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近代以来，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只是一种个体行为，而且是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的大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党的健康观及其行动，乃是连接个人健康与国家命运的中间环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健康历来高度重视且有历史担当，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党史学者就开始对红军的卫生工作，以及根据地医疗卫生状况进行考证、梳理和研究，形成了较好的资料性与研究性成果。①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年版，卢稀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新芝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等。近20年来，越来越多社会政策学者从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卫生事业的探索。②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30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姚力：《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同时，关于中国医学史、卫生史、防疫史等的研究也程度不同地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医疗卫生工作。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卫生思想的研究，剖析中国共产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探索，③丁名宝、蔡孝恒：《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孙隆椿：《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等。这些研究虽不乏丰富的史料，总体上看，或限于史料整理，或限于特定时期、地域、人物的研究，未能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以来卫生健康探索纳入整体视野下探讨。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卫生健康事业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①如王自力：《党推进人民健康事业的百年奋斗历程》，《人民论坛》2021年第36期；王冠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健康的伟大成就与基本经验》，《岭南学刊》2021年第3期。王延隆：《循序渐进：中国卫生与健康政策百年发展演变、特征及其启示》，《中国公共卫生》2021年第7期等。为学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本文即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以话语分析的视角，主要聚焦于政策文本及话语表达背后的政治意涵、行动主体意志的分析解读，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初心使命与发展历程。

从理论上来说，话语分析将行动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运用话语建构其社会世界的过程与机制当作研究对象。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1952年首先使用“话语分析”这个术语。而推动话语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广受关注的毫无疑问是福柯，他超越了将“话语”当符号的研究，将“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②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换言之，福柯使话语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概念，涉及通过话语进行知识或意义生产，因而使话语具有了实践的意涵。20世纪80年代，费尔克拉夫率先提出了批判话语分析，他批判福柯只关注非常特别的话语形式，如医学、精神病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话语，而缺乏对语言文本的关注。他的理论关注任何种类的话语，包括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并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向度进一步发展话语分析。③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观念是话语的实质性内容，话语是观念传递的互动过程，④维维恩·A.施密特：《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观念会以不同的话语类型呈现出来。话语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话语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需要对话语实践及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做深入解析。⑤王鹏、林聚任：《话语分析与社会研究方法论变革》，《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本文将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健康话语的变迁为分析视角，分析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构成，以及话语对于社会行动的建构性，从而剖析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观的发展。

一、革命话语下的革命战争与军民健康

话语分析本质上就是探究语言符号使用的社会情境。语义决定于语境，语境决定于社会情境。基于这一视角，本文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中关于健康的表述，并体悟这种话语表述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情境与历史意义。

1.健康与民族解放的话语建构

近代以降，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有识之士疾呼，“同是人而别之为病夫，非天之使然也，由于人之不谙卫生耳”，⑥天翼：《保存健康之浅言》，《进步》1912年第3册，第1页。开始有意识地将民族的衰弱与国民的卫生健康相联系。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屡屡遇挫，以及日益加剧的危机感，使得“病夫”从一种隐喻建构转化为现实的自我写照，也构成一种现实的压迫性话语。⑦胡宜：《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在这种压迫性话语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⑧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页。“做身体健康的民族”⑨习近平：《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4/11/c_1122668628.htm，新华网，2018-04-11。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目标追求。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国民健康，并多次将“健康”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一起。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⑩《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所谓体质，即身体状况，本属个体性议题，但在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话语表述中却昭示了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和发展力。

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促进国民健康，增进民众体质，无疑是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视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革命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样历史情境下，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多次将民众“健康”与“民族解放”置于同等高度来看待。如中共一大时，虽没有关于健康议题的专门讨论，但为了贯彻“一大”提出的任务，在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明确提到，“（劳工）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这种话语将个体的“健康”与“剥削制度”建立起关联，并以此论断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正当性。1922年7月召开了中共二大，大会宣言提出，要在“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将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作为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举措。以“大会宣言”的形式来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卫生主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工农大众健康的高度关注。

2.“疾病”是“敌人”的话语实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力图将军民健康纳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实践中。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并称为巩固根据地最重要的方法。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中央苏区建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起广泛的卫生防疫运动，在当时的话语修辞中，“疾病”常常被建构成革命的敌人。1933年苏区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内，是充满着污秽和疾病的，工人农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地主资本家层层剥削之下，简直无法顾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余力去和污秽疾病作斗争”，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污秽和疾病就是他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④高恩显等：《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一）》，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中国共产党号召全苏区军民向着污秽和疾病做顽强的坚决斗争。将卫生防疫行动比附于“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斗争，以此推进“污秽与疾病”问题的解决，这种话语建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健康治理的坚决意志，另一方面也让这种革命性的叙事语体与当时的社会情境相契合。

1933年中央苏区正处于严酷的革命战争时期。为增进工农群众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以革命话语形塑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疑具有较好的认同建构与社会动员的意义。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此类话语通过苏区各种宣传物如《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传达给广大军民，以建构他们对健康与革命关系的认同。正是通过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最终形成了健康的革命化表达的话语实践，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苏区形成符合革命战争需要的医疗卫生体系。

3.“卫生”就是“抗日”的话语关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维护军民的健康成为一项抗日工作，被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193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的社论《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提出：“我们以后必须更广泛有计划的在全边区来热烈地进行卫生运动，……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1940年5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解放日报》则专门辟出“卫生”专刊，防疫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发刊词中指出，“今天，在延安，在全中国讲求卫生，发展卫生运动，使新中国的新人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心身喜悦，坚强抗战必胜信心，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⑥李富春：《卫生发刊词》，《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在解放区的现实社会情境中，卫生与健康不仅是一项属于个体层面的事务，更属于“政治意义”的范畴，属于抗日工作的一部分。

综上，无论是反抗国民党统治，还是抗日战争，在革命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健康观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以革命视角看待疾病。1941年12月16日毛泽东给长期受疾病折磨的王观澜同志写信，以斗争的语气鼓励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对待疾病要“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王观澜非常认同地表示，要“以革命精神对待疾病”，认为“在疾病面前，意志软弱，结果可能还是逃不出疾病的魔爪。党对我们革命者的考验是多方面的，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意志坚定与否，也表现在与病魔作斗争上”。⑦《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记王观澜同志谈征服疾病的经过》，《人民军医》1961年2、3月号。从两人关于疾病的话语建构表达来看，尤为明显地体现了革命斗争的特征，而这正是当时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主导话语特征。由此亦可见，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观呈现出革命话语特征，疾病被视为斗争的对象，军民被当作守卫健康的斗士，革命者的意志体现在对待疾病的考验上。

二、社会动员话语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民众健康

新中国百废待举，健康是生产的先决条件，唯有解决劳动力健康制约因素，才能推动社会建设。长期流行的疫病和危害民众健康的因素，不会因为一个政权的变更而自然改变，却会因为一个政党的作为而显著改变，而这首先在政党文本话语中体现出来。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发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号召，并鲜明地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1078页。这样的表述，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观由革命话语向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动员话语的转变。

1.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话语

在社会动员话语中，人民健康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结合。周恩来在《为祖国锻炼身体》一文中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在这样的话语叙事中，“健康身体”的重要性被描述成奔向“共产主义”的前置条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表达了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卫生健康网的决心：“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8页。刘少奇号召“要把医疗网散布起来，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以便于人民治病”。④李洪河：《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档案春秋》2020年第5期，第13页。这些话语表达深刻昭示了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承诺和担当。此次会议还确定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话语是表达主观意志和特定目的的一套表述体系，带有表达者的态度倾向，暗含了表达者的某种意图。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卫生经验总体上还是局限于小城镇及乡村，对于大城市的卫生工作缺乏有系统的经验。这就决定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调动有限医疗资源为最广大的人民健康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健康基础。正是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健康事业中，用社会动员式话语实现资源整合，以实现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事业建设。

2.“爱国卫生运动”的话语策略

1952年美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事件逐渐被发现，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将“卫生”与“爱国”相联系的动员。1952年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各级基层组织均建立防疫委员会。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军细菌战、保家卫国，因此这场运动被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从话语分析视角来看，这不失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话语策略。在西方运用现代卫生学建构“病夫隐喻”，对中国民众身体和道德进行多重贬斥和打击时，中国共产党则在现代卫生学的知识框架中确立了“病毒、病原体—殖民者、侵略者”的基本叙事模式和相应的话语体系⑤胡宜：《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将“病毒”与“侵略”相联系的话语建构，使得爱国卫生运动内含了群众动员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1952年12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则指出，如果卫生工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卫生工作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方针，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因此，卫生工作方针需增加“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条。那么，如何实现“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具有极强动员力的话语表达显得非常有必要。毛泽东的题词无疑是经典代表：“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在这样的话语表达中，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通过个体层面的“讲究卫生”来实现国家层面的“粉碎敌人的细菌战”——这种关联的构建，既有效地推动了动员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又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健康的历史担当。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彰显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进而有力地夯实国家政权建设的群众基础。

3.“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话语引领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多年的建设，1964年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初步形成，①《城乡医疗卫生保健网初步形成》，《人民日报》1964年9月28日。但围绕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建设目标，卫生部门长期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没有彻底改变。对此，1965年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正式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称作“赤脚医生”。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报告，毛泽东做了“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此后，《人民日报》先后以《贫下中农欢迎的好医生》《赤脚医生人人夸》《赤脚医生赞》为题进行报道，称赞赤脚医生既防病又治病，既会中医又会西医，既能搞医又能搞药，是“又红又专”的多面手。经由特定的政治话语表述，赤脚医生被塑造为贫下中农“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极具政治属性的卫生战线的战士。这些话语浅显易懂，而恰恰是这种接地气、易接受的质朴话语，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

在乡村卫生实践中，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合作医疗制度。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指出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称赞共产党员、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连续组织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以话题引领的方式宣传合作医疗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这一话语宣传的效果甚为显著，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福利型的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全体人民享受到最基本、最公平的医疗服务。以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制度为代表的独特经验，使中国成为不发达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独有典范。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在论证国家政权建设展开过程时指出，政权往往通过重新配置权力、实施社会动员以建立民众对政权的认同。②Charles Tilly，“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in 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 in Western Europe.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将工农大众作为施政的主要对象，也要将工农大众视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工农”健康话语表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隐含了这种诉求。

综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卫生”事务从个体性层面提升到国家层面，并把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性议题嵌入个体性卫生实践当中，这种基于特定话语叙事的双向关联机制，有效地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主体责任形象，以及实现了社会动员以支持国家政权建构的双重目的。

三、改革话语下的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城乡“福利性”医疗保障事业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而逐渐瓦解，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悄然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移向“重医疗”。尽管中国共产党关于健康的话语力图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寻求平衡，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的潜在影响。

1.深化“医改”话语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设定性议题，是明确并不断强化个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责任。诸如教育、住房、卫生等计划经济时期均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域，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在“效率”不断被强调的总体叙事话语下，逐渐让渡给个体来承担主要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社会共识，被以一种近乎不容争辩的方式生产出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健康的话语，深刻地体现出这一转变。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③邹东涛、欧阳日辉：《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5页。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1985年因此被视为“医改元年”，改革方向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文件一方面强调医疗卫生服务“要有利于保护人民健康”，另一方面也提出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部门展开有偿服务，①《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引自《中国卫生年鉴1990》，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3页。试图以市场化手段来调动医疗卫生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成为卫生健康事业改革的主导话语。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掀起了又一轮医改浪潮。199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卫生改革的目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再次强调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及“保护人们的健康权益，不允许以污染环境、危害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引自《中国卫生年鉴19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但是，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市场化的医疗无疑会对低收入阶层产生排斥作用。

2.批判“医改”话语

改革开放以后，缺医少药情况相对于以往有根本改善，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突出，批判“医改”话语逐渐流行。据统计，1978—2012年《人民日报》中包含“看病难”“看病贵”的新闻报道文章共2248篇。通过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看病难、看病贵”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形成共识性话语，并成为评判和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话语工具。③袁迎春：《“看病难、看病贵”的话语变迁：1978—2012——以〈人民日报〉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不过，遭遇的重重困难并没有阻碍中国共产党深化医改、发展人民健康事业的步伐，2005年成为新一轮医改的起点，目标是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党中央认为，这是“维护十几亿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因此必须探索出“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④李克强：《不断深化医改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求是》2011年第22期，第3页。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卫生健康的话语，是处在不断表达深化医改决心与因不满医改而对“看病贵、看病难”进行批判的看似矛盾的话语体系中，但从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追求维护“人民健康”的意志是坚决且明确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市场化”是手段，“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目标，尽管这一“手段”广为诟病，但这并不意味着目标有任何变化。后来的事实证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健康观在遭遇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便以“人民健康第一位”的主导话语呈现出来。

3.健康第一位的主导话语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慌和谣言纷乱后，党中央及时提出“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⑤《把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日报》2003年4月14日。这一叙事语体迅速被推向了舆论的前沿，并始终占据话语舞台中心。这种主导话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立场，也给中国民众战胜“非典”以极大信心。

“非典”事件暴露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加上长期困扰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反思，逐步改变公共卫生领域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问题，公共卫生服务开始回归公益性。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奋斗目标，并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制的制度框架。

在一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众多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被烙上“市场化”“效率化”的印迹，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话语中，作为高频词的“人民健康”始终被视作卫生事业的核心目标，并不断被强调。这种话语表达，在唤起广大民众强烈共鸣和认同的同时，也有力地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真挚地、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形象。

四、健康治理话语下的健康中国与全民健康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美好生活就蕴含着对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等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健康的话语逐渐与“小康社会”“健康中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相联系，呈现出治理话语特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健康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目标、国家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议题下进行审视。

1.健康治理话语的时代性

2013年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率先提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为小康社会注入新内涵。2016年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作为处理全民健康与各领域各部门改革发展关系的核心指导思想，并提出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70—373页。这体现了“健康”在内涵要求上的深刻嬗变，从“健康等于不生病”的消极的传统健康观向强调“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的大健康观转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的“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等话语表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人民健康战略地位的新认知、对增进人民健康水平政策工具的新选择，以及对健康政策目标与内涵的新界定。“健康中国”不仅会使以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为特点的健康管理转化为一种全民性的社会行动，也将推动健康领域的政策范式与管理范式的变化。因此，“健康中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任务的时代要求。

2.健康治理话语的世界性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话语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际，健康成为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超过国界的全球健康治理成为大势所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呼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逻辑拓展，它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种世界人民熟知、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各国民众对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的期许和追求，不仅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也为重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指明了方向。②齐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话语和行动》，《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这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治理话语更具传播性与共识性。

3.健康治理话语的人民性

在维护人民健康面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人民健康的核心意义是“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面对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③《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6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维护“健康”成为特殊的话语事件。继“非典”之后，“人民健康第一”再次成为主导话语。如2020年1月21日与1月28日《人民日报》头条分别发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报道。作为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在传播中通过话语引领凸显了背后的价值导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以贯之的立场。

五、结语

话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一个政党会有意识地通过话语表达其政治主张，而执政党更是会借助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使政治和话语相结合，形成在各种政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④刘舒：《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创新的四个着力点》，《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话语意识是政党走向成熟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百年历程也体现在人民健康话语变迁上。随着近代以来国家政治从危机政治、动员政治走向日常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表达语境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话语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疾病是仇敌”“卫生就是抗日”的革命话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粉碎敌人细菌战”“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会动员话语，到改革开放时期“以工助医”“深化医改”的改革话语，再到新时代“健康中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健康治理话语的变迁。在这些不同时期，尽管话语表述有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始终不变。

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被西方视为是“病态”的，中国人在这种话语的不断规训中确立自己的现代位置，并一度确信这就是认定自己落后最合理的隐喻性理论。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而这种“病态”的根源，不仅来自生物界的疾病，更来源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社会秩序的不公正，正如历史学者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所发现的，“人类大多数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所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②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其中，人与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微寄生”关系；人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人类历史上互动之间的关系是“巨寄生”关系。因此，“健康”的获得必须与这双重“寄生”同时展开斗争。就近代中国而言，健康的获得就面临着消除疾病、提高医疗卫生水平与反对国内外压迫者、剥削者的双重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与使命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中。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向“病夫”的社会隐喻发起挑战，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将消除“微寄生”，维护人民健康作为重要任务，更是把“病态”与“旧的剥削制度”“民族压迫”联系在一起，将消除“巨寄生”作为奋斗目标。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对世界健康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并推动着人类卫生健康模式从“寄生”向“共生”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民健康观的百年流变昭示，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人民健康上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也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