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强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成都 611756）

与古代中国相比，晚清以降的中国遭遇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原本深以为豪的“天朝上邦”身份观念日渐坍塌，老大帝国呈现出愈发严重的衰败、疲弱面相。这种外界侵袭和古今对比的联合作用，在国人心中催生出了浓厚的耻辱意识。陆续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济南惨案”“沙基惨案”等屈辱事件，相关事件的日子先后被人们视作了“国耻纪念日”。所有这些“国耻纪念日”的意旨几乎都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屈辱、勠力奋进，以期“明耻教战，以求杀敌”①《论雪国仇宜先励国耻》，《东方杂志》1904年第4期。。但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争”才露出了苗头，民族国家层面的“耻辱”才正式突显开来。自此而后，“国耻纪念日”才真正、大量被人们用来作为反抗外敌的动员策略。而且，“九一八”之后的抗战时期，人们除了利用过去的“国耻纪念日”来进行抗战动员外，还设立了众多新鲜的“国耻纪念日”：从“九一八事件”的9月18日，到“淞沪战争”的1月28日，再到日军偷袭卢沟桥的7月7日，等等，不一而足。以“九一八”纪念为中心的国耻纪念，在抗战时期得到政党团体和知识分子们的热切关注，人们纷纷以这些国耻纪念来宣传国耻、张扬民族意识，进而为全国抗战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关于这点，历史学界已经进行过相当完善丰富的阐释。不过，抗战时期的国耻纪念还催生出了浩如烟海的国耻文学，相对于历史文本而言，这些抗战文学的国耻纪念书写展现出了“有意味”的耻辱记忆刻写方式，对这些国耻文学文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中的国耻现象是怎样被文学所化用的。

一、民族国家耻辱的渲染及其转化

1934年，《中央周报》刊发了国民政府出台的《国耻纪念宣传大纲》，大纲明确表示：“国耻纪念日的意义，是要我们认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在这个纪念日当中，每个中国国民都应当体认当年我国家民族横遭压迫蹂躏的耻辱。尤其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变本加厉，大肆侵略，占我东北，夺我热河，事实上比当年的情势更要严重万倍。非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同心协力，共谋抵抗，则旧恨新仇，将无从昭雪，我国家民族，亦万难解脱此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且纪念国耻的意义，决不是循例举行，便算了事。应该深刻认识我国家民族的危机，切实负起救国雪耻的责任，决心将个人的生命与能力，贡献国家。以为效命邦国的准备。”②《国耻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1934年第308期。纪念国耻，宣扬国耻，进而号召民众共同努力来救国雪耻，确实是抗战时期国耻纪念的目的所在，也是抗战文学国耻纪念书写的主要意旨。然而，值得深入追问的是抗战文学国耻纪念书写的具体路径与方式。

将国耻纪念落实到文学文本之中，成为作家们渲染和强化民族国家耻辱的有力手段。严独鹤在关于“五九”国耻纪念的文章中愤慨表示，当初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辱国条约时，国人情绪激昂，都说要负起救国的责任，进行雪耻的工作，可是悠悠忽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惮二十一条旧创痕，丝毫没有平复，并且一刀又一刀，一次又一次，零剜碎割，几乎弄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③独鹤（严独鹤）：《国耻纪念》，《新闻报·新园林》1936年5月9日，第5张第17版。。在所有国耻纪念之中，“九一八”在战时作家看来最为沉重，“别的纪念日，不妨唤做惨案和国耻，惟有这九一八，才是极沉痛的一个真正国难纪念”④王冰史：《国难对话》，《新闻报·新园林》1933年9月19日，第5张第17版。。故而，民族国家耻辱的叙写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文章中尤其强盛。作为被日寇追赶出家乡的一员，白朗怒不可遏地揭示了“九一八”如何吹响“亡中国的第一声号角”，如何成为“染着血腥的国耻日”：“那像是晴天霹雳，突然，九月的故乡起了漫天的烽火。‘九一八’的一炮竟作了故乡的丧钟，故乡亡了，故乡的山河变色了！故乡的天空，蒙了层暗晦的黑纱，看不见日，看不见月，看不见澄朗的天空。故乡的空气里弥满了恶毒的细菌，在毒蚀着人们健康的身体。故乡的风也变了，即使是明媚的春天，也会吹起残酷刺骨的暴风，使你永远地颤栗。故乡的广漠肥沃的土地，被文明的大盗霸占去了，不许声张，不许反抗，更没有地方去申诉！故乡淳朴诚挚的人民呢？一切的保障丧失了，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更没有欢快，一个个都带上了牢实的枷锁，不能舒服地转动一下。辗转在魔鬼的巨掌里，一任宰割，只有无边无涯的痛苦，只有屈服，也只有死亡！”①白朗：《忘记不掉的一天》，《文学大众》1936年第1期。

正因为“九一八”是体现民族国家耻辱的主要代表事件，所以“九一八”国耻纪念也成了不少虚构类文本呈现屈辱情绪、推动故事进展的重要环节。舒群的小说《邻家》描写了中国人“我”与一对高丽母女由相识到相知的过程。“我”在一个高丽老太婆手里租了一间房子，在租房过程中老太婆对我近乎刁难的要求都一一得到了满足。租房后，“我”与老太婆日渐熟稔，在闲聊中才知道老太婆的儿子因为是独立党人，被日本兵押到朝鲜判了无期。这栋楼房本是老太婆从别人手里租过来的，为了生存，只好自己留下一间，将其余的都转租出去。后来，“我”的朋友均平来了，当他知道“我”租的是高丽人的房子后便颇为不屑地嚷道：“你怎么同穷高丽住在一起？”老太婆听闻此话后立刻离开了座位对均平说：“穷高丽不好，你走开吧！”不料均平竟然变本加厉地训斥老太婆“滚开”，讽刺她不配“坐这凳子”，而应该坐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因为“那才是亡国奴坐的地方”！②舒群：《邻家》，《舒群文集》（1），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117页。均平走后，“我”向老太婆道了歉。接下来，“我”渐渐了解到老太婆是依着自己姑娘的卖淫为生。有一次，一个日文翻译来姑娘这里过夜，却没有给钱，“我”看着母女俩伤心哭泣，前去安慰。正当此时，均平来了，当他又像上次那样要老太婆“滚开”坐到象征“亡国奴”的大石头上时，老太婆则反击说“现在也该你去坐了”，“那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③舒群：《邻家》，《舒群文集》（1），第122页。。“在小说中，特定的个人经常提供一个反讽的透视角度，由此烛照其他人物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④［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均平正是这样一个提供“反讽透视角度”的人物形象，而“九一八”国耻事件又是促生此一反讽视角的关键结构。均平曾辱骂高丽老太婆为“亡国奴”，对其奚落，“九一八”则使得均平也沦落为“亡国奴”，这是对均平这样自我感觉良好、欺软怕硬的国民心理的无情讥嘲和有力针砭。同时，“九一八”还让“我”以及无数个“我”都变成了“亡国奴”，而“我”与高丽母女相识相亲的经历，则寓示了无数中国人和无数高丽人同病相怜的悲惨命运。在此意义上，高丽老太婆一家的遭遇——被肆意抓捕、生存困苦、遭人鄙视——正是“我”所代表的万千中国人的屈辱写照。

在对国耻的反复纪念和深入刻写中，民族国家的屈辱情绪被极为有效和强劲地调动起来、渲染开去，然而屈辱情绪的捕捉和彰显并非最终目的，这种负面性的伤痛情绪必须转化为正面性的积极情绪。屈辱叙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沉浸于耻辱感受之中，而是为了在耻辱遭遇的激励下迎头奋进，最终激起民众自我反思、起而抗争的昂扬热情，“磨炼出更坚强的意志，洗尽若干年来的懦弱懒惰”⑤靳以：《“九一八”七周年》，《烽火》1938年第20期。。

“在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比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都要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⑥徐迅：《民族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而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求小我汇入大我的河流，号召个体投身于国家的征召之中，这首先成为战时国耻文学转移民族国家耻辱的有效途径。小说《九一八的一幕》通过一对男女在国耻感召下主动放弃恋爱转而为国献身的故事，来称誉民族国家耻辱情绪转化成实际反抗行动的行为。玲秋和倪铭都是来自南方的在沈阳电报局工作的职员，玲秋负责收报，倪铭负责发报。九一八前夜恰为玲秋的生日，她请倪铭到自己租住的房子里聚餐，期间，倪铭向玲秋表达了爱意，玲秋一时拿不定注意，倪铭便离开了。就在玲秋呆呆发愣时，外边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房东告诉玲秋打仗了，快预备逃走。慌乱中的玲秋不知道如何才好，此时倪铭回来了，拉着玲秋边跑边说：“在这紧要关头，怎能放弃电报局，断送救援来源！所以我来叫你同去工作。”不过玲秋却认为逃命为紧，并且同意了倪铭的示爱，希望俩人能趁此机会回到南方，“重建新生活”。一个城市的倾覆导致了一对恋人的生成，这个貌似“倾城之恋”般的故事却遭到倪铭的鄙弃：“赵小姐，你觉得太晚了！现在的铭，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我们国家的了！你既不能从我，我也不多费口舌，现在事急，我们再会吧！”①张蘋：《九一八的一幕》，《凤藻》1934年第14期。倪铭的决绝言词让玲秋感到了一阵羞愧，经过短暂考虑后，她也毅然向电报局跑去。最终，两个人将事变的消息发送了出去，玲秋被活捉，倪铭则被日军残杀。在倪铭和玲秋舍弃男女恋爱，顺从国家征召的选择下，民族国家耻辱得到了有效转化和升华。

民族国家耻辱要转化为奋进杀敌的抗争勇气，战时国耻文学中的国耻纪念仪式正是对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曹白的《在明天》描写了蛰居孤岛收容所的难民们准备“九一八”纪念仪式的过程。眼看“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将届，可收容所却连一片小小的旗子都没有，于是“我”便向G君借钱买了旗子。旗子买回来了，其面积比《七月》杂志的开本大不了多少，然而血红与碧蓝相间的色彩，“像深秋的无云的高天”，人们对旗子感到无端的“亲切”。中山像则用月份牌上的小小人像代替，虽然简单，但明天的纪念仪式“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致敬礼时，不至于对着白粉壁了”！接着，“我”又在一条人们捐来的沾有污渍的旧竹布上认真书写标语口号，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字，在幽暗中“显得格外的乌黑”，旗子上的红色“也变成了沉重的暗红，仿佛是堆旧了的血迹”。一切预备妥当后，“我”独自走出房间。走在黑夜中的“我”宛若“游走在黑暗与血污”中的“憎恨的魂灵”，在明天，人们将把憎恨放在一起，痛快“燃烧起来”！②曹白：《在明天》，《七月》1937年第1期。曹白虽然没有正面描绘国耻纪念的仪式场景，但人们准备国耻纪念仪式的认真严肃状态，已然无言而有力地预示出了一场庄重热烈的国耻纪念仪式。国旗和领袖像，是“整合国家归属意识的象征”，它们被经常使用于庆典仪式中，“以展示国家的权威”③［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9年第10卷。。孤岛收容所中的人们深谙此道，因而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寻国旗和中山像，并且对这两大充满民族国家象征意味的物品流露出了由衷的敬爱之情。尽管人们为次日的国耻纪念准备下的装饰物朴素甚至显得简陋，但人们全力准备和热切期待的行为，却表现了难民们强烈的仇恨情绪和高贵的爱国心理。

与曹白的侧面反映国耻纪念相比，正面描写国耻纪念仪式场景的笔墨随处可见。延安作家家为就记录了一场大雨中的“五卅”纪念大会。“五卅”十三周年时，延安准备举行一场“民众纪念‘五卅’武装保卫边区大会”，可是“老天不作美”，五月三十日凌晨下起了磅礴大雨。眼看雨越下越大，领导已经做出了纪念会延期举行的决定。这时，几千人的长长阵列，正冒着大雨赶来参加检阅大会。“每个自卫军带着他自已的武装梭矛与大刀。梭矛上的红色‘线子’，被雨水粘成了一团，已经不如新时的红润而美丽了。雨水浸透了每个人的服装，赤裸着两足，直挺地站在水中，是那样严肃，有神！”深受感染的工作人员重新投入到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很快，大雨中的“五卅”国耻纪念大会开幕了。首先是首长上台讲话，他高度赞扬自卫军冒雨参会的精神是不怕困难的体现，正是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强大支柱。接着，自卫军表演开始了：“大雨淋下，一队又一队挥大刀，刺梭矛，是那样灵活，齐整，有力，并不下于正规的武装部队！”然后，为优胜者颁发了“先锋”“英勇”的红绸奖旗，几千人共同高呼战斗口号：“大众的吼声，盘旋在大操场的高空，四围的山谷被振荡着发出回声，伴着淋漓的大雨，混和成一种有力的交响。”④家为：《“五卅”在大雨中》，《五月的延安》，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4页。利用“五卅”国耻纪念来举办“武装保卫边区大会”，这本身便是以后者来置换前者，即以民众的武装力量来消解“五卅”的国族屈辱。而群众集会仪式除了能够直接向公众和竞争对手传递讯息之外，还能够对参与者产生深刻的影响，提高参与者的群体认同度，强化他们“对那些在集会中被象征性地呈现出来的对手的敌对感”⑤［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家为笔下这场磅礴大雨中斗志激昂的群众集会仪式，一方面彰显了民众群体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对弥漫于大会始终的“不在场”敌人们的强烈声讨。

二、国耻提示下的回忆策略

在漫长而艰难的抗战过程中，每逢具备国耻意味的纪念日到来之际，民族国家的屈辱就会得到提示和彰显，为了舒缓这种耻辱感受，以便从国耻提示下获取振奋民心的精神力量，战时国耻文学还会诉诸于一种独特的回忆策略，这成为另一类极具深意的国耻刻写方式。

抗战文学国耻纪念书写的独特回忆策略首先表现为对往昔时光和故土家园的忆恋，这一点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文学中表现得特别显著。“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东北作家逃亡异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批作家对“九一八”国耻感受弥深，他们也热衷于在国耻纪念文本中对那个“属己”的故乡进行深情追忆。李辉英诉说道：“松花江的江水，永是那么幽闲地一尘不染地流着，永是把它那洁白的江水，灌溉着东北大地，它是满洲原野的慈母，在它的怀抱中，整个东北原野在慢慢地滋长着，发育着；没有仇恨，没有争端，没有压迫，也没有掠夺，日日夜夜，只是铺展着恬静安然的生活，日日夜夜，松花江上回漾着欢快的笑声和甜美的歌。”①李辉英：《山谷野店》，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第75页。舒群在国耻纪念日来临之际彻夜难寐，深深沉湎于故乡美丽安详的风光之中，“仿佛是一阵风从耳边吹过了，仿佛是一个梦”②舒群：《“九一八”五周年感言》，《文学大众》1936年第1期。。诸如此类的文字，不可胜数。总体而言，这些“东北流亡作家”的故乡回忆书写，都集中于怀想和歌赞故乡的风土人情，特别对故乡的美丽风景更是念兹在兹。

国耻纪念日的提示使人忆恋起东北土地的风土人情之美，这一点在许多非“东北流亡作家”手中也不鲜见。譬如，王平陵便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著文回忆了自己的辽宁见闻，对辽宁几处场所的景致更是记忆深切：“在夏天，我最爱辽宁近郊一个公共游玩的处所——也是园。园的面积，也有相当于汉口中山公园那么的宽广，设备是朴素的，竹篱茅亭，别饶一种风趣，一条人工开击的小溪，围绕着园的四周，溪内盛开着荷花；每当夕阳西下时候，河水泛作金黄色，游艇三两，从荷花丛中穿过去，你便能聆听到北方悲凉的歌声，偶然间，也能听到吴娃的软语，我们徘徊在园内的曲径，逍遥于神秘的幽溪，几令人忘却在关外，忘却在离家万里的塞上，而又回到繁华的江南了。北陵，南陵，在其下埋葬着帝王的遗骸，其上都是大可合抱的苍松。庙宇宏壮，气象峥嵘，是同为辽宁享有盛名的胜景。于今，追忆旧游，宛如昨日；可是，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了！”③西冷（王平陵）：《忆辽宁》，《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第3期。

不论是东北籍还是非东北籍作家，他们在回想记忆中的东北美好画面时，又无一例外地对敌人占领下的东北人事和景色饱受摧残的现实愤慨不已。今昔对比之中的故乡风景已然成为“一种政治话语模式”④［美］W.J.T.米切尔著，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记忆中的东北风景越是美丽，敌人的罪愆越发彰显，对敌人的政治判决便越发刻骨有力；同时，那么美好的地方却落入敌人手中，遭到蹂躏，这又让回忆者羞愧难当，会在后者心中激发起雄壮的反抗精神和动力。

既然是在国耻纪念提示下的回忆行为，相应的，曾经遭逢的屈辱经历必然成为战时国耻文学回忆的大宗。欧阳凡海在“九一八”纪念日书写了一名书记员的惨苦经历。那是一位表面上谦逊沉默，背地却在日记里发泄内心苦闷，记载很多“对人类深刻反感”的青年。“九一八”事变那天，他请假回延吉老家，很久之后，将父母都带到北平来了。年轻书记这回好像和以前有点不同了，说话变得激愤，两只眼睛中已不见了盲目的怨恨，而是“有凶气的敌意了”。作者后来帮书记员在一所学校重新找了一份差事。不曾想，去年的“九一八”前后，作者回到北平时碰到在中学当教务主任的朋友，在谈话中，谈起了那位年轻书记，才知道他已经到监牢里去了。据朋友说，他被捕进去后，父母到学校里大哭过几次，学校因为平日还相信他，便替他打了些求情电报，结果总算没有生命之忧，被判了五年的徒刑。他犯的罪，说起来很奇怪：是他在街上被一个日本人认识，说他曾在“满洲国”捣过乱，言外之意就是犯了危害“满洲国”的罪，“而这罪，还要中国军阀执行”。①欧阳凡海：《九一八的一件旧事》，《生活知识》1936年第9期。整个回忆并不激动，也没有展现出狂风暴雨般的大灾难和大悲痛，但是在作者和风细雨般的讲述下，一个饱受日寇袭扰、内心伤痕累累的青年形象却撼人心魄，特别是青年最终起而抗争却沦落到被自己国家的军人关押的结局，深化了民族国家的屈辱指向，让人悲伤之余更添悲愤。

上述那种国耻纪念日刺激下所回忆的屈辱属于被迫害、被杀戮的显性层面的生存受辱，这种回忆是控诉型的；与之不同，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受改造、受同化等隐性层面的精神受辱的呈现，相应的回忆则是反思型的。陈伯鸥通过回忆他的一次沈阳见闻来反映民族国家之痛。当时作者和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朋友坐火车经由东北、朝鲜，转道东京。列车到山海关后，日本宪兵挨个检查证明文件，身着“满洲国”制服的警察要每个旅客上缴两块钱的“满洲国”人头税。列车停靠沈阳站时，简直使人怀疑，已经到了日本，“不但车站上完全是日本字，并且在车站上所听到的也只有日本话”。当天恰巧是九月十八号，所以车站更是到处挂满了日本和伪满的旗帜，以为“纪念”。走到街上，触目所见皆为日本风光：“铺店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写着‘吃茶店’，‘咖啡店’，‘料理店’。日本的夜市也照样地搬到了沈阳，一个个小摊摆满的都是日本货。站在小巷里见到行人就叫哥哥的日本野鸡也运到了沈阳。”②北鸥（陈伯鸥）：《纪念九一八：沈阳一夜》，《国讯》1943年第346期。沈阳被改造成了与日本完全无二的样貌，意味着民族国家被同化的深切悲痛，让作者耿耿于怀。

李辉英笔下的回忆式国耻纪念书写既呈现了敌人制造顺民的举动，也呈现了自己的无言之恸，还呈现了中国人的奴化行为，所以精神受辱的感受尤为显著。那是1933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沈阳官员特意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祝贺”，“庆贺二年前这日子的到来，给地方上改了样，而造出他们的官级”。日本人那方面更是“若顾若狂”，他们特意在北大营举行了一个“假战演习”，演习“九一八”攻击情形的一幕，“来纪念这罕有的日子”。当地有不少人谈笑自若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更不乏人“乘着特备的火车，到北大营去观战，专心一致的看热闹去了”。街面上挂出了一面面黄底子的五色伪“国旗”和太阳旗，“全来欢迎这个节日”。不久，日本军队安排一架飞机在空中散发传单，传单充斥着大量“庆贺新‘国’建立”的“颂词”③李辉英：《忆旧》，《立报·言林》1936年9月18日，第2版。。日本人于“九一八”纪念日在北大营举行的军事演习，是一种“展现宗主国的政治力量”和“传达统治者权威和权力”④［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第42页。的政治仪式；散发传单，鼓吹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为“王道乐土”，呈现出“五族协和”“万民同乐”等灿烂景象的行为，则是为了掩盖和消除自己入侵的暴力行为，伪装占领者所建立的新秩序。两者结合起来，共同达到日本殖民者将中国民众塑造为安妥的顺民的目的，用李辉英自己的话来描述即为“强奸民意的宣传”⑤李辉英：《忆旧》，《立报·言林》1936年9月18日，第2版。。与敌人明目张胆的肉体摧残相比，这种深入骨髓的精神玷污恐怕是更为致命、更为严峻的耻辱。

当然，国耻纪念日的往昔回忆并非只有屈辱和伤痛，也有抗争和坚持。谢冰莹和同学们于“九一八”前后的日本生活，几乎整天都饱受“侮辱的刺激”，“谁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压迫”。为了复仇，他们便召集了一个千余人的全东京留学生追悼东北死难同胞大会。这个悲壮凄凉的大会遭到了日本侦探的打压，全体同学死命抗争。纪念大会虽然受到了阻挠，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却愈发强盛，对敌憎恶意识也变得更加坚定：“从此日本军阀的仇恨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更加根深蒂固了！”⑥谢冰莹：《女兵自传》，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408页。民族国家受辱和危亡之际，国旗的政治象征意义特别显著，于是借由旗帜来表明自身的政治抵抗便是一个极为有效的策略。罗荪便回忆了哈尔滨邮工守护国旗，即守护民族国家尊严的事迹。“九一八”以后的一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邮政局和海关两个系统还未被日本人占据，在这两个机关的楼顶上，还骄傲地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国旗的坚守，“在人们的心境上撒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坚守的国旗成了敌人眼中亟需拔除的一根刺。终于，邮局和海关也落入了日本人手中，悬挂伪旗的命令下达了。就在此时，哈尔滨的邮工们却“一致而自愿地签署了撤退入关服务的志愿书”。伪邮政当局没有办法召回意志坚定的千百个邮工，而邮工们必须领取护照才能走出东北，于是双方开启了新的谈判。交涉的结果是由伪邮政当局与邮工们作一次个别谈话，只有都愿意走，才照发护照。“在那些汉奸的头脑中，以为这些人是可以利诱胁迫的”。不料，“每一个人的回答是同样的，所有的诱迫是归于失败了”，“千百个同一的声音，击败了敌人”。获得一个小小胜利的邮工们“带着最后的旗帜，回到祖国来了”。时逢“九一八”国耻纪念日，罗荪又一次想起了这些邮工们的故事，如今，他们散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虽然遭遇着流亡和灾害，但依然坚强地生活着。邮工们当初撤退之时“有着同一的声音和意志”，数年来，他们也依旧葆有同一的声音和意志：“他们愿意把带回祖国来的最后的旗帜，重新插在故乡的土地上！”①罗荪：《最后的旗帜——九一八回忆》，《大公报·文艺》（香港）1940年9月18日，第2张第8版。

论者有言：“在失败或者曾经经历过悲惨压迫的历史情况下，回忆的革命性力量能够获得它最根本的潜力。”②［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不论是回忆东北的优美风光景致，还是回忆身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屈辱，抑或是回忆一些困难重重的抗争行为，所有这些回忆式的国耻纪念笔墨均饱含着“革命性力量”，指引和推动着人们的雪耻行动。

三、国耻映照下的内部针砭

抗战时期的国耻纪念日本是促使全民族勠力同心、一致对外的良机，但众多妨碍抗战救国的行为却同样在国耻纪念日大肆上演，内心灵敏、目光如炬的文人对此类负面性现象最为反感，于是便纷纷借国耻纪念书写来对国家内部施行针砭。

作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国耻，“九一八”事变本身便是由于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导致的，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也依旧将重心放在“安内”“剿共”一方。于是，有关“九一八”国耻日的纪念文章，便弥漫着对政府抗敌不力、致使国土一再沦丧的讥讽批判笔墨。在《痛苦的感想》中，叶紫如此申诉，过去了“五三”“五九”“五卅”，又新添了“九一八”“一·二八”！看着这类国耻日子“仍旧不住地一个一个地加上去”，感到非常痛苦。随即作者笔锋一转，以讽刺语气写到：“等到我们的那唯一的‘好政府’‘长期抵抗’到中国的‘勘察加’去了时，恐怕在我们的历本上，将无法再找出一个没有‘国耻’的日子了吧！”③叶紫：《痛苦的感想》，《文学大众》1936年第1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所谓“四不”外交方针，这一策略长期被蒋介石政府标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准则。1933年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城下之盟”性质的《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署实际上默认了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使中国丧失了对冀东22县的完全统治权”，使得整个华北“门户洞开”，相当于是一纸送给日军深入侵袭中国的“特许状”。④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岂料，蒋介石却在之后将《塘沽停战协定》类比为苏联在列宁领导下于1918年3月和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吹嘘自己也在实施同样的“革命外交”。接着，国民政府对日一意妥协退让，《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割让国权主权的协定相继订定。舆论哗然之际，“好人政府”的一员丁文江却撰文附和蒋介石的言论，同样以苏俄革命成功时曾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史实为例，向国人解释说暂时退却绝非亡国之渐，大家甚至可以撤到“我们的勘察加——云贵”⑤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大公报》（天津）1935年7月21日，第2版。。叶紫嘲讽政府要带领中国退到“勘察加”时，才能消除“国耻”，正是针对此种力避交战、极力忍让的历史现状而言。

国民党不但不“抗敌于外”，反而加紧“内部剿共”，他们口口声声、义正辞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在战时多数文人看来，不过是对自己“退让”路线的粉饰，更暴露出在国民党眼中政权利益远远高于国家命运的叵测居心，鲁迅的纪念文章《九一八》以“立此存照”的形式对之予以了侧面批评。文章首先引述了《大美晚报》有关“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的报道，其中大量充斥着国民党要员宣扬救国要义的堂皇新闻，对于这些报道，鲁迅以反语之笔慨叹道：“很为中国人祝福！”接着便引述《大晚报》题为《今日“九一八”华界戒备公安局据密报防反动》的报道，报道称“昨据密报，有反动分子，拟借国难纪念为由秘密召集无知工人趁机开会，企图煽动捣乱秩序”。所以“在各要隘街衢，及华租界接壤之处，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中午十一时半至三时，下午三时至六时半……均派大批巡逻警士，禁止集会游行”；“凡工厂林立处所，加派双岗驻守，红色车巡队，沿城环行驶巡，形势非常壮严”。对此，鲁迅点评道：“红色车是车，中国人可坐，然而从中国人看来，却觉得形势非常壮严。”这同样是一句反语。《大美晚报》的“要员讲话”和《大晚报》的“红色车”云云的对照，是“剿共和外方为救时救党上策”的国民党真面目的一个切实注脚。文章的结束语是：“年年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期以贻我们的后来者。”①鲁迅：《南腔北调集·九一八》，《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一股沉痛无奈和悲愤莫名的语气，流露于字里行间。鲁迅此文通过巧妙的编排，形象地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空喊“救国”，实际上极力镇压人民抗日的行径，这一点正是鲁迅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重要文学批判维度。

与鲁迅的侧面讽喻不同，静芬则以特写的形式正面记录了国民政府对于人民群众举行“九一八”纪念日活动的打压举动。由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九一八”纪念大会，在临近开幕前遭到当局阻止。没能接到大会取消讯息的民众，成群结队赶赴事前约定的大会地点，很快就被武力驱散。群众像迷途的羔羊一般，跑到民国路东南大戏院附近，法租界方面的探捕，也极力压迫。在双方逼压之下，大家手挽着手整队沿民国路游行。当群众行抵陈英士纪念塔后，和挡住去路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冲突延至四十分钟方毕，路上伤者枕藉，据事后调查，伤者泰半为妇女，伤处皆在背部。公安局“努力的结果”，博得了日本报纸的赞扬，说他们“训练有方，懂得邦交”。中国人要纪念“九一八”，却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强力镇压。与之相比，同样在上海的日本人，却在虹口召开“伟大的纪念大会”：“海陆军官，外交官，都穿起整洁的服装，到会大吹大擂的演说，高擎着胜利的香槟！军队武装演习，人民休假庆祝，这是一幅绝好的鲜明对照！”②静芬：《特写：九一八在上海》，《礼拜六》1936年第659期。著名的小报作者陈灵犀面对政府严防民众的国耻纪念行径，直接发出了怒目切齿的判决：“昨天为纪念国难而宣告特别戒严，其原因是恐民众于悲愤之余，不免或有过激之举动，不能不预先防备，实则当局不能挽回狂澜，纾救国难，却只一味想压迫民众们的悲愤情形，也就可见他们的手段太恶劣了，当局若能早以防民之手段去防敌人，则敌人虽猖獗，也未见得便会如此轻易占据了我们东北诸地，可惜当局认错了敌人，用错了手段了啊。”③灵犀：《九一八杂感》，《社会日报》1932年9月19日，第2版。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外交与内政“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④平：《内乱与外患》，《市声周报》1926年第2期。，外交关系深刻影响着内政效果，如果敢于和外国人一战，很有可能收获内部民众的向心力，从而获得国内竞争的巨大象征资本。蒋介石在国民革命之时即深谙对外作战即使不胜，仍可得人心的道理。因此，1926年2月广州政府因粤海关案与列强成军事对峙之势，蒋介石便在国民党决策会议上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不惜与外人一战。他分析说，就当时的敌我军事实力而言，中国并不逊色多少，完全可以拼命一战。即便不幸战败，充其量也不过是暂时退避，“然因此一战影响，已博得全国排外者之同情，目前虽稍吃亏，而将来声势，必从此更为浩大。盖能与外国人开仗，其地位已增高不知几许也”⑤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对种种“国耻““惨案”纪念日极为重视，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多次以这些纪念日为本，借由遭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屈辱的叙述唤起愤怒情绪，动员民众。然而，北伐后转变为体制一方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外交策略上改变了不妥协的“革命外交”趋势，而力持温和性的和平谈判式外交新政策。①李恩涵：《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65页。相应的，国民政府非常害怕国耻纪念活动所充斥的不满情绪，极易与对政权的不满相联结，转化为使秩序或体制崩坏之力量的危险。所以，嗣后的国民政府反复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和压抑民众的国耻纪念行为。对于当政者而言，考虑国际影响、考虑政权稳定性，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抗战时期，却不惜大力压制民众的国耻纪念行为，其结果只能使大多数人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和认同感，由此造成的不满或许比任由民众自由纪念所吐露的不满情绪更为可怕，抗战国耻文学对于政府妥协忍让和遏抑民众爱国情绪抒发的汹涌批判浪潮就是这一点的最佳注脚。

与当局着力阻抑民众的国耻纪念行为相关，政府自身的国耻纪念却不过是一些官样文章和流于形式的举动，这一点同样受到战时作家的严厉指责。苏知新讥刺说“做文章”和“呼口号”是中国人的两大绝技，每逢国耻纪念日，政府要员都少不了要喊上几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云云的豪言壮语，不过“一年一度，说说喊喊而已！而已”！②苏知新：《纪念“九一八”》，《大公报·小公园》（天津）1933年9月18日，第12版。署名九鼎的作者指出“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临近，当局颁布了“九一八国难三周年纪念办法”，其中规定有“停止宴会娱乐”“召开代表大会”，“商务十一点停止工作五分钟起立默念”“追悼死亡将士及殉难同胞”……敌人真刀真枪全武行，政府却阴阳怪气“开会如仪”，这让作者愤慨不已，须知“雪耻是良心工作，岂五分钟热度的‘纪念式’可以生效，这比不得‘祈祷和平’‘请赐甘霖’、‘班禅活佛’‘张天师’特建法会，热闹一阵，‘收复失地’，而不谋实力准备，只知到了‘九一八’那天‘照例纪念’。激昂慷慨的演说词，怎能视作‘班禅活佛’的经咒；五光十色的标语，如何认为‘张天师’的符箓呢。”③九鼎：《“九一八”和“救一般”》，《上海报》1933年9月18日，第6版。

政府层面的国耻纪念已然是“徒具形式无补实际的空纪念”④灵犀：《何必纪念九一八》，《社会日报》1932年9月18日，第2版。，而民众之中更有人将这种“空纪念”“发扬光大”，甚且干脆遗忘国耻悲痛，转而大肆利用国耻纪念日的机会来享乐和牟利，战时作家对于这种情形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上海。苏三在“九一八”纪念日的上海街头所见之景为：“可怜啊，上海人（或许是全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九一八是个什么，根本不明了九一八的意义，于是，大商店利用九一八来扩充他的营业，把半元钱、四毛钱的东西，标价‘九角一分八厘’，把六七块钱的东西，标价‘九元一角八分’，而美其名曰‘九一八商场’。戏院、电影院、游戏场，因为舍不得一天的损失，仍旧在洋大人势力庇护之下照常表演，把民间教育深刻地印到低级人们的脑海里。”⑤苏三：《死去的“九一八”》，《时代日报》1933年9月20日，第1版。叶枫的上海国耻纪念日巡礼与之相仿：“租界上的舞场酒馆尽多着有闲的绅士阶级在这悲痛的国耻纪念日，不关他们痛痒的尽情地沉湎了的狂欢，麻醉了的享乐”；“东方巴黎的南京路，充满了布尔乔亚的幸福儿，公子、姑娘得意的谈笑着，减价的号召声、一切市声，洋溢了这个热闹的空气，没有一丝儿国耻伤痛沉着的气息”。⑥叶枫：《“九一八”纪念日的巡礼》，《社会日报》1936年9月21日，第3版。国耻纪念并不能改变人们醉生梦死的状况，国耻纪念的血泪之文和凄楚之词，最终不过沦为读者们闲谈的聊资，“以遣晨夕罢了”。有鉴于此，灵犀甚至喊出了“何必纪念九一八”“何必纪念国耻”的愤激之言：“国耻之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不算什么一回事，我们对于国耻纪念，也已经纪不胜纪、念不胜念，可是纪念自纪念，国耻自国耻，今年纪念国耻，明年国耻还是依然存在，后年国耻却又新增了。这种徒具形式无补实际的空纪念，那又何必去纪念它呢？”⑦灵犀：《何必纪念九一八》，《社会日报》1932年9月18日，第2版。

国耻纪念日，是全民族同感悲痛进而共同树立进取雪耻决心的严肃日子，这时的一些细微问题都会被无限拔高放大：“这一日的诸色人等，还是平日的诸色人等；但在这一日，各种的面目必然地表现得更加分明，无耻的愈见其无耻，英勇的愈见其英勇。”⑧徐懋庸：《“中国的一日”》，《生活知识》1936年第9期。可以想见，在种种缺陋得到突显的国耻纪念日，施行内部针砭的效力必将是事半功倍的。

四、结语

抗战时期，兴起过数量众多的“国耻纪念日”，这些国耻纪念日深受作家文人的重视。战时作家们要么会在国耻纪念日撰写纪念文章，要么会将国耻事件和国耻纪念设置成虚构类作品的重要成分，由此一来，便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国耻文学。1936年9月20日出版的《今代文艺》第1卷第3期为“九一八纪念特辑”，该期《编者的话》有言：“我们尚未‘健忘’，更未‘心死’；故尽我们的所能——用一支笔杆，写出我们所要说的话，藉一唤起尚未心死的同胞，团结起来作争求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因以编成一个纪念九一八特辑。”①《编者的话》，《今代文艺》1936年第3期。可以说，“唤起尚未心死的同胞，团结起来作争求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正是抗战时期丛生的国耻文学的意图所在。为了实现这一意图，作家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民族国家耻辱记忆进行征用，然后又通过极富意味的文学形式将磅礴的民族国家耻辱改造和重塑成充沛的反抗能量和战斗精神。

1938年年初，老舍总结评述过去一年的文艺状貌时，认为卢沟桥事变后的文艺，“用最大的呼声，唤醒想苟安的人们”，显得“激壮切实”。报告文艺作为“神圣战争的生动确切的记录”，则是风行一时的文体，这种文体具备良好的抗战鼓舞作用，可算是“尽了它的责任”。不过，正如别项风行一时的事一样，报告文艺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毛病：“他的词汇与风格渐渐成了套数与滥调，每个兵必是英武的同志，每一个枪弹都足以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迷梦。煽惑容易走入夸张，往往就空洞，或不真确；恐怕倒需要一些好的小说来矫正这风气吧？设若老这么下去它将不免与新闻文字同调了。”②老舍：《一年来之文艺》，《民意》1938年第30期。抗战文学的国耻纪念书写与老舍这里谈及的“报告文艺”恰相类似，虽然实效明显，但“夸张”“空洞”等却是其常见的弊病。国耻纪念日本就令人神伤心痛，它激起人们消减屈辱、改变地位的强烈诉求，加之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写作深受战争的强烈刺激，在情感态度上“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③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半月文萃》1943年第1期。，所以盈千累万的战时国耻文学不可避免存在着千篇一律的问题，无暇顾及考量文学写作的永恒艺术性，导致罗荪所说的“八股化”倾向：“文章易写成八股，纪念又何尝不是流于八股，年复一年，已成具文。”④罗荪：《纪念有感：九一八的十二年》，《国讯》1943年第346期。然而，抗战文学属于特定阶段的功利性色彩十分鲜明的文学样态，以所谓纯审美、纯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评断衡量，本就有凿枘不投的问题，更何况战时作家们纪念国耻之心是沉重而严肃的，他们想方设法将国耻记忆重塑成鼓舞抗战的不竭动力的信念是真诚且坚定的。在此意义上，即便抗战文学的国耻纪念书写显得千篇一律，“已成具文”，但战时国耻文学的正义性和历史价值却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