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晴 田静 苏新春

提 要 乡村振兴战略覆盖区域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目标维度更全，涉及地域、人群和问题更为多样，对语言种类、语言水平、语言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是人类社会传授知识、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不同语言可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不同领域和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语言作为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的功能，可以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外语和跨境语言教育、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提升乡村语言治理水平，拓宽语言服务范围，调查和开发乡村语言文化资源等方式，助力乡村实现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

关键词 语言;乡村振兴;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2）01-0025-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2

How Language Contribute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 Qing， Tian Jing and Su Xinchun

Abstract China has shifted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in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amework since 2021 in order to promot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reate more habitable rural environment and propel more prosperity for rural lives. Compare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tails a wider geographical area， a longer time span， and more comprehensive objectives. In terms of language， the diversified regions， people and issues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may generate more practical needs in language varieties， competencies and functions.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in human society， and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various aspects and leve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the goals of talent revit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implementing national language and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and cross-border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general sign language and Braille education， as well as reinforcing rural language governance， expanding language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rur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instrumentality of language can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 far as language-related schemes are planned scientifically and enforced steadily.

Keywords langu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knowledge carrier; information carrier; culture carrier

2020年，中國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阶段，语言曾以“推普脱贫”“语言扶贫”等形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振兴规划》）设定的远景规划，“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覆盖区域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目标维度更全，它不再只是从经济层面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是一次针对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承载着人类活动及思维的诸多信息，是人类社会传授知识、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阶段，语言依然能够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下面从语言作为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3种维度，来探讨语言将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一、语言作为知识载体助力乡村振兴

语言是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和知识获得能力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UNDP 199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中国乡村当前面临的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农民普遍较低的教育程度是阻碍减贫的深层原因。因此，振兴乡村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教育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而语言教育则是开展各类知识技能教育的前提。语言教育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获得更多更好的求学和就业机会，培育乡村发展的内生优势，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以来，中国语言扶贫实践取得了卓越成绩（王春辉2019），语言学界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李宇明2019）。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国将更加重视城乡融合和国际交流，对语言种类的需求更多，对语言水平的要求更高。《语言扶贫宣言》（2019）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语言的方言以及外语都是语言扶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多元和谐共存。”因此，乡村振兴阶段急需根据各地乡村和各类群体的需求来扩展语言工作的内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乡村语言资源和乡村发展现状，我们认为乡村振兴阶段要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加强英语基础教育，因地制宜开展“一带一路”相关非通用语种和少数民族跨境语言教育、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

（一）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2020年10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时的讲话，和2021年11月30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都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关乎乡村振兴各项任务顺利开展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黄少安，王麓淙2020;马靜，刘金林2020），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俞玮奇2017;武小军2020）和保持良好身心健康（秦广强2014;刘国辉，张卫国2020），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教育公平（陈荟，等2020;李瑞华，等2021），铸牢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金林，马静2021;石琳2021）。在乡村振兴阶段，仍然要牢固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要坚持因地制宜和因时而变的原则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脱贫地区应聚焦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提升普通话普及率，减少导致返贫和再生贫困的诱发因素，待普及率达到一定水平再有序转向提升普及质量。在非脱贫地区重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在保证普通话普及率的前提下着重提升普及质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应和其他乡村规划统筹实施。增加教育内容的“含金量”，激发语言资本向实际效益转化，探索“普通话+”和“+普通话”多元助力模式（王春辉2021），如开展电商直播带货和品牌营销比赛等;增强教育内容的“人文性”，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入“中华经典诵读”“经典润乡土”“家园中国”等规划，开展相关语言文字类表演比赛;拓宽教育的渠道，如推动乡村地区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完善农村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体系，加快实施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二）加强外语和跨境语言教育

提高乡村英语基础教育水平有利于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开展“一带一路”相关非通用语种和跨境语言教育有益于推动边境边疆乡村稳定发展。

乡村英语基础教育。教育机制对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有重要影响（公丕宏，姚星星2017），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英语作为中国中高考主要科目，直接影响农村学生是否能争取到更高更优的教育机会。但目前中国乡村英语师资相对于城市严重匮乏（曲晓慧，薄丽丽2016），家庭课外补习支出也远低于城市（胡咏梅，王亚男2019）。民族地区的英语基础教育也较为落后（王文斌2020;冯智文，原一川2020）。乡村英语基础教育的提升要以加强师资力量为关键举措，强化国家政策支撑，同时引导城市学校和社会各界资源向乡村流动，如广东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在乡村开展英语义教活动（王猛，等2020），促进城乡英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带一路”相关非通用语种和跨境语言教育。一方面，乡村振兴规划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另一方面，乡村振兴规划要求加强边境地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继续实施边疆民族地区人才支持计划。目前中国相关语言人才短缺，可以联合有实力的高校和培训机构培养“非通用语种/跨境语言+职业技能”涉农人才和党政人才，还可以“开发跨境语言产品、语言服务和特色文化产品，发展语言经济”（赵世举2016），借助“一带一路”发展中国边疆乡村经济文化、巩固基层政权。

（三）关注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2007）2006年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残疾人口占全国残疾人口的75.97%。农村视力、听力和言语残疾人占农村残疾人的40.15%;其中农村视力残疾人占全国视力残疾人的75.22%，听力残疾人占全国听力残疾人的70.30%，言语残疾人占全国言语残疾人的77.73%。同时，农村15岁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占农村残疾人的50.86%。由于此前各地手语盲文没有统一标准，农村特殊教育资源也较为匮乏，所以农村语言障碍人群较难获得正式教育机会，文盲比例较高，难以帮助家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农村地区语言障碍残疾人的教育问题急需国家重视。2018年以来，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残联发布《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国家通用盲文方案》，还组织研制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水平等级标准、手语翻译资格（水平）标准，将为广泛开展通用手语盲文教育提供参照标准，有助于保障语言障碍人群的语言文字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促进语言障碍人群地区间交流和与健全人的交流。当前，中国残联以普及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为重点，进一步改善残疾人教育支持保障条件。在乡村振兴阶段，可培养更多专业师资，面向乡村地区语言障碍人群开发培训课程，有条件的地区可建设盲文读物阅览室、开设电视手语栏目，增强其自立自强的信心和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乡村振兴阶段的语言教育，应从国家层面做好规划，提升教育质量，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完善中国通用手语盲文教育体系，以人才振兴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

二、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助力乡村振兴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成为崭新生产要素，“信息、数据最终价值都体现在形成的知识和新的生产力，信息化从而直接影响了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着乡村层面的信息传递。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可以为乡村基层治理打通上下交流通道，可以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各领域资讯和现代化便利。乡村区域语言文字的规划、管理、服务等工作的需求和重要性日益凸显。

当前，乡村基层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对语言文字工作不够重视或没有能力做到位，未能有效规划和利用乡村各类语言资源，传递信息时在速度、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欠缺，乡村语言治理水平急需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振兴法》）第五十条规定，要“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更多公共服务领域将在乡村建设完善，更多领域更多类型的信息需要依赖语言向农民传递，但语言服务在乡村尚未兴起，农民难以像城市居民那样及时精准地获取所需生产生活信息，乡村语言服务急需完善。因此，急需通过提升语言治理水平和拓宽语言服务范围来助力乡村振兴。

（一）提升语言治理水平

“‘语言治理’既有‘自上而下’的路向，亦有‘自下而上’的路向”（李宇明2020a）。乡村语言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民风自觉;既需要提高信息上传下达的速度和数量，又要提高信息传递的质量。我们认为应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构建和谐语言生态。随着推普工作的深入和乡村重组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乡村将成为双言、双语甚至多言多語社区。要注意构建以普通话为主、以其他语言/方言为辅的和谐语言生态（王春辉2021），科学规划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域的功能，确保乡村治理和各类人群生产生活所需信息得以顺畅有效传递，助力乡村稳定健康发展。

提升乡村语言文明。语言文字的规范文明使用是传递权威正确、健康积极信息的前提，是促进乡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在语言形式上要增强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意识、语言规范意识和语体意识;在语言内容上要使用礼貌健康的语言，杜绝遗风陋俗，抵制谣言恶言，“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等活动就在培育文明乡风民风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进乡村智慧治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互联网+”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民个人或家庭既是治理对象，又是治理主体;既可以使用智能型终端及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如社交软件、公共服务APP软件等）及时接收各种治理信息，又通过为相关部门及时获取民众对治理的实际需求与满意度提供数据支持，从而对其治理措施发生影响。这“对村民的新技术使用能力及相应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语言服务类培训必须迅速跟上，并提供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文化服务、语言经济服务等”（姚欣，杜敏2021）。

（二）拓宽语言服务范围

赵世举（2012）认为语言服务的核心是服务内容，从服务内容着眼能够更清楚地把握语言服务问题。随着中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各领域的发展都将越来越依赖信息的传递，越来越多语言服务需求将会涌现。需要注意的是，乡村语言服务面向的领域要和乡村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需求相适应，不仅要包括防灾救灾、医疗卫生等与城市相同的领域，还要包括村居规划、乡村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乡村特有的领域。考虑到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提供服务的方式、面向的领域和人群，我们认为乡村语言服务应重点关注以下6个方面。

语言技术服务。语言技术“指对语言及其衍生品进行辅助与加工的各种技术”（李宇明2020b）。《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大力推动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因此发展语言技术将成为“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内容，可以加速各领域信息的传递，是提供语言服务的重要方式。发展乡村语言技术服务应重点关注语言文化资源平台建设、语言教育技术开发、语言服务供需平台建设、农民语言信息素养培训等。

应急语言服务。乡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且语言状况复杂，但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弱，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在救灾时承担着内外信息传递的关键作用。如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当地藏民依靠会汉语的小学生与外界沟通（魏一平2010）;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灾害发生后，“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紧急招募“有田野经验、会说河南话的线上志愿者开展救援工作”（王莉宁，潘莹莹2021）。乡村地区应急语言服务需要提高语言互译效率以“通事”，使用家乡话抚慰受灾者和救灾者情绪以“通心”。

语言康复服务。语言障碍的预防与康复是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的前提性工作，可以帮助语言障碍人群满足日常信息交流需求，提高基本生活质量。对儿童要以筛查和矫治为主，语言发育障碍是最常见的儿童发育性障碍，贫困地区儿童发病率更高，目前已有中山大学神经语言学教学实验室介入粤北山区儿童语言障碍早期筛查工作（黄津2019），但是覆盖面远远不够，而且儿童言语障碍治疗师资在中国非常稀缺（夏瑾2020）。对成年人要以康复为主，目前中国残联、国家卫计委（2018年更名为“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2021年改组为“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建立了以国家级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为龙头的听力语言康复服务网络（龙墨2017），未来可将现有服务在乡村地区拓展完善。

语言景观规划。乡村语言景观是政府宣导和民间发声的主要信息载体。近年来乡村语言景观逐渐增多，但“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现象仍较为常见”（李现乐，等2020），以致信息传递不到位或传递了错误的、不良的信息。乡村语言景观要策划兼具宣传教育和审美功能的主题主旨，设计兼具实用和美学价值的颜色材质等，并在特定空间适量置放，与地方文化风貌、淳朴安静的村容村貌相适应。

语言翻译服务。这里主要指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分别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语之间的互译，便于在解说、宣传、贸易等情境中及时正确有效传递信息，促进官民间、地区间、民族间、国内外的交流，讲好乡村振兴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语言创意服务。这里主要指通过口号、广告设计等向外界精准巧妙传递乡村各类项目、品牌的信息，达到乡村宣传营销的目的，助力乡村旅游发展、特产销售、招引人才等。如重庆彭水的旅游口号“世界苗乡·养心彭水”（费玉琼2018）和福建省云霄县内龙村取自闽南方言的公益项目名称“好厝边”（闽南话中“厝”为房屋，“好厝边”即“好邻居”）（王猛，等2020）。

乡村振兴中的语言治理和语言服务工作应同步推进，将语言文字工作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相结合，提升乡村纵向和横向信息传递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助力实现乡村善治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组织振兴为抓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

三、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2010：2）指出：“中国古代发达的，具有强大生命的农业，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振兴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农业文化深厚内涵。”《“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出，要“推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而中国乡村种类繁多的地域方言和民族语言，正是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乡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振兴乡村的重要源泉。乡村语言文化不仅对发掘地方性知识和文化遗产、重塑乡村文化和伦理秩序、培育村民文化素养和乡土认同、唤醒游子的乡愁记忆等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可以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提供创意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迁离乡村，许多村庄老龄化、空心化现象严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1990～2020年间中国村庄总数由377.3万个减至236.3万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20年间中国乡村人口由79 014万减至50 979万，乡村人口所占比例从82.08%降至36.11%。随着村庄和乡村人口的减少，许多汉语方言的代际传承面临危机，比如闽浙边界的畲话，两广、湘、琼的疍家话，两广、闽、琼等地的军话、正话等方言岛，闽北山区及湘桂边界的小片方言（李如龙2008）;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亦开始濒危，比如湖南省保靖县仙仁乡的土家语（戴庆厦，田静2002）、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的满语（赵阿平，等2002）、云南省姐冒乡芒缅村仙岛语（戴庆厦，王朝晖2003）、广东博罗县的畲语（王远新2004）等。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政府部门和民间开展了相关调查保护工作，但这些工作并非专门针对乡村地区。《振兴规划》提出要“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可见乡村地区语言版图还将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急需专门面向乡村地区开展覆盖人群更广、涉及区域更多的语言文化调查，厘清乡村语言本体现状，整理乡村语言文化资源，了解乡村语言生活实态，全方位开展开发工作。

（一）调查语言文化资源

乡村地区语言文化资源包括语言本身、语言的衍生品、语言的使用情况，调查内容应涉及语言本体、语言文化和语言生活3类。

语言本体。语言是不可再生的特殊非物质文化遗产（孙宏开2021）。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中国语言和方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抢救性调查记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存储和展示了目前已调查采集的语言方言资源数据。乡村语言本体调查除了要记录这些语言的本体面貌、分类标准、分布特点等，还要判定其变异情况、濒危程度。目前要重点调研：文字系统，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字系统，应重视各地特有的文字现象，可参照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打造的全球种类最齐备的“中国文字数据库”查漏补缺;词汇系统，包括俗语、隐语、谚语、歇后语等乡村特有的词汇系统，比如传统农业词汇（付义荣2021）。

语言文化。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文化战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田立新2015）。目前要重点调研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民间说唱等口头文学作品，可以参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成的人类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并应关注各地独特的村史、名人故事等;其他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戏曲、姓氏和地名文化，传统医药、民俗仪式的表述等，目前一期语保工程设有100个语言方言文化点（曹志耘2017），农业农村部共认定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陈锡文，唐仁健2021：132），国务院共公布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用来参照查漏补缺，注意提取各地特色文化。

语言生活。乡村振兴战略相比于以往扶贫规划覆盖范围更广、涉及领域更全，而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对广大普通农村社区与人群的调查一直不够重视（付义荣2021），难以为乡村振兴阶段的语言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因此未来应拓宽深化调查范围与内容。可从以下4个维度设计调查内容：“乡村地区”维度，包括语言文化、人口特征、地理区位、经济水平、是否搬迁撤并等;“农民个体”维度，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是否移民等;“语言生活”维度，指在不同场域的语言规划、语言实践、语言态度等;“语言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指语言要素和经济、文化、教育等的相关性。前两个维度涉及语言使用的背景信息，分别与后两个维度结合，构成4项调查内容，用以了解乡村地区层面和农民个体层面的语言使用实态。

（二）开发语言文化资源

“与城乡融合有机联系的乡村文明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真正的基础”（温铁军2021）。《振兴规划》提出“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護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即坚持以乡村为本，用现代思维赋能并振兴乡村文明。乡村语言文化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开发方式目前有以下3类。

学术型开发。乡村语言文化资源是乡村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可以为各学科提供本土材料，促进中国知识创新，用本土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解释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此外，要培养相关科研人才，建设乡村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和博物馆等。

教育型开发。乡村语言文化资源融入各类各级教育体系，不仅有助于丰富传统文化教育、劳动教育、研学实践教育等的内涵，有助于提升乡村自治德治水平，还有利于活态传承创新乡村非遗。教育开发板块包括：第一，师资培养，以政府牵头鼓励地方院校和社会专业团队扶持培养乡村语言文化传承人;第二，课程设计，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性别、需求等开发不同课程，如山西、河南等乡村幼儿园的“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以情景式节日故事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王瑾2020），无锡前寺舍村通过“诵家风”“写家训”“晒家谱”“传家书”活动挖掘家风好基因（周岚，赵庆红2020）;第三，课堂建设，灵活利用各类空间作为课堂，如海口施茶村打造“中国传统家风家训施茶馆”（崔军2018），常州塘马村将旧民房改造为“美音梨园”作为锡剧名家的创作基地和溧阳的戏曲学校（周岚，赵庆红2020）。

产业型开发。乡村语言文化资源可以促进乡村产业融合甚至催生乡村新业态，使各地乡村真正立足自身禀赋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现有两种开发方向可供借鉴：第一，文旅开发，即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如湖南江永县发展以女书岛为核心的女书文化旅游（陈文胜，王文强2020），福建永春大羽村结合“闽南民间歌谣”搭建瓜果长廊开发生态旅游（王忞，马翠霞2019）。第二，文创开发，即利用当地语言文字元素设计特产包装、文创产品、导引系统，甚至进行文学创作。如日本美山町用汉字、片假名、英文字母设计本地稻米包装使其成为有名的伴手礼（陈文胜，王文强2020），山东夏津县举办椹果诗歌（散文）节大赛并将作品编印出版（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2020）。

乡村振兴中的语言工作应在各地按照先调查后开发的步骤进行，采用跨学科视角整理记录乡村语言文化资源，发掘乡村地方性知识构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体系，汲取乡土文化养分提升乡村自治德治水平，创新乡村语言文化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精准识别乡村文化内核，开发利用乡村内生优势，以文化振兴为抓手来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

四、结 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对语言种类、语言水平和语言功能的发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坚持语言权利观和语言资源观，克服乡村的语言劣势，发掘乡村的语言优势，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主导任务的同时，充分保障各地区乡村的语言权利，有效利用各地区乡村的语言资源。语言助力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规划先行、有序推进。这项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在以农为本、因地制宜、因龄调整、因时而变等原则下与乡村地区的其他规划协同推进。语言助力乡村振兴是直接和间接作用相结合的，主要借助其作为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的功能以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为抓手进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图1为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路和模式图。

图1 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路和模式图

上文所论及的不少语言助力方式，在率先实践的乡村中已取得成功，但更多的助力方式还有待实践和检验。期待更多同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开展实地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探索更多的有效方式，将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推向新高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17 《语言调查点如何确定》，《光明日报》2月14日第5版。

陈 荟，桑尔璇，李晓贺 2020 《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公平之义》，《民族教育研究》第3期。

陈文胜，王文强 2020 《湖南乡村振兴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锡文，唐仁健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解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崔 军 2018 《海南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启示——赴海南社会调研报告》，《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期。

戴庆厦，田 静 2002 《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仙仁土家语个案分析之一》，《语言科学》第1期。

戴庆厦，王朝晖 2003 《仙岛语的语源及其濒危趋势》，《民族语文》第3期。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 2007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费玉琼 2018 《“世界苗乡·养心彭水”——全域旅游让彭水更有魅力》，新华网，1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travel/2018-01/08/c_1122224856.htm。

冯智文，原一川 2020 《语言扶贫背景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调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付义荣 2021 《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及理论思考》，《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公丕宏，姚星星 2017 《贫困农户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理论导刊》第

11期。

胡咏梅，王亚男 2019 《中小学生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的投资及效果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黄 津 2019 《筛查语言发育障碍 呵护贫困儿童成长》，《南方日报》5月19日第A06版。

黄少安，王麓淙 2020 《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語言文字应用》第4期。

李根蟠 2010 《中国古代农业》，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李如龙 2008 《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李瑞华，徐 福，陈婷丽 2021 《我国少数民族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干预与实践思考》，《民族教育研究》第4期。

李现乐，刘逸凡，张沥文 2020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语言生态建设与语言服务研究——基于苏中三市的乡村语言调查》，《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李宇明 2019 《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 2020a 《语言技术与语言生态》，《外语教学》第6期。

李宇明 2020b 《语言治理正当时》，《光明日报》4月25日第12版。

刘国辉，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与进城农民工心理健康——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刘金林，马 静 2021 《边疆民族地区居民语言能力的劳动者收入效应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五》，《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龙 墨 2017 《防聋治聋，精准康复 加快推进听力语言残疾人小康进程》，《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第2期。

马 静，刘金林 2020 《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一》，《民族教育研究》第5期。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2020 《乡村振兴与农业文化遗产》，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秦广强 2014 《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适应性区群抽样数据的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曲晓慧，薄丽丽 2016 《教育公平视角下农村英语基础教育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以黑龙江省农村A、B两镇初中英语教育为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石 琳 2021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民族学刊》11月21日知网首发。

孙宏开 2021 《语言是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田立新 201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缘起及意义》，《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王春辉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扶贫事业七十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王春辉 2021 《普及与提高并重 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光明日报》9月19日第5版。

王 瑾 2020 《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略研究——以“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的探索为例》，《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第1期。

王莉宁，潘莹莹 2021 《方言助力应急救援，中不中？》，《光明日报》8月9日第2版。

王 猛，邓国胜，等 2020 《中日韩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 忞，马翠霞 2019 《基于地域文化的新农村景观规划與设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王文斌 2020 《少数民族基础外语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自觉行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王远新 2004 《广东博罗、增城畲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途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魏一平 2010 《玉树救援，高原的挑战》，《三联生活周刊》第16期。

温铁军 2021 《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乡村振兴——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发言》，《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武小军 2020 《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夏 瑾 2020 《关爱儿童言语语言障碍，治疗师资质问题亟待解决》，《中国青年报》10月27日第8版。

姚 欣，杜 敏 2021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的语言能力建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俞玮奇 2017 《新型城镇化视野下上海农民工的语言市民化与城市融入》，《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赵阿平，郭孟秀，唐 戈 2002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化抢救调查——富裕县三家子满族语言文化调查报告》，《满语研究》第2期。

赵世举 2012 《从服务内容看语言服务的界定和类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赵世举 2016 《跨境语言的资源价值》，《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2期。

周 岚，赵庆红 2020 《田园乡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江苏探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UNDP. 1996.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韩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