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久愚

(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北疆史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一、 拓跋代国的都城

《魏书·序纪》说：“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1]3这应该是后来北魏史臣称盛乐为“神元旧都”或“盛乐旧都”的由来①。

笼统地说盛乐地区是拓跋鲜卑南迁阴山以南后的中心，应该是可以的。但以历代拓跋宗主的居地总在汉代定襄盛乐城则失之偏颇。

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力微的庶子昭帝禄官时拓跋一分为三：禄官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力微的嫡孙桓帝猗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其弟穆帝猗卢居定襄之盛乐故城[1]5—6。拓跋分为三个单元，各不领属。若三部各有自己的“都城”，则禄官、猗之都不知何处。禄官、猗相继去世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穆帝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六年(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1]8。拓跋猗卢时的盛乐是西晋王朝的一个封国的都城，“代王”的王都。这个北都的位置应在汉代定襄郡的成乐县城②，也就是今天和林格尔县盛乐镇的土城子古城。

平文帝五年(320年)，当时被各部大人推举为拓跋宗主的郁律拒绝接受东晋司马睿的爵服，拓跋与晋室正式决裂，宣示自立③。拓跋代国的都城才算是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与当时北方内迁民族陆续建立的政权相似。平文帝在孝文帝以前是被尊为北魏太祖的。平文帝以后的拓跋建号立帜所在地，可以视为拓跋“都城”。只是这个都城几经辗转腾挪。

东晋太宁二年(324年)，桓帝之子贺傉立为拓跋之主时，“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1]10。此时拓跋部落集团的中心实为“东木根山”。咸和二年(327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炀帝(纥那)“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1]10。拓跋中心又进一步东移至今河北省张家口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交界地区。东晋咸康三年(337年)，“烈皇帝(翳槐)复立，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1]11。《资治通鉴》则云“国人复奉翳槐城盛乐而居之”[2]3013。几经变乱，拓跋中心回到盛乐，应该是在原汉代成乐县故城东南建立宫室。

338年，什翼犍即位，“三年(340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1]12。拓跋代国的都城又移至“云中盛乐宫”。细审有关记载，什翼犍显然是脱离原盛乐城，把新建的“云中之盛乐宫”作为拓跋代国的“都城”了。《魏书·序纪》卷末史臣曰：“昭成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1]17看来北魏史臣也认为到了什翼犍这里，拓跋鲜卑是改变都城了。对此，《资治通鉴》则言：“代王什翼犍始都云中之盛乐宫。”[2]3038昭成帝只是变更了拓跋部众的中心位置，《通鉴》却言“始都云中之盛乐宫”。司马光似乎不认可什翼犍以前的拓跋人存在都城。

这座宫殿距离盛乐不远，可能类似于原先盛乐城中旧有的拓跋宫室建筑，故拓跋人上下仍称其为“盛乐宫”，但是建筑在当时的白渠水北岸，已经属于云中县范围了。由于此盛乐宫地处汉云中县域内，可能为与原盛乐城内的宫室区别，史臣记作“云中盛乐宫”。

昭成初即位，就与诸部大人商议变更都城，《序纪》云：“二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1]12《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1]323

论者一般认为这时的什翼犍意图向南发展，南迁都城是为了显示拓跋参与中原逐鹿的趋向。是时拓跋代国的南方，东有慕容燕、石赵，西有苻秦，都有席卷北方之势，而新立的代王基业未稳，明显不具备南向征逐的实力。

平文皇后王氏劝止定都灅源川后，第二年什翼犍却正式迁都“云中盛乐宫”。定襄盛乐与云中盛乐宫相去不远，仍在拓跋的核心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定襄之盛乐？

贺傉迁都于东木根山，“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炀帝迁于大宁，是“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烈皇帝“城新盛乐城”，似乎是为了寻求安定，重新回到国人集中的地方。而什翼犍先议定都灅源川，又行迁都云中盛乐宫事，《魏书》没有明确说明原因。

事实是什翼犍即位前，拓跋又一次面临统续之争。《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形容：“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1]323平文皇后规劝迁都时也说“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从表面上看，平文皇后王氏只是劝阻什翼犍定都灅源川，似乎算不上兴复大业。

《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则说：及烈帝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间，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邺奉迎”[1]349。看来所谓烈帝之后的“国祚殆危”，真实情况可能是烈帝死后，新君归属未定，平文皇后策动部分拓跋大人编造理由杀掉非平文后所生的拓跋屈，假烈帝遗命召回在邺城为质的什翼犍即位。当什翼犍意图在灅水源头建都时，平文皇后注意到诸部拓跋大人虽然在繁峙迎立什翼犍，但不一定会追随他远离盛乐，出面劝止。虽然我们看不到什翼犍是如何整合各部大人的，但平文皇后应该是发挥了作用。

什翼犍即代王位不在盛乐，而是在返回盛乐路上的灅水南岸繁峙即位④。即位后也没有入居盛乐城。商议定都灅源川时，是“朝诸大人于参合陂”，平文皇后王氏也在，说明王室家眷同在参合陂，而不在盛乐城。也说明什翼犍虽未迁都灅源川，也没有入居盛乐城。第二年却“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

迁都云中盛乐宫第二年，又重新修建盛乐城，“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1]12。从记载中看，此盛乐城既不是原来的“定襄之盛乐故城”，也不是烈帝翳槐筑造的新盛乐城，更非新都。什翼犍突然迁都和新筑盛乐城，似乎也没有任何缘由，种种突兀的举动令人费解。

昭成迁都，具体原因可能与其弟孤让国有关。《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说，烈帝死后，拓跋孤辞让拓跋国主，赴邺城陪同什翼犍一道返回。并可能与诸部大人一起于繁峙拥立昭成即位，也许就在这时什翼犍当众表示分国：“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⑤

桓帝、昭帝时拓跋曾一分为三，三部各有领地。昭成帝如何分拓跋为二部，史书没有交代。但从《魏书》透露的蛛丝马迹看，拓跋孤让国，什翼犍分国，显然是拓跋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且是拓跋代国上下皆知的大事。拓跋孤及其后世子孙，一直因此所受待遇优渥。北魏建国后，“以孤勋高，追封高凉王，谥曰神武”。其子拓跋斤虽因“构逆”死于苻秦长安，拓跋斤之子乐真却能“袭祖封”，乐真子拓跋礼仍然“袭本爵”， 拓跋礼之子拓跋那也是“袭爵”。一直到六世孙拓跋大曹，正值孝文帝时，“诸王非太祖子孙者，例降爵为公。以大曹先世让国功重，曾祖乐真勋着前朝，改封太原郡公”[1]349—350。此时距什翼犍即代王位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

拓跋孤得以善终，看来“分国半部”是实施了。拓跋本部如何分为两半，《魏书》没有交代，但什翼犍返回盛乐地区后，连续出现迁都灅源川之议和迁都云中盛乐宫之举，应该与此有关。

什翼犍迁都“云中盛乐宫”后所筑盛乐新城，很可能就是为拓跋孤新建的。此后不见什翼犍在定襄盛乐旧宫和盛乐新城活动的线索。拓跋代国人众分为二部，什翼犍、拓跋孤兄弟二人显然是各居新城。拓跋孤死后，什翼犍才将一度分为两半的拓跋部统合起来⑥。

北魏王朝建立后，什翼犍所筑定襄盛乐城南八里的盛乐城，再不见任何踪迹，《魏书》中被屡屡提及的是力微的盛乐旧都和什翼犍的云中盛乐宫。道武帝时，“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1]2735，拓跋珪是在原汉代定襄成乐的旧宫及云中盛乐宫设置神元之下七位拓跋先王的神位。再后就是太宗永兴年间，又在盛乐、盛乐宫、金陵三地分别设置太庙⑦。定襄之盛乐和云中盛乐宫成为后世拓跋追念祖先功业、祭拜列祖列宗的神圣地方。

二、 云中盛乐宫及其地望

成书于民国年间的《绥远通志稿》认为：“盛乐宫，就是云中故城之宫。”该书根据《魏书·序纪》所记什翼犍移都说，“况史文明言移都云中之盛乐，岂有仍在和林县北之理？”[3]39《绥远通志稿》判定什翼犍时的代国都城不在当时和林格尔县衙北面的土城子，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所云“盛乐宫，就是云中故城之宫”则是大可商议的。

前些年，可能出于宣传当地旅游的动机，许多人认为“云中盛乐宫”既然冠有“云中”二字，应该是在古云中县，即今天内蒙古的托克托县境内云中古城。网络、报刊乃至书籍中这样的认识很多，代表性的表述是《托克托文物志》。其云：“到拓跋什翼犍时，定年号为建国；并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即建国三年(340年)，从山西繁峙之北移都于托克托县境云中之盛乐宫。昭成帝什翼犍在云中城建都36年。”[4]7

什翼犍移都于 “云中盛乐宫”，既不是汉代定襄郡的成乐城，也不是汉云中郡的云中县城，与两汉云中县故城无关。

什翼犍迁都后，《魏书·序纪》中多次出现什翼犍返回“云中”的记载：

“五年(342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八月还云中。”[1]12

“二十二年(359年)春帝东巡至于桑干川。三月慕容携遣使朝贡。夏四月帝还云中。”[1]14

“二十七年(364年)春，车驾还云中。”[1]15

“三十九年(376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1]16《昭成子孙列传》记此事为“苻洛军退，乃还云中”[1]369。

帝王还都，一般多称之为“还”，巡访不是都城的地方，多称“幸”“次”。上述几条都是什翼犍自日常居处之地出行回来，故称“还”。揆度上下文意，这里的“云中”，不可能是云中城，应该理解为“云中盛乐宫”。此前的拓跋代国都城，并无迁至汉云中城的记载，唯有什翼犍“三年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的表述，故以上所记什翼犍回到“云中”，应该意为回到都城，都是指云中盛乐宫。

同样容易引起误读的，是《魏书》中有关拓跋珪登国年间活动的记载。《魏书》卷二《太祖纪》谓拓跋珪登国元年(386年)春正月牛川大会后，“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1]20。这显然是力微、猗卢时的旧定襄盛乐城，此时拓跋珪到这里可能与当地拓跋人众的“分土定居”有关。登国十年(395年)，燕魏参合陂之战后，“十有二月，(拓跋珪)还幸云中之盛乐”[1]27。这里的“还幸”，也有回到都城的意思。因为此前的登国七年(392年)，太祖长子、后来的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生于云中宫”[1]49。此“云中宫”当是什翼犍留下的“云中盛乐宫”。故《太祖纪》所说的“云中之盛乐”，就是指云中盛乐宫。“定襄盛乐”则指汉代定襄郡之成乐城。

与连续征战、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相适应，拓跋早期还没有明确固定的都城。如平文皇后所言：“国自上世，迁徙为业……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1]323可见，到了什翼犍时，拓跋还没有城郭而居的习惯。南方史臣描述拓跋珪迁都平城前，“犹逐水草，无城郭”[5]984。此前的拓跋“都城”都应这样理解。

未脱离游牧时代的拓跋人，所谓“都城”，不过是部落联盟酋长的中心大帐所在，或是利用汉地原有建筑改造而成的宫室，相当于固定的大帐。周边则是近臣随侍环绕的“庐舍”⑧。

以拓跋珪称帝前的行踪为例。拓跋复国后，一度栖居牛川。田余庆先生认为，拓跋珪即位于牛川，“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似曾被拓跋部人称作‘牛都’，视为拓跋复国后第一个‘都城’所在之处”[6]240。登国六年(391年)年底，太祖率军攻灭河套中的铁弗刘卫辰，在河套里“起河南宫”[1]24。从登国六年(391年)年底至十年(395年)年底，拓跋珪的军事统帅大营实际上是今天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河南宫”。由此观之，拓跋宗主的大营随着征战似乎飘忽往来。但在登国年间拓跋珪东征西讨时，明元帝拓跋嗣能够出生于云中宫，看来拓跋代国的后宫眷属都留在盛乐宫，较之其他的“宫”而言，更像一个都城。

论者多以盛乐为拓跋发迹之地，今天我们看到的和林格尔县土城子盛乐城遗址，实际上是唐代单于都护府城的规模。遗址内可见汉代遗物、北魏残瓦、唐代建筑痕迹[7]，几个时代的文化遗存叠压在一起，具体哪里属于拓跋力微的“旧都”或拓跋猗卢时的“北都”，是无法分辨的。无论力微的“旧都”还是拓跋猗卢的“北都”，可能都只是一座建于汉代成乐城中的宫殿。什翼犍的云中盛乐宫也可能是一座宫室的单体建筑。

楼劲先生认为这样的宫可以称之为“城”，“从后来道武帝迁都平城，先修宫为城再逐渐扩展的态势来看，这个‘云中宫’恐怕也可像前述‘莫含壁’那样称‘城’，乃是《魏书·序纪》载烈帝至昭成帝时，在‘定襄之盛乐故城’附近先后异地所筑的两处‘盛乐城’之一，也就是云中之盛乐”。“其‘宫’与‘城’显属同义。”⑨北魏迁都平城前的原拓跋代国都城，应该都是一座供代王驻跸的宫殿。

北魏王朝是在拓跋代国的基业上蜕变而来的。自拓跋珪始，迁都平城后的北魏前期诸帝都把“云中盛乐宫”作为一个与新王朝直接衔接的代国旧宫。在北魏前期的历史中，《魏书》经常出现与“云中盛乐宫”有关的事件。除明元帝拓跋嗣出生于“云中宫”外，明元帝天赐五年(408年)，“夏五月乙亥，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1]53；同年七月，“丙戌，车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1]53；世祖始光元年(424年)八月，“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1]69；始光三年(426年)六月，“幸云中旧宫，谒陵庙”[1]71。这诸多的旧都宫殿称谓，都是指“云中盛乐宫”。

但“云中宫”大概是时人对于“云中盛乐宫”的泛称。什翼犍移都一个半世纪后，郦道元《水经注》仍称之为“云中宫”。《水经注》对于其位置记载明确，不在盛乐城，也不在云中城，而在二者中间。其于河水“过沙陵县西”条下注云：“大河东迳咸阳县故城南……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迳定襄武进县故城北……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郡国志》曰：成乐，故属定襄也。《魏土地记》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也。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魏土地记》曰：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白渠水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故赵地。”[8]78

郦道元这段注文说明，成(盛)乐城、云中宫、云中城沿白渠水分布，盛乐城在白渠水南，云中盛乐宫、云中县城都在白渠水北。

自清末放垦以来，今天的和林格尔地面情况变化很大，经历几次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地表遗迹荡然无存。所幸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署名刘汉鼎纂修的《和林格尔县志草》古迹目下有“云中宫”条，谓“云中宫，在县西北代州窑村金河北岸，北距白渠水数里。故址百步见方。癸酉岁(1933年)夏季，该村循故址建筑土围，掘得石门、陶瓦、水道、铁斧诸物，旁近又有故城遗址，待考”[9]212。该书的“民国和林格尔县第三区西乡属村”列表中有“代州窑村”，注明距县城65里[9]278。民国时期的和林格尔县城亦即今天和林格尔政府所在地，在土城子(盛乐古城)东南约为11公里多。加上土城子距代州窑近20公里的距离，与《和林格尔县志草》的65华里大致吻合。百步见方，又有石门、陶瓦、水道等，符合一座宫室单体建筑特征。

代州窑古城所处位置，位于今宝贝河西流河段北端。西面邻近今天的托克托县，北临今天的土默特左旗，今属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原巧什营乡)的一个行政村，恰好处于托克托县古云中城与和林格尔县盛乐镇盛乐遗址的中间点略北的地方。距离两地皆接近20公里。与《水经注》记录的云中宫与东西盛乐城、云中城之间的方位、距离关系也是吻合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物调查中，也发现代州窑古城位于今舍必崖乡代州窑村⑩，未见发掘，可以作为判定云中盛乐宫遗址的重点对象。

《和林格尔县志草》云：“代州窑村金河北岸，北距白渠水数里。”[9]212该书的第三区西乡属村表中在“代州窑村”下栏注云：“云中宫所在也。南有金河，北有白渠。”[9]278金河，指今天先后流经和林格尔县城和盛乐古城的“宝贝河”，北距数里的所谓“白渠”，应指该《志草》所云“白渠水”[9]203，但所述河流走向和云中宫之间的位置关系与《水经注》大有出入。这里地处今天的土默特平原，河渠纵横，1600多年过去，古今面貌迥异，尚需具体分析。

三、 北魏盛乐与白渠水、中陵水

什翼犍的宫殿之所以称“云中盛乐宫”，盖因其在云中县内，与当时尚存的“白渠水”有关，白渠水南北分别为盛乐和云中。

两汉成乐先后为定襄郡、云中郡属县，毗邻云中县。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一般是本着“山川形变”的原则。郡县之间的界线往往依据高山河流等自然地物分隔划分。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塞外。阴山以南，多为平原丘陵地区，田野平阔，地广人稀。当时的人们应该是以某种明显的自然地物作为两县的行政界限，而由东而西的白渠水无疑是当地开始垦植后，这一带田野中较为明显的自然地物，是当时划分成乐、云中两县的界限。河南属于成乐，过河便属云中。

白渠水，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系于定襄郡武进县下：“武进。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10]1620由此可知，白渠水应是出于汉武进县附近的“塞外”，横穿今天的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中国历史地图集》据《水经注》的描述，在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和东汉“并州刺史部”及第四册北魏“并、肆、桓、朔等州”几个分幅图中，均绘出了这条河[11]第二册17—18，59—60，第四册52。

先秦以来，水体名嵌有“渠”字，似都是人工河渠，或经人工改造的河道。白渠水，应是两汉时期在阴山以南大规模垦植时人工发掘或人工整治天然河道而成的灌溉河渠。拓跋人“分土定居”的时代距离两汉，尽管已经过去两百多年，这条河渠可能仍在使用。

郦道元《水经注》 “河水过沙陵县”条下注云：“大河东迳成阳县故城南……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迳定襄武进县故城北……白渠水西北迳成乐城北……白渠水又西迳魏云中宫南……又西南迳云中故城南……又西北迳沙陵县故城南……其水西注沙陵湖。”[8]78

白渠水自东而西，流经汉代几个县之间，南北分布着汉定襄武进县、汉成乐城、魏云中宫、汉云中故城、汉沙陵县故城。其中，成乐城、云中宫、云中故城的相互关系及与白渠水的位置关系很明确。

1964年，陈国灿先生发表《大黑河诸水沿革考辨》一文，对大黑河(古荒干水)流域南北诸水辨析甚详，征引浩繁，立论允当。其中对于清代史家有关白渠水的推论逐一梳理辩驳。由于白渠水自清代已经无法辨识踪迹，陈国灿先生认为，“宝贝河相当于古白渠水”，并说：“如果把今天的宝贝河与古白渠水的流向作出比较，加以分析，就能看到：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12]笔者考察宝贝河的流经地域，看到实际与白渠水并不完全契合。

宝贝河，旧称金河、南营子河，又名二十家子河，蒙古语称和林格尔河。是今天和林格尔县的一条河流。源自东摩天岭诸沟泉溪，主流西南流经胜利营南后，又经今和林格尔县所在地城关镇南西流，再经城关镇西南折向北流，流入“石咀子水库”，出水库后与209国道平行，西北流至土城子遗址(盛乐城)，由西北流折向正西。其在盛乐古城遗址西，而不在正北。

故而陈国灿先生遗憾地说：“可是今天的宝贝河却从‘土城村’遗址西南流过，与《水经注》似乎稍有出入。”进而以河道是可以变迁的原因解释：“我们看到古白渠水与今天的宝贝河流向，既相近又有出入。看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反映出古白渠水千余年来的一种合理变迁。”“由此看来，古白渠水在汉魏北朝时流经成乐城北，而千余年后的今天，该水在成乐遗址西南流过。”[12]

《和林格尔县志草》以和林格尔东部源自黑老窑乡浮石山的一条由南向北的河流为白渠水[9]203。有当地学者据此认为是今天的茶坊河，云：“白渠水，发源于和林格尔县黑老窑乡浮石山下……白渠水上游段叫水磨沟水，中游段在和林格尔县境内称茶坊河，在土默特一段称什拉乌素河，白渠水下游流入大黑河。”[13]142茶坊河东西两源皆在黑老窑乡西南部，在黑老窑乡政府北面合流，向北偏西流去，在土默特左旗入“沙南水库”，出水库后实际上是汇入今天的什拉乌素河。这条一路北流的河流与《水经注》所记云中城、云中宫、盛乐城与白渠水的方位关系完全不符。

相较而言，尽管今天的宝贝河流经盛乐古城西北后，才由北流折向西流，西流后的宝贝河走向与《水经注》描述却是吻合的，但对于白渠水自东而来，先是“西迳定襄武进县故城北”，应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水经注》中的白渠水源自汉定襄郡武进县。武进县应该位于今天的凉城县与和林格尔县交界的蛮汗山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注武进县于今和林格尔县与凉城县之间[11]第二册17—18，59—60。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2016年编绘的1∶100000《和林格尔县地图》(内部刊印)及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都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内绘有一条不具名的时令河[14]18—19，源自盛乐镇灯笼素行政村与塔梁自然村之间，西南流经后窑子、前窑子自然村后西流，一路西经白彦兔林自然村南、四农场南、沙忽浪自然村北，在今盛乐博物馆北面、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与蒙牛工业园区之间遇阻突然断流，断流处就在209国道前。断流前的走向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几个分幅图注记的白渠水大体相同。这条一路西行的河流应是古白渠水的东部河道孑遗。由南向北的宝贝河自土城子西北折向正西后的河道，可能才是白渠水下游的旧道。

可以推测，历史上存在过一条发源于蛮汗山区的河流，一路向西，流经盛乐城北、云中盛乐宫南、云中城南。郦道元的描述不应轻易否定。这条河流东段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编绘的1∶100000《和林格尔县地图》上不具名的时令河，西段则是宝贝河自盛乐古城西北转向正西的河道。

宝贝河可能也是人工整治、疏浚过河道，或曾开渠分水，使之与那条疑似白渠水的古河渠汇合。或由于河水冲溢，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与白渠水下游河道合一。现在的宝贝河流出和林格尔县域后遇103省道和呼准高速公路断流，无法继续流向云中古城之南。应该是民国以来的农田建设、工业开发、道路整治等改变了河流的面貌。

既然白渠水在汉魏之间为云中县与盛乐县的分界线，那么盛乐县的南部界线也应该以河流或山脉为界。依《水经注》所记自然地物，盛乐县的南界，不会越过中陵水(今浑河)，甚至很可能就是以中陵水为北魏善无县与盛乐县的界线，也是当时的云中郡与善无郡的界线。

中陵水发源于今天山西省 ，在山西境内称“苍头河”，北流进入内蒙古的河段始称浑河。浑河北流河段跨越今天的内蒙古和山西省，在和林格尔县内新店子镇转而西流，横穿和林格尔南部和清水河县南部，然后汇入黄河。

北魏的善无郡不但与云中郡相邻，而且与云中郡以东的凉城郡搭界。可以参照东面北魏凉城郡与善无郡的分界，推测善无郡与云中郡的界限。

北魏善无郡、凉(梁)城郡不知设于何时，《魏书·地形志》谓此二郡皆东魏“天平二年置”。王仲荦先生认为“盖据其侨置年月言之”。对于善无郡，王仲荦先生列举出土北魏墓志铭、《周书·叱列伏龟传》所示信息，“皆可以证天平二年前已有善无郡”[15]1053。据郦道元所述：“(盐)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郡取名焉。”[8]81可见，天平二年(535年)以前，北魏善无郡、凉城郡都已存在。

据《魏书·地形志》，善无郡领县二，善无、沃阳；梁城郡领县二，参合、裋鸿。其中沃阳、参合两县皆在今天的岱海盆地西南，沃阳县因沃水得名。两县大体以盆地中与中陵水沟通的沃水分界。

中陵水北流折向西流的拐点在今和林格尔新店子镇，在此又向东北方蛮汗山区伸出一条支流。《水经注》卷三：“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8]81这条东北流的沃水，亦即今凉城县的弓坝河，当地建有弓坝河水库。今天的弓坝河水库三水汇集，东北方向一支连接岱海，西南方向和东南方向的两条河，未修水库前应为同一条河，应该就是古沃水的本来模样。东南方向的发源于凉城县曹碾满族乡的中水泉附近，流入弓坝河水库；水库西南的一支，经一个名曰“店湾”的地方，穿过蛮汗山与浑河连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并、肆、恒、朔等州”注记参合、沃阳于岱海西南，却没有绘出与中陵水连接的河流[11]第四册52。

岱海盆地四面环山，但北魏的凉城郡并不像今天的凉城县那样，占有整个盆地，善无郡的沃阳、凉城郡治下的参合，同处岱海盆地西南方向，却是以《水经注》所言中陵水支流沃水划分的，也就是说，善无郡、凉城郡之间并不是以盆地西南的低山丘陵为界。看来当时诸郡县辖区习惯以河流分界。

既然白渠水在汉魏之间为云中县与盛乐县的分界线，那么盛乐县的南部界线也应该是一个水体。

中陵水先北流又西流入黄河，是当时云中郡与善无郡之间最大的一条河流。今天我们看到的浑河，“河谷时收时放，一般宽2公里，最宽处达4公里，河道宽浅”[16]324。如此水体，很可能就是北魏善无县与盛乐县的界线，也是云中郡与善无郡的界线。

北魏盛乐县应该会比汉代成乐县面积大。从《魏书》《水经注》中，看不到北魏时期盛乐东西的县级行政设置，所以北魏盛乐县的大致范围，应该是北界白渠水，南界中陵水(浑河)，西至黄河(包括今天托克托县南部)，东至蛮汉山。

四、 北魏金陵位置的猜想

北魏王朝给后人留下两个历史之谜：拓跋主体来自何方，迁洛前的北魏帝王归安何处。第一个谜局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兴安岭嘎仙洞的发现似已破解，但安葬着6位北魏皇帝、10位皇后及众多拓跋宗室勋贵的“金陵”却至今不知何处。

金陵，又称“云中金陵”“盛乐金陵”。或谓金陵有两处或三处，但《魏书》纪传中又有一些难解的问题。

同为帝王，高祖昭成帝什翼犍葬“金陵”，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葬“盛乐金陵”，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焘、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皆葬“云中金陵”。都是拓跋先帝，不应分葬三处金陵，也看不出北魏帝王陵寝有“昭穆”之别，而分设“盛乐金陵”“云中金陵”。

皇后应该与皇帝同葬一陵，如太宗明元帝密皇后杜氏、太宗明元帝昭哀皇后姚氏，与明元帝拓跋嗣同葬云中金陵；但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与敬哀皇后都是葬于“云中金陵”，太武帝的另一位皇后赫连氏却祔葬“金陵”，于理不通。

同一位景穆太子恭皇后郁久闾氏(高宗生母)，《魏书·高宗纪》谓其葬于“金陵”[1]112，而《皇后列传》却言“葬云中金陵”[1]327。

所以，金陵、盛乐金陵、云中金陵，应该都是一处。“盛乐金陵”似乎是早期称呼，强调其位于盛乐境内。“云中金陵”可能是在北魏的行政区划中，正式设置以盛乐为郡治的云中郡后出现的一种对金陵的称谓，强调其位于云中郡境内，亦可简称为“金陵”。到孝文帝时，无论盛乐金陵还是云中金陵，似乎已经统称“金陵”。孝文帝祭陵，只是在一处祭拜，没有分别祭拜所谓的云中金陵、盛乐金陵。

金陵应在朔州云中郡盛乐县境内。《魏书》卷三《太宗纪》记永兴三年(411年)，“五月丁夘，车驾谒金陵于盛乐”[1]51，可能是唯一指明金陵在盛乐域内的文字。

太和十八年(494年)，太和二十一年(497年)，魏孝文帝在迁都前后两次拜谒金陵，是《魏书》中有关金陵方位的最有价值的记载。

太和十八年(494年)，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廵。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1]174。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春正月……乙巳，车驾北巡。二月壬戌，次于太原……癸酉，车驾至平城。甲戌，谒永固陵。癸未，行幸云中。三月庚寅，车驾至自云中。辛卯，谒金陵。乙未，车驾南巡。己酉，次离石”[1]181。

太和十八年(494年)七月，孝文帝已经颁布迁都诏，决意迁都，在迁洛前祭陵告庙，再“行幸阴山”，前往边镇地区抚慰六镇将士。所经路线为：平城—金陵—朔州(治盛乐)—阴山—怀朔镇等。

从《魏书》帝纪的有关记载看，历朝北魏帝王自平城北上临幸盛乐地区，或是北上征讨，多经由两条路线。一是出平城沿如浑水(今御河)北上，至阴山南麓沿荒干水(今大黑河)西行，或经参合陂西北行，至云中再西行五原或北越阴山。二是出平城西北行，沿武周川水(今十里河)至中陵水(今苍头河，下游为内蒙古境内浑河)，沿河西北行至盛乐城。

孝文帝此行应是出平城沿武周川到达善无，再过杀虎口沿中陵水(今浑河)北上，先谒拜金陵，然后到盛乐城(朔州)。从戊戌到辛丑共四天，其中的乙亥、庚子两天应是祭陵拜庙，金陵设有太庙，祭拜祖庙、祖陵是大事，需要备置祭品，礼官引导等皇家仪式，对于已经汉化的拓跋人来说，是朝廷大礼，孝文帝在此延宕两天也是很紧张的。北魏朔州与所辖云中郡同治盛乐，“幸朔州”就是抵达盛乐城。虽不言自金陵至盛乐城路上几天。但接下来孝文帝还要继续北上巡视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等阴山北麓诸镇，所行路线实际上交代了盛乐和金陵之间的方位关系。金陵地处平城至朔州(盛乐)的路上，金陵在南，朔州在北。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二月，已经迁都洛阳。行前两个月即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拓跋名臣，时任桓州刺史的穆泰，联络一批反对迁都洛阳的拓跋勋贵，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密谋发动叛乱，是北魏晚期一次重大事件。任城王元澄率军擒杀参与谋乱者[1]468—469。所以孝文帝此番北巡代北，主要是巡视桓、朔二州。当此大乱之后，须安抚边地州镇，拜谒列祖列宗，向先帝祭告穆泰等伏诛事。到达平城后所行路线是：平城—永固陵—云中—金陵—离石。

出平城沿如浑水西岸北行拜谒永固陵(今大同市新荣区)后，如果走太和十八年(494年)北巡路，需退回武周川再西。所以，此次出平城先谒拜永固陵然后继续北上，走的显然是与太和十八年(494年)不同的路。自永固陵西北走参合陂东路，沿阴山南侧荒干水河川草原到云中，或是经岱海盆地中的参合陉到云中，然后南下谒拜金陵，金陵祭祖后再南巡返回洛阳。

三月庚寅这一天，孝文帝到达云中(今天的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第二天(辛卯)就到了金陵。这次在金陵总共延宕五天(庚寅至乙未)，包括抵达和出发。云中是折返点。

这条史料的要点是，不但证明金陵位于云中盛乐的南方，并且一天之内就从云中郡治(盛乐城)到了金陵，这是判断金陵具体位置的关键。

北魏时记录当时日行速度的资料很少，文献中未见当时“里”的长度，不知当时的一日之程合今天的多少公里；也难寻准确的计量数据，无从折算里程长度。

《水经注》卷三引《魏土地记》注云“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其所说的应是“魏里”，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至托克托县云中古城之间的距离，以如今的乡间公路计，约70多华里，不足80华里。可以相信今之华里与“魏里”相差无多，可以借此粗略估计一些较大尺度的道路里程。

《宋书·吐谷浑传》述吐谷浑负气诀别慕容廆，“于是拥马西行，日程一顿，顿八十里”[17]2369，这里是当时驱赶着马群的行进速度，每日80里，比正常骑行略慢一些。

世祖拓跋焘曾率大军在漠北草原追击柔然，相去180里时停止追击，柔然逃散。“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1]818这里的凉州贾胡所言，应是当时人们对军士骑行速度的估算，即二日可行180里，每日90里。

根据《宋书》所说人与马群同行约为每日80里，《魏书》提示的军士每日骑行90里，推算古人骑行速度大致为今天的40多公里。

需要注意的是，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和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出行，都是“车驾北巡”。

据《魏书·礼志》，太祖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在朝中汉士的帮助下“参采古式”，大体按照中原王朝模式制定礼仪，包括皇帝出行时的“乘舆大驾”，军戎、大祠时最为完备。此后虽有省减，“(太祖)天赐二年(405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阵卤簿：列步骑，内外为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骑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骑内，子在刀楯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官构服，一皆纯黑”[1]2813—2814。这样的方阵卤簿，以皇帝乘舆为中心，拓跋勋贵及文武随员的车骑簇拥，也包括各类礼仪官员随行。这种车骑混杂的方阵卤簿行进速度，应该以车行、步行速度推算。

古代车行对道路的要求要高于骑行，速度最多为相同路途骑行速度的1/2—3/5，约为20—25公里。那么由今天的盛乐古城沿当时通往善无的线路南下20多公里，正是古中陵水(今浑河)的北岸。

如此，则北魏“金陵”不会越过浑河以南，因为《魏书》中的“盛乐金陵”“云中金陵”，冠以盛乐或云中之名，应该就在当时的盛乐县或云中郡境内。太宗拓跋嗣永兴三年(411年)五月在盛乐拜谒金陵应该是确切的记载。孝文帝由土城子南下金陵，即便抵达浑河岸边也不足25公里。在车队行进的一日之程内，没有渡过浑河。

一些大学的考古系师生在左云、右玉境内寻找金陵，一位学者推测金陵可能位于今山西省右玉县境内[18]。但笔者认为，金陵不可能在右玉境内，左云、右玉当时为善无郡地，孝文帝自云中郡治盛乐城南下，銮驾一日之程，不可能抵达善无。如果在山西的右玉或左云，《魏书》也应该记作“善无金陵”，而不该是“盛乐金陵”“云中金陵”。

金陵作为帝王葬地，北魏时应该有地面建筑。《魏书》卷二《太祖纪》：“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柹尽生成林。”[1]19所以，金陵地面建筑大概是太祖时开始营建的。《魏书》卷三《太宗纪》：永兴二年(410年)，“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于盛乐金陵”[1]50。几乎是拓拔珪去世一年后才下葬，金陵应该是像中原皇陵那样，在大规模营造地下地面设施。太宗拓跋嗣时金陵开始设置太庙，故金陵还应有相当数量的守陵守庙军士及其家属。

虽然1500多年过去，地面应该还可发现少许建筑遗迹。清同治十年(1872年)成书的《和林格尔厅志略》所绘《山川方舆疆域古迹总图》[19]8，注当时和林格尔新店镇东北方的山体为“王墓山”，不知其名由来，山体面对浑河，俯瞰和林格尔县出杀虎口的大路。

浑河北岸，背山面河，视野开阔，汉代以来就是人们选择葬地的“佳穴”。1971年，考古人员在新店子乡的浑河北岸发现绘有几十幅壁画的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1982年，在和林格尔县三道营乡另皮窑村发现一座北魏贵族墓，出土金碗、条形金片、管状金饰、野猪纹金带饰牌、纠结纹金饰牌等，“其他遗物还有银器一件，熏炉等铜器七件。大型陶罐一件，玉器八件”[20]。1993年9月，在三道营乡鸡鸣驿村发现的北魏贵族壁画墓，规格很高，墓砖上都有精美的雕花，墓室内绘有约18平米的彩绘壁画。有“狩猎图、朝拜图、杂耍图、出行图等，对金陵考古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21]。惜笔者未见详细发掘报告发表。浑河北岸连续发现高等级北魏贵族墓葬，不知是否属于金陵的陪葬墓。有关部门应该在浑河北岸加强工作。

注 释：

① 《魏书》卷一○八《礼志一》记道武帝：“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第2735页。《魏书》记拓跋焘太延元年时的灵异事件：“白燕集于盛乐旧都，玄鸟随之，盖有千数。”《魏书》卷四《世祖纪》，第85页。

② 《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五》云中郡条有成乐县，谓：“成乐，故属定襄。”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5页。

③ 《魏书》卷一《序纪》谓：平文帝“五年，僭晋司马叡，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第10页。平文帝的这个决定，可能与沙漠汗后裔争位有关。沙漠汗嫡出的猗、猗卢兄弟先后接受西晋封爵、封号，桓帝妻祁后可能据此与一众拓跋耆老对峙。而沙漠汗庶出的思帝后裔平文帝，显然不愿身被晋室外臣的身份。

⑤ 《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孫列傳》，第369页。《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咸康四年(338年),十一月什翼犍即位于繁峙条，谓“改元曰建国，分国之半以与孤”。第3025页。笔者认为，拓跋君主即位，需要拓跋各部大人的参与、见证。参见莫久愚：《北魏“牛川”地望补正》，《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⑥ 《昭成子孙列传》云：“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拓跋孤死后，其子拓跋斤没有继领拓跋孤的国之“半部”，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代王近臣随侍左右。所谓“孤卒，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遂挑唆昭成帝庶长子寔君，“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第369页。

⑦ 《魏书》卷一百○八《礼志一》：“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第2737页。

⑧ 《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谓昭成罹难前，拓跋斤挑唆寔君：“‘帝将立慕容所生，而惧汝为变，欲先杀汝，是以顷日以来，诸子戎服，夜持兵仗，绕汝庐舍，伺便将发，吾愍而相告。’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夜常警备，诸皇子挟仗徬徨庐舍之间。”

⑨ 楼劲：《北魏开国史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莫含壁，《魏书》卷二十三《莫含传》：“后(刘)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其故宅在桑干川南，世称莫含壁，或音讹，谓之莫回城云。”

⑩ 参见孙利中：《呼和浩特古城调查一览表》，呼和浩特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呼和浩特文物》，199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