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绯 王卫明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创建工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5年1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在100年的历史中创办了许多报刊，这其中，各级团报在传播党的声音、展示青年风貌、宣传团的工作、凝聚组织力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众多的团报之中，中央苏区的《青年实话》属于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一家团报。

一、《青年实话》刊印始末

《青年实话》创刊于91年前的中央苏区，休刊于红军长征前。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共青团亦称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任职后，发现中央苏区青年工作存在不足，所以少共苏区中央局决心创办一份面向广大青年读者的报纸。经过顾作霖、张爱萍、陆定一、王盛荣等人的努力筹办，《青年实话》于1931年7月1日在江西省永丰县龙岗创刊，这天正是蒋介石纠集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进攻中央苏区的日子，可谓是在战火中诞生的一份报纸。

由于反“围剿”战事的影响，1931年7月9日《青年实话》出版第二期后即休刊了，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2月1日出版第3期，最后一期出版时间是1934年9月30日，此后不久的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长征。在战事频仍的3年零3个月时间里，《青年实话》共出版了113期报纸（另有两份增刊、1份画刊），极为不易。

《青年实话》的开本，分为16开本和32开本两种，出版周期不定，曾出版过旬刊、半月刊、周刊、五日刊。

《青年实话》总发行所、总编辑所、印刷所，因战争原因先后迁移。《青年实话》创刊后的一段时间里，总编辑所设在江西于都，总发行所在福建长汀，但到1933年1月时，《青年实话》总编辑所已经迁至瑞金。《青年实话》第21期（1932年6月30日出版）有“汀州青年实话总发行所”字样。而《青年实话》第二卷第一号（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页，在启事《本报大革新》之后，刊登如下文字：“总编辑所瑞金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 总发行所 汀州青年实话总发行所”。1934年1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青年实话》杂志印刷所及其工作人员全部迁至瑞金。《青年实话》的总发行所，开始是“汀州青年实话总发行所”。到第99期（1934年7月15日出版）时，《青年实话》的发行者已经变为“瑞金青年实话书店”。

从多期《青年实话》的目录页，可以看到该报的每期定价通常是“每份铜元四片”，红军与少共独立师战士若向政治部购买有特别优惠——每份铜元两片。《青年实话》 第三卷第十三号第1页写明其合订本价格有两种：全年48期大洋四角五分，半年24期大洋二角三分。1932年9月4日出版的《青年实话·国际青年节画刊》因系特刊，价目比较特别：零售每份铜元六片，原来的订户不另收费。红军与少共独立师战士若向政治部购买有特别优惠——每份铜元三片。

二、《青年实话》的传播定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简称“少共中央局”）是全国共青团最高领导机关,1933年1月从上海迁驻瑞金沙洲坝下肖村,由团中央以及少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

1931年7月1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在《青年实话》第一期发表《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一文，其中谈及通告的缺点、团报的重要作用、《青年实话》的定位。

文件是组织传播的常见载体。顾作霖认为，团组织以往主要通过印发“通告” 这种文牍组织领导团的各项工作。但是“通告”存在明显的缺点：“每个通告，必是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到，弄得很长很长。但是空洞不实际，千篇一律。上级团部发一个通告，下级团部照例发一个，一样的冗长、空洞，没有一点具体性。如此，一种通告由上而下的发下去，到区委和支部同志手里，堆成很厚的一叠，他们一见就会头痛，求其看一遍已不容易，真去执行的自然更难得了。”所以，顾作霖认识到，靠通告领导团的工作是不青年化的、不实际的，必须采取新的领导方式。

与通告的作用相比，团报的领导作用更被顾作霖看重。顾作霖认为，中国的共青团组织长期没有认识到团报的重要作用，仅仅把团报当成单纯对外部传播的政治宣传品，而忽视团报对共青团工作、群众工作的领导功能。顾作霖主张，要实现团组织工作成效的转变，首先就必须转变团组织的领导方式，取消通告，代之以“发挥团报的领导作用”。

顾作霖在《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这篇文章中界定了《青年实话》这份团报的性质定位、功能定位、角色定位。

在顾作霖看来，《青年实话》性质定位是“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的机关报，中央苏区的最高级别团报”；《青年实话》的角色定位是“中央苏区团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中央苏区团组织在青年群众中的政治宣传者，组织青年群众的大众传播者”。基于《青年实话》的性质定位和角色定位，顾作霖要求《青年实话》的传播内容定位在三个方面：一是解释青年运动的一般理论、青年政策的实际运用、团组织当下的口号和任务；二是指导团组织实际工作，阐明和指示团组织的任务；三是整理汇集团组织的各种斗争经验，在路线一致的前提下组织团组织的内部讨论。

作为一份团报，《青年实话》为实现本报的定位，刊登了大量有关团务工作的文章。

例如，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青年实话》第1卷第28、29期刊登了顾作霖的《冲锋季工作的总结》。这篇文章4558字，开头便指出“这里是些宝贵的财产，全团同志拿去使用罢”，然后接论述了中央苏区团组织在“冲锋季”的工作成绩：“动员青年群众尤其是组织和领导模范队参战的工作，得到显著的进步；白区工作开始建立；扩大红军工作，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工作，团的发展和改造以及组织青年工农的工作，都得到一些成绩。”顾作霖接着在文中指明了团组织工作在五个方面的错误和缺点，“领导青工斗争与建立工会工作，这是冲锋季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其中包括：《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 发展红军中的团和青年工作》（作者：肖华，1933年1月29日刊于《青年实话》第2卷第3号），《团在红军建设中的任务》（作者：凯丰，1933年5月14日刊于《青年实话》第2卷第15号），《团中央致少共国际师全体战士书》（1934年2月11日刊于《青年实话》第3卷第10号），《团在红军中的工作》（作者：凯丰，1934年2月25日刊于《青年实话》第3卷第12期）。

三、《青年实话》的传播效果

顾作霖对《青年实话》这份团报寄予极大期待：“所负的使命是很重大的。特别在目前苏区团处在严重状态的时候，它的产生更有重大的意义，它将是团转变的最有力的斗争武器，是团走向健全化的方针。”

实际上，《青年实话》最终如创办者所愿，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青年实话》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排名第二，是一份影响力非凡的报纸。《青年实话》的发行量，1932年12月27日以“发行6000份”为发行目标，1933年8月13日出版时有18000份（据《青年实话》 第二卷第廿四号第1页目录记载），三个月后的1933年11月13日增长到28000份（据《青年实话》第三卷第一号目录记载）。

《青年实话》的内容定位、功能定位得到了实现。1932年7月10日，读者李中在《青年实话》第22期刊登的《我们对青年实话应有的责任》 一文中称，《青年实话》 确实是“我们的领导者”“无产阶级青年的战斗武器”“打击机会主义的开火机”，因为《青年实话》介绍许多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揭露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使我们的思想进步，工作兴趣提高，帮助我们工作上的进步”，“已成为我们青年人唯一的读本了”。

《青年实话》问世以后，逐渐得到广大苏区青年群众的拥护和热读，也因此帮助青年读者取得工作上的进步。作者“华民”在《青年实话》第16期第13～14页刊登的稿件《庆祝“青年实话”》中指出，《青年实话》提供“许多战斗方法”，已在广大青年群众中树立“强固的威信”。李中、华民两位读者都认为，《青年实话》的确是“我们的领导者”，使青年“思想进步，工作兴趣提高”，是“青年人唯一的读本”。由此可见，《青年实话》的受欢迎程度、影响力和实际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好的。

《青年实话》的特殊作用，得到苏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的认可和重视。1932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刘志坚在《青年实话》第24期第18页刊登的《怎样克服红军中团员不读青年实话的坏现象》中称：“青年实话是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苏区团的唯一工作指南针，每个共产青年团员，都应该热烈的购买、阅读与拥护。”

四、《青年实话》的作者队伍

《青年实话》的作者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社内编辑团队，二是社外作者队伍。

《青年实话》的总编辑所是“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

《青年实话》创刊时，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亲自加入编辑团队，兼任主编职务。1932年上半年，陆定一以《青年实话》主编身份在《青年实话》上发表文章，分析国际形势是“世界革命形势在高涨”，被王明集团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罢官免职，1932年7月调回位于上海的团中央任组织部干事。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由宣传部副部长魏挺群（笔名：阿伪）主持，《青年实话》主编亦由魏挺群兼任。这是《青年实话》编辑团队一次较大的人事变动。

与《红星》报相比，《青年实话》较少获得党中央领导人的直接供稿，但得到团苏区中央局成员的供稿支持。

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胡均鹤，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魏挺群，少共苏区中央局青妇部长杨兰英，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少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副总队长张爱萍，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执行委员罗华民，儿童局书记曾镜冰及接任者陈丕显等，都为《青年实话》撰稿。

以陈丕显为例，仅《青年实话》第23期（1932年7月30日出版）一期，第18～19页就刊登了作者署名为“丕显”的两篇文章：《汀州市儿童儿童团第二大》《说话很不差，工作赶不上，努力最要紧》。仅1933年，陈丕显就在《青年实话》发表7篇文章。

《青年实话》也曾刊登秦邦宪（博古）、何克全（笔名：凯丰）、高传遴（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肖华（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刘志坚（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李才莲（少共上犹中心县委书记）、冯文彬（团中央巡视员）、张续之（团中央巡视员）等领导干部的文章。

通讯员是《青年实话》作者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央苏区各地都有。普通战士也可以向《青年实话》投稿，并得到稿酬。这可以从《青年实话》刊登的征文启事、通知得到印证。

《青年实话》的稿件来源包括“各地各军”。《青年实话》编委会在第21期（1932年6月30日出版）刊登的启事称“最近各地各军方面，来稿日多”。《青年实话》第16期就刊登了《三军团二师团活动份子会盛况》《三师青年训练队成立》两篇通讯员来稿，投稿者分别是二师政治部青年工作科周群、三师政治部汪国汉。

《青年实话》第二卷第九号（1933年3月26日出版）第15页刊登征稿通知：“各地通讯员：我们此刻特别需要对各地进行春耕运动的状况及工作经验登载出来，来提高工农青年进行春耕的最大积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讯员给《青年实话》投稿，有额外的邮资优惠。《青年实话》第二卷第十七号（1933年5月28日出版）第46～47页刊登的《读者·作者与编者》介绍了通讯员投稿的优惠信息：“我们和邮政局新订立了条约，规定贴一分邮票剪角寄递的权利，只属于通讯员”。

五、结语

如前所述，《青年实话》是一份充满活力、生动活泼的苏区团报，其办报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在共青团建团100周年之际，重读江西省档案馆的《青年实话》原始文本和中央档案馆的《青年实话》影印件合订本，回顾《青年实话》的历史原貌和光辉业绩，发掘和重温团报《青年实话》的创建历程和宣传历史，对新时代开展青年教育和青年活动、赓续红色精神血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