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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性对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审视

2022-02-22马君

经济师 2022年1期
关键词:资本主义

摘 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下,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本性,成为资本家首当其冲的问题,而由此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更不会为了修复“外部不经济”问题而主动买单。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指导下,资本逻辑就由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的关系,生态问题随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顽疾。对此,作为一种理性的生态哲学,生态理性强调整体性的理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理性就成为解构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或外部不经济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资本理性 生态理性 资本主义 外部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2)01-034-07

从资本理性到经济理性再到生态理性,这一系列转变,在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实践中是尝试抵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宿命——要么积累,要么灭亡,而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标签。但在资本逻辑不改变的情况下,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资本主义”只能是痴人说梦。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对立、不可調和的两个领域,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及其相互关系中。在这样的矛盾下,生态理性的建构呼之欲出,成为解构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价值诉求和理论自觉。

一、理性主导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理性主义眼中只有经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特征,这恰恰与资本的基本逻辑相吻合。资本唯利润至上的经济学范式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唯一杠杆。经济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经济理性助长资本贪婪的本性

在西方近现代经济学视域中,“经济人”假设及其普遍化不仅是经济理性主义最主要的表现,也是资本逻辑成立的重要前提。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自形成伊始就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并将这种假设推演到社会各个领域以致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于是,资本与经济理性深度结盟,成为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最终依据。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在资本逻辑盛行的时代,经济理性主义与资本结成一对牢不可摧的盟友。而作为一种理性,经济理性遵循两大原则:人的自利性原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前者导致人们重视物的效用,后者导致人们注重行为的利润或价值增值。自利性原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使得个人利益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立化,“看不见的脚”(指公共利益私人化)则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3]

现代资本主义是以理性技术为基础,并以严格理性为特征的现代劳动组织,本质上是集权形式的官僚制机器,以致现代人不得不依赖各种形式的理性化制度而存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利己之心,是具有“理性主义”的“经济人”。主观上理性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争相逐利,但客观上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和整个社会福利。这是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其《国富论》中所阐释的观点。可以说,经济理性在提出之初的确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整个19世纪人类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理性人极端的自利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导致人类共同利益和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自然在“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双重裹挟下,自然价值不复存在、自然的资本化也使自然单向度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对象,乃至获利的重要资源。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迅速耗竭也是空前的。海德格尔曾指出,在经济理性控制下自然犹如被“砍进了深深的一刀”,这是对资本理性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经济理性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韦伯指出,“理性从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转变为近代社会生活原则的直接体现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韦伯那里,理性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核心,具有多种形态。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文明和种族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其次表现为政治意义上的理性主义。”[4]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以“可计算性”为特征,加之理性主义与会计制度的结合,使得通过理性的计算实现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器。因此,以经济理性为起点的西方传统经济学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将自然视为工具的一种价值观,它将人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消费作为生存的最高价值,其价值观中唯经济成本的理念,注重追求资源配置的规模和高效,尤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经济观是经济理性的最直观体现。

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张社会应为资本增值和经济理性服务,因为经济理性能在肆无忌惮的市场规则游戏中为资本增值找到最佳途径。而且,斯密更是指出:“在良好法律保障的市场制度中,主观上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会达到有效地促进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客观效果。”[5]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就是一部理性化体制取代传统经济的演变史,其中实现可计算性就成为构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关键要素。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了生存,首先在内部建立了可计算制度,而这需要理性预计的司法和行政等普遍准则的支撑。

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理性主义成为一对不离不弃的坚固盟友。“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依据”。[6]二者之所以这样互为利益关系,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理性主义精神为其本质规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成为资本的代名词,抑或理性主义的发言人。理性主义的现代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理性“经济人”的全权代表。

在现代性视域中,抽象演绎法一度被视为理性主义“抽象对象性”所具有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成为资本增值属性的必然要求、理性经济人特指在工具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等等,这些价值观都使得“经济人”这一称号具有更多现实意义——逐利。总之,其结果就是将物的使用价值转变成交换价值、人的价值则沦落为物的价值、自然环境也只是生产对象,变得无足轻重。由理性计算精神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则让人的劳动及其过程成为“一粒孤立的原子”。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精确计算与高度可控的制度体系,这种体系与去人格化、去形式化的理性系统共同将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法律和行政体系呈现出极高的效率。这样经济人就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控制国家。久而久之,经济人就会高度依赖经济理性,与此同时,价值理性逐渐萎缩,人性出现物化倾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就成为一个必然结果。

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使其在无政治权威的国际体系中无法促进有效合作,无力有效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难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目标。”[7]而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明确提出以符合实际的有限理性完全取代经济人的全能式理性,并认为“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就是符合生物(包括人在内)在其生存环境中所实际具备的信息存取能力合和计算能力的一种理性行为。”[8]

(二)健全的会计制度构筑起经济合理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的目标比任何社会形态都来的直接,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追求与其他社会的追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理性”的组成部分,更是从根本上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人的非理性欲望的克制或者是对“理性”的重新梳理,等同于通过持续的、合理的商业活动来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生的经济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可进一步定义为:以合理性的、严密计算的方法为手段的“理性化”体系,并通过内外两方面获取利润,即内在地诉诸理性和可计算性、外在地依赖交换和和平的获利机会,最终谋取预期经济利润的行为。

资本主义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精于计算(一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更是依靠新教伦理所教导的勤勉和禁欲精神将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本性合理化、合法化了。与此同时,资本家把资本投入生产、流通、最终获取预期利润的整个过程,都理所应当地建构了经济合理性这一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于是,资本主义突出的特征就成为:它因建立在精确计算基础上得以理性化,以远见和谨慎寻求经济的成功,这与传统主义的农民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中世纪行会工匠的生活、与旨在利用政治机会获非理性投资的冒险资本家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可见,经济理性化主要体现在理性的经济行动以及理性的货币和资本计算上。

生产过程的可计算性还要求一批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的存在以及企业主对这些劳动力的高度的支配力。在韦伯看来,具有高度可计算的经济行动只能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只有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才产生了形式上自由但经济上受制约,因而处于经济压迫而不得不出售劳动的劳动力,“当工人因为工资而被雇佣,对工业的利润和效率来说较之传统的奴隶制无疑有下列好处:资本承受的风险和对成本投入的要求更小;繁衍后代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完全由工人自己承担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独立寻找工作;劳动者出于对被解雇的恐惧而不得不拼命工作,保证了生产的最大限度,使得企业主能够根据能力和工作意愿自由选择劳动力。”[9]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的有效支配恰恰是依赖于可计算性,正是这一方式将资本主义、形式法和官僚制管理连接为一个整体,于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作出正确计算的可能性,越是资本集中型的工业资本主义,越是这样。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理性化表现,韦伯曾有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10]“和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理性的”。在合理追求资本主义利润时,相应的经济行为应按照资本核算进行调节。“(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联系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11]言外之意,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理性化程度就越高。

(三)资本理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控制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资本理性化的历史。韦伯“理性铁笼”的命题正是对西方现代社会问题诊断后的一个重要隐喻。自笛卡尔为现代哲学所奠定的“纯洁的开端”的理性开始,现代文明建立。在理性的全方位觀照下,人们完成了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最终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恩格斯曾指出,在现代世界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生存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2]

然而,理性及其所构建的秩序先天不足,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就成为对人的非理性欲望的一种“理性”梳理,即以合理性的、严密计算的方法为手段的“理性化”为主导,通过持续、合理的商业活动产生利润并重复的过程。其主体经济人则是在具有完全认知理性的前提下,通过获得完全信息、具有敏锐眼光和深思熟虑的选择进行正确判断,最终完成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利润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之相应资本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存在。

近代以来,西方以资本理性的心态冲破了传统主义的桎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现代人在对资本理性的崇拜和实践中享受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胜利果实,但时日不长却发现环境资源和原料的惊人消耗,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完全割断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悄然而至。而这正是源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特质:“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的,而且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因此它追求的是获利性。”[13]

二、资本理性造成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及其制度获取财富的冲动是通过新教伦理压抑或限制非理性的精神长期塑造并在社会群体中定型而成的。新教伦理这种长远的理性精神,确实适合资本家阶级在开拓疆域之初对自身进行激励,这也是当时资本家还未处于统治阶级的地位所决定的。为了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与他们必须具有新教伦理所宣传的工具理性这种精神,这也是他们获得统治地位的手段。

(一)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

新教伦理是一种强调入世的伦理,同时还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在经营活动中极大释放人们获取财富本能的同时,也在以其教义抑制人们对财富的非理性支配。新教伦理以合法的形式很好地塑造了人们对财富获取的心理认同,同时还从伦理上规约着对财富的非理性消费,这双重因素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机器制度发展的内生动力。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内在动力辅之以社会的全面理性化的外在条件,资本主义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着它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14]

但是,韦伯却犀利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全面的理性化对人类生存存在极大的负面作用,因为自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形成,树立起在尘世的理想,并进而塑造为尘世的精神那一刻起,物质产品对于人类的意义就不止于物质层面的控制了,而是以不断增长的形式获得了全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性已经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非理性,成为使社会和人性异化的最主要力量。而这也正是人的内在冲动力被过分理性化的负面效应。

清教徒推重固定职业的制欲意义,给予“专家”一种伦理上的鼓励,同样地,视“营利”为上帝之安排的思想,也给予近代新兴的“事业家”一种伦理上的荣耀。清教徒厌恶封建诸侯的奢侈放纵和暴发户的浮华虚饰,却对有节制而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加以祝福。他们认为上帝在今世即会在物质上赐福其子民,因此,确信自己的成功乃是上帝恩宠的反映,这种为了身为选民而感谢上帝的念头,在韦伯眼中,“渗透了清教徒中产阶级的生活氛围,并且促使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代表者们展开那种特殊的整齐、严正且坚强的性格。”

由于这种教义的导引,传统社会中不合现代生活的习俗和规定逐渐废除,代之以形式上严谨的合法精神,经济上的特权和投机作风,也为一种“合理的中产阶级经营及合理的劳动组织”所取代,奠下了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基础。

哪里有用企业方法供应人类群体需求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存在,而不管需求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主义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制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15]有学者指出,“这种靠勤勉、刻苦(禁欲),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合乎理性),把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然后在近代欧洲蔓延开来,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目的合理性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16]

(二)理性經济人导致的外部不经济问题

庇古指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导致了“外部不经济”现象——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自然造成的不合理的、有危害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只考虑经济活动内部的合理性,只考虑利润最大化问题,而不会自觉考虑到生态环境等外部情况,造成“外部不经济”资本家并没有为遭到迫坏的生态环境负责任,更没有为了修复“外部不经济”问题而主动“买单”。

于是在外部不经济的社会价值观下,生态的急剧恶化便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固有特性。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从哈丁“公有地悲剧”——资本理性导致的生态悲剧开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异化自然”现象进行过严厉批判,并指明“异化劳动”与“异化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内部运转上是“经济的”“合理的”,符合资本理性的要求,但在其外部运转上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到的“异化自然”问题,换成西方经济学来说就是庇古提到的“外部不经济”问题。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异化自然”的学说和观点,要比庇古1920年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概念早许多年。这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危害有着深刻的洞察。1920年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他在分析“经济人”概念时,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必然导致“外部不经济”现象。所谓“外部不经济”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自然造成的不合理的、有危害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只考虑经济活动内部的合理性,只考虑利润最大化问题,而不会自觉考虑到生态环境等外部情况,造成“外部不经济”资本家并没有为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负责任,更没有为了修复“外部不经济”问题而主动“买单”。[17]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外部不经济”它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们健康的受损。例如,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生产的负外部性。再例如,位于河流上游的化工厂,在处理工厂的排泄物时,肯定会考虑污染物处理的费用问题。从企业经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当然以免费的方式在外部随意处理排泄物是最合理的、也是最轻松的,但这种“外部不经济”的做法肯定会对下游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三)资本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在资本理性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成为物质主义发展模式,它使得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成为一种“物本”经济或“物质化”经济。其整个经济活动以无节制的物质资源开发、物质产品生产为载体,以越来越多的物质占有为目的。“伴随着奢靡生活而来的一切物品的急剧增加和利用剩余收入来增加生产工具的源源不断的投资——从开采更多的矿山和建立新的工厂到轮船的增加,铁路的添筑、机器的增长和市场的不断开辟”,其“物质化”特征显而易见。

这种“物质化”经济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但也是给人类带来生态灾难的主要因素,它使“原始森林夷为平地;天然草原剥得精光;处女地的土壤变的贫瘠;煤和金属、石油和天然气——所有蕴藏的动力资源——都被浪费和耗尽,其后本身也遭到破坏。”[18]从长远看,这种“物质化”经济破坏了人类物质生产的良性发展,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难以持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由衷地感概道:資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形式,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只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9]在这之后的100年,生产又以加速度向前飞驰,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问题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欲望的满足,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来越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价值理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放弃了物质主义价值观,转而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呼吁人类必须学会合理使用物质资源,必须改变以无节制地物质消耗和物质占有为唯一基础的“物质化”经济发展模式。出于对生活质量、人的健康、生态环境和物质生产良性发展的关注,后物质主义强调在坚持良性物质生产的同时。应大力发展“非物质化”经济。在后物质主义的理念、舆论的深刻影响下,一种体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发展生态现代化、引领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非物质化”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非物质化”趋势的出现显示了后物质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重要影响。

三、资本理性导致的现代社会问题

资本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方位主导使得其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对此,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提出,生态危机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反过来,异化消费又增加了人们资本主义合法化的认同。而理性的技术统治也已不可遏制的速度征服了人们,出现了对技术万能的崇拜。

(一)异化消费的假象

所谓“异化消费”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需要歪曲的本质,在资本和广告的操纵下,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它表现为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其结果是不但破坏了外在自然,而且也破坏了人的内在自然,造成这种需求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程度的局面,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手段。马克思对消费领域并不太重视,因为他并不认为对嗜好的操纵会维持和提高利润率,并进而发展为实施社会控制一个手段。但异化消费确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为人们单调、乏味,且被异化的劳动进行实物补偿和心理满足。于是,消费过后的物质享受和自我满足早已掩盖了其异化本质,也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的程度。

阿格尔对异化消费和异化劳动的分析虽然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特征,但不免偏颇。他认为,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又和异化消费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异化消费反过来又支持着异化劳动,能掩盖、消解异化劳动的本质,一方面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良好运行,另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和资本利润得实现成为可能,为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发展提供体制保证。如此循环往复。但是,阿格尔据此就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缺乏历史的、唯物论的分析。原因如下:他片面地夸大了“异化消费”的决定作用,将资本主义所有问题的症结归于“异化消费”,并认为解决“异化消费”问题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其次他对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仅仅归因于劳动过程的集中化和官僚化,这两方面的错误,使他不可能真正找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制才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真正根源。

(二)对技术万能的崇拜

理性化的技术统治使得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假象: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被管理得像机器那样有条不紊地运转,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各种效率普遍提高,物质财富快速增多,这在形式上是合理性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秩序与机械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相结合,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直接决定着当今与经济谋利相关的人,而且决定着一切生长在这个结构中的人的生活。”[20]这些假象更进一步形成了人们的拜金主义观念和对技术万能的崇拜,以至于构成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它不仅降低了人们的文化水准,也在现实上将理性退变为实质上的非理性了。

在资本家“生态资本主义”的所有辩护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这种观点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所在,甚至资本的扩张也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同时,资本家也看到,现代科学技术有“绿化”的趋势,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生态环境危机,使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

其实,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言,科学技术首先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是资本博弈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集团对技术的选择出于对统治的考虑和对经济的衡量,科学技术摇身一变成为实现资本逻辑的新工具和新伙伴,绿色技术则成为资本家赚钱的新招牌。而科学家也坚持他们会发明某种新的技术来解决当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当下许多环境污染问题恰恰是以前的技术发明造成的,“技术的报复”无处不在。例如,发明塑料后导致的“白色污染”;大剂量的DDT农药造成的“超级害虫”;效果显著的抗生素疗法增大了致病力更强的细菌的传播等。事实上,人们如不时刻警惕,这些尖锐的问题就会卷土重来。于是,人们将环境问题的解决聚焦于新技术,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技术的崇拜和扩张,最终形成唯技术论的悖论怪圈。而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仅仅靠技术进步来拯救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不仅是徒劳的,更成为资本家们解决环境问题的“乌托邦”幻想。

众所周知,科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潜在危害或“风险”是相伴科技而产生的,但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风险”本身不是危险,而是一种可能的亏损,或损害的起点。技术全球化的今天也是风险全球化的今天,由科学技术负面效益所产生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对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理论批判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同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理论支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和物化理论展开批判,而西方马克思学派代表人物卢卡奇则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更深的探究。而在众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做出了最本质的批判,对其主要弊病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一)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深层矛盾对资本理性的历史批判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深入解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弊病,更成为当代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批判理论也是伴随世界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批判理论是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的异化理论延伸。”[21]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批判是其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目的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多种可能。”[2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环境灾难:“污染了纯净的水、空气和土地。谈到要城乡融合,要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肆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问题而言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整个社会也陷入生态危机。”[21]

马克思认为,“资本理性是肮脏的、可恶的。它血腥腥的贪婪性是与生俱来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职,只要有利润可赚,资本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待农业,资本理性也是如此。所以,资本理性和农业生态理性是矛盾的。”[22]马克思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23]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与农业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且不易解决,因为在资本理性的利益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绝不会改变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更不会放弃追逐眼前的货币利益,但农业生产与此相反,它是以可持续性为其首要特点的,它的目标可以说是为人类的繁衍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总之,从本质上说,资本主義的生产目的与生态理性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二)高兹以“经济理性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

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经济理性的全面布控下,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深陷唯利润主义的泥沼。这一结果的始作俑者正是经济理性的泛滥,因此,对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作的哲学考察就成为很多生态学家的首要任务。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指出,“由于人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过分彰显了经济理性,忽视生态理性。二者恰恰是现代化中的“软肋”,是合理化中的伪合理化和非理性的表现。”[24]的确,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问题并不是由现代化本身造成的,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单向度地崇尚经济理性而造成的一种非理性的危机,抑或是缺乏生态理性观念的深层危机。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多次提到“经济理性”或者“经济合理性”这个概念,并强调“经济理性的产生是与计算机化和高度机械化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特征是用度量衡的尺度来计算和核算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对由于劳动手段改进后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也要加以经济上的利用,以便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获取更大的价值。”[25]他进一步指出:“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为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计算与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考虑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考虑人们与劳动产品之间感情和美的关系。……人们的活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不顾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26]因此,我们进一步明白了,“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的理性符号,是单向度的理性,仅仅考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盈亏计算,而根本不考虑经济活动主体——人的感受与心情。所以,“经济理性”是缺乏人文关怀维度的一种理性。

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与资本逻辑追逐利润的贪婪本质总会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势必会造成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不可回避的生态问题。而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寻求解决方案也成了一道无解之题。换言之,经济理性必须让位于生态理性,美国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乔尔·科沃尔就曾直言:“不废除资本主义,就不能废除经济理性,也就不会真正解决生态危机,资本逻辑的混乱与逐利性使得其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27]

五、生态理性对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审视

从资本理性的视角考虑问题,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既是合理的,也是无止境的。为此,资本家采用“重新占有的生产方式”把自然资源吃光榨尽,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理性自认为合理的追求结果却导致了事与愿违的非合理的恶果,哈丁的“公有地悲剧”就是资本理性导致的生态悲剧。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似乎已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的代名词。日本学者岩左茂就提出,“在资本理性浸润的社会,资本所关心的是在大量生产有利润的产品的方向上让生产力得以发展,对于环境的考虑必然是第二位的。如产业公害所表明的那样,资本的逻辑是为获得利润而不惜破坏环境。”[28]而这也正应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先天具有利润至上和无限扩张的资本理性,而资本对于财富的增加先天就不具有抵抗能力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存在的价值单纯地成为增殖。在资本理性强势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理性往往被遮蔽、被边缘化了。与之相对,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理性,正如高兹提出生态理性必要性时所主张的那样:相较于经济学而言,生态学拥有不同的理性——生态理性,并且它能让人们意识到经济活动的有限性和依赖性。可以说,建立在对经济理性和技术批判基础上的生态理性,是克服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和技术法西斯的强大理论武器,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理性。

概言之,生态理性主张人的理性与环境要求相匹配,即当人们面对复杂的自然环境时能够从生态或环境的角度看待、处理问题,这种理性观念使生态理性具有实践的内涵,由此也具备了生态伦理学的整体论意蕴,本质上是一种对环境友好的哲学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解构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一种理论自觉。

如前所述,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是为现代性中的对立存在。有学者指出,经济理性是“控制的现代性”的代言人,而生态理性则是另外一种现代性——“它既在场又不在场,这个现实与另一世界拥有双重面貌,它在直接的时间空间中、在真实中可以表现为一物,但也可以是与真实不一样的东西,在远距离时空中的历险、开发与启程。”[29]生态理性将理性自身的合理性揭示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在者”和“此在”的一致,生态理性具有了生存论意蕴。[30]如果说经济理性是“失败的存在者”,即以僭越理性来完成非理性的各种愿望,以唯我独尊的态度将生存的意义打包成追逐利益的行囊。从而使理性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变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其结果不仅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质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演变为纯粹的工具化。由此可见,经济理性驱使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为了完成交换,对环境的危害早已抛在脑后。

而生态理性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和伦理审视。一开始就是以勇士形象而出场的。它是面向人的可持续生存的理性,拒斥将人的存在视为与“他者”无关的单向度的“此在”。笔者认为,在有限性与无限性能否统一的问题上,生态理性不仅规避了经济理性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的巨大裂痕,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尺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向。生态理性可谓是解构资本主义外部性问题的一种理论自觉。

综上所述,“生态理性始终面向人的生存完整性和全面性——经济的人、政治的人、文化的人;个体的人、市民社会的人、政治国家的人;总是在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真实生存状态当中彰显为人的目的。因此,生态理性就不仅仅是与经济理性相对应的‘生态’的理性,更中包含政治理性、經济理性、文化理性等合理性在内的人的生存理性。即破除了经济理性一统长存的魔咒,把人的存在、人存在的价值与社会整体有机结合,是实现‘存在’存在性的一步善举,把人从存在者的魔咒中拉回应然的人的存在合理性中,体现的正是生存论之‘存在’的核心。”[30]

这样,生态理性就以一种近乎本体论的方式解构了资本主义外部性的问题,不仅因为它对经济理性的理性拒斥,更在于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关照。因此,生态理性所具有的双重维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现实关照和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这是生态理性为人类改造自然提供的新的伦理规约,更是基于自然环境承载力的理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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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所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马君,哲学博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伦理、口述史。]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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