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庆新 王婧之

（1.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2；2.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10081）

1 引言

传统目录学作为历代知识群体进行知识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指导思想，已在历代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经典文化品格的分类体系，成为历代文教统治的重要知识保障。目前，我国学界已对目录学的内容旨趣、形式结构、文献组织及知识本质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彭斐章等认为目录的知识效用只有在文献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1]。重新发现传统目录学的现代意义，并从学科本质与知识归类的层面分析传统目录学的历史意义，是学界近三十年以来的关注重点[2]。“古代书目在揭示了图书价值的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时期历史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3]之类的观点，日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故而，马楠强调应加强对传统目录学本质的挖掘[4]，陈志新呼吁应发扬“学术门径、文献线索与最佳文献原文的一体化”[5]的目录学传统，这些都促使学界开始尝试探讨目录学的学理性追求及其知识存在的“主体性”[6]。早在1995 年，傅荣贤就指出传统目录学具有“整序文献进而整序人类文化”的职能[7]。王记录则认为传统目录学的文化品格及其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一是文献分类具有弘道设教、崇经重儒等超文本的道德劝戒和伦理教化的功能,在目录分类的表象背后蕴含着适应专制统治的政教人伦观念。二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认知思想。考辨学术派别及源流是古代目录学家最看重的目录功用之一，图书的分类与流变反映的是学术的分野和衍化，目录学担当着学术史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