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墨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2.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哈尔滨 150080）

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传统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及学科价值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而日趋衰微并渐有相互拆合之势。古典目录学业已从昔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1]之诸科求学门径必叩的“显学”，发展至如今面临难守自身畛域之危，盖因其对传统多类具体学科均具有考辨的学术史价值，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渊源甚深，而被一些学者将其学科意义及价值消弭混淆，甚至有意消亡古典目录学之学科，使之拆解为各专科目录学，如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等，并分别划进其所归专业科目供专科学习旁参之用。此说法又以与古典目录学渊薮最深的史学为最，近代学者张尔田在讲述目录学起源时就有“目录之学何昉乎，昉乎史”[2]的结论。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学术考辨特点与治史任务庶几相似，两千年来各朝代名家治史大都具有古典目录学的深厚功底，其将学术考辨方法运用于考史上，使得古典目录学的文化价值只显现其为史学提供学术文献的内容梗概与参考价值的“考辨”手段，而忽略了清人章学诚所谓的“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3]7的“考辨”真义与吸收、整序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学科理想。由于学科本身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