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佳飞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选秀节目的蹿红，离不开背后粉丝们 “为爱发电”的情感劳动。选秀节目中粉丝的情感劳动主要是通过微博平台准科层结构的后援会来实现的。一方面，粉丝的情感劳动深度嵌入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微博平台结构和数字技术塑造的“粉圈”社会关系网络中；另一方面，微博平台结构与社会关系嵌入可以帮助粉丝争取更多的能动性，蕴含着“再造”的可能性。在不断积累的情感劳动实践中，选秀粉丝逐渐醒悟“数字逻辑需要改变再造”，一部分粉丝尝试对抗微博平台规则，拒绝市场交换逻辑来摆脱“嵌入”，虽然这种脱嵌的行为只是部分、少数的，但是为革新粉丝情感劳动形式、粉丝走向情感解放、塑造新的粉圈关系提供了可能。

一、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

选秀节目粉丝通过观看偶像培训和包装的状态，进而参与到偶像的成长之中，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粉丝的情感是粉丝经济的最大的推动力。但是如果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难以解释粉丝的“情感”如何异化为劳动，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

在学术研究中，“情感劳动”对应出自社会学领域的emotional labor 和源自政治经济学的affective labor，二者代表了不同的理论流派。那么选秀粉丝群体为偶像付出的情感怎么成为了劳动？属于哪种类型的“情感劳动”？要解释这些问题，首先有要对emotional labor和affective labor的概念追本溯源。

Emotional labor出自霍赫希尔德于 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这本书中，霍赫希尔德通过对美国空乘人员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区别于传统工业的工人付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霍赫希尔德认为这是一种“情感管理”。社会学领域的“情感劳动”其实更多的是在围绕着资本对劳动者在情感上的规训以及劳动者自主反抗来展开的。

Affective labor则出自哈特和奈格里的论文《情感劳动》。哈特和奈格里延展的概念“非物质劳动”提到了情感的生产与控制、虚拟或者实际的人际交往，而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主要的构成，包括情感生产，对生产情感的过程的控制，最终得到的产品也是情感。情感作为非物质，本身并不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过置换和消费，情感的生产成为了消费的新形式。互联网时代下，拥有着一定自主权的网民在数字平台上互动、娱乐，在这些互动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情感为互联网这个巨大的数字“工厂”提供了资本扩张原材料。政治经济学的“情感劳动”指的是有着更多自主权和支配权的网民们生产情感的过程，使用社交媒体的粉丝群体正是其典型的代表。

前者侧重劳动者为获得报酬才进行情感展示，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有“雇佣”的意味；后者突出劳动者的主体性，强调劳动者有着自我的意愿，不存在“雇佣”，甚至不求获得回报。在国内的研究中，为明确区分，刘芳儒提出，将前者定义为“情绪劳动”，而后者则命名为“情感劳动”。为行文的方便，本文采用此分类法。

选秀节目粉丝可以自主选择并投身自己喜爱的文本、加入粉丝群体并抱团、可以进行双向互动，不追求切实的经济回报，而是追求与偶像之间形成不现实的亲密关系，建立某种情感共同体和价值认同。“为爱发电”的选秀节目粉丝所进行的情感实践应该指向的是 “情感劳动”。

二、情感劳动的生成机制

选秀节目粉丝往往把微博平台作为自己主要的阵地，通过后援会的组织形式发挥作用，呈现出严密的准科层结构。大部分后援会内部设置有多个职能明确的小组：财务组(负责打榜、应援等相关需要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工作)、数据组(负责点赞、评论和转发明星微博，偶像代言产品和相关数据统计)、反黑组(负责“控评”、“广场、词条净化”)、宣传组(地推应援、网宣等职责)、物料组(视频、文案、图片的产出和总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数据组”负责统计与偶像相关的各项量化数据指标，并身体力行带领粉丝群体“做数据”。此外，规模较大的后援会中还可以与偶像公司联系，并拥有媒体资源的“职业粉丝”；追踪偶像的行程，拍摄偶像照片并上传至网络，具有一定饭圈影响力的“站姐”等。在人员构成上，粉丝群体多以年轻女性为主，分布在全国各地。且在校学生居多，拥有大量闲暇时间，也具备一定的财力参与打投、应援等追星活动。主要的联系方式就是各种微信、QQ、微博群聊等。

而将选秀节目粉丝后援会的结构称为准科层制，一方面是因为后援会内部存在“隐藏”的等级制度。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布雷弗曼的观点，工业生产时，资本家会把工人与技术进行分离，诱导工人之间进行竞争，或是削弱他们反抗的权力，但是在现在的媒介平台上，劳动者是遵循着自组织的原则，粉丝群体的“自组织性”正是选秀节目粉丝的情感劳动不同于传统劳动者的核心特征。后援会看似松散，不像传统的公司一样等级分明、受强制性制度和规则约束，粉丝个体可自由地加入或退出后援会，而且粉丝群体内部的工作要求也是依靠约定俗成的“条件”。后援会看似没有“老板”这种权力管理核心，成员也不是被雇佣的员工，而是平等、相互监督制约的“自由的行动者”。但是后援会中，组织者的权威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不同于传统权力的形式，后援会中的权力是隐形的；成员表面上是平等的，实质上却还是像传统的公司制度一般层级分明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援会内部存在着较强的流动性。具体而言，每名粉丝可以身兼数职，负责不同职能组的“工作”，例如，可以同时负责数据又负责产出等等。每个小组乃至整个后援会可能都没有明确的、固定的领导者，而没有固定领导者也是由于粉丝本身流动性强的原因，所以后援会是针对具体的事务，由粉丝投票推举出临时“领导者”和临时“工作组”来统筹各项工作。“职粉”与“站姐”等拥有较高权力、较多追随者的“大粉”，以及经手金钱的“职能组”都会受到全体后援会成员和粉丝群体的严格监督。事实上，选秀粉丝后援会往往有着高效的执行力，很多传统的劳动群体无法达到如此高效，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打榜、控评等多项任务。

粉丝在追星过程往往是有着逃避现实的情感倾向和对偶像亲密关系的想象，前者是通过打榜、做数据、净化广场、集资等仪式来让自己暂时脱离平淡的生活，在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后者则是通过“老公”“哥哥”的这种“亲属”称呼投射出一种“拟态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也因为不存在现实生活中金钱、阶级、地位、阅历等存在矛盾的因素而变得更加纯粹，但是也容易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偶像被神化，偶像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没有了自身鲜活的特性。因此，偶像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现在流行的“纸片人”，偶像变得极为空洞。粉丝将自己理想的“自我”投射到偶像身上，这时的偶像其实是粉丝心中自我形象的“翻版”，而且粉丝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寻求共鸣，并将“某某的粉丝”为身份标识，寻求认同。谋求构建对“主体”的想象式认同。

大部分选秀节目粉丝抱着自己对偶像浓烈的爱，自主自愿地加入后援会，主动承担“打榜”“控评”“集资”等任务。虽然很多粉丝主观上认为这种付出谈不上“被剥削”，但这些行为无疑会是一种无酬的情感劳动。

三、选秀节目粉丝情感劳动的嵌入与脱嵌

面对不同学派对情感劳动观的分歧，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理论——嵌入性分析范式被引入，可以黏合“剥削和异化”观与 “主体性生产”观，可以为粉丝的情感劳动提供更为本质的解读。为粉丝的情感劳动提供更为本质性的解读。“嵌入”是指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入另一个系统之中，或者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之中的客观现象。而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则是指社会发展各个时期，个人为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的行动者。

(一)选秀节目粉丝的情感规训

依据“社会嵌入”理论，选秀节目粉丝一方面作为行动者，另一方面因为其无偿情感劳动，这两方面使得粉丝群体深陷双重的嵌入状态中。

首先，这种社会结构形塑粉丝的决定与行为。不同时代的粉丝要想表达对偶像的情感必须按照不同时代的习俗、规则。正因如此，从工业化时代至今，粉丝对偶像的迷恋心理变化甚微，但表达迷恋的具体形式却千差万别。选秀节目粉丝而言，他们的情感劳动被深深嵌入到数字资本的运作中，成为资本增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微博平台成为选秀偶像与粉丝互动的最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微博平台看作是嵌入理论的“桥”，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一个社会结构中“桥”是两点之间的唯一的途径，掌握了“桥”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优势也为微博平台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出发，以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目标，制定以数据和流量主导的运营规则提供了便利。当平台用数据来量化粉丝所有的追星行为时，不断更新的各种微博榜单和人气排名刺激着粉丝群体之间互相竞争，粉丝想要让偶像“被大家看到‘实力’”，就必须 “嵌入”数据的规则中来证明自己的偶像。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量化劳动已经是一项基本特征。数字主导的背景下，微博平台用点赞量、评论量等具体数据来衡量粉丝爱慕的浓烈程度。量化一切的后果就是粉丝一旦喜欢上了某个偶像，“为爱做数据”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进而催生出“搬家”“买转”的行为。选秀节目粉丝投入的情感越多，情感的生产也会越频繁，微博数据生产也会加快，粉丝与数字资本之间形成了没有报酬的隐性劳动关系。

其次，关系的嵌入会促使选秀节目粉丝产生信任、认同进而产生支持行为。粉丝除了受到平台这种宏观结构的影响，粉丝也会受到“粉圈”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微博超话是“粉圈”的重点“聚集地”，选秀粉丝会在这里搜集、交换信息，在这个“小型”社会网络中，号召大家买“商务”、“做数据”的“小作文”比比皆是，能够直接影响粉丝的情感劳动的强度和意愿。

那么，是什么能让粉丝们付出诸多时间、金钱、精力自愿嵌入这种没有报酬的劳动关系之中？这就回到个体之所以成为粉丝的根本性需求——对纯粹亲密关系的渴求。社会中的个体为了对抗孤独感，想要获得情感层面的慰藉，常会加入某种心理共同体，而粉丝群体就是极为典型的存在。

为了建立、维系和加强与偶像之间的情感联系，选秀节目粉丝会主动进行情感劳动。粉丝群体也会组织化、规模化地进行着劳动，以此来获得追星过程中的自我满足和“粉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强化粉丝的自我满足和群体认同的同时也为资本的增殖提供了更加隐蔽的形式。

社会嵌入理论提到，行动者在关系中的投入越多，关系的强度就会越高，关系越深更可以促使行动者产生信任、认同和支持等行动。因此，选秀节目粉丝与其偶像互动的频率越高，成为粉丝时间越长，在“粉圈”里参与程度越深，偶像与粉丝建立的情感关系就会越亲密。这种关系嵌入在上述多种因素下的不断强化，情感劳动成为粉丝的一个必然选择。

(二)脱离嵌入的情感解放

在双重嵌入关系中，选秀节目粉丝看似难逃情感劳动，尤其是在深入“饭圈”后轻松快乐的追星氛围遮蔽了资本对粉丝的控制和“压迫”。嵌入存在着二重性，虽然资本中的结构关系是一种外部的强制力因素，但是也推动着粉丝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嵌入的同时其实也在为脱嵌创造了可能。

资本和粉丝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赋予了选秀节目粉丝争取自我能动性的可能。在微博上，选秀节目粉丝的话语权力日渐提升，粉丝与爱豆的关系不再以传统的仰视式崇拜为主，而是逐渐走向了 “平视”甚至“俯视”。偶像不再是粉丝心中塑造的“神”，不再会心甘情愿地为偶像进行无偿情感劳动。这种转变一部分是因为粉丝看清楚数字资本对他们的“压迫”后强烈的主观意愿，但还是不能离开数字、技术、资本这些结构性因素。当资本需要粉丝打榜、做数据时，当情感劳动需要开展下一步的资本扩张时，粉丝们反过来会运用资本的消费逻辑来主导着自己和偶像共同表演的舞台，影响甚至决定着偶像的表演，满足了粉丝的爱慕之情。

其实，在外界看起来很枯燥机械的情感劳动，是选秀节目粉丝衡量后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微博平台里的选秀节目粉丝并非是被蒙蔽、被资本“压迫”的情感劳动者，他们通常比一般网民更积极地了解并尝试新技术。粉丝群体的劳动不是像机械工业时代的工人的被迫参与，而是在了解清楚微博流量和数据结构、看清楚粉丝群体与数字平台和偶像之间的关系后的主动参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选秀节目粉丝也收获了喜悦与满足和“粉圈”认同感。

拒绝 “做数据”“打榜”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重复的情感劳动中，一旦喜爱与认同感不足以抵消 “做数据”的疲惫感，当被剥夺感与被剥削感达到了一个阈值，部分选秀节目粉丝会选择离开 “饭圈”，或者是忽略流量的规则，劝说偶像用实力说话，不做“流量小生/花”。这种行为体现了选秀节目粉丝主体性加强的现象，虽说只是少数，但也反映出粉丝群体没有一味地沉沦下去，而是开始选择新的对偶像情感表达的方式。可以想象，如果这种对抗数字资本的脱嵌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拒绝市场逻辑下无偿的粉丝情感劳动将会成为主流。

四、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选秀节目粉丝的情感劳动是理解社会与个体、结构与能动之间关系的一个窗口。目前，选秀节目粉丝的情感劳动在结构与能动的动态关系中不断摇摆。2021年 8月，国家广电总局开展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要求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同月，按照中央网信办要求，微博已全面下线明星排行榜单，这种国家政策的调控、微博平台的变化，未来会对粉丝的情感劳动形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