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晨亮

2014年前后，曾数次在青年作家的活动上遇到林森，其中一场便是在他的根据地海南举办，那也是我首度体验热带岛屿初冬的暖阳与海风，还尝到林森在微信朋友圈反复提及的冰椰子，逛了小镇上售卖砗磲贝工艺品的商铺——据说不久之后，当地便颁布针对砗磲开采销售的禁令，由此掀起的波澜也成为他的小说《海里岸上》里一条重要线索。那场由《天涯》杂志主办的论坛上，80后作家与70后、60后的“代际差异”成为话题焦点，我赞同其中一种声音：少数率先出场者不能代表整体，未来会涌现更多扎实之作，不断打破成见、更新人们对于这一代作家的认识。数年后的今天，当85后、90后乃至00后，一波波后浪相继登场，林森他们这批生于80年代初、接近不惑之年的作家，也陆续推出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那么我们是否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可以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坐标系里辨认出“这一个”，探究其调试个人风格、确立主体性的轨迹？

关于个体创作与文学代际的关系，林森有一番自己的见解。他坦言，写作之初，特别是由诗歌进入小说那个阶段，并不认同正在流行的青春写作，刻意采取了疏离甚至反拨的姿态，想书写另一种尚被遮蔽在暗影中的80后，发出“不那么时尚、甜腻、闪亮的声音”。从2008年起发表的《小镇》及后续中短篇，到2015、2016年出版的两部长篇《暖若春风》《关关雎鸠》，他以故乡海南为画布，以小镇经验为颜料，初步绘出自己的写作版图。出生、成长的时空背景也给他提供了某种小说的方法论，“乡土”或“怀旧”之类过度简化的标签，并不能充分描述“小镇之心”对于林森的意义。

《关关雎鸠》是他前期具有总结性的作品，也为不少作家、评论家所激赏。小说中不少核心情节显然来自成长期的经历和见闻：“疯狂涌来的新事物，不仅改变著城市，偏远的角落也不能幸免，我所上学的小镇，黄色镭射影院遍地开花、赌场横行、白粉猖狂，身边那些和我一般年纪的少年，逞强斗狠就不说了，有很多人还成为白粉的牺牲品……”但叙事的重心更多落在老潘与黑手义这两位祖父辈的主人公身上，林森在创作自述中把他们比作武侠小说里的老掌门——“当我试图表现一个小镇三十年的变化时，以少年人来当主角，是压不住阵脚的”，只有写饱经沧桑的“老骨头”在前所未有之“江湖危机”面前，想力挽狂澜，却无力回天，才能产生某种张力或者说“衰败的诗意”。

我想可以把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础色调形容为“小镇的忧郁”。“忧郁”也是林森钟爱的一个词，他第一本诗集便题为《海岛的忧郁》，还有一篇小说创作谈叫《讲述者的忧郁》。不过这里想从另外一条脉络解读忧郁的意义。弗洛伊德曾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区分作为正常情绪的哀悼与被视为病症的忧郁：二者都源自所爱之人或重要对象的丧失，但哀悼有明确对象，也可随时间推移逐渐平复，而陷入忧郁之泥沼的人们，搞不清自己丧失了什么、究竟何时何地失去，无法理解也无力排解那吞噬一切的痛苦。《关关雎鸠》里的两位主角便是心事重重、魂不守舍的忧郁者：黑手义因前妻后代没能认祖归宗导致的连番纠缠，心力交瘁;老潘“动不动就心口抽紧眼皮乱跳”，耳边常响起闹心的“呜呜”声，眼前晃动若有若无的幽影，他总是“要记起什么事，却又说不上”。唯有小说开头，1994年瑞溪镇最后一次“军坡节”上，“装军”队伍整齐有力的脚步、饱含荣耀的深情，点燃了整个小镇的空气，老潘心头的迷雾也暂时被驱散。但以此为转折点，“安稳、静默、封闭、单调又杂乱无章的日子，随着装军的远去而频生变化”，两位老人也陷入更深的忧郁，他们分明预感到，被风刮进小镇的陌生事物正将昨日世界的地基抽掉，“一切都会崩塌，一切都在沦陷”，可是“没有办法阻止，也不晓得即将面临的灾事将会以何种方式出现”。

在晚近数十年不同领域学者持续的挖掘与重读中，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原作字里行间的缝隙被不断扩大，乃至翻转，忧郁不再被视为病态，也不等同于感伤怀旧，过去的“幽灵”徘徊不去，反而看作忧郁包含的一种潜能：保持敞开状态、主动与过去发生关系——“哀悼里面的过去是业已解决的、完成了的、死亡的;而在忧郁中，过去则是一直存活到现在的。”（伍德尧、大卫·卡赞坚《哀悼残存》）这样的说法也为理解林森创作脉络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小镇》系列与《关关雎鸠》中，他的同代人在喧嚣躁动中匆忙成长，古老的小镇则在时代飓风席卷下走向衰败，从两条主线的交叠部分，可以辨认出一个被重新叙述的“90年代”。在林森后来的小说里，瑞溪镇并未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一样从地图上被抹去，而是同尚未真正完结的“90年代”一样，萦绕不去，依旧以不同方式“活”在情节远景和人物前史之中，他的书写由此也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意义。近年有批评家将林森纳入“新南方写作”的谱系之中，相关解读无疑富有启发性，尤其是提示我们同为热带岛屿的海南与黄锦树等马华作家的“南方”之间寻找关联。不过在我看来，若改变一下视角，将林森立足海南的书写与远在东北的班宇等同代作家对读，或许也可找到呼应之处，他们都试图从自身经验中找到昨日世界残存于当下的影子或幽灵，不肯接受死亡、与过去告别，也不肯让精神的伤口愈合，使得小说中回响着某种“讲述者的忧郁”。

《关关雎鸠》一开头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军坡节”，是海南特有的民间节庆，为纪念女英雄冼夫人，要模仿古人集军、阅军、出军的场景列队游行，还有神灵附身的“公童”表演过火山、爬刀梯、铁杖穿腮。在林森迄今为止的创作中，古老仪式、神秘力量与当下时空的碰撞，被反复书写，几乎成为某种个人化的标识。掷杯、问卜、降童，禳灾、安魂、祭海充满仪式感的程序，对此类地方性知识与民间信仰仪轨的兴趣，也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不止一次提到，神明祖先曾是海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书写的并非演示民俗文化的标本或展现地域色彩的风景，而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常常关联着人物内心盘旋的风暴与社会历史演进的潜流。瑞溪镇因迷信被停办前的最后一次“军坡节”上，“起童”以失败告终，神迹从此再也没有降临。即便多年之后，当地曾试图重启这项节庆，但其背后神迹与人间、社群与个体、历史与当下相贯通的整体性秩序及其神秘的治愈力量，已彻底断裂、消散，如同小镇被历史飓风席卷的过程一样，不可逆转。在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岛》中，主人公老家的渔村有千年历史，它的未来却被“一张规划图抢走，这里将诞生一座梦幻之城”。定居于此的村民面临两难抉择，是用肉身抵抗挖掘机的前行，还是屈服于方方面面压力，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村中灵魂人物“我”的伯父，给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不合时节的锣声、鼓声深夜在村庙响起，召集村民共同见证一场伏波将军神像面前的掷杯仪式，他要请出神明替大家做出选择。将一切连根拔起的飓风，顺时间之流而下，一刻未曾消歇，已被抽去地基与内核、徒留空壳的古老仪式，再次举行，更像是一次无望的抵抗。

然而，飓风席卷后的人们并未停止祈求某种隐秘力量的庇护、开导与安抚，因为老潘的后代，曾经怀着侠客梦、幻想“背上竹剑去龙塘”的少年，寄居破败城中村、“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的青年，步入成人世界后，依然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幻象、气味与梦魇缠住。在中篇小说《海风今岁寒》中，昔日的“浪子”青衣如今生计无忧，却常常魂不守舍，因为他总是梦到当年打掉的婴孩在密林中哭喊，为此他和友人小猫专程前去寻求神秘烧陶人老林的救助，据说老林能为那些尚未出生便死去的孩子烧制陶器，举行某种仪式后，将陶器砸碎掩埋，可安抚不安的灵魂。在小猫眼中，那个身形矮小、衣装破旧、皱纹如刀刻、目光有杀气的匠人，身上笼罩着一种孤僻又神秘的气息，虽有足以换取声名财富的惊人手艺，却选择远离人群，独自住在破旧棚子里，就像古龙小说里自我放逐的浪子，“这不能不让我想到这个老林，也是一个满腹心事的失意者，不然他怎么会在荒草间，和泥巴玩了一辈子？”“军坡节”上几乎令人陷入癫狂的沸腾气息与老林孤独的身影，对比如此鲜明。当传承久远的整体性秩序崩塌之后，神迹不再降临于众人聚集之处，如何唤醒生命内部混沌又奔突不止的隐秘能量，让蝼蚁般的凡人与浩大的天地有所交接呼应，成为孤独个体需要面对的问题。

《海风今岁寒》的结尾，小猫开始怀疑：也许老林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而小说《岛》之中独居荒岛四十多年的吴志山，却有真实存在的原型。林森在写作这部长篇之前，便见过本人，还曾登上现实中的火牌岛，看过岛上那破败的房屋。同是满腹心事、自我放逐之人，老林只是离群索居的孤僻，吴志山已接近极致的孤绝，与孤岛合二为一，成为“活在人间的死人”，一只孤魂野鬼。关于这个林森酝酿多年、希望写出的“最边缘也最中心、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性”的故事，他本人与诸多评论都有深入内里的阐释。而以我的理解，小说内部似乎包含了来自倾听故事者“我”与“守岛老人”吴志山两种略有差异的声音。具有“浪子”气质、渴望找到逃离出口的“我”，倾听吴志山講述的四十年孤岛生活，“像是一个大硬盘”贪婪地备份了一个超级大文件，要留待夜深人静之时滑动鼠标翻阅，在他眼中“寂静得只有一个人的岛，美得一切都很虚幻”。然而在吴志山那里，“孤独”并非一种可以复制的、平滑均质的数据，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具体实在的身体经验。我更感兴趣他讲述中与时光缓慢“摩擦”的部分，那是身体感官刻录下的晨昏交替、寒暑轮转，饥饿、焦渴与欣快，那也是胼手胝足的劳作，搭建屋舍、垒砌鱼塘，一次次损毁后的重建。如果借用小说中伯父那条线索的关键词来形容，吴志山并非是用语言，而是用身体来“创世”。

在《岛》临近结尾的段落，吴志山一遍遍潜入水中，寻找大海深处紧闭的生死之门，他想象推开此门，便可打开另一个世界。而林森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唯水年轻》里，那位水下摄影师潜入深海，发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通向的正是自己熟悉的岸上世界。《唯水年轻》与此前发表的《海里岸上》，不仅是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拓展了林森个人写作的版图，也以潜在方式回应了他之前的作品。与当代文学已有的海洋书写相比，这两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卸下了那些浪漫的想象与过载的象征。林森笔下的大海，令人恐惧又充满诱惑，广阔壮美又艳异迷人，狂暴危险又给人温暖，而这些复杂的感受都是借由感官体验与讨海人的现实生计加以呈现的。在林森那里，大海已不是遥望的风景，而是被赋予了血肉的“具身之海”，有了身体的大海，自然也会沾染人间烟火、喜怒哀乐，与岸边的生活世界彼此交织，同样经受着时光的磨损与重塑。在海里、岸上的对称关系里，曾困扰老潘、青衣、老林、吴志山等人的问题，也翻转出新的意义。

林森自称“无法北移的植物，只能被海岛的土壤所滋养，只能在海岛潮湿的空气里呼吸”，他的作品里当然有特定环境“土壤”与“空气”的烙印，而他同时兼具《天涯》杂志编辑的身份。这份以“天有际，思无涯”为宣传口号的杂志，数十年来深度介入时代风云的观察思考，将触角延伸至文学的周边领域，无疑也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林森担任主编后的种种策划，如“2010-2019：我和我的十年”“直播与数字生活”“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及“未世”科幻小辑、“岛屿写作”小辑，可以观察到对《天涯》传统的继承与延伸，作为文学编辑，他关于文学的理解从未局限于孤岛，而是朝向浩瀚之域。不过，所有抽象的理念最终仍要从空中落地。他在一次文学编辑奖的感言中特别提到，要“返回书桌前，返回跟一期刊物、一个专辑、一篇文章、一个段落、一行句子、一个词语、一个标点的共处、摩擦和较劲之中”，“这样的付出，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表达，或许也与他从新锐作家走向中年的“具身认知”，形成了一种对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