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亚）

（韩晓露）

（孙锡莲）

（王柏）

（宋虹宇）

既不“人工”，也不“智能”

2021年10月26日的《疆界2》网站上，刊载了苏·库里·延森和杰夫·普利对凯特·克劳福德2021年的著作《人工智能地图册》，以及弗兰克·帕斯奎尔2021年的著作《机器人学新法则》的书评，题为《既不人工，也不智能》。

克劳福德的著作试图将人工智能置于物质现实之中，指出其对环境、劳动分工、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的影响；帕斯奎尔则考察了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媒体、政策、经济、战争等领域的运用，在他看来，受到政策支持的人类判断，应该引导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尽管主题不同，但两书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以下观点：1、人工智能已被经济价值观带偏，以至于其他知识形式都被排除在外；2、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践应该有更大的透明性和可问责度；3、人工智能的数据集已被带偏：自然语言数据集复制了其所源出的人群的偏见，有些数据集在设计时就是为了促进广告收入优化；4、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的起源，对其逻辑、修辞和价值观都有残余影响；5、人工智能的未来学炒作，会模糊幕后真实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考虑——特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6、智能是有具身性的，其所包含的默会的和肌肉的知识，是无法被人工智能建模所完全提取和抽象出来的；7、在“刺激—反应”的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一种受数据驱动的行为主义；8、人工智能和经济学专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两书所提供的，是对于人工智能意识形态的批判——人工智能，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从它的眼里看去，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提取好的数据、是可数集、是依据机器概率论所作出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它眼里，大陆都是规规整整且分类好了的、地面上的无序变成了清晰的信号；它所看到的，是机器可读的林奈秩序表、是效率优于人类判断的工程学心智。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人工智能之眼也是对冷战的折射，因此拥有人工智能的眼光，也就意味着对目标、资产和异常的定位。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观看，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人工智能之眼所看不到的，是构成它自身所需的原材料：人类的差异和复杂性。人工智能的逻辑，是通约逻辑，即将杂乱无章和能量满载的社会生活化约为“可计算的类同”，由此，日常生活被提取进数据集，而在其没有血肉的造表中，日常生活又进一步被从其源起中抽象出来。

两位评论者认为，人工智能意识形态是否会强化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即将我们囚禁在以效率、计算和控制为旨归的权力系统之中，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朱振亚）

“女鬼”恐怖片：全球与地方的文化战争

2021年10月18日的《红辣椒》网站上，刊载了布利斯·库阿·林针对“亚洲恐怖片”，特别是其中的“女鬼”角色的评论，题为《“亚洲恐怖片”的全球幽灵》。

尽管在新世纪之交越发具有市场地位，但“亚洲恐怖片”其实既非同质性范畴，又非亚洲地区所独有。该说法指的是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所拍摄的恐怖电影，但该说法同时也抹去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电影传统之间的文化和历史差异。如果细细探察“亚洲恐怖电影”之下的一个更小分类——以“女鬼”为主角的电影，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媒业在与美国好莱坞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在文化特殊性、跨文化影响和全球化加速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张力。

林指出，1964年的日本电影《怪谈》，完美地体现了具有文化特性的民间传说与某种世界主义的融合，我们所谓“亚洲恐怖电影”也由此而来，特别是作为恐怖女性角色标志的“黑色长发”，至今依然是“女鬼”恐怖片的标配。放在全球电影市场中，还需指出的是，在欧美语境中，“具有威胁性的怪物”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恐怖电影”的界定性要素；但在亚洲电影中，鬼怪般的人物所激发的，除了恐怖，还有移情和怀旧：一些亚洲电影中最具魅力的女性幽灵，正是纠缠着当下的旧时的复仇者——遭到背叛的情人、酷儿取向的女生、憎怒的孩童……而历史寓言、身份认同、性别政治等宏大主题，也能从这些电影中获得解读。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之交，“亚洲恐怖电影”也在尝试与好莱坞分庭抗礼，2002年的《三更》就是一个例子——它采用的是三部各自独立的短片的形式，分别由陈果、三池崇史和朴赞郁导演。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和生存状况艰难的电影业，它试图在电影的制作、资金和演员方面实现共赢；同时，它也希望能够占有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市场，从而实现票房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好莱坞试图占领亚洲市场，与亚洲市场的反抗或共谋的戏码，也一再上演。

（韩晓露）

非遗保护：商品化及其两难

2021年第3期《中国视野》杂志上，刊载了克里斯蒂娜·马格斯的文章，题为《大路货、奢侈品、假货：中国的非遗市场》。在文中，马格斯以南京旅游业中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为例，对中国非遗保护的现状进行了研究。

关于非遗保护，要不要商品化和市场化，是关键议题：有人认为，商品化能够帮助振兴传统文化实践；有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政府应该对非遗的市场化持更为审慎的态度。而此一论争又与当下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密切相关：尽管传统手工艺品的售卖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非遗”概念的出现以及政府的“非遗保护”举措，的确又对传统手工艺品的售卖者、售卖方式和售卖地点产生了新的影响。

马格斯的研究因此试图探索两个问题：第一、政府的非遗保护举措，对于非遗产品的卖家和售卖来说，有什么影响？第二、政府的非遗保护举措，对于非遗保护有什么影响？

通过对南京非遗手工艺品售卖情况的研究，马格斯发现，对于非遗产品来说，政府所主导的市场化举措，既是对其价值的提升，又是对其价值的扭曲。说“提升”，是因为非遗保护提高了非遗产品的知名度，非遗产品的卖家也因此受惠：通过博物馆的展示或非遗传承人的现场表演，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得到了提升，其对非遗产品的兴趣也得到了培养。说“扭曲”，则是因为卖家的层级不同，其受惠程度也不同：非遗奢侈品和纪念品卖家受益最多，因为他们可以用非遗标签来为自己商品的高价正名，或者以此为名头来售卖批量生产的非遗产品；而作为非遗保护焦点的“非遗传承人”则夹在中间，尽管非遗保护也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但在相关产品售卖方面，他们却陷入竞争劣势：他们所售卖的，多为手工制作的日用品，且其价格经常是批量生产的纪念品价格的两到三倍。此类特征，使其在非遗商品中不上不下，因为假冒非遗产品价格低廉，而这些手工制品又很难被称为奢侈品。反过来讲，对于市场增量和潜力都巨大，但日益强调“品味”和“赏玩”的收藏市场来说，非遗奢侈品和纪念品最容易成为藏家的心头好，而中间两不靠的就很容易被忽视。

在马格斯看来，要解决以上难题，政府就应该保护非遗产品，使其免遭不公平市场竞争的侵害。此外，政府还可以对旅游业中的非遗产品进行更多的引导，比如，强化对于非遗标志的保护，为非遗传承人的产品划出展览专区、进行单独推介。如此一来，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的产品，其品位和价值才有望获得质的提升，并因此可能在现有的非遗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更为有利的位置。

（孙锡莲）

达尔文的激进与反动

2021年10月13日的《停火》网站上，刊载了凯兹亚·皮卡德与萨穆埃尔·格拉乌的对谈，题为《人的偏执：“达尔文的种族观念远非激进”》。

2021年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出版一百五十周年，在这本书里，达尔文指出，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他被很多左翼人士视为激进。放在当时的语境中，许多人信奉的是“人种多元论”，而达尔文的主张无疑是对该观念的致命一击；但达尔文那里也包含着不少历史修正主义：他憎恨奴隶制、相信人类源起一致，但《人类的由来》中也充满着对黑人、土著、爱尔兰人、女性和穷人的诸多贬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视角，来重新细读达尔文呢？这里的要点，在于不要只从表面上看待“白人至上主义”或者父权制，即不能因为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优越、自信、傲慢和肯定，就认为作者一定是如此——起码达尔文不是这样：细读达尔文，你会发现人类的进化令他感到非常迷惑，比如，他曾遇到一位来自火地岛的土著，这位土著身上的“动物性”，也迫使达尔文得去面对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但这种“人类的动物化”意识，却又只是被他用在黑人、女性和穷人等弱者身上。

就此而言，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不仅是种族主义的，而且是性别歧视的——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高度赞扬康德，认为他指认出了作为主体状态的“勇气”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达尔文很少谈及哲学，认为它是“科学方法”的反题，而达尔文之所以知道康德，是因为有女性主义者伊拉莎白·鲍尔·柯布的介绍。

达尔文写作的年代，正赶上霍布斯鲍姆所谓“双元革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尾巴——不仅是“双元革命”，当时还有海地革命、拉美独立战争等大事件，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管达尔文的写作动机如何，他的理论都使得人们认知到，统治精英的地位并非天恩神赐，其他群体也可以揭竿而起、当家做主。但是另一方面，达尔文对种族主义和性别问题不以为意，这也使其理论可能走向反动。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既是相当激进的，又是相当反动的，他在书中所流露出的焦虑和困惑，便是对此的最好记录。

（王柏）

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标准叙事”之外

2021年11月3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艾米丽·M·科恩针对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2021年的新著《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的书评，题为《人类历史的激进承诺》。

关于人类历史，我们最熟悉的，是一种“标准叙事”，根据这一叙事，二十到三十万年以前，智人开始在非洲大陆出现；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万年里，智人开始向非洲大陆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迁移。大约十万年前，早期人类从狩猎转向农事，并开始圈养家畜、划地而居；社群开始扩张、国家开始出现，最终，早期帝国开始崛起。对人类来说，我们是从农业走向了科学，又从科学走向了现代世界。

此类“标准叙事”，我们烂熟于心。但这样的叙事从何而来？该叙事本身的历史如何？如果此一进化论叙事是错误的呢？

《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所要处理的，正是此类问题。该书的目的有二：第一、它要表明，“标准叙事”乃是对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与政治之不平等的保守回应；第二、它要重新考虑关于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演进的新证据，以考察其与“标准叙事”之间的契合程度。

十八世纪时，欧洲殖民势力遭遇“新世界”（北美、南美、澳洲、太平洋），这就使得欧洲的文人墨客见识到了迥异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关于权利、平等、财产等的讨论尽可以在爱丁堡或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展开，但这样的讨论却是以从海外搜集来的证据为基础的。对于这些讨论的应用，也有着真实且具体的后果——它所造成的，是针对“新世界”人民的暴力、掠夺，是“新世界”人民的流离失所。也正是在此语境中，关于“人类社会按阶段进化”的论述开始出现。

但《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对照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对北美原住民的记述，以及北美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和评判，我们就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北美原住民显得理智、和平、互相关爱，而他们眼里的欧洲殖民者则贪婪狡诈、互相对抗；再比如，原住民似乎保持了极大的自由，社会却依然和平而不陷入混乱。如此鲜明的对比，既体现了北美原住民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现代人政治理想的相似性，也凸显了前者司法系统的原创性与巧妙：他们从一种截然不同于欧洲宗教思维的立场出发，实现了“现代人”从启蒙运动至今始终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在保持每个个体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的前提下，建立起和平、有序的社会。然而，这样的对照在当时的欧洲所激起的，却是某种保守的回应：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叙事”。

该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推翻“标准叙事”，而是要提出看待历史证据和人类历史的不同视角；该书的叙述并不包含目的论和线性时间观，而是要试图阐明这样一种人类历史：在其中，人们在创造性地想象新的世界，并全力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