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增博

(中国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3；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加州 94305)

一、引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家羸弱、人民贫困，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前赴后继，为了国家的出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但都相继失败，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建党100年以来，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之路上，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只争朝夕的劲头坚决与贫困作斗争，坚决消除贫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接过历史和民族的接力棒，亲力亲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并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强化和创新反贫困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既定时间点上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消除绝对贫困问题这一主题，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的反贫困历程进行回顾检视，分析总结了反贫困的时代特征与成就经验，最后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重点内容进行了展望。

二、建党百年反贫困历程回顾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持续与贫困作斗争，直至消除绝对贫困。百年减贫辉煌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指引下不断向前发展的，要全面了解建党100年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就不能撇开体制机制变革和发展的大背景，本文按照时序原则，围绕历史重大节点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事业进行概括性描述，并根据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探索以及宏观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变化，尝试把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凝聚型反贫困阶段(1921—1949)，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恢复生产保障生存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阶段(1979—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阶段(2013—2020)。

(一)革命凝聚型反贫困阶段(1921—1949)：革命引领，保障权利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立志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宏伟目标。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变革社会制度、取得政权让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解决国家和人民贫困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不断为广大工农群众积极争取权利，激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广大工农群众争取权利，通过对权利的争取改善工农群众的贫困状况，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1.建党之初和国民革命运动时期(1921—1927)。在国民革命运动(1)国民革命运动时期为1924—1927年。前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七个具体的奋斗目标，其中第七个目标所涉及的是改善工人、农民和妇女贫困的权利问题。“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3]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出台了《经济斗争决议案》《中共中央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告农民书》等文件，不断解决劳苦大众经济贫困问题，并把满足工农群众的权利要求提升到事关国民革命成败的高度。在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后，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再次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作为自己的目标，指出土地问题在各方面尤其在军队中的重要性。

2.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在农村创立和发展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一切剥削，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以粮为主，多类种养”，深入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互助合作，农民负担合理，不断节省民力，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劳动竞赛，促进生产发展，根据地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出台《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等文件，代表了广大贫困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诉求，保护了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3.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科技，鼓励开垦荒地，鼓励个体农民开展劳动互助合作，有效地改变了抗日根据地异常落后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推动了革命进程。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还提高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制定《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保障晋冀鲁豫边区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保障农民、小生产者的生存权利。

4.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提出，推行农业改革、恢复农耕、全国减租、整顿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颁布劳动法、改善劳动条件，举办失业保险、救济失业工人等主张，坚决维护工农群众的权利，致力于改善工农群众生活。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以灵活方式解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1947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执行“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的土地政策，加强了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和地位，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1948年，中央又在解放区适时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在《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指示》中指出，政府不分阶层地保护一切正当经营的所得财产。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历程的起始阶段，也是其反贫困思想的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救国之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发动工人运动，以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主线，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通过革命变革社会制度来争取权利、保障权利、改变民生、消除贫困。这一时期，革命是重中之重，革命凝聚型减贫过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之中，其革命的意义远远大于减贫的意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要远高于减贫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的减贫成就只是革命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减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过程中同步达到的目标。这一时期，旧中国积贫积弱，工农群众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之下，他们的生存健康等权利遭受严重损害，苦难深重。当时农民在贫穷线200元(2)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圆流通，规定所有白银和银圆持有者，应立即向国家银行兑换法币，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以下的人口，约有3/4；若以全国人口4.5亿人计算，不下2.6亿人，约为全国人口的60%；加上城市贫困的5%，约为3亿人；再加上战乱灾害等约有3.4亿人衣食不足[4]。

(二)恢复生产保障生存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保障生存，救济为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救国大业，成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为中国的减贫事业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内经济凋敝，一穷二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5]，人民生活积贫积弱。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发自强、发扬蹈厉、热情高涨地全心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向贫困宣战：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实施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走集体化道路，切断了产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根源；走工业化道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为解决人民贫困打开了新的局面；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消除了长达数千年的剥削阶级，这为消除贫困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兴修水利，改善农村灌溉设施和交通条件。1978年，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占总面积的55.5%[6]；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络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小学入学率由不到50%提高到96%[7]；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与个人相结合的农村医疗合作体制，截至1977年底，全国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加上150多万名的农村赤脚医生，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现象，为增强农民体质、根治血吸虫等病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五保”制度(3)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有效地抑制和减轻了农村特殊人群的贫困程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贫困状况，但由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加上“左”倾冒进思想影响，在一段时期内，反贫困实践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实践，农业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党的反贫困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历程的成长阶段，也是其反贫困思想的形成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兴国之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以集体主义保障人民福利，提出共同富裕的理想，并且国家的发展没有脱离解决贫困问题[8]，但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社会组织缺位，且国家没有能力开展大规模有针对性的专项扶贫，“救急保活不救穷”。由于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思想，渐渐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减贫的成就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1978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33.6元，把贫困线定在100元，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2.5亿人，贫困发生率30.7%[9]。

(三)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阶段(1979—2012)：体制推动，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0]。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要求，回应人民期盼，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农村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体制改革，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农民重新获得了对农业剩余的索取权，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具体举措如下：

1980年，中央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2年12月，中央实施“三西”(4)甘肃的河西地区、定西地区，以及六盘山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7个县。农业建设扶贫计划，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探索区域性扶贫开发的先河；并于1983年设立“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1984年，国家划定18个贫困地带进行区域重点扶持，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善面貌的通知》，强调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同年还实施了“以工代赈”扶贫计划。1986年5月16日，国家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5)1993年12月28日，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02年2月25日，将原农业部内设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单独设置，并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负责承担其日常工作；2021年2月25日，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了历史使命，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承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1988年，中央将其与“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合并，不断强化党的领导，进入了有组织大规模区域瞄准的综合扶贫阶段。从1986年开始，中国将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县作为专项扶贫计划的基本瞄准单位。截至1993年，共有331个县被确定为国定贫困县(6)是按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农区低于150元、牧区低于200元、革命老区低于300元的县列入国家扶持范围。，瞄准县域。1994年4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按照“四进七出”(7)以县为单位，以1992年人均纯收入为基准进行调整，年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调入，超过700元的县清退。的原则对国定贫困县进行调整，增加261个，数量变为592个；并于1997年确立扶贫开发省(区、市)级负责制，将省级政府作为统一考核主体，明确权利、责任、资金、任务“四到省”原则。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根据“631指数法”(8)贫困人口占60%权重；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数占30%权重；人均GDP低的县数、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县数占10%权重。对国家贫困县进行再次调整，数量仍为592个，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21个省(区、市)，占全国尚未实现温饱贫困人数的61.9%[11]，至此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不再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与此同时，不断进行村域瞄准，实施整村推进，在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重点村，覆盖了全国总贫困人口的近80%(9)中国政府网门户网站，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解决好14.8万个最贫困村就解决了80%的农村贫困人口，http://www.gov.cn/zwhd/ft2/20061117/content_451564.htm。。2011年12月，国家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两不愁、三保障”(10)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扶贫新目标，将区域扶贫对象分为三层：在最上层确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包括680个县)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间一层根据“高出低进、出一进一、严格程序、总量不变”的原则，调整38个县，总数仍为592个，其中与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交叉440个县，扣除交叉县后，共计832个贫困县；最下一层是12.8万个贫困村(11)12.8万个贫困村为2014年识别。。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历程的完善阶段，也是其反贫困思想的发展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富国之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减贫工作不断上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措施的实施推动了农村减贫的发展，中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中央适时调整工农关系，不断提高粮棉等收购价格，支持农村副业发展和社队(乡镇)企业发展，这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不断改革市场制度与就业制度，打破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恢复农贸市场，放宽贸易标准，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和就业管理制度，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发展，这些政策措施都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央不断加大中央专项扶贫资金等各类资金投入力度，以取消农业税为代表，从1982年开始，连续出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多予、少取、放活”，支持“三农”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推进产业扶贫，大力发展农村产业项目，实行整村推进、连片开发，大力实施易地搬迁扶贫工程，积极推进生态移民，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完善雨露计划，增强贫困人口就业和创业能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减贫中的双重作用，2007年，农村低保政策与扶贫开发政策相互补充，形成了“两轮驱动”的扶贫战略[12]，“新农合”“新农保”等制度的实施，使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得到大力发展，农民负担得到进一步减轻[13]；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不断加强东西扶贫协作，坚持并不断完善定点扶贫，探索国有企业、部队、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扶贫开发的多种有效方式，有效地减缓了贫困。中国共产党还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残疾人、妇女和儿童的扶贫工作：国家对民族地区实施政策倾斜，设立民族地区各类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对于残疾人扶贫方面，设立残疾人“康复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实施残疾人扶贫开发计划；对妇女开展“双学双比”活动，实施“巾帼扶贫行动”“幸福工程”“母亲健康快车”“母亲水窖工程”等活动；关注儿童发展，实施春蕾计划，实施九年义务免费教育，进行“两免一补”，实施营养改善项目等，有效地保障了儿童能力发展。2012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12)按照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计算。，贫困发生率为10.2%[14]。

(四)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阶段(2013—2020)：精准到户，不落一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出台了一大批富有独特性、原创性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略、总体布局、实施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把摆脱贫困作为领袖的责任与担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在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关头，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直指难点、把脉开方。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状况，不断坚定2020年底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执着追求。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后到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15]，承诺不落一户一人，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2014年，全国贫困地区80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被识别出来，建档立卡、录入信息。2015年，对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脱贫攻坚的扶持对象被精准锁定。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脱贫攻坚目标总体要求，切实做到“六个精准”(13)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落实“五个一批”(14)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 致力于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重大关键性现实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部署。2020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状况，答好“加试题”，党中央在稳岗就业、生产自救、复工复产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举措，将疫情灾情对脱贫攻坚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6]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历程的创新阶段，也是其反贫困思想的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强国之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不断加深对贫困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创新完善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准扶贫、社会扶贫、阳光扶贫等思想理念，提出建立消除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了反贫困思想的丰富与发展。8年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机制，不断夯实组织基础，强化党政一把手责任，五级书记抓扶贫，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15)主要包括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中央在财政、金融、水利、住房、教育、健康等涉及“两不愁、三保障”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原创性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各类资金投入，保持资金规模有增量增长，强化扶贫资金监管，不断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960多万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贫瘠与贫困，走向新生与希望；贫困人口收入达到脱贫标准，财产性、工资性等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对民族地区、农村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采取特殊政策措施，全力做好帮扶工作；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建党百年反贫困伟大成就

建党100年以来，从救国到兴国，从富国到强国，中国共产党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历史性地彻底摆脱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归零、对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变化显著。

(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革命时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国民党发动内战摧残破坏，农村经济崩溃，土地分配不均，百姓被剥削严重[17]。旱灾、蝗灾、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农民卖田卖地、卖儿卖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不能医[18]，生命保障能力极为低下，营养极度不良，1933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普遍贫困，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的全国40%～50%生存贫困[20]，再到今天的以2010年贫困基准线、累计减贫7.7亿人、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减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由于缺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数据，要全面说明1921—1948年与1949—1977年的贫困人口状况是很困难的，所以本文尝试从农民的生活程度(表1)与每日营养摄入量(表2)来反映。

表2 1954—1978年农民每日营养素摄入量表

从表1各项生活费的内容来看，食品费用比例占全部费用的62.66%，中国农民在这样以树皮草根糠粕及贱谷充饥的情况下，食物支出比例仍占到62%以上，贫困程度可见一斑。表2反映了1954—1957年农民每日热量的摄入量有所提高，但没有稳定达到2100大卡的最低热量标准，农民平均营养水平常常达不到保证人体营养需要的标准。表3说明了1978—2020年不同贫困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状况。

表3 1978—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状况

(二)中国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减贫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各种贫困问题，是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瓶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始终把中国反贫困与世界反贫困统一起来，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一是中国作为最根本的推动力，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按照每天每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1981年全球贫困人口由19.17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7.17亿人，累计减少12亿人，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42.5%下降到2016年的9.7%，累计下降32.8%，平均每年下降约0.94%；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78亿人减少到689万人，累计减少8.71亿人，贫困发生率从88.3%下降至0.5%，累计下降87.8%，平均每年下降2.5%。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2.6%，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100人，就有中国的72人，消除贫困的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表4)，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为如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力量。二是中国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公共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减贫纳入全人类视野，把共同富裕理念拓展到国际社会，担负大国责任，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与合作。中国不断搭建“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等一系列研讨交流平台，交流分享减贫经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等，为发展中的贫穷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价值。三是坚持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创造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新奇迹。贫困是对人权的直接剥夺，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创造文明和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减缓和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21]。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权发展，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权摆在第一位的内容。消除贫困是最大的民生，是最大的人权，中国绝对贫困的消除，意味着贫困群众摆脱了“求生存”的发展阶段，“两不愁、三保障”是“个体”维度的保障目标，通过不愁吃、不愁穿、有水喝、有学上、有安全住房、能看病、看好病等多维度脱贫标准保障了贫困群众全方面福利的改善，使得贫困群体享受到了生活、教育、健康等多项人权。建党100年以来，从解决“挨打”到解决“挨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宏伟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决心与能力，是中国人权事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作为核心人权的推动者，中国减贫的成功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启迪，丰富了人权理念、人权文化和人权发展路径，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表4 1981—2016年全球与中国每天1.9美元标准下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变化显著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五位一体”(16)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方面成就显著，特别是贫困地区(17)贫困地区，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832个，2017年将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阿克苏地区1市6县也纳入监测范围。出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旧貌换新颜。

经济建设方面，建党100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奇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国弱家贫；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3567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2018年，贫困地区生产总值69560亿元，名义水平是1952年的102.44倍，年均名义增长7.27%。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82895亿元；2017年，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收入4083亿元，名义水平是1952年的62.85倍，年均名义增长6.68%(18)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20》《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整理计算得到。。1936年，中国的粮棉产量分别为15000万吨、84.9万吨，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产量最高的年份；1949年，新中国的粮棉产量分别为11318万吨、44.4万吨；2020年，我国的粮棉产量分别为66949万吨、591.0万吨；2016年，贫困地区粮食总产量13931万吨(19)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武力和郑有贵的《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比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多。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从收入与消费支出看，增速不断加快，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差距不断缩小。1952年，我国农村家庭居民人均收入仅为49.35元；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2588元，名义水平是1952年的255.08倍，年均名义增长8.49%，这相当于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7131元的73.48%。195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为54元；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758元，其名义水平是1952年的199.22倍，年均名义增长8.10%，这相当于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13713元的78.45%(20)根据武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20》《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告(第二号)》《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二是贫困地区居民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家庭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单就电冰箱来看，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拥有量是94.5台/百户，拥有量稳步增加[22]。

政治建设方面，建党100年以来，不断加强党对扶贫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反贫困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化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强化扶贫巡视监督，不断推动落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坚持不懈狠抓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引导发挥其基层脱贫攻坚政治领导核心、“一线指挥部”和“领头羊”作用。强化驻村帮扶工作，不断提高帮扶成效，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中的主力军作用，全国累计选派驻村工作队25.5万个，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300多万人，与200多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名村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16]，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通过脱贫攻坚的洗礼，一大批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在驻村帮扶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储备了人才队伍。不断发挥群团组织政治作用，通过推动党员干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广泛开展各项摸排工作，凝聚民心、帮民所需、解民所难，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得到明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呈现新面貌，党在贫困地区的执政根基更加牢固[23]，基层群众自治更加有效，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

文化建设方面，建党100年以来，从救亡图存的权利反贫困文化的宣讲，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文化扶贫，反贫困注重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强贫困宣讲，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落脚点，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水平。通过“非遗+扶贫”模式，贫困地区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治贫“治愚”，坚持“智志双扶”，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既富口袋也富脑袋。不断开展新时代移风易俗行动，文明乡风在乡村得到大力弘扬，积极引导贫困群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来摆脱贫困。贫困地区教育文化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2020年，93.1%的农户在贫困地区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94.3%的农户在贫困地区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22]。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层文化中心建设完成比例达到99.48%，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覆盖[24]。

社会建设方面，建党100年以来，从最初救亡图存的革命凝聚型扶贫到精准扶贫，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的水电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增加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实施“四通”工程：2020年，贫困地区自然村通电、通公路和通电话基本实现全覆盖，99.5%的村能够接收有线电视信号，98.6%的村能够通宽带；贫困地区交通出行更加便利，2020年，100%自然村主干道硬化处理；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大病医疗、慢性病医疗保险全覆盖；从住房条件看，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8.9m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户均住房面积147.9m2，居住房屋的材质有70.0%为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25]，2020年户均住房面积稳步增加；易地扶贫搬迁使960多万的贫困群众 “挪穷窝”，摆脱了闭塞和落后，搬入安稳的新家园；从饮水安全看，大力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020年，贫困地区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占比91.0%，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为64.8%[22]。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党100年以来，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减贫治理注重绿色扶贫，不断加大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厕所革命”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坚持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积极探索贫困地区充分发展、平衡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旅游扶贫、生态扶贫、“厕所革命”等一批生态环保扶贫措施，不断加大环境保护，推动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既保证生态效益，又探索经济效益，以较低的脱贫成本、较高的贫困户参与度，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贫困地区“增绿”。生态扶贫在“两山”理论指引下，使得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实现提升。2020年，贫困地区97.2%的农户可以使用上独用厕所，卫生厕所普及率与使用清洁能源农户比重稳步提高[22]。

四、建党百年反贫困特色经验

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政党组织都没有消除绝对贫困。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全力以赴，坚决与贫困作斗争，最终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建党100年以来，在减贫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消除贫困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为了给穷苦大众争取生存的权利，带领他们进行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把反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功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党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五级书记一起抓，逐级签订责任书，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层层压实责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定地与人民站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6]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理念根植于心，消除贫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贫困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贫困群众是反贫困的力量源泉，积极引导广大贫困群众参与脱贫过程，授人以渔，激发内生动力，让贫困人口自己养活自己，最终享有反贫困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采取超常规举措，集中力量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基本生活问题，让贫困群众有饭吃、吃得好，有水喝、穿得暖，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条件、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和更安全的住所，满足贫困群众对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民生需求，始终将贫困户满意度和认可度作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和“试金石”，让脱贫成效经得起人民检验。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一同迈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27]我国减贫事业坚持全国一盘棋，不断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全国优势资源向贫困地区集结，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整合政府财政、教育、水利、民政等多个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机构，上下协调，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强化东西协作扶贫，开展定点扶贫，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都积极行动，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都有帮扶单位。这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统筹机制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机制，保证了扶贫工作的高效率，正式与非正式的信息反馈机制、考核、激励、问责机制，不断体现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保证了目标一致性和行动有效性[28]。

(四)坚持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一直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减贫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精准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正确施策，不断减少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形成了包括“六个精准”在内的精准扶贫方略，使扶贫开发方式实现了从粗放到精准化的转变，贫困问题是发展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大规模消除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29-31]。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消除贫困重在发展，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的重要机遇，把改革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推动力。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认识，根据中国实际不断出台促进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正确把握农民土地问题这一主线，在反贫困的各个阶段制定出正确的土地政策和路线。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注重保障产品供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不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权，集中精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业基础，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五)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依靠广大群众、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不断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注重减贫政策的宣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扶贫开发政策宣传力度，进村入户，向贫困群众讲清扶贫的标准和目标，讲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和程序，讲清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和危房改造、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保扶贫等各项扶贫措施的内容和要求，讲清项目申报的程序，讲清贫困户退出的标准及党和政府支持政策，让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切实提高贫困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鼓励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发展产业、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实现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强化智力扶贫，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加强基础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能力。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加大教育资助力度，不让贫困家庭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确保他们应读尽读，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不断强化典型榜样宣传，用身边的脱贫致富典型教育未脱贫的人，提高典型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让贫困群众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

(六)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坚持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双重作用，积极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不断发挥政府职能，把反贫困事业纳入国家战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消除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下乡的障碍，引导市场主体不断把资金、技术、服务等往贫困地区输送，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反贫困事业的社会协同，在全社会大兴友善互助之风，营造人人向善的良好氛围，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加大东西扶贫协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军队定点扶贫力度，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参与反贫困，动员民营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激发人们内心深处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本质情感，构建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形成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

(七)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反贫困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把脱贫攻坚一抓到底，突出实的导向、严的规矩，不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大而化之、撒“胡椒面”，坚决反对搞不符合实际的“面子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一切工作都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16]。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搞运动，上有顶层规划，下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不断抓好脱贫攻坚各环节各项工作落实。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不断发挥其“指挥棒”“质检仪”和“推进器”作用，倒逼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兑现承诺，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建立了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与社会监督等多渠道全方位的立体化监督体系，真正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五、结论与展望

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以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各级政府和人民目标一致，共同努力，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很突出，要不断贯彻“三新”(21)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理念，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一)加强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导，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厘清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部门工作界面和任务分工，构建责任清晰、分级负责、各负其责、执行有力的乡村振兴领导体制。要做好产业兴旺与产业脱贫衔接、绿色减贫同生态宜居衔接、文化扶贫同乡风文明衔接、基层治理同治理有效衔接、“两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衔接[32]，创新和丰富乡村制度供给，在5年过渡期内做好各方面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的有效衔接，要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系统的首要任务来抓好抓实，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二)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做好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依托平台和微信小程序等手段，对重点人群随时采集信息，收集困难需求，对行业部门筛查反馈、日常灾情监测等重点信息实现随时导入和常态化填报，实时监测分析，精准锁定风险问题。建立健全民政、教育、人资、住建、医疗保障等多部门联动的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强化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风险点的早发现和早帮扶，对符合条件的，及时预警交办，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管理。统筹采取产业就业扶持、社会保障救助、统筹医疗待遇、完善关爱服务、实施兜底保障和落实救助保险等措施，实施针对性、常态化帮扶，跟踪帮扶效果，做到有困必帮、有难必救，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三)补短板、强弱项，缩小差距、维护公平，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党的初心，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带领全体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奋斗的旗帜[33]。我国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解决了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要持续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缩小差距、维护公平，提升科学制度体系整体效能，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物质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解决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农村，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促进中国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快推动形成城乡命运共同体[34]。不断提高劳动报酬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直接资助力度，更好地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大力推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联动，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建立以多维减贫理念为核心的兜底保障体系，统筹城乡减贫一体化发展，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关系民生、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关注重点人群，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35]。注重公共服务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基本公共服务预算统筹力度，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确定农村建设重点，继续抓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覆盖到村、延伸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