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方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徽州是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关于明代徽州宗族建构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综观其考察的宗族对象，多集中于“新安八大姓”①中，而又以程、汪、胡三姓为最，这些宗族多自唐宋以来开始兴起，历代皆有闻人，其宗族建构起始时间也较早②。而“新安八大姓”之外的徽州宗族建构则鲜有专门研究，明代成化以降崛起的婺源桃溪潘氏（以下简称潘氏）即为其中重要代表③。该宗族在成化以前为寒门宗族，成化以后则科第繁盛，成为新兴世家，“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1]。以潘氏为例，通过对其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简要探究明代徽州新兴世家的宗族建构。

一、正德以前的桃溪潘氏

按谱牒记载，潘氏于唐末迁入徽州，至“大五府君”潘逢辰居婺源桃溪。明代中叶，潘氏因科第成就而达到鼎盛。明嘉靖年间顾璘有言：“今天下宦族之盛，不过数姓，其一为婺源潘氏。”④据清康熙《婺源县志》卷3《科第》统计，明代婺源潘氏科第中试者皆出自桃溪，自成化二十年（1484年）以来，潘氏共出11名进士，21名举人（含进士），其中任职三品以上6人。成化以前，潘氏虽具有“崇文兴教”的传统，但相较于槐塘程氏、清华胡氏等宗族而言，难以望族相称，列举部分人物如表1。

表1 《婺源桃溪潘氏族谱》卷首《桃溪潘氏世族名望》所载成化以前潘氏部分士籍人物

由表1可见，族谱所载成化以前的潘氏士子多任低级官员，一些士子仅有吏员身份。宋元时期潘氏部分士子入仕的途径为荐辟，另有三人中科，分别为潘舜辅、潘松年、潘应桂。但据明弘治《徽州府志》卷6，这些潘氏士子竟无一有载，即使在明代潘氏所修的两部谱牒中，这些人物的事迹也语焉不详。可见，族谱所载早期潘氏士人的身份存有疑点，或为后人所建构。但可以肯定，潘氏在明成化以前未有显赫人物，且其“无负郭之田，田与仓俱在四岭外，即稍号殷实家所储蓄，不足当他乡之十一”⑤，故可归于寒门宗族之列。

明代首辅费宏对潘氏崛起的原因有过论述：“延及选等，乃始凭藉世绩以克偿厥顾，盖非一朝一夕之故。”⑥可见，潘选（1476—1527年，弘治十八年进士，仕至河南按察司佥事）等人之所以能够登科入仕，并取得较高成就，和“世绩”，即宗族背景，具有关联性。

综观潘氏族谱所载，其“世绩”之始大致在明正统至弘治初年。该时间段潘氏族中出现了大量的私塾机构。例如，族人潘斯馨、潘衮曾聘举人张文辉为家塾师；潘杰、潘琦屡试不利，居乡开馆授徒；潘琦、潘传润等人建造凝秀堂来教育族中子弟。这些塾师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或教学水平，如张文辉为明天顺六年（1462年）应天乡试书经亚魁，潘传润教学“不专于章句，而古今治乱得失、邪正大略，考究无疑”⑦。潘氏还出现了宗族专经的现象，据族谱以及康熙《婺源县志》所载，潘氏以《尚书》和《易》见长，明成化至明正德年间，潘氏12名举人（含进士）中有10名习《尚书》、2名习《易》。宗族专经为文脉传承作了铺垫，从而提高了族人登科入仕的几率。

潘氏因科第而崛起，为了“世绩”的延续，“收族”成为当务之急。正德以降的短短70余年间，在士人的推动下，潘氏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宗族建构。

二、正德年间潘氏的宗族建构

正德年间，潘氏宗族进行了第一次宗族建构。这次宗族建构是以潘珏为首的士人为核心，以《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以下简称“正德谱”）的刊刻为标志，主要体现于士人通过修谱撰文与亲身实践对宗族成员施以教化。

潘珏（1446—1522年），字玉汝，初号雪竹，晚号澹翁，成化二十年进士，仕至福建按察司佥事，明廷在诰命中表彰其“豹姿作范乎族闾”⑧。他对宗族的最大贡献便是主持修撰了“正德谱”。除潘珏外，参与修撰的潘氏士人还有居家守制的潘选、潘旦（1476—1549年，弘治十八年进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便道省亲的潘鉴（1482—1544年，正德三年进士，仕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人。

“正德谱”共16卷，卷一前为序文、凡例、目录与“桃溪潘氏世族名望”（自潘逢辰始），其后为“世系”3卷；文献13卷，依次为“敕命、敕书、诰命”、“赋、乐章、辞、箴、调”、“诗”、“序”（2卷）、“记”、“传”、“行状”、“墓志铭”、“墓表”、“赞”、“题跋”、“祭文”，所辑文献大多出自士人之手。

综观“正德谱”的内容，其核心即是宗族教化。潘氏在“凡例”中对宗族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一是“以岁会团拜世次为名分”⑨。潘氏在宋元期间有团拜会的传统，后来逐渐废弛，后又在潘珏倡议下得以恢复。此会为潘氏全族在岁首三日祭祀族内先贤的集会，“其始行也，仍举前代之仕而贤、隐而德者，列象设位而合祭之，后乃删其世系之未明，而但祀其世系之可考者焉”⑤。潘氏对此会的教化作用有所论述：

凡我长幼允宜恪守，务效忠孝，务笃友爱，务睦宗族，务艺耕读。毋渎人伦，毋敛仇怨，毋怠生业，毋玷门阀。苟违盟言，即与疏绝。⑩

潘氏认为团拜会具有以祖宗盛德教化宗族的作用，宣扬忠孝友爱，凝聚宗族认同感。“凡例”明文规定：“团拜不会，名分已失，不苟合也”⑨。可见，潘氏将族内自宋元以来的团拜会上升为定义宗族成员的依据，族人不参与团拜，则失去属于桃溪一族的名分。

二是对出继情况加以详细规定。“凡例”第四条载：

继子注其名于本生父下，列图于所后父下。异姓来继者书，具本宗谱而止。传代已远者，仍缉书之。例昉于今，不追其既往也。存其名者，终不泯其所自，仁之至、义之尽也。出继异姓者不书，继外派者亦同。⑨

关于修谱前族内的异姓来继者，潘氏收集这些人员的信息，将其视为宗族成员收入谱内。潘氏规定出继异姓的族人不得入谱，还考虑到同姓不同宗的情况，出继其他潘氏的族人亦无法入谱。

三是严禁挑起族内矛盾冲突的行为。“凡例”第六条载：

子孙无问隐显，有作过者、不睦者、有侵祖墓者、鬻谱牒者、废弛团拜者、蔑视先祠者、毁弃手泽者、婚不计良贱者，并出之不书。⑨

潘氏对兄弟不睦、不敬祖宗、变卖家谱、与“贱民”通婚等族人采取族谱除名的措施。

四是防止借修谱之机假公济私的行为。“凡例”第七条载：

间有自著某德、某善者，有无实行，族众当有鉴别。⑨

第九条又载：

文献故实，其间子孙自撰父祖行状、墓志等文，因其言求其人，考其迹，又俟后之作者论定。⑨

潘氏对子孙所撰父祖行状等入谱的情况采取审慎态度。修谱者需要对子孙所撰先人事迹详加考证，再决定是否入谱，并将修谱者置于族众监督之下，防止其假公济私，借修谱之便美化自身在谱中的记载。

此外，潘氏重视对祖墓的保护。在谱中世系之后详细记载各派祖墓的情况以及修复事宜，以此来提醒族人，防止被他族侵占。

除了在族谱中对族人行为加以规定外，潘氏在该阶段的宗族建构还体现在士人通过亲身实践宣扬宗族教化上，以“睦族化乡之意老而弥笃”⑪的潘珏为例。

其一，他兴建与宗族教化相关的村落设施，并致力于宗族教育。潘珏居乡期间移风易俗，“尝改土祠作劝善亭”⑫。他又在村落道路旁立碑，刻宋儒陈襄所作训词教化族人为善。潘珏还在村落中心位置建流芳桥⑬。他“夜课诸孙，诵习不倦”⑪，重刊元代族人潘荣所撰《历代史要总论》一书，并考证其生平事迹。

其二，他撰写大量关于宗族教化的文章。仅“正德谱”所收录潘珏署名文章，计有1篇行状、2篇墓志、11篇像赞、5篇题跋、4篇祭文、27首诗，另有序、记各3篇。在这些文章中，潘珏吟咏村落环境，激发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他还赞颂了一些族人的事迹，如“性刚方，不诡随以媚人。尚气义，门庭之寇率先出力以御之”⑭的潘彦祯；“夫在冥泉，儿居襁褓，泣血终天，矢心茹草”⑮的节妇李氏。

除潘珏外，潘旦撰《墓田记》称赞族人潘有祥置办墓田之举；潘滋（1489—1559年，嘉靖七年举人，仕至建宁府通判，时为庠生）撰《清逸轩记》赞颂高洁超然的族人潘廷实。这些关于宗族世教的文章，通过入谱的方式向族人传颂，激发族人遵守儒家伦理，端正自己的行为。潘氏宗族还将潘选等四人本身、妻室、父母所得诰敕以及当朝缙绅所撰之作辑为《四封录》一书，请费宏、王守仁等名公作序，“示乡人为观美也”⑯。

“正德谱”的《字号歌》集中反映了该时期潘氏宗族对族人的期望，摘录如下：

本来惟一派，源远流益分。眷此三山裔，元同始祖坟。迁移无定迹，盘踞有遗根。蕃盛枝桠散，栽培德泽深。桃溪望已著，梓里胜犹存。世代崇清白，荣华藉宠恩。读书人作相，攀桂士如林。积善开基业，阴功庇子孙。期光儒宦族，增重大家门。海岳为盟誓，文章贯古今。⑰

在修谱时的正德十三年（1518年），潘氏期望宗族成员联属族谊，业儒仕进，光宗耀祖。修谱以后的20年间，年轻一代的潘氏族人秉承潘珏等人的期望，先后登科入仕。正德十四年（1519年），潘潢中南畿解元，连登进士，历两京四部尚书。潘钰、潘（1482—1553年，嘉靖四年举人，仕至嘉兴府教授）、潘旷（1493—1532年，嘉靖四年举人）、潘滋、潘礼、潘鏊（1511—1580年，嘉靖十三年举人，仕至苏州府教授）先后中举，潘镒、潘亦中进士，官至从三品参政，潘氏宗族迎来鼎盛期。

三、嘉靖年间潘氏的宗族建构

嘉靖年间，潘氏对宗族进行了第二次建构。这次建构主要体现为以潘珍（1477—1548年，弘治十五年进士，仕至兵部左侍郎）、潘旦、潘潢（1496—1556年，正德十六年进士，仕至南京兵部尚书）为首的士人通过修建大宗祠与制定族规等方式对宗族组织加以强化。

据族谱载，元代族人潘淇曾“作家庙于正寝之东，裁定四时祭式，传之子孙”⑱。可见当时潘氏的宗族祭祀遵循朱熹《家礼》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潘氏族内仅有墓祠，并未建造大宗祠，因此这成为该时间段宗族建构的重点所在。

将修建宗祠提上议程的是潘旦。正德十二年（1517年），他在《书家乘后》中言及对宗祠的看法：

独慨夫祠宇未建，无以栖神主、藏祭器。宗子岁迎主，祭于其室，如传舍然，甚失明禋之义。旦窃有志而愧未能也，仁人孝子孰无是心哉？幸相与图之。⑰

潘旦认为大宗祠当为先人神主应居并享受后人祭祀之处，建祠为仁孝之人必举之事，宗族应尽快加以商议策划。在士人推动下，潘氏宗祠最终于十余年后的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落成。严嵩《潘氏祠堂记》曰：

正德间前按察佥事珏倡修谱牒，尝欲会族建祠，未果而卒。按察之从弟今少司马公珍、从子少宰公旦，始议捐俸图成之。乃以谋与其族之长且贤者，又以谋于其族之仕而有禄者，议咸如少司马公、少宰公。乃相宅于溪之朱紫岭，负阴面阳、双渠合流、群峰插天，卜者曰“祥”。诸宗所至，道里均焉。鸠工庀材，是斫是虔，堂室楹龛，咸应轨法。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则标祀其有齿德、官勋及文学科目者、封典者，各以昭穆而咸祔。廊庑库厨、仓廪书塾缮饬具完，缭以周垣。题其门曰：“桃溪潘氏祠堂”云。⑲

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潘珍、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潘旦秉承潘珏遗志，提议捐俸建祠，并与族内长者、身居宦位的士人协商谋划，最终潘氏族内达成共识。该祠与潘氏各派所居村落距离适中，为潘氏各派的大宗祠。祠堂祭祀始祖，以族内德高望重者、入仕登科者、获朝廷封赠者、精通儒经者配享。宗祠配有长廊、廊屋、仓库、厨房、书塾等设施，以围墙环绕。潘氏族谱亦载严嵩此文，但个别地方有所补充，疑似根据祠堂实际情况增补。“缭以周垣”一句为“为垣以周，其外为屋，以居族之贫者”⑳，可知潘氏士人在祠堂之外建有房屋，接济族内贫困者居住。

因祭祀始祖与功德配享制度和朱熹《家礼》中祠堂主张有所出入，潘氏士人在筹划建祠的过程中遇到族内阻力。对此，潘珍、潘潢等人先后撰文向族人提出祠堂规制的理论依据，并获得了族人的支持。潘珍强调宗祠之“公”，主张将族祭与家祭二者分开，家祭仍然以朱熹《家礼》为蓝本；族祭模式则承接宗族团拜传统，结合程朱学说，以功德配享彰前启后㉑。潘潢则从历史对比的角度强调祭祀始祖的合理性。他说：

窃谓“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固非诸侯以降所得通行。后世公卿大夫官无世封，亦不当援古制，各立太祖之庙。而《礼》称“别子为祖”说者，谓一是“公子来于他国，别于不来”。吾族迁自三山，开数百年之祖理为近之。随时起义，莫若尊祀。始迁祖大五府君、祖妣大五孺人张氏，永作宗族不迁之主。创祠之制，则如国初品官家庙图示。凡几间，外为中门，东西两阶，阶一随地广狭，覆以屋，取容族众叙立。又为遗书祭品库及神厨于其东，正神道、厚周垣，重门置守，谨其出入。于祠之西别置广堂，以待祭祀、致斋、习礼，会拜而馂余焉。㉒

潘潢认为，若按古制，诸侯以下均不得祭祀始祖、先祖。但古今情况不同，后世公卿士大夫早已丧失身份世袭的权利，则不应严格遵守古代的宗法制度。他援引《礼记》“别子为祖”的说法，元儒陈澔（1260—1341年）将别子三义概括为“一是诸侯适子之弟，别于正适；二是异姓公子来自他国，别于本国不来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为卿大夫，而别于不仕者”㉓。在潘潢看来，潘氏的来源可归于第二种情况，则按“别子为祖”的说法，祭祀模式随时局而改变，“义”起崇祀开基之祖潘逢辰合情合理。他还指出，潘氏祠堂布局和明代官员家庙相同。按正德《大明会典》卷88《礼部·祭祀》，潘氏祠堂内部布局确实与之记载相一致。由此可见，潘氏士人试图在“礼”和“义”间寻求平衡，他们在建祠时亦参考了明代关于官员家庙的规定，又对之有所发展，除祭祀对象不同外，在祠堂之外还设立厅堂，供宗族举行活动时使用。大宗祠采用品官家庙布局，一方面彰显了这些士人的地位与文化权力，另一方面亦可起到激励族人业儒仕进的作用。

“正德谱”载，潘氏在正德年间已设族长。但宗族的宗子观念较为薄弱。谱载族人潘洪：“先是有宗子沦落别姓，与简肃公（潘潢）甄拔之以主祀事”㉔。可知潘潢推动族内重新实施了宗子制。他又提议：

今请准古祭法及随时义，表族著望与尝崇德而象贤者之令胤。人输上田一亩入祠，力不足者，裁其数，岁课其获以供牺牲、粢盛。至日，为始祖位南向配……而灌献必宗子骏奔，执事备。凡子姓盖合乐、序馂如仪，则振肃。祀之余财，资族诸生，为奖正习淳之助。㉕

潘潢亦主张采用功德配享制度，在宗祠的运行上则建议族人每人输田一亩入祠，以其收成供祠祭使用，如力所难及，可酌情减少输田的数量。宗祭由宗子行灌献之礼，并由宗祠执事人员筹备，其余族人共享祭品。祠堂祭祀余下的经费供资助族人读书之用。他还提倡制定族规家法：

今请以祖宗团拜铭章为主，兼取诸书一二，以成一族之法。要在易知易从，庶几可久可大。其纲领节目，自有宗老、诸父、诸兄高明者在。某卑且愚，非奉教必不肯疾行先长也。取可否示。附上宗仪乡约族范，仰备采择。㉕

潘潢指出族规家法应来源于先世族人所作铭章与儒家经典，易为族人所接受，其本人还拟定了蓝本，供族人参考。

此外，该时段潘氏宗族亦修撰了一些宗族文献，起到宗族教化作用。《新安名族志》载，潘鏊“集有《慈德录》《世宝录》”[2]。其中的《慈德录》集录族内女性懿行，潘铉（1492—1551年，嘉靖七年举人，仕至解州知州）为之作跋。他说：“坤道之所以完实，托于兹录矣”“凡士人之妇，各市一册而什袭深藏焉，亦可也”㉖。可见潘氏重视对族内尤其是业儒之家女性的传统教育。潘铉还撰有《孝节辨》等文进行说理教化，在他所著《春厓存稿》中，赞颂的节妇贤女有十余人。在其他宗族设施上，潘鉴、潘旷等人清理祖墓、封茔立石，潘珍建迎恩桥、崇恩桥、庆源堂、四美亭，潘滋建瑞滋桥，潘铉建普济桥，潘建尚文桥㉗。

大宗祠、族规的建立与制定使得潘氏本宗的组织化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潘氏将宗族建构的着眼点放在统宗之上。这一设想在嘉靖中后期开始形成，并在万历年间得到具体实践。

四、嘉靖以降潘氏的宗族建构

嘉靖以降至万历初年，潘氏士人对宗族进行了第三次建构。这次建构主要体现于以潘鏊、潘温（1507—1577年，仕至鹤庆知府）为首的士人进行跨地域的统宗会谱活动。

潘氏所修统宗谱今已亡佚，但现存六安、泾县、广丰、怀宁等地的潘氏族谱中均有对此次统宗活动的记载。工部尚书朱衡对潘氏此次修统宗谱活动有所叙述，其序曰：

襄毅（鉴）、简肃（潢）、碧峰（珍）、寒泉（旦）诸老夙有是志未果。其子知鹤庆军民府事温、知广西府事澄、锦衣经历缙、判严州府事丝、教授苏州鏊，乡荐士藻欲克成之，命其子侄经事者遍求历访数有年矣，始得诸族谱。礼延致政御史觉山洪先生纂集，教授鏊、郡守温提督其事，参互考订，勒成一编。祖其所自始，大宗也；详其所自出，小宗也。是者不出，非者不入，纪实也。来者不拒，去者不强，顺人情也。疑者阙之，信者传之，以示信也。传其世系，略其文献，族大人繁，不胜载也。近或有遗，远或有略，考核未详，势难遍及，姑俟后也。梓成，分授诸族，以为万世不刊之典。㉘

又按万历六年（1578年）泾县茂林潘氏将本支增补入统宗谱而成的《荥阳茂林潘氏重修统宗谱》载：

婺邑桃溪潘氏成荥阳统宗世谱，凡族之蔓延东南如衢州、永丰、池阳、六安、两淮等地靡不搜集。会归刻既成，参之茂林潘氏家谱所藏者，合若符节，遂喜，而亟欲统一之。㉙

又按六安《潘氏宗谱》卷2“统宗世谱”条目载：

始周毕公之子季孙，封荥阳侯，为受姓之祖。至乌程而分三大派，其迁六安者，则桃溪之派逢辰公之裔也。谱溯源著代最为详核。㉚

据上述序文等可知，与多数徽州宗族的统宗活动不同，潘氏所修统宗谱涵盖了东南地区诸多府县。谱成后，潘氏又进一步与茂林等地潘氏联宗。该谱的发起者潘鏊为潘珍之子，潘温、潘澄为潘鉴之子，潘缙、潘丝为潘旦之子，这些潘氏士人承继其父辈遗志，对父辈的宗族建构加以拓展。潘氏统宗谱重世系而不重文献，更多注重以谱收族，加强与其他地区潘氏族人之间的联系。

明万历初年，潘氏通过联宗的方式完成了始迁祖以上谱系的构造。潘氏在正德年间并不知晓始迁祖以上谱系，“吾潘以逢辰公为始祖，上焉者阙其所不知，纪实也”⑰。而现存的万历《荥阳茂林潘氏重修统宗谱》将潘氏始迁祖潘逢辰以上世系收录在内，六安潘氏对统宗谱内容的描述也提到了该谱从受姓之祖始。潘氏的统宗活动为潘氏本宗增添了外援，提高了世族名望，使得族人知晓自己所自所出，增强了宗族凝聚力。

除兴修统宗谱以外，嘉靖以后的潘氏还对此前的宗族建构进行陆续补充和完善。在宗祠修建与管理上，潘温“创四祭祠，皆出己赀。著《祀先录》，辑《茔域志》”⑱；潘士藻（1537—1600年，万历十一年进士，仕至尚宝司少卿）“推财睦族，拮据不遑假贷。创小宗祠，葺大宗祠，费数十百金”⑦。潘氏士人亦捐田入祠，例如广西知府潘澄，买田五亩捐入大宗祠为众业。在其他宗族设施上，潘士藻建雨济桥，并建同异轩讲学。潘之祥（1553—1632年，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仕至江西右参议）建登崇桥㉛，重修桂芳桥、迎恩桥、荥阳桥、荣恩桥，并“日进诸子弟课文艺，置田三十亩为馆谷资，名曰‘乡贤文会’”㉜。在族谱修撰上，明崇祯年间，由潘之祥及其子潘文儁主持，潘氏对“正德谱”进行了续修。该谱沿袭“正德谱”体例与书法，另增有一卷“奏疏”，收录潘旦、潘鉴、潘士藻、潘之祥等人的奏表，对明代潘氏宗族的成就进行了总结。

五、由桃溪潘氏宗族看明代新兴世家

明代婺源桃溪潘氏的宗族建构呈现出一个典型山村寒门宗族的扩张过程。与辉煌的科第成就相应，潘氏的宗族扩张速度令人瞩目。正德以降的短短70余年间，潘氏在士人群体的带领下，通过三次大规模的宗族建构，对宗族组织进行了整治与强化，将“崇文兴教”的族风加以延续和发展。在此过程中，潘氏迅速发起统宗活动，整合各地支派，从怀宁、六安、永丰等地的潘氏族谱记载中亦能见到与桃溪的交流互动。潘氏将宗族名望与影响力扩张到各地，构建起完备的宗族谱系。在宗族建构的过程中，拥有士人身份的族内精英群体发挥了核心作用，并且呈现出代际传承的特点。综观明代潘氏的发展脉络，士人群体对宗族建构的热情与投入不遗余力，从族谱的修撰、宗祠的建设到家国关系的互动，乃至宗族生活中的若干细节，潘氏士人均进行了广泛实践。

潘氏士人居乡期间致力于尊祖敬宗睦族。居官期间，这些士人则清廉有为，政绩卓著。与族谱记载相一致，这些士人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评价。

表2 《明史》《明实录》及各地方志中的潘氏士人记载

潘氏士人在政坛上能取得较高成就是宗族“崇文兴教”大环境下的结果，呈现出宗族、文教、仕宦三者的良性互动。他们入仕前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感染，大多居乡孝友，如潘旦“性至孝。父直庵公嗜鱼，公不避寒暑，探水石间，数得鱼进，父悦之”[3]。在家国问题上，潘氏往往强调以“忠”为先。吕柟所撰潘琦（潘鉴父）墓志载：“鉴以公垂白在堂，不愿远仕，公以尽忠报国、荣达所亲勉之。及鉴进副使时，复上疏辞官，不允。公益催促，不使顷刻违命”[4]。潘氏士人对宗族建构的目的也在于将这种“崇文兴教”之风加以延续。“正德谱”的《字号歌》中明确记载：“积善开基业，阴功庇子孙。期光儒宦族，增重大家门”。

明代徽州科第繁盛，据相关学者统计，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其中“新安八大姓”的进士总数达到了252名，约占56%。但是具体到村落支派，“新安八大姓”并不占优势。明代徽州共有9个宗派所出进士数高于5人，除位居次席的桃溪潘氏外，不在“新安八大姓”之中的还有桂林洪氏、槐塘唐氏、沱川余氏、济溪游氏，潘、唐、游甚至不在“新安十五姓”之中㉝。同潘氏一样，济溪游氏亦是明代崛起的新兴世家，同样也呈现出类似潘氏的特点。嘉靖三十年（1551年），右佥都御史游震得主持修撰族谱，游元润、游汉龙等士人又在万历年间续修。这些士人还修葺宗祠，捐银、捐地兴建科第坊、常平仓、书屋、文会等一系列宗族设施㉞。在明代程、汪、黄、胡、洪等大姓的谱牒中，不乏同姓各支派之间关于宗族建构的冲突斗争记载㉟，但在潘、游等新兴世家的谱牒中，此类记述极为罕见。由于这些宗族的基础相对薄弱，按嘉靖《新安名族志》，徽州潘氏仅有11个支派，游氏仅有2个支派，其宗族凝聚力更强，士人对宗族扩张的愿望更为迫切，宗族、文教与仕宦三者的良性互动更为突出。婺源桃溪潘氏的宗族建构为了解明代徽州新兴世家乃至徽州宗族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注释：

①徽州素有“新安八大姓”“新安十五姓”之说。“八大姓”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孙姓，则为“新安十五姓”。

②如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林济：《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陈雪明、卞利：《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张晓、董乾坤：《“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以徽州胡瞳、胡学父子为例》，《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冯剑辉：《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章毅：《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

③关于婺源桃溪潘氏研究，目前尚未有专门论著。一些研究成果中对潘氏有所提及。如常建华《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提及严嵩对潘氏宗祠的议论。林济《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安徽史学》2012年第6期）提及潘氏宗祠实施功德配享制度与潘士藻创小宗祠、葺大宗祠之事。赵克生《明代士人对家礼撰述与实践的理论探索》（载《明清论丛》第十二辑，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提及潘氏的团拜会。曲晓红《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提及潘氏七品以上官员可以在村中溪水上架桥的族规，等等。

④顾璘撰《息园存稿》，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卷2。

⑤《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1636年）刻本，卷19。

⑥费宏撰《费文宪公摘稿》，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卷11。

⑦《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刻本，卷13。

⑧《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刻本，卷8。

⑨《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首。

⑩《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5。

⑪潘希曾撰《竹涧先生文集》，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刻本，卷7。

⑫《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3。

⑬流芳桥在婺源县中云镇坑头村尚存。

⑭《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12。

⑮《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14。

⑯《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8。

⑰《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谱》，明正德十三年刻本，卷末。

⑱《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刻本，卷首。

⑲严嵩撰《钤山堂集》，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刻本，卷23。

⑳《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刻本，卷12。

㉑《婺源桃溪潘氏族谱》卷19《祠堂从祀先祖议辩》。

㉒潘潢撰《潘朴溪先生文集》，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刻本，卷3。

㉓陈澔撰《礼记集说》，明初刻本，卷10。

㉔《婺源桃溪潘氏族谱》，明崇祯九年刻本，卷3。

㉕潘潢撰《潘朴溪先生文集》，明万历十三年刻本，卷9。

㉖潘铉撰《春厓存稿》，明嘉靖刻本，卷5。

㉗以上诸桥在婺源县中云镇坑头村尚存。

㉘《（广丰）潘氏族谱》，1944年刊本，卷首。

㉙《荥阳茂林潘氏重修统宗谱》，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本，卷首。

㉚《（六安）潘氏宗谱》，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木活字本，卷2。

㉛雨济桥、登崇桥在婺源县中云镇坑头村尚存。

㉜蒋灿等纂《婺源县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刻本，卷9。

㉝参见宋长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㉞参见《济溪游氏宗谱》卷26《建置志》、卷28《修谱志》，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木活字本。

㉟相关研究，可参阅廖华生：《身份建构与正统争夺——婺源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个案研究》，《族谱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冯剑辉：《徽州家谱宗族史叙事冲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江一方、周晓光：《明儒洪觉山宗族思想探析》，《徽学》（第十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