮食(粤菜、凉茶、糖水等)、工艺(广绣、广彩、广雕等)、建筑园林(东山骑楼、西关大屋、开平碉楼、三水镬耳屋、东莞可园等)、节庆民俗(行花街、逛庙会、买金橘、舞醒狮、行通济等)等方面。在港澳地区,大批岭南人曾因历史原因迁入,让岭南文化成为港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香港的长洲太平清醮、澳门的鱼行醉龙节就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不过,由于长期以来的异族统治和与母体相对隔离的发展史,港澳文化似乎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地道的岭南文化的代表。“一国两制”赋予港澳独有的文化个性,港澳在欧陆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碰撞下凸显着存异求和、宽宏包容的态势,并在种族、语言、文学、影视、建筑等文化要素中均有反应。可见,内涵深厚的岭南文化影响深远,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特点和底色。

3. 现代文化

从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文化是崇尚创新、敢为人先、放眼全球,体现了创新、开放与传承的深度融合。从“珠三角”到“大湾区”,区域改革大刀阔斧,敢想敢干,使粤港澳大湾区涌现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事迹。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圳、广州领跑全国创新型城市,已经摆脱投资依赖,走上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在WIPO(2020)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位列全球科技集群第2名[12]。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专利占全国50%以上,居世界第6位;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多集聚于此,包括华为、腾讯、中兴、万科、顺丰、大疆、格力等。在产业创新方面,从“前店后厂”“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到“转口贸易”,大湾区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努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聚集地和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重要消费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处于全球第一序列。在国际视野方面,广东企业家在海外设立机构的数量居全国第1位,而港澳在世界各地办企业超过10万家[13],该比例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不及的。随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稳步推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将进一步加强,以“崇尚创新、敢为人先、放眼全球”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将成为湾区文化的生机所在,在其文化图景中进一步显现。

从局部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现代文化亮点纷呈,四大中心城市在现代文化的形成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表1),且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均有体现。第一,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把创新人才、前沿科技和优质资源链接在一起,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云服务作为新基础设施,大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人工智能作为新生产力,进一步引发生产与生活方式革命,催生出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工具的互联网文化。第二,香港、深圳、广州已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前30强城市[14],汇聚全球众多银行、保险、证券、风投基金等跨国金融巨头,对湾区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与推动作用,形成了“合作、开放、创新、协同”的金融文化。第三,各市艺术展览、赛事与活动接连不断,广州动漫、深圳设计、香港影视等文化各显所长,并在粤港澳三地各市交融共生、对话互动,这种蓬勃发展的张力和活力形成了大湾区百花齐放的艺术文化。第四,四大制造业强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积极加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倡导柔性化和个性化生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并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发展,形成了“聚天下能工而育之,聚天下巧匠而用之”的工业文化。第五,随着国际会展的扩容承接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平台搭建能力、数字经济水平持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逐步形成世界级、高水平的会展平台,加速来自全球各地的技术、产品、信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会展文化已经作为一种独特文化渗透到城市生活,具备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引领城市特色的社会功能。第六,“购物天堂”和“世界赌城”已分别成为香港和澳门的城市名片,代表两者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内涵,彰显独树一帜的时尚文化和博彩文化。

(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群体构建策略

1. 符号:借文化符号把群体意象凝聚成整体

符号是一种创造文化、构建文化图景的工具。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需要构建在提炼文化特色、创造文化符号、凝聚群体意象的过程中,兼顾文化创新性和原真性进行群体构建。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是借助符号传达意义的人类活动,由表征和意指实践构建而来。[15] 无论是电影、服饰、小说还是饮食,所有大众文化中都夹带着有关“符号”的表意策略。例如,日本熊本县基于IP熊本熊,策划了“熊本熊任命熊本县营业部部长”“熊本熊失踪”等一系列热点事件和话题,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在短短2年内,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农业县城发展成为日本乃至世界著名的“网红县城”,使现代城市文化得到极大拓展与彰显,“玩”出了城市文化新图景。粤港澳大湾区11市各具文化特色,创造了各种文化符号,如代表香港的飞虎队、茶餐厅、紫荆花、维多利亚港、叮当车等凝聚群体意象。但在湾区建设过程中缺乏具有共性的文化符号,有必要从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中创造具有共性的文化符号。扬·阿斯曼曾基于集体记忆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指出人们以文字、图像、声音、仪式等为载体创造文化符号,通过集体记忆传递文化符号的意义,加强群体的文化认同。[16] 文化图景与文化记忆均是一种象征意义体系,只是文化图景不仅连接过去,还构建现在和未来。据此,扬·阿斯曼的思想——“把群体意象凝聚成整体”对于构建文化图景具有重要意义,大湾区文化图景需要一种群体构建。不过,在群体构建过程中,切不可制造噱头借题發挥、故弄玄虚,务必兼顾创新性和原真性。一方面,敏锐捕捉时代发展变化,鼓励跨界创新,积极推动文化符号与电影、戏剧、音乐等成果形式互融,依托科技创新对其进行加工、改造,赋予其全新的风格,如通过超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从二维到三维,从虚拟到现实,为观者带来前所未见的视觉诱惑和心理感受,丰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城市文化更新的全球博弈中,既跟上时代潮流又保留城市文化的原真性。一座城市的文化辨识度、传播力和竞争力应基于全社会的“文化认同”,让文化被集体所接受和认可,否则可能造成文化自觉的丧失,反而在城市文化更新中被逐渐摒弃。

2. 叙事:用叙事创新湾区的话语体系

文化图景离不开“故事”的滋养。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最初来自古老的神话故事,叙事(Storytelling,讲故事)是人类自古以来创造、习得、传播文化的主要手段。从语图论和意象论的视角来看,叙事是阐释文化符号的方式之一[17][18],在故事“讲者—听者”角色的循环互换中,持续影响着文化图景的形成,因而在构建过程中需把文化视为一种话语实践,遵循叙事原理。在叙事手法上,把值得突出的文化符号和叙事的“场景”“事件”“人物”组合起来,形成“湾区故事”。讲好“湾区故事”正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因而要采用日常生活叙事与国家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深入浅出地诉说家国情怀和湾区情怀,另一方面,关切个体命运,如生活意趣与生存理想,以引起受众的文化共鸣和情感共鸣,加强群体的文化认同。在媒介策略上,文化图景的构建应基于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的理念。跨媒体叙事是网络广播、影视、新闻、游戏等视听新媒体参与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后,构筑文化图景的重要手段。从目前的媒介发展格局来看,不同媒介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以及信息在不同媒介之间流布与互动,为文化流动释放出更大的“间性”空间[19]。因此,构建湾区文化图景不仅要将文化符号作为“源文本”,还要将其同时散布于文学、电影、游戏等媒介的故事内容中,建立彼此的“强关联”,并在延展“间性”空间中自由生长,构建出一幅具有文化特色的立体图谱。

3. 意象:将地方感浸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作者保罗·亚当斯提出“媒介中的地方”这一构想,分析了媒介对地方感的影响,尤其是对地方意象和地方身份的构建,如电影和新闻中城市对农村的想象,男性对女性的凝视等。[20] 因此,将地方感(sense of place)浸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是构建文化图景的关键。首先,地方感作为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和地方意义感(place identity)两层含义。这意味着在用媒介构建文化图景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并有意识地提高人们有意愿前往或驻留在某一地方的愿望强度,还应强化地方的固有特性及其存在的意义。其次,当代城市生活的全面数字媒介化,催生虚实相互交错、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泛在传播场域,这预示着数字媒介将在地方感的生产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社交媒体中的“网红打卡地”通过“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s)的手法吸引用户亲自参与到与该地的互动中[21],而后又在“拍照—打卡—分享—转发—阅读—再转发”的传播螺旋中,对这一图景进行多次再现,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地方感。最后,在以视听语言为主导的媒介时代,人们经常透过影像来认识世界,足不出户便可领略各地的文化魅力和风土人情。[22] 影像已成为增强文化“地方感”的重要媒介,如《湾区儿女》对疍家文化的表现是一次对湾区文化的寻根,这与具有时代背景的叙事场景共同形成了湾区独有的文化“地方感”。影像既是被人们看到和感受的部分,也是文化图景在脑海中再现的部分。透过影像来表达和构成文化图景,通过其间的叙事技巧、意象符号、场景设计、价值视角来加强情感上的地方依附感和价值上的地方意义感,是将地方感浸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的主流。

四、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种高密度、高能量、高产出的城市集群形态,本质上是滨海而建的“发达的都市圈”。这种城市集群方式影响着湾区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物质资源交换,因其思想、文化、艺术、经济的汇融给湾区带来了崭新的文化成果。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来看,海洋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构成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图景的主要载体。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42001141)、广东省佛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20-GJ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注释: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91页。

[2] 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3] 李乐霞、李成:《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涵》,《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11期。

[4] 吴炜华、张守信:《视听微叙事的中国立场与文化图景》,《中国出版》,2019年,第24期。

[5] 李刚、黎珂位:《记忆再现、视觉传播与文化图景:纪实性动画影片中的民族志书写》,《当代电影》,2019年,第9期。

[6] 顾亚奇:《社交媒体时代短视频的多重文化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7] 潘海参:《个性化“城市意象”下的城市品牌形象塑造——以杭州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1年,第3期。

[8] 王佃利、王玉龙:《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东岳论丛》,2019年,第5期。

[9] 孙凤芝、于涛、张明伟、朱珂:《基于系统视角的区域品牌传播模式探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0] 樊丽:《传统区域品牌传播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出版》,2015年,第22期。

[11] 孙九霞、黄秀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族群“跨地方共同體”构建研究》,《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12]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20.pdf,2021年11月15日。

[13] 王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文化特色与发展对标》,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4] 英国Z/Yen集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2020):《第29期全球金融指数(GFCI29)》,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官网,http://www.cdi.com.cn/upload/file/20200927/6373680220143693422579715.pdf.

[15]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0页。

[16]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1页。

[17] 刘涛:《语图论:语图互文与视觉修辞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1期。

[18] 刘涛:《意象论:意中之象与视觉修辞分析》,《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9] 张洪波:《媒介意象:全媒体视阈下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20] 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袁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21] 蒋晓丽、郭旭东:《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10期。

[22] 毛万熙:《公共空间的共同生产:数字媒介如何形塑城市意象——以抖音地标AR特效为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

[23]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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