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媛，房照旭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作为人类普遍熟悉的生理现实，“吃”在许多语言中存在非字面或隐喻性语义。1980年，Lakoff 和Johnson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多样的隐喻性语义的实质是多样的隐喻性思维。[1]自此，“吃”喻研究发生了从一词多义到概念认知的转向。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Newman指出，“吃”的概念隐喻具有“指向吃者”和“指向食物”两种隐喻指向。[2-3]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结合“吃”的隐喻指向观点，利用语料库探究汉语和土耳其语“吃”的隐喻，对比汉语和土耳其语“吃”喻的指向，分析汉土“吃”喻变异的动因。

二、相关研究

1．概念隐喻理论下的“吃”喻

Lakoff 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层面，也存在于概念层面。[1]该理论认为，隐喻是人利用始源域建构目标域的工具。始源域中的经验元素借助概念隐喻机制系统性投射至目标域，而隐喻性的语言是这种投射机制的表现方式之一。Lakoff还指出，隐喻的产生基础是身体经验，人们倾向于借助始源域中的身体经验元素理解目标域的抽象概念。[4]根据概念隐喻理论，汉语“吃惊”的隐喻性语言反映“感受情绪是吃”的概念隐喻，是用始源域“吃”建构目标域“感受情绪”的隐喻性思维。该概念隐喻基于吃的过程中，吃者受到食物带来心理影响的身体经验。因此，“吃”的隐喻性语义的实质是“吃”作为始源域建构多样的抽象概念，与不同的目标域建立隐喻投射。可见，概念隐喻理论为“吃”的隐喻性语义提供了多层次、经验主义的诠释方法。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汉语“吃惊”的隐喻性语言反映“体验情绪是吃”的概念隐喻，是用始源域“吃”建构目标域“体验情绪”的隐喻性思维。该概念隐喻基于吃的过程中，吃者受到食物带来心理影响的身体经验。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许多研究分析了不同语言“吃”的概念隐喻，发现“吃”喻存在丰富的跨语言变异现象。例如，“理解是吃”的概念隐喻在南非荷兰语中存在，而在北索托语中不存在；[5]再如，汉语关于“吃”的概念隐喻在种类上多于英语。[6]

2.“吃”的隐喻指向

Næss指出，吃的语义具有向心性。吃者不仅是动作的启动者(控制食物)，也是动作的空间终点(受食物的影响)。[7]Newman指出，这种向心性导致了“吃”的隐喻性语义具有双重指向性。[2]根据这一观点，“吃”的隐喻性语义可分为“食物影响吃者”和“吃者影响食物”两大类，分别对应“指向吃者”和“指向食物”两个隐喻指向。其中，“指向吃者”强调吃者受到食物带来的生理或心理影响，如“吃拳头”“吃苦”；“指向食物”强调食物受到吃者的影响，消失或受损，如“把他吃得死死得”“吃人的封建礼教”。Newman，Tajlard等进一步指出，“吃”的概念隐喻也可根据这一标准归类。[2，5]例如，“感受情绪是吃”概念隐喻基于吃者受到食物影响的身体经验，因此是“指向吃者”的概念隐喻。上述研究将英语、南非荷兰语和北索托语“吃”的概念隐喻分为“指向吃者”“指向食物”和“同时指向吃者和食物”三类，这一分类为梳理“吃”的概念隐喻提供了系统性。基于“吃”本身语义特征的方式，将作为本研究对比汉语和土耳其语“吃”的概念隐喻的一个维度。

3．跨语言隐喻变异观

针对概念隐喻在不同语言的变异现象，Lakoff 和Johnson认为所有的体验归根结底都是文化性的，即所有的身体经验都借助于文化体验得到概念化，而身体经验是概念隐喻的产生基础，因此文化差异是概念隐喻跨语言变异的主要动因。[1]“吃”喻研究广泛采用这一观点来解释“吃”喻的跨语言个性。例如，李娟鹏和张红指出，中国“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文化是造成汉语“吃”隐喻比英语丰富的主要动因。[6]

然而，根据Deignan的观点，不应将隐喻个性全然视作文化性体验的产物，语言因素也应当受到重视。[8]跨语言隐喻变异研究往往根据认知人类学的定义，将语言视作文化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语言因素在隐喻机制中可能存在的独特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Tajlard 和 Bosman的支持。但语言因素在“吃”喻变异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同于文化性体验的角色，仍有待考察。

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土耳其语的基本语序中，宾语位于动词之前，且常常省略主语，这一点与当前“吃”喻研究主要关注的汉语、英语均有较大不同，可能导致“吃”喻对比未曾关注的隐喻变异现象。本研究选择汉语和土耳其语对比，试图考察语言因素在“吃”喻变异中的角色。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汉语和土耳其语在“吃”喻的种类上存在哪些变异；(2)汉语和土耳其语在“吃”的隐喻指向上存在哪些变异；(3)如何理解汉语和土耳其语“吃”喻的变异。

三、研究方法

为获取广泛、真实的“吃”喻语料，本研究选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和土耳其TS语料库(TS Corpus)作为检索范围，二者均为大规模语料库。为保持选取语料的文体特征具有可比性，分别选择两个语料库的报刊、文学和科技三个类别的语料进行分析。

运行Wordsmith 5.0，使用“吃”和“yemek”(吃)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得到有效索引行汉语127 466行，土耳其语78 851行。采用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9]从两种语言的索引行中各识别隐喻性语言500行，并结合Kövecses的常见目标域列表和Newman英语“吃”的概念隐喻列表，[10，2]从隐喻性语言中提炼概念隐喻16种，即“吃”作为始源域与16种目标域建立了隐喻映射。其中，体验情绪、承受困难等15个目标域为汉语和土耳其语所共有，而获得性格特征目标域为汉语所特有。

根据Newman与Tajlard等对英语等语言“吃”喻指向的划分表，将汉语和土耳其语共16种“吃”的概念隐喻目标域分为三组：指向食物(吃者影响食物)、指向吃者(食物影响吃者)、同时指向吃者和食物(吃者和食物互相影响)。[2，5]两种语言16种目标域的频数分布及隐喻指向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汉土“吃”喻的目标域及其出现频率

四、讨论

1．汉语中频数较多的“吃”喻

“情绪体验是吃”。吃者在食用的过程中对于食物的味觉、软硬程度等产生感知，且食用后受到食物带来积极或消极的生理影响，这些生理现实与情绪体验带给人的生理或心理刺激具有相似性，建立“情绪体验是吃”的隐喻投射。汉语的“吃惊”等语言表达来自该概念隐喻。该概念隐喻强调吃者受食物(情绪刺激)的影响，而非食物受吃者的影响。此类隐喻表达在汉语“吃”喻中占34.4%，在土耳其语“吃”喻中仅占4.00%。可见，汉语比土耳其语中“吃”和“情绪体验”的隐喻性联系更强。

“承受困难是吃”。吃者在舔舐、啃咬或吞咽食物的过程中时常遭受食物带来的物理阻碍，之后也可能受到食物带来的消极生理影响，该生理现实是“承受困难是吃”隐喻投射的建立基础。汉语的“吃红牌”“吃闭门羹”“吃零蛋”，以及土耳其语的“ceza yemek”(吃惩罚)等语言表达来自该概念隐喻。该概念隐喻也强调吃者(承受困难者)受到食物(困难本身，或施加困难者)的影响，而非食物受吃者的影响。

2．汉语中特有的“吃”喻

“获得性格特征是吃”概念隐喻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汉语语料中存在，而在土耳其语语料中不存在。本研究认为这是汉语所特有的概念隐喻。该概念隐喻基于吃者摄入食物后，得到食物的营养，身体状态随食物性质改变的生理现实。汉语中“吃枪药”等语言表达来自该概念隐喻。显然，该概念隐喻也强调吃者受食物的影响，而非食物受吃者的影响。

3．土耳其语频数较多的“吃”喻

“施加困难是吃”。食物在吃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吃者的破坏性影响，形态受损、破碎，这种物理现实是“施加困难是吃”隐喻投射的建立基础。土耳其语的“birbirlerini yemek”(吃彼此[折磨彼此])、汉语的“吃人的封建礼教”等语言表达来自该概念隐喻。与“承受困难是吃”恰恰相反，该概念隐喻强调吃者(施加困难者)对食物(承受困难者)造成的影响，而非食物对吃者造成影响。

“消耗金钱是吃”。食物由吃者外部转向吃者内部，状态由可见、可触转变为不可见、不可触。这一转变过程与消耗金钱的过程中资源的转变具有相似性，是“消耗金钱是吃”的经验基础。土耳其语表达“Koronavirüs borsalarda 28 trilyon dolar yedi”(新冠肺炎在股市吃掉了28万亿美元)、汉语表达“这个无底洞一年要吃掉四五万元”来源于该概念隐喻。该概念隐喻也强调吃者对食物(资源)造成的影响，而非食物对吃者的影响。此类隐喻表达在汉语“吃”喻中仅占0.60%，在土耳其语“吃”喻中占10.60%，可见，土耳其语比汉语中“吃”和“消耗金钱”的隐喻性联系更强。

4.隐喻指向分析

虽然两种语言共享大多数关于“吃”的概念隐喻，但汉语频数最高的两种“吃”喻和汉语中特有的“吃”喻均强调吃者被动地接受食物的影响，而土耳其语频数最高的两种“吃”喻均强调吃者主动地对食物施加影响——食物消失或被破坏，而相对忽略吃者所受食物的影响。可见，汉语的“吃”喻可能以指向吃者为主，而土耳其语的“吃”喻可能以指向食物为主。

经过2×3卡方检验，两种语言与三种隐喻指向组别之间确有显著关联(X2(2, n=1000)=188.734,p=0.00<0.05)。汉语更倾向于使用指向吃者的“吃”喻，而土耳其语更倾向于使用指向食物的“吃”喻。

根据Fausey和Borodistky，土耳其语属于空主语语言(null subject language，或称pro-drop language)，而空主语语言的使用者在施事性表达中倾向于忽略施事者所受的影响。[11]而汉语与英语等语言类似，在施事性表达中默认不省略施事者。两种语言句法性质上的差异导致语言使用者隐喻偏好的差异——土耳其语使用者倾向于忽略施事者所受的影响，因此倾向于使用忽略吃者所受影响(即指向食物)的概念隐喻。

在本研究中，吃者和食物是“吃”的两个必要的参与角色，这一点是全人类共享、共通的生理现实。而共通的身体经验基础并未导致两种语言的隐喻全然相似，两种语言的隐喻指向因为语言差异导致认知风格的差异，从而产生隐喻变异。可见，概念隐喻不仅以身体经验作为基础，也受认知偏好的左右。本研究证实了Kövecses的观点，即概念隐喻并非全然取决于基于文化的身体经验，也取决于使用者受语言影响的认知风格。[10]

五、结语

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结合“吃”的隐喻指向观点，利用语料库探究汉语和土耳其语“吃”的隐喻，对比汉语和土耳其语“吃”喻的指向。研究发现，汉语和土耳其语共有16种“吃”的概念隐喻，其中15种为两种语言共有，1种为汉语特有。“情绪体验是吃”“承受困难是吃”等概念隐喻在汉语中的频数较高，“施加困难是吃”“消耗金钱是吃”等概念隐喻在土耳其语中的频数较高，而“获得性格特征是吃”概念隐喻仅存在于汉语。汉语“吃”的隐喻倾向于指向吃者，而土耳其语“吃”的隐喻倾向于指向食物。这种隐喻差异的动因是土耳其语与汉语在句法结构上存在差异，导致两种语言使用者认知偏好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汉语和土耳其语对比，探索了在传统汉英“吃”喻对比研究中未受重视的隐喻指向问题，并揭示了隐喻变异中语言结构差异造成的影响。本研究表明：(1)概念隐喻并非全然取决于文化体验，也取决于使用者的语言结构；(2)土耳其语等非通用语种往往蕴含独特的语言特征，非通用语隐喻可带来有别于传统汉英隐喻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