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文

摘 要：文章以山西省部分脱贫县为例，研究产业帮扶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辅助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目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着市场风险、气候风险、技术风险等多种风险;市场是产业帮扶的外部环境和重要关口，政府作为帮扶责任主体要强化和坚持，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要更多地利用市场调节;脱贫对象只有增强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彻底摆脱贫困;产业帮扶要重视发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和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文章进一步提出产业帮扶的对策建议，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产业发展 精准帮扶 影响因素 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2）01-010-03

一、引言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已引起广泛关注。党中央提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加强资金资产项目管理，兜住民生底线。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山西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1]，现行标准下全省329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一些地区虽然已经脱贫，但发展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还不强，仍处于社会发展的“锅底”，在面临多重致贫风险的情况下，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很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在农业、关键在产业。全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准确把握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开展了产业帮扶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困境和制约。

自产业扶贫提出以来，学者们对产业扶贫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李志萌、张宜红（2016）研究发现，分散经营、产业链短、政府融资模式单一是影响产业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2]。尹利民、赵珂（2017）认为，产业扶贫效果受到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3]。陈希勇（2016）对四川平武县调查发现，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不準与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不准是影响产业扶贫效果的主要因素[4]。王卓、胡梦珠（2019）对川滇彝族贫困地区调研发现，资源禀赋、贫困人口素质、技能培训明显影响产业扶贫实施成效[5]。已有研究对产业帮扶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鲜有对山西省的相关研究。鉴于此，本研究运用访谈法、问卷法等方法，对山西省广灵县、交口县、临县、万荣县等脱贫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获取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产业帮扶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相应的对策，以期对产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启示。

二、产业帮扶主要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一）内在因素调查分析

1.产业发展因素。产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也是帮扶的基本依托。从我国帮扶工作几十年的实践来看，没有产业带动，就难以彻底脱贫;缺乏产业支撑，更难以持续脱贫。推进脱贫区产业发展壮大，能稳定地增加脱贫户经营收入和提供就业岗位。目前，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存在着市场风险、气候风险、技术风险等多种风险。如，临县是全省红枣最大生产县，受到新疆红枣的市场冲击，连年滞销，挫伤了枣农的积极性;果树晚霜冻害频发，且危害程度明显增强，2012年、2018年全省梨果几乎全部绝收，2020年隰县优势产业玉露香梨几近绝产，果农损失惨重;科技支撑不足，一些地方食用菌产业发展初期，引进的菌种水土不服，大范围出现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产业帮扶。

2.地方政府因素。产业帮扶既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项民生工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政府是消除贫困的主体[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实践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是中国扶贫的最大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7]。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8]，政府作为帮扶责任主体只能强化和坚持，不能动摇或放弃，但在操作层面要更多地利用市场调节。调研发现，产业帮扶中有的地方政府主导性过强，加大补贴力度，刺激产业快速发展;有的地方政府比较注重短期效果，如鼓励发展食用菌帮扶产业，每个菌棒补贴2元以上，一旦失去政府投入，产业便难以持续;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家庭作坊等各自为阵，自制菌棒，质量难以保证。帮扶开发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经营主体因素。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是产业帮扶的生力军。脱贫人口弱势地位明显，无法应对市场的变化和波动，必须由第三方来带动;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最前沿摸爬滚打，能力要强，政府通过支持他们来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带动脱贫户增收致富。同时，企业本身是经济组织，其本质需要获取利润。近年来，一些企业帮扶任务重，生存发展遇到困难。如，有的企业采用“公司+贫困户”模式，每年为贫困户支付大量的劳务费用，企业基本没有利润;有的企业由于建设帮扶产业园，固定资产投资大，出现了贷款困难、流动资金短缺，生产运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何兼顾企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责任，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4.脱贫对象因素。脱贫人口是产业帮扶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主体。脱贫人口要想彻底摆脱贫困，仅靠政府、社会等“外围”力量是不行的，必须靠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调研发现，产业帮扶中一些脱贫群众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理想。企业反馈，有的脱贫群众干活出勤不出力、不按标准操作、难以管理等。有的脱贫户思想保守，怕担风险。对收回的调查问卷和访谈结果进行梳理，70%以上的脱贫人口首选打工，不愿尝试小额贷款，不敢承包菇棚。如何有效激发脱贫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是产业帮扶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辅助因素分析

1.市场供求因素。我国的产业帮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市场是产业帮扶的外部环境和重要关口。帮扶产业的布局由市场配置，产业规模由市场决定，产品流通以市场为准，帮扶产业必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山西一般脱贫村的产业以农业种养业为主，产业低端且单一，同质化严重，产品市场集中度低，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同类产品巨大的竞争压力，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企业市场定位相似，营销方式雷同，新产品创新开发乏力，品牌价值和市场占有率较低，形成产能过剩的低层次市场结构。近年来，全省的帮扶核桃、晋南的帮扶果品都遭遇了销售危机。2019年万荣县鲜桃地头价1元/千克，交口县青皮核桃0.8元/千克，低于成本价，农民增产不增收。

2.基础设施因素。农业基础设施是产业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9]。山西脱贫县多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不便，灌溉条件差，机械化水平低。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灾能力弱，加之采煤漏水、地质灾害等影响，水浇地只占25%，水资源量少而且分布不均，极大地制约了农业产业的发展。

3.科学技术因素。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世界农业的发展证明，农业科学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10]。本研究重点调研的食用菌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过程中菌种繁育、菌棒制作、出菇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调研发现，万荣县食用菌产业帮扶工作中严把技术关，菌棒由企业统一生产提供，采菇前集中技术培训，采菇期技术人员每天实地指导，这正是万荣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有的县科技水平落后，支撑不足，食用菌产业发展前期，农户在没有完全掌握管理技术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后来被市场淘汰。

三、推动产业帮扶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帮扶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1.提高帮扶产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适应市场需求，减少和避免盲目生产。充分运用信息条件，搞好市场调查、前景预测，推动种养加结合和产业链再造，发展独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找准帮扶产业的市场定位，从而确定其发展方向、重点和规模，增强帮扶产业对脱贫地区发展带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2.提升帮扶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产品赢得市场。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实施标准化、品牌化战略，推进各地“品种品质品牌”提升行动，加快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转型升级，增强帮扶产业的竞争力和带动力。突出龙头带动，推进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储藏运输、加工，推动当地产业多层次发展。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加工能力，加强农产品流通与城市市场的对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二）推进产业发展与精准帮扶深度融合

1.创新优化产业帮扶模式。深化“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各界参与”合力帮扶的实践，促进产业发展与精准帮扶深度融合。重点探索“政府+基地（园区）、企业、合作社、脱贫户、金融、保险”的“1+6”产业链式帮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府引导、基地载体、企业带动、合作社纽带、金融支持、保险兜底、农户受益”，七位一体，有机联合，共同发力。

2.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共享机制。将脱贫户与帮扶主体精准捆绑，摸清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和诚信情况，以协议、合同等方式明确帮扶的“责、权、利”，并加强监管。完善扶持创业、劳务就业、资产收益、股份合作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脱贫户的利益分享机制，让脱贫人口能从产业发展中获得应有的收益，让帮扶企业拥有相对于社会其他企业的优势。

（三）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的关系

1.擺正政府在产业帮扶中的位置。在推进产业帮扶工作中，地方政府应向引导者和协调者转型，做好服务。一是政策安排。好的公共政策是政府理应为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在产业帮扶中，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上级政策的同时，要设计出台当地适宜的政策、办法、细则。如出台帮扶资金入股分红办法，推行价格保险，设立产业风险基金，落实为脱贫户提供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政策等，让脱贫户降低风险、更好分享产业发展成果。需要强调的是扶持政策必须把握好“度”，既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不产生依赖性。二是发布信息。发现并向外界推介本地的资源、产品，让市场知晓，改变脱贫地区因信息闭塞而丰富的资源无法为社会所利用的现状;对外宣传产业帮扶的相关扶持政策，以便获得市场、社会和帮扶对象的充分参与。三是提供服务。着力改善帮扶产业发展的相关配套条件。破除阻碍帮扶产业发展的交通不便等难题。完善脱贫家庭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统筹各类培训资源，提高产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调控衔接。制定脱贫地区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组织动员各部门各行业支持产业帮扶，引导和培育市场主体参与到产业帮扶过程中。

2.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产业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帮扶，也要避免因政府的过度干预，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自主发展，需把握好政府帮扶的“度”。一方面，坚持市场导向，遵循市场和经济发展规律，合理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和规模，以市场拉动帮扶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注重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应强化政府的引导服务功能，弱化行政干预职能，杜绝政府直接运营项目，积极培育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力推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相结合。

（四）兼顾新型经营主体的经济属性与社会责任

1.扶持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扩大扶贫产业规模和提升扶贫产业层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品牌价值，最大限度地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着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建立健全各级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采用直接补贴、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方式，增强补贴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帮扶贴息贷款、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帮助经营主体解决融资难问题。政府出资或加大补贴力度帮助企业建设基础设施，避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大而资金链接不上影响帮扶。

2.鼓励和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参与产业帮扶。引导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树立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与帮扶地区生产经营主体精准对接，建立稳定产销对接关系，贯通产加销各环节。落实好对帮扶龙头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构建多层次的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明确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充分用好农业保险，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帮扶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兜底保障。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工作，把产业帮扶成效作为相关财政支农资金和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为帮扶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五）激发脱贫人口持续增收的动力

1.扶心扶志，激发脱贫群众增收致富的自主性。摘帽后，脱贫户内生动力极大提升，但由于脱贫攻坚时期对贫困户的“救济式”帮扶和“输血式”帮扶及贫困文化的影响，有些群众形成了“等靠要”思想。要引导脱贫群众克服消极思想和福利依赖等惰性心理，走出心理上、精神上的“贫困”，扶观念、扶思想、扶信心，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念，树立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他们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建立奖勤罚懒评价机制，破除“帮扶依赖症”，不搞平均主义，而是“多劳多助”，让自主、自觉依靠勤劳的双手来改变贫困面貌的群众得到实惠，激发产业帮扶的活力。大力宣传脱贫致富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学有榜样，自觉承担起增收致富主心骨的责任。

2.扶知扶智，提高脱贫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动性。“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坚持把技能就业作为脱贫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撑，实施培训就业扶贫。以技术培训扶知为抓手，针对性地开展脱贫户“两后生”等职业教育培训，让脱贫群众掌握致富之“术”，提升就业技能与增收能力。继续实施高校生“三支一扶”计划，增强帮扶农户科学常识和理性认识，帮助农户提升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灵活度、适应性和竞争力，突破“贫困陷阱”、打破群体扩散效应。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指导、外地参观等形式，实施建档立卡、精准培训、考核评价、发放证书、安置就业“一条龙”推进，确保农户稳定就业增收。

[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项目（2017041024-06）]

参考文献：

[1] 刘志杰.山西省“攻坚深度贫困”高峰论坛主旨演讲，2017-10-17.http：//fpb.shanxi.gov.cn/sx/details/49408.

[2] 李志萌，张宜红.革命老区产业扶贫模式、存在问题及破解路径——以赣南老区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6（7）：61-67.

[3] 尹利民，赵珂.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2）：62-68.

[4] 陈希勇.山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来自四川省平武县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6（5）：87-90.

[5] 王卓，胡梦珠.民族地区产业扶贫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一以川滇彝区为例[J].经济体制改革，2019（3）：70-77.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年）[R].2015.

[7] 文建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6，36（1）：26-31.

[8] 宫留记.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6（5）：154-162.

[9] 朱国忱.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分析[J].农业与技术，2006，26（3）：168-170.

[10] 李秀芬.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双重影响[J].宁夏农林科技，2011，52（11）：84-85，110.

（作者单位：北京知為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9）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