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闻新

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期，北京心理援助热线针对国内“非典”与“新冠”两次重大疫情期心理援助热线相关来电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出与17年前“非典”疫情期相比，“新冠”疫情期心理援助热线来电者的知识需求减少，心理需求增多。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通信技术为大众提供了更多传播知识的途径，人们获取疫情常识的方式不再单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对心理健康的需求在增强，这也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假设，在突发且重大疫情下，心理应急管理已经成为个体防疫体系的重要内容。

2021年初，我去扬州出差前，问及当地的朋友有哪些防疫要求，朋友回复：这里“一片净土”，你踏实来吧，很安全的，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影响，不用做特别防护。在扬州那几天，我也切实体会到了这里有如世外桃源的平静，人们的生活一如往常，如果不是公共场所“出示苏康码”的提示，真的会忘记新冠肺炎疫情的存在。年中，看到扬州疫情的新闻不禁担心，马上问朋友，他也带着焦躁地说：谁能想到扬州会停摆，大家都很紧张、烦躁，痛恨那个“南京老太”，新冠来得猝不及防，我们也开始紧急囤口罩，还像小孩子一样学洗手……平常话不多的朋友，这次却说个不停。前不久，北京出现高风险地区，朋友发来问候，我顺便问及扬州情况，他说，自从经历了上次应急，扬州人的防疫意识都加强了，很配合治理要求，之前不戴口罩的也很自觉地戴上了，谁也不想再被折腾一次，想想封闭那段时间快让人发疯了。

从平安无事到全城应战，从全面解封到稳固堡垒，扬州好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生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的我们最容易出现的两个极端状态：麻痹和紧张。

麻痹心理，是在长期没有出现疫情状态下容易产生的松懈，特别是作为“长久无战事，只为观战者”的一方，或多或少会将新冠病毒障蔽于自己世界之外;作为“旁观者”，我们难以持续保持警觉，又被回归疫情之前生活的动力牵引着，身不由己就会简化防护手段，原本在紧张期织密的防护网由此而出现漏洞。紧张心理，则是在身边突现感染者或居住地被宣布进入防疫紧急状态下，身心被突然调动起来的慌张和适应不良。

无论是麻痹还是紧张，其幕后都是受焦虑情绪的操纵，前者是一片歌舞升平的低等级焦虑，后者是猝不及防的高等级焦虑，低焦虑容易降低对病毒来袭可能性的准确判断和充分准备;高焦虑容易产生过度应激反应，受烦躁、愤怒、恐惧困扰，加之过度解读病毒，情况变得糟糕。

我们的情绪状态并不是恒定的，总是在外界变动、内在感知的影响下发生波动，焦虑作为最基本的情绪也是如此，其稳定性因人而异。

有心理学者经过研究将焦虑强度进行了六级划分，一是心神安定，指基本没有焦虑，个体状态不受情绪的影响;二是安康状态，指相对舒适的情绪体验，虽有微小焦虑，并不会引起个体关注;三是轻度焦虑，指由可适应的压力带来的焦虑感，能够唤起个体的警觉、引起注意，对行为产生影响;四是中度焦虑，指情绪对个体的正常认知产生影响，降低了注意力和对环境适应性，一些可以应对自如的事务却感觉吃力;五是重度焦虑，指有较强烈的压力感，个体的基本思维和日常行为受到影响，一些可以应对自如的事务却较难完成;六是恐慌，个体压力阈值降低，对环境过度敏感，认知和行为水平明显下降，自我防御过度提升，导致沟通和接受能力失去常态，甚至伴有躯体不适。

上述六个等级，由低至高，我们可以对照在不同防疫等级要求下自己的焦虑等级，其中过低或过高焦虑等级都不利于自身防疫准备，而张弛有度的适度焦虑，才有助于自我防疫管理。有读者会疑问，低焦虑难道不是最好的心理状态吗？

北京市卫健委在通报案例时，表扬了一名确诊病例，该病例得知内蒙古疫情后，提前通知家人搬到其他住所，自己返京后主动向社区报备，并独居隔离，发言人称：严格履行个人防控责任，既保护了家人，又降低了社会传播风险，值得倡导;而同一波疫情的另一个案例则相反，病例在自身有体症情况下，依然聚众、自我治疗，导致病毒传播，当事人既中了病毒的招又被追责，得不偿失。两个病例具有动员全社会参与防疫管理的典型性，在探讨个体防疫心理建构上同样可以作为教案。

心理学家对压力与动力进行建模分析，认为心理压力过低难以激发人们的自我鞭策，表现为懒散和无效率;压力过高容易扰乱思维判断，引发消极情绪，降低做事效率。学者用倒U型曲线（即类似于一个倒扣着的碗的线条）来具象这种关系，极低和极高焦虑都处于倒U的两个底端，产生低端行为效率，倒U弯处为适度焦慮，可以激越动力，提升行为效能，这就解释了前文中被追责的确诊病例在发病之后为什么会出现怠懈防疫的情况。

健康心理学从形象学的角度将压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巨石压力，一种是细沙压力。巨石压力具有暂时且冲击力强的特点，细沙压力则好像温水煮青蛙。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以巨石与细沙共存的方式徘徊在我们身边，考验着人类的神经，我们既要保持觉醒，又要轻松应对，学会把握适度焦虑，既不麻痹，又不焦躁，既有助于我们顺应常态化防控的治理要求，又保障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