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面对新事物，有的老干部已经跟不上形势，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有的因接触实际少了而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培养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很需要把一批思路跟得上形势、符合未来期望的人提上来使用和观察。

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这首诗传达了毛泽东的心声。察识和选用“新人”，是晚年毛泽东心中的一件大事。在他看来，面对新事物，有的老干部已经跟不上形势，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有的因接触实际少了而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革命家大多已步入花甲之年。培养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很需要把一批思路跟得上形势、符合未来期望的人提上来使用和观察。

毛泽东当时比较注意从三类人中发现和培养“新人”：一是工人、农民中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劳动模范和下乡知识青年;二是理论秀才;三是青年学生。

毛泽东希望满怀激情和憧憬的年轻人向现实冲一冲，也设想从中发现和锻炼一些可托付未来的人。他在1966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得很明确：“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同年8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时，提出将文稿中“一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情感倾向很明显。可以说，大致在1966年底前，毛泽东对“新人”多以好话期许。

“靠这些‘新人’掌权，行吗？”

早期红卫兵组织成员，有的基于青春叛逆的冲动，有的怀有改变现状的责任，有的为释放积郁已久的不满，有的则缘于从小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是情况各异。其中有一部分得风气之先的干部子弟和头脑冷静、站位较高的人，发现造反的势头偏离了原本的理解，因冲击到了自己的家庭或自小崇拜的父辈英雄，他们或主动急流勇退，或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有的甚至站在激进分子的对立面。

奋勇直前的激进分子很快推着局面朝着毛泽东担心的方向发展，他们多多少少在想象中把自己定位成了打碎旧世界的革命家角色，大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大行过激之举，把局势弄得越来越乱。

各色造反“新人”们的举动触及毛泽东的底线，给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疑问：“靠这些‘新人’掌权，行吗？”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和原有领导干部“三结合”的班子。谁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呢？1967年6月25日，周恩来明确转达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但是，还没有等到“三结合”普遍推行，各派群众组织就大闹起来，造反“新人”各拉山头，相互攻击，把“文斗”变成“武斗”，大打出手。

大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了由“乱”到“治”的思考，进而对所谓“新人”的所作所为开始失望了。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当面告诫：“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现在是轮到你们这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次会见表明，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通过一场运动从红卫兵“新人”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想法。

对新进中央委员会中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代表，毛泽东也一再说：“新选进的一些基层同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他们还年轻，还要锻炼。”

从希望到失望

这是不是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培养和发现一些“新人”就全无成果呢？也不是。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确实有新面孔，特别是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既是工农代表，又很年轻。毛泽东把他提上来，自然视之为锻炼、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成果。

1968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单独和王洪文谈话，问起王洪文的经历，知道他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当过兵，转业后又当工人。他不同于理论秀才和青年学生，看起来懂得实际且有丰富的经历，自然引发毛泽东的格外关注。

1968年10月31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让列席会议的王洪文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说“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1969年，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在九大大会上发言;1972年9月，调王洪文进京，以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中央的一些工作，这些举措为王洪文的上升做足了铺垫。在酝酿重大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正式提议王洪文做党的副主席。

毛泽东当然明白中央领导层对王洪文的跃升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提拔，反映了在培养“新人”一事上的急切之心。但毛泽东也不是要一锤定音，培养如此高层面的接班人不得不谨慎，让其靠得近一点儿，事实上也是便于磨砺和观察。

毕竟参加领导这么大的一个政党，所要求的能力、经验，特别是思想水平和人格品德极高，不能从昙花一现的造反夺权经历中看出，也无法从其工农兵经历中得到真实答案。

事实上，在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前，毛泽东就担心王洪文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王洪文到中央后，毛澤东刻意安排他随同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为他积累政治经验，提供向老干部学习的机会。在召开十大期间，毛泽东还让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该传讲述了西汉末年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靠抽签当上了这支起义军的首领，但他依然像放牛娃那样玩耍，终不成器，很快倒台。挑出这样的传记让王洪文阅读，既有告诫又有隐忧。

可王洪文偏偏没太在意，不思进取，还跑到长沙向毛泽东告老一辈革命家的状。毛泽东当面告诫他，“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搞宗派要摔跤的”，还让王洪文在长沙写书面检讨。可以说，大致以王洪文1974年12月长沙之行为标志，毛泽东对他基本上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