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张英

采访时间：2008年8月9日

采访地点：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将陆续在中国举行。这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承办的两大体育盛事。

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是世界上创作者最多、观众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之一。

时间证明，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已经成为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历史上的艺术巅峰。

路透社报道说，世界各国的观众都对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表达了赞叹。法国公共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员说道：“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场壮丽的视觉盛宴。”韩国联合通讯社称赞，北京奥运开幕礼如同一场视觉上的“满汉全席”。

英美主流媒体都认为，奥运会开幕式是中国一次对内对外的成功宣传。

张艺谋的奥运时间从2000年开始。2000年4月29日，他为北京申奥拍了一部宣传片《新北京，新奥运》。这部宣传片还于2003年11月获得了第二十一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最佳影片大奖、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奖和最佳体育宣传片荣誉花环奖。

在奥运会申办成功后，2003年，张艺谋再拍了一部宣传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对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形象进行推广，并于2004年再次获得了第二十二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最佳影片大奖，获奖理由是“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艺术完美结合”。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由张艺谋导演的八分钟文艺表演“北京8分钟”亮相后，赢得西方观众一片好评，却在中国引发了一片批评的声音。2006年，张艺谋击败了李安、陈凯歌、崔健等创作对手，通过了十一轮的考验，最后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总导演。

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2007年10月，由张艺谋负责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和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开闭幕式策划方案完成，第一次向北京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送审，就一举通过，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张艺谋仍不满足，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修改与调整。在2008年8月8日的鸟巢，张艺谋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在北京奥运开幕式过后一天，张艺谋即敞开心扉，讲述了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诸多幕后故事。将近十四年后，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愈加光彩照人。

刘恒和王安忆参与开幕式解说词创作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节目解说词是谁写的？

我们有媒体手册，我想可能那天他们转播的时候参考了媒体手册，然后自己再组织转播时的解说词。媒体手册提前几天就发给媒体，里面有节目的背景介绍，在这个基础上现场直播解说自己夹叙夹议。比如说五十六个民族和儿童，好，这儿的背景就是关于五十六个民族的背景都有，哪一族都有，就看现场直播解说要怎么说了。

如果解说词文采能好一些，真的是锦上添花了。

那也没办法了。其实我们有两个作家，一个刘恒，一个王安忆，都是很好的作家，前期还是一直有参与解说词的创作。刘恒参与了几次创意的讨论，王安忆也讨论了一两次，都来过。但是最后都来不及，因为文稿都修改来修改去的，最后根本没有办法是作家说了算，要经过各级审定，包括国际奥委会的审定。因为要发国际媒体，有些不能咬文嚼字，不然翻不成法文、英文，一个概念解释另一个概念，完全不能这样，所以就把这些词转成普通的词，只是语言组织得好一点。法文、英文、中文三个版本，比如说“夸父追日”，大伙儿听到不用解释了，解释“夸父”是谁要解释半天，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它就不能用这种词汇，很文学性的，完全不适用，没法翻，没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交给他们。这些稿子是给他们，让全世界的播音员拿着稿子做一个自己的叙述。

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地方是说，（这次开幕式里呈现）中国文化比较多，体育比较少。我想这样会不会是创意的时候已经考虑进去呢？

当然。它当然是一个体育的盛会，但是这个平台，我自己认为体育应该点到为止。还没开始比赛呢，后面十几天不全部都是体育，全部都是比赛嘛，体育精神在后面的十几天会全部体现出来，无须在开幕式里完全向体育靠拢，那就丢掉一次机会了。对于主办国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可以向全世界去展示自己的文化，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体育就算演了，奥林匹克就是体育精神，后面十几天运动员们都要去体现这个精神，赛场上最生动，演能演过赛场上？赛场上的一滴泪水、一滴汗水可以让全世界动容，那是真实的体育精神的写照，未来我们都会看到精彩的瞬间，我们这个时候演体育的这些东西，把它图解一下，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表演，我觉得是很难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演那么多，有一点就行。

其实这也是后来我们跟很多外国专家一起讨论的，他们说，这是你们展示文化的一个平台。因为下一个就是运动员入场，下一个就是升旗、点火炬，点火炬就是体育精神，我觉得已经在上面发挥，就是“更快、更高、更强”的体现，等等，潜移默化地融进去就可以了。原来谈过，要不要一个章节是演体育，我们甚至有一些演体育的招儿，还颇为新鲜，后来都舍弃了。

什么样的招儿？

比方说，画卷不是长方形嘛，我们把画卷变成几根长方形的线，突然画卷灭了，就像星星五环一样的。这个长方形的线突然提起来了，在空中竖立起来，成了一个球场，在空中旋的，然后有很多吊威亚的运动员发着光，这么看踢足球。本来是俯瞰，这样看是立起来，有点像是卡尔那个构思。我们觉得那一场其实要弄好也是挺有意思，挺神的。

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多媒体圆，他们在踢足球，横过来一个线的足球场上踢足球，还有一个摄像师也是吊着威亚，拿摄像机追着他们拍，就像是一个记者，这是一种表演。这个摄像师拍的影像又通过信号，让地面的LED展现出来，等于是一个双向交叉的足球比赛，在空中是这样踢，地面展现的是平面的，很复杂。总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多媒体表演的形式，很现代、很奇异。

后来我们还是放弃了，因为一个是技术难度太大，还有一个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分出去五分钟演一场，后来的观点是，不如让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来表演。后来就算了，体育含到里面去，比如点火，比如最后在地球上歌唱，有一些体育的形象就可以了。外国专家也是反对我们专门演一场体育比赛，他们觉得没必要，说你们会损失五分钟、十分钟，本来你们可以展示自己的文化，展示更深厚的东西。因为全世界人到这里来，已经是体育盛会，我们今天所有的部分已经是体育的，文化也是体育的一部分，整个都在这里面。

你两个北京奥运宣传片都拿了最佳奖，获奖理由都是一句话，“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艺术完美结合”，因此大家对你的开幕式有期待。

我觉得体育表演一个是不好演，再一个是比较直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精神就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要比体育队形或者体育运动形象的表演更加广阔和多元一点。

后来有太极拳，人们以为会有少林拳或别的武术。

我觉得太极拳是中国武术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对它的解释超过了一般的体育竞技或某种拳的解释。我觉得中国人对太极的解释，好像自然万物、宇宙万物都可以在太极之中，我们的祖先也把它哲学化了。所以，要选一个拳术的话，我觉得当然是太极代表的哲学含义更多一点。你选一个像陕西的大洪拳、小洪拳，选一个长拳，选一个醉拳，好像就只是展现拳路了，内涵不多。

还有一个，我认为太极今天跟老百姓的关系也很密切，你看早上起来，很多人会打一打太极。我们在太极部分的表演中，已经把它当作是现代部分去演、把它当作是一个哲学层面、思想层面的东西去表演它。我们直观地表现出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因为我跟很多外国人聊过，对他们来说，甭管是太极拳还是其他拳，他们看着都一样，都是中国功夫。就像我们看泰拳一样，都讲泰拳，然后也不了解其中太深的含义。你跟他讲八卦阴阳，他都不是很清楚了。他只是觉得功夫就是功夫，就是功夫电影里的功夫，搏击是搏击的技巧，古老的搏击技巧，大概基本停留在这种观念上。当然，研究中国的专家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除外，这些人，全世界大概几十万人。大部分外国人认为功夫就是功夫。

我们所说的太极跟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东西，从来没有直观的让它呈现，所以这次我们就想，无论如何，太极表演也要直观地呈现出来，好像跟自然有关系。我认为如果老外看了这个表演，好像中国人的功夫跟大自然有点关系，行了。让一个十六岁或十八岁的黑人有这种印象，他不求甚解都无所谓，这个印象埋下来，就埋下了一个可能性，他就觉得中国的功夫不全是功夫，而是跟自然有点关系。

所以你注意到我们在太极的表演当中，运用了自然的声音，自然的影像。所以这一切都是把大自然阴晴圆缺、花开花落，把大自然跟太极放在一起，并行表演，让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直观，我认为这次太极表演很直观，可能会让外国人改变一点对于中国功夫的基本看法。

技术和艺术之间并行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大的亮点就是科技方面的投入和各种光影的呈现，多哈亚运会也是高科技，它对于我们有启发吗？

多哈对我们的启发并不大，我认为雅典的表演是非常现代的表演，多哈是比较传统的表演，尽管它竖了一个大的月亮型的屏幕，但是你看它的表演是传统表演。但不能说人家不好，我很喜欢它的点火，我觉得点火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王子骑马点火太好了。表演是传统的广场表演，而且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个团队做的，反正也就是这些团队接这些活儿，差不多也就是几个班子在接这个活儿。

专业公司。

对，谁做的都知道，这些人都来给我们当顾问。我自己认为我们的表演，不是一个传统表演，我们跟雅典的表演异曲同工，是一个现代观念，整合现代观念的一个广场表演，所以不是一个传统表演。不管大家怎么看，用了多少先进的技术还是什么，其实没有所谓真正先进的技术，全部得是成熟的技术。我刚才说了，如果还是在实验室的技术根本不能用，不可靠。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观念的表演和一种有现代感觉的表演，这个很重要。

我们的美术总指挥，他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觉得他那几句话说得非常好，他当时只是提醒我注意技术环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雅典的表演把舞台集结的传统性推到了极致，一个是水的放和收，还有一个吊装起来的解体、回来和再降下去，这是主体的两个东西。他说雅典是把传统集结、舞台集结、美术集结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做法。如果那是这个方式的终结，他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多媒体表演，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是一个新的开始，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我觉得这说得很好，我们也是这个想法。

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在广场上演绎多媒体，比这要棒得多，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但是我们的观念代表着一个新世纪的观念，后来人会比我们做的好得多，但是观念的前瞻性很重要——一个影像时代，一个信息时代，一个多媒体时代。你看我们的手机，种种视频，我觉得未来就是所谓的多媒体信息和影像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光纤技术、数字技术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开幕式里整合了这些元素。

今天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多媒体表演，还没有人做过这么大，撑死一块大屏幕就完了，撑死大屏幕的影像跟传统表演做一点互动就完了，我们已经是最复杂了。

我跟你说，我们鸟巢顶端四边上一个环形的影像，那是六十四盏最新的电脑投影灯，相当于六十四个电影院的高清放映机，联合投射，无缝拼接，相当复杂，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次做。

这个技术之前已经成功运用过？

对，这是一个成熟技术，没有人这样做过，这种灯，高流明的投影灯，多影像的投影机，现在大家都用，最新的，一出来有人买。但是撑死了，在你的晚会上用上两三盏，搭一点东西，跟演员做点配合，演一个节目。室内的演唱会，撑死了弄三五盏灯，再配合LED，热热闹闹就完事。还有很多发布会、建筑、城市景观，有一些观念艺术，用几盏这样的灯，把几个楼打出一个什么造型，什么变化，你看到的都是这些灯。但是从来没有把六十四个灯连在一起，做这么一个大环幕，这是一点都不带夸张的，这是规模最大的。六十四盏灯，我们实际上是买不起的，就算是奥运会开幕式我们都买不起，光买这点灯也就得几千万、上亿。最后我得到国内好几个单位的支持，人家买的，我们租借来用。

实际上全国人民想象这台晚会可能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咱们的口号就是“节俭办奥运”，四个亿，还没有多哈的开幕式多，钱是一点都不多，我说心里话。有很多方案都是因为钱，因为“节俭办奥运”，所以都不能实现，舍弃了很多。我们第一轮的方案没采用就是嫌预算太高了。

比如说地面，你看我们铺设的地面大屏幕，现在全部是国产的，在大家看表演之前的前三个小时还在那里修，如果我们都是进口的，费用翻好几番，掏不起这些钱。光是铺进口的LED，得几个亿，往地面整，你能那么花吗？哪有那么多预算？所以是国产化，在这方面不是最新技术，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特别像最先进的。

我跟你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看过很多大屏幕的表演，歌星的演唱会，很多很多，在中央电视台也做。你看那些屏幕，推上去全部都是点对不对？那是很正常的。颗粒最细，也最贵，一平方米多少点，最贵是最优质的，可点再细推上去还是点，那个点就产生一种廉价感，好像没有美学，就是像一个大屏幕。咱们一说“大电视”都是屏幕有颗粒的，我们这次就把这个解决了。其实我们的颗粒一点都不密，因为密的贵，我们没有那个钱，我们是节俭办奥运，所以我们的颗粒其实是挺稀的，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后面的大屏幕稀多了。

怎么解决的？

说起就话长了，这就是我自己力主要解决的问题，我从一开始跟厂家谈，所有问题，我一定要解决。实际上要做一个雾化效果，要让它的影像呈现边缘的模糊性，消灭颗粒的点，让镜头拍的时候，呈现某种雾化的平面感，不是颗粒的点状，这样子会有一种美学的品位，不是追求它的清晰度怎么样。因为那么大型的广场，是要它像一幅画，中国水墨画的渲染，根本就是需要那种效果。我们是用这样的美学观点去做。所以，这些厂家是专门给我们生产的我们要的东西，加了特制的东西，其实也很节俭，也不贵。但是，你看我们那个屏幕，好像没有那么廉价，好像挺有品位的，其实我们的钱很少，我们根本没有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大屏幕好。

选择影像实际上是偏向于不带颗粒的。

第一个，首先解决这个本身的问题，从工厂生产就开始解决这个颗粒点；第二个，选择什么样的影像，制作什么样的影像在电脑上；第三个，影像本身的风格，要跟这个东西匹配。总之，这就是一个很详细的过程，这个过程耗时一年多，因为光工厂生产这个东西，做试验没有八个月十个月做不出来。然后设定了之后，必须想好选什么样的影像，当影像进入电脑制作的时候，因为所有影像要做成文件，不是放电影，而是做成文件以后再放进去。所以在影像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想好，要什么样的影像，要什么样的风格，做成什么样跟这个匹配。

说心里话，必须去了解这些东西，还好我是一个拍电影的，这就是我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大屏幕、影像一点都没有花冤枉钱，这还是比较让我得意的，这个影像是很有美学品位的，不觉得像一个大电视，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花再多的钱，人家觉得是一个大电视的时候就廉价了。这种影像，花多少钱能花过美国大片吗？这也是挺重要的，选择它的风格，注重它的技术和风格的配合，这就算“节俭办奥运”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我们花的钱不多。

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并行的问题。

对，但是你得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就开始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工厂八个月全部生产出来，影像全部做出来了以后，味儿不对，不行，我得改，对不起，不可能了，改影像没有三个月，电脑都生成不出来。所以，它完全就是想好了，就成这样了，最后必须接受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为此，我们看了许多的大屏幕表演，包括最近的，像多哈亚运会开幕式，我觉得他们都是大电视，看的就是电视影像。我们还专门到拉斯维加斯看席琳·迪翁的演唱会，后面立的大屏幕，它的一些互动，包括我们看许多大歌星的演唱会，很多大屏幕。我告诉你，这些全叫“大屏幕”，再细的颗粒也是大屏幕，我们这次就是不想让人感觉像大屏幕。

艺术家的创意和价值最值钱

资金的限制会导致很多创作奇想不能实现？

当然。有很多是不能实现的，光有理念肯定不行，我觉得做大型活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它的可实施性。我觉得可实施性有时候比理念还值钱，你找任何人来做的时候，他说奥运会开幕式应该怎么演，他的想法多了，比美国人还要奇思妙想，反正就在这里侃，但是不可实施，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开幕式里有多少创意是张艺谋个人的？

我在这个位置上，不想谈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创意，怎么贯彻，我还是强调团队。实际上所有的创意都是经过无数次的整合，没有一个创意是拿来就用的，没有一个创意是无懈可击的，都要整合。首先要进行理念整合，符不符合整个要表达的要求，其次是可操作性，再次是视觉效果。有很多理念是视觉效果不好，想得挺好的，我是一个偏向实战型的导演。别人跟我讲任何一个创意，我在脑子中呈现的就是那种实施之后的画面的感觉。

看得见，摸得着的。

特别实在的一个形象。你跟我说这个创意的时候，天花乱坠——我经常碰到天花乱坠的创意。我脑子中一想，根本做不到，好，就算做到了，那是什么样子？我一想，做到之后的样子，五个机械杆，那里有十八根钢丝，还有一个大水泥墩子，这样的形象出来完成是什么样子，我这么一想，那么一个形象不可靠，没有美感，没有魅力，征服不了人。它在形象上、视觉上没有美感，你的理念就一点不值钱。理念是什么？理念一定是在现场的视觉，一定要首先产生美感，外国媒体问我的时候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们是介绍自己的文化，但是对你们来说看不懂没关系，开幕式上你是不是看到了美，某种梦幻般的美？行了，这是可以统一所有人的一个认识点。很多创意，不能建立在现场的美感根本就没有价值。还有一个就是操作出来，有的时候想的东西和操作出来完全是两回事。

实证经验，放弃创新。创意很难做到统一每一个人的意见。后来彩排的时候取消了秦腔部分，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最准确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是对《长城明月》这一段表演没有征服所有的人，也没有征服我自己，尽管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秦腔的曲牌，但是仍旧没有征服大家，也没有征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觉得表现出来的，不是表演者不努力，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当呈现在你跟前的时候，打了很多折扣，之后就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最后领导也提意见。因为没有征服大家，大家就说东说西的，对它的意见最多、最尖锐，争论也最多，后来我就想干脆拿掉。

那一章节时长是多少分钟？

那一章节有六七分钟。拿掉之后，从人情的角度考虑，这些表演者都压了一年了，训练一年了，不能让人家打道回府，很遗憾的，所以这些演员都留用了。留用就要组织一个节目，然后就组织了一个小戏台，那个小戏台原来是秦腔的一个点缀，把它拿来也做一个留用，然后大家做一个三分钟的简短表演。

那一段算是一个过场，因为我们需要三分钟来做转场，把“秦腔”拿掉之后没有什么转场，所以做了一个简短的过场，短一点，小一点，野心也小一点，大家还不反感。

原来那场，野心也大，也长，隆重而正式，但是它的缺点就不好去弥补。最重要的没有征服人，因为不能拿嘴说，我就认为这个好。我这次不坚持这样的角度，我们团队有很多人是坚持这样的。我就在这么想，我说的，当表演者面对所有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说服别人，我们不能开一个研讨会再分析，当有超过一半人说我觉得不好，你就要考虑了。那就不能说，我认为好，那帮人还是不听你的，那就说明还是有一些问题在这里。那时候时间已经很紧了，怎么办？拿掉了，就压缩了这一部分。

没有了这个节目，怎么来填补时间呢？

时间很紧，我们大概只有两周时间就8月8日了，最后临时改那个小戏台，那些表演训练只训练了十天左右，那是一个最短的表演。

一出戏变成一折了。这个开幕式一直是在一个开放式的、不确定的状态之中，甚至不知道演出前还会有什么调整？

对。

运动会里的文艺表达

我们大家关注开幕式可能谈的比较多的是文艺演出的部分，但实际上除了演出，从时间上看更多是其他部分。

是仪式，首先是运动员入场式。

仪式是之后的设定，比如这些女孩子们的欢迎仪式，形式最初就确定了吗，还是逐渐确定的？

仪式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我知道国人最主要是关心这一个小时的演出，实际上不到一小时，五十三或五十四分钟。我们都知道，整个三个半小时几个主要的内容，像运动员入场式，像升旗，像放飞和平鸽，像点火，这些都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实际上一直不敢松懈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也要有一些设计，我自己觉得这次设计比较好的就是被我称作全世界最大的行为艺术的部分，那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看了前二十八届的资料，表演就是表演，运动员入场式就是入场式，最高的表演中的一个小细节拿到这儿来晃两圈那是不得了了，基本上各是各的。所谓的连带关系是某种主观性的，导演主观性的、理念性的联系，从来没有视觉化，没有延续性。我们做的这个，我觉得是开天辟头一次。因为运动员入场式是神圣的，不可以给他们任何一个东西，哪怕一个小袋子系到身上都不可以，不能干扰他们，不能跟他们提额外的要求。而且二百零四个国家和地区，有多少翻译，要跟别人说，怎么让人家做一个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当你的工具，不能当你任何表演的承载者或者导演理念的承载者，不行，那时候他们是最伟大的。所以入场式是最长的，在欧美收视率是最高的，你的文艺表演到它那里就一边去，别干扰它。所以，怎么样让视觉化表现出共同的创造，就想到脚印，踩脚印。

很早就想到吗？

很早就想到了，原来最早的一个创意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可以透露，一开始是我想的，那是原始创意。原始创意是这样的，运动员走过红色的跑道，白色的跑道线，走过跑道，这个跑道是假跑道，是一张纸，我们前面放一个染料垫，运动员走过，把脚印留下。留下之后，把这一截红色的跑道接起来，是一片纸，因为跑道不长，宽十一米左右，一片纸。然后拿这一片纸去搭一个背景，让罗格讲话。当时大家都觉得太有意思了，打算在跑道实施，在主席台前。后来整合，到最后才有了一个很大的质的飞跃，当时只是运动员走过以后，拿它搭一个背景，觉得特别神，罗格讲话，后头是运动员的脚印组成的画当背景。

背景板。

做背景板，这太有意思，这一段跑道，两三米，一段就行了。后来整合到最后，我觉得有了质的飞跃，就是我们的表演。我们四大发明之一的这张纸来做这个事情，我们的表演和运动员的脚印共同描绘我们的家园，像儿童画一样，特单纯的一幅画。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整合到了一个高度，我们做了一个前人都没有做的事情，大家共同的参与。

运动员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一个参与，对他们没有任何干扰，染料都是环保的。前面有一个擦鞋垫，后面有一个清洁垫，他们踩过那张纸后，后面还走过一段清洁地毯，一点儿事没有，你看没有任何运动员抗议，没有任何事儿，整个过程自然发生。他们是不自觉参与，我们是主动参与。我们在历史部分，在古代那幅画画的黑白，山川日月；现代部分，孩子们在太极部分把它染成绿色的，染成彩色，运动员最后踩成斑斓的大地，像彩虹一样。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作品之一。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为艺术家能让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来给你干嘛，而且是人类的运动精英来做这件事情，你出多少钱也不行。我们是第一次看这个彩排，这个线都是描好了，一开始，运动员来的时候，我们要是把纸放歪一点，因为要踩在斜的地平线，引导员站的位子要顺着这个位置，这个练了很多次，就怕踩偏了。试染料，试深浅，我们曾经真的让一万多演员给我们踩一次，一定得看一下。万一踩出来是乱七八糟怎么办。结果踩到一半下中雨，它就“流产”，彻底“流产”了，再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组织一万多人踩了。这变成一个未知数。所以，8月8日那天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你不知道踩成了以后，所有人都在那里兴奋，哎哟，导演真好看，从上面俯拍看一下，真漂亮。哎哟，想不到踩成这个样子，真漂亮。

一开始，我们原来打算赤橙黄绿青蓝紫，乱混着踩，踩一踩，把染色垫换一下，把红的换过去，蓝的换过来。我们有一个美术专门在底下盯着，穿着灰色的工作服，一直这么看，要不要换，要不要调。我就觉得，那个很像彩虹，后来我们就说不要换了，就让它一道一道的，踩出来很漂亮。像这样一个行为，只此一例，我相信以后没有办法重复。

它非常简单，有不可复制性，但是非常容易复制，只要这个想法让人知道了就很容易复制，所以这个想法一年多以前就有了，踩一段跑道，接着回来整合。我们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穿帮，最怕的就是我们团队中，万一谁不小心说了，在任何一个大型活动中全部可以复制，哪怕只有十个国家的运动员也可以复制，太容易了，前面一个染料一踩，地上一个，把它挂起来当一个旗是很壮观的，当一个背景也是很壮观的，当个什么都是壮观的。是不是？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这个一用就完蛋了，就成剩饭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小心，关注所有的活动，比如运动会、世界杯，包括上海特奥会，看是不是被人家先用了以后谁都没法用了。我觉得以后你要想调动运动员去做这个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国际奥委会就很喜欢我们这个创意。正好这个创意跟蔡国强那个焰火脚印完全异曲同工，就给合上了。还有跟中国的写意山水画等等所有东西，把它们整合到了这个程度。有一度我们的标题叫作“我们一起走”，我们不叫“美丽的奥林匹克”，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指的就是这个。“我们一起走”的主题其实不是指文艺表演，是指文艺表演后续的入场式，运动员的参与。我自己认为，这个创意是前所未有的。

还有一个创意，我自己认为是点火，后面跟进全部的全球传递，我们看了以前若干届，永远是全球传递就是全球传递，点火就是点火，永远是两档事。撑死了就是把全球传递剪成一个纪录片，或是煽情一点，或是美一点，或者怎么样，前面不断地放，放几场，在电视台滚动多少次就完事了，接下来就是这个点火。我们是第一次让点火后面长画卷打开是全球传递，固然是记录的影像，因为那个影像不是我们的，是火炬组拍下来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选择。那是一些记录影像，它是一种精神，李宁在上面，我们说它象征“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都可以，他在上面，实际上后面是人类。只有奥运会才做这样的行为，让圣火在全世界传递，它就是人类团结的体现。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李宁象征的是人类的“夸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非常直观的，根本不让你解释的，没有抽象性联想，非常直观的，谁看谁都懂，这是人类的圣火在最后点燃，绝对不能光想到民族的象征符号，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我认为在运动员看起来是最美的，为什么？在开幕式现场任何一个人的角度看都不是看360度，只有场地中央的运动员看到的是360度，他们就这样站着。我没有问过运动员，我相信他们感受更美妙，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认识的人，可以看到火炬在他们的国家传递。所以我觉得他们看到360度，最后圣火在头顶点燃，那时候是很美好的。那个时候的象征性和艺术性等等，都超越了民族文化符号本身，是一个全球的，而且是第一次直观地——五岁八岁的小孩都可以看懂——把全球传递跟点火全部整合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段完成，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当然，后来转播的时候不一定拍得那么清楚。你看全球传递这样，到了8月6日的影像是北京，然后李宁走到这里，画卷卷上去，一直到8月6日的影像，8月7日是在南极，然后影像转上去成为火炬，就是画轴卷，这是一个火炬的理念。李宁停下来，北京跟雅典接在一起，全世界成为一个收尾相接，出发点和到达点接在一起，全世界是一个圆，是一个不分你我的圆。然后影像全部定格，好像全世界都停下来，此时此刻李宁点火。我们这个设计，使整个理念的实现通俗易懂、直观，很难超越。把传递火炬真正地融入到最后一棒，李宁是最后一棒，从女祭司这么点过来，转了半个地球，真正的在视觉上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的第一次，我觉得它们的意义远远大于文艺表演，大于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文化的目的。这其实是展示了我们中国人，展示了中国文化，不是那些直接的符号，这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内涵，我们真正的宽广、博大的内涵，就是属于这种世界观。

在开幕式里的你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比如太极拳讲的是“天人合一”，包括后来出现的“和”字，一直贯穿到后面。

不能说有一个具体的单一的指向，只是某种呈现，比如说我们文化代表的呈现，要说起来“文明和谐”当然是一个大的主题，所谓“天人合一”是一个大的哲学理念。这种广场表演要的东西，实际上很难戏剧性和情节性地整合在一起，那样太刻意了，我们是松散地放在一起，不要刻意的做一个情节链条。原来讨论过情节链条，讨论过戏剧链条，讨论过一个所谓首尾专门的链条。这种链条比较刻意，束缚了手脚，使方向单一化，当你情节性、戏剧性地做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单一化了，就只指向一个方向，不能完成我说的，刚才这两个点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包容感。中国文化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是这样大的一个包容感，天地人的这样一个包容感。这样的话，我们在表演上采取了点的表演，不刻意的认为它说明什么，演下来这一句话是什么，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不要那么对仗，只是大部分来说是有一个风格的统一。比如说比较现代，我们追求现代感、视觉性，追求浪漫感，有梦幻感，这个都是总体风格，然后各是各的东西，不把这个东西上和下怎么直接搭起来练。如果直接搭起来练，才像晚会，你知道晚会节目都是这样的。晚会节目有一个主题，都是要把它连成一个主题，最后主持人再一点破，再一朗诵。我认为文艺表演完了以后，跟完成那一幅画，这是很直观的，一个接近我们共同家园的主题。

你看那幅画，也许会想到最后表演地球的歌唱，也许会想到主题歌，甚至想到第一场表演的国画，随便去想都有联系。到今天，想到四大发明都可以，我觉得是一个更加有弹性的连接方法。

这个方面的挑战大吗？

这种所谓“形散意不散”，挑战很大。

文化中国的价值观

每个国家办奥运会的时候都要弘扬一个价值观。

如果讲到所谓的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是后一计划、第二计划，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做总结和概括，我们没有能力把古人这么多东西总结成一句话说出来。我们大概用的是你看我们有什么，我们曾经有过的，我们没有做总结，我认为我们的第二计划做了总结，主题就是“我和你”。这是我们的看法，就像主题歌一样的，最平实的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告诉你“我们是一家人”，可以讲“和谐”。

在主题歌上面是不是碰到了空前的困难？全球征集，最后用的是音乐总监自己的作品？

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主题歌没有什么困难。这一点是我的优点，我从来对事不对人，好就是好，因为在这样的位置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上面，绝对不能有任何额外的考虑。

征歌我们征集了四年，几万首歌曲，然后我们拿到了选出来的几十首，几百首反复听，我们一直不太满意，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还不死心，继续发动征集。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它原本不是当成主题歌写的。歌词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当时还说，我们的主题就定“我和你”，不要“我们一起走”了。

这首《我和你》，除了歌曲本身是跟《手拉手》的风格不同，有一个新鲜感之外，在于它唤醒内心深处某一种共鸣，你会觉得跟开幕式所要表达的东西特别一致，亲和，比较简洁、直接，不绕弯子，不夸大，把事儿小着说，平和着说，一种低音浅唱。我听了那个小样，比这个低音浅唱的厉害，因为是一个小样，还找了一个业余的孩子在那儿低音浅唱，也没有什么伴奏，现场清唱，特别感动。真的像一个邻家的小伙子或邻家的女孩在你家窗台上给你哼这个歌一样的。你会觉得突然被拉近了距离，我觉得特别需要这个，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哎呀，突然跟之前所有的味儿都不太一样。

我们团队中所有的人，第一遍听，全是这个感觉，这就是主题歌了。然后赶紧说，这个歌也是参加征歌的整个流程，进入这个程序。这首歌的作者有顾虑：第一个，我写的不是主题歌；第二个，我作为音乐总监，怎么主题曲弄成我的歌了，将来别人会说。我就说，你不要想这个事情，好就是好。我们为了验证，给领导听，领导也说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点是一致的，他也觉得这个歌很亲和，而且很让人觉得有一种心灵的感受，举重若轻。

这个歌确定下来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确定演唱者好像也很仓促？

很短。确定演唱者当然很仓促，最后临时找了这两位歌手，剩两三周才找。前面一直是有一个野心要推新人，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是新人不要穿演出的服装，穿志愿者的服装，好像两个志愿者，就像大街上普通的志愿者站在那里。我就觉得在形象上要走出，拉近距离。因为任何华美的演出服大家都见过了，我认为中国看歌手的演出服是全世界最多的，不是服装的问题。我希望他们像大街上的两个志愿者，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在演唱这个歌。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大胆。

最后怎么变呢？这个想法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觉得高潮不够，这是一个；领导觉得不够，这个观念也算一个影响；因为没有高潮，可能没有腕儿。还有一个就是说，既然是《我和你》，应该是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也更直观一点，等等各方面。最后还是算了，临时叫人，既然请一个外国的大腕儿，当然要配一个中国的腕儿，就想着男的就是刘欢吧，也是实力派，大家也没有什么话，就临时这样做。这样的话，我来跟他们商量，他们都觉得不太适合穿志愿者服装，因为年龄、体型各方面，后来就说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服装，放松一点，所以莎拉·布莱曼说白裙子很好，就穿这个吧。刘欢说，他一贯穿黑的，我说没关系，穿，你自己选择，总之我们要亲和，不要华美。

所以莎拉·布莱曼也没有用特技。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原来的想法，其实在观念上是很好的，但确实带来一个点，什么呢？两位新人穿上志愿者衣服，我们试了好几次，就是排练的时候，所有人把他俩当替身，他俩是正的，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差不多十几万人看，都把他俩当替身，不知道是正角儿。

所以大家最后都说后面没有高潮，后来我就突然很紧张，大家都认为是替身，这两个年轻人穿这样的衣服站在上面，大家都没感觉，没有人拍案叫绝。没有人说，哎哟，艺谋，你这样子就最好了，没有人这样说，大家都觉得非常不正式。我觉得这可能有问题，我自己想了半天，怎么办。后来，有建议说，咱们还是找外国大腕儿，还是手拉手在一起，《我和你》。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跟陈其钢也交换了意见，陈其钢一开始也是认为，我们的初衷还是很好的。我说是很好，讲道理，后来他也想通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不要坚持导演的理念，入乡随俗吧。我就说，老百姓和所有的人看到最后要高潮，能帮助达到高潮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拿来用。我说这首歌一唱，歌本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原来要的歌手的象征，服装的象征等等也问题不大，后来想算了。一直到彩排，带几万观众彩排都是这两位新人，这两位新人都筛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们俩下，所以我们就在闭幕式用一下。

这两位新人是大家的确不知道的吗？怎么发现的呢？

的确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过选秀。我们在所有的学校大学生里选的，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唱得不错，也很干净的年轻人，大二、大三的学生，穿上志愿者的衣服，真像两个普通的、大街上的志愿者。其实观念是很不错的，也很大胆，历届奥运会没有过穿着志愿者衣服上去唱歌的。雅典比约克的衣服多华丽，多有现代设计感，都是很有设计感的。

开幕式的音乐部分，现在主题歌成为大家争议的一个点，音乐的其他部分，你个人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所有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自己当然认为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如果要实打实地说，我不认为说能让所有人叫好，这是很难的，音乐是很难让所有人满意的。我觉得陈其钢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一个很坚持艺术品位的人，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相信他，只要他认可我就认可。当然，我们提了很多意见都是得符合广场表演所要求的那种独特节奏，我说让他们修改，但是只要他认为找哪个作曲家就是哪个作曲家，他发动了所有的作曲家，有一稿十几个作曲家都参与，很对不住人家，人家写了最后都不用了，所以很难。

我指的不仅仅是主题歌，是整场的。

是，我说的也是整场，我没说主题歌，这是很难的。因为本身这种结构是分段式的，五分钟一段，五分钟一段……这样分段。演的内容，一隔就是三千年、两千年，怎么把音乐做成一个统一的很难，每一段表演有每一段表演的独特要求，因为每段表演的野心都很大，所以要求音乐必须为它服务，不能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串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音乐完整了，表演就搭不上，所以我就说服陈其钢，音乐妥协于表演，为表演服务。

的确没有哪段音乐给人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段，我觉得吟诵那一段不错。

那一段是最初想到用那个声音效果吗？

对，我跟你讲，有一个最大的人声，我们也跟陈其钢聊过，他也很感兴趣，全部用人声，从头到尾，全部是人声。我说我们就是要把中国吟诵发挥到极致，全部是人声，各种人声，理念也挺好，但是也是贯彻不下去。往下一贯彻挺难的，不入耳，也很怪，后来就放弃了，只留了这一段吟诵。这一段吟诵找的腔调挺难找，郭文景写的，找得多费劲，最后找的腔调是把所有京剧院的黑头全叫过来，然后在那里弄这个腔调。

配的？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音乐性的，像RAP（说唱）一样的东西。原来这一段音乐，这边是孔子的吟诵，这边是一个摇滚，黑人的一个RAP，加一组黑人明星在那里。我们这里三千弟子吟诵，那里就是两黑哥们儿，完全是用最时髦的说唱，你听这个也挺猛的，原来是这样的音乐处理，后来也算了，反正有各种原因。确实现在看这个表演，如果那里有一个说唱的话，有一点怪，刻意嘛，后来就算了。

还有一个，原来我们的想法特别有意思，“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现代的说唱跟《论语》对话，理念很好，后来有一些外国朋友挺反对的，他们觉得我们是来北京看你们的，你们非要把我们的那些说唱搁在那儿，他们就觉得好像这种混搭可能不见得能带来好的效果，后来我们也很谨慎。原来打算全部是混搭，你想野心多大，那都是在天上飞的想法，每一段音乐都想混搭，全是中西对话、混搭。后来也是实行不下去，想法很好，技术上，各方面真正的效果，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试验，挺麻烦。

还有一个，混搭的老外需要八组人，都得是腕儿，请这些人来，档期、时间等各方面都没有办法配合，也无法跟你做那么多次排练，更无法接受你反复的修改，都不可行，就算了。有很多这样的，随便一说就有很多这样海阔天空的想法，怎么样出奇制胜，怎么样新。

原来音乐全面混搭的想法是挺有意思的，全部用人声混搭是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们找哲学依据，一个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个是不分你我，不分古今。我们在歌唱，全是人声在歌唱，用这样的理念，都挺棒，说起来都很激动。有时候一个理念激动好几天，但也有的时候睡一觉就没了。所以我经常第二天到工作室以后，所有人跟我说，导演，你变了没变？因为我常常睡一觉，第二天说这个不行，有的时候，所有人还在激动，我就推翻了。我经常被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导演，还变吗？”有时候斩钉截铁地说：“不变了，这个想法太好了，怎么可能变？”过三天，又要变，还得变，经常这样。

这种创意的各种过程，除了影像记录，还有其他的形态记录吗？

没有，影像全过程记录，大概拍了多少带子我不知道，拍了两三年，除了上厕所，除了个人隐私不拍，一直跟着拍，到哪儿都拍，两三台机器拍。

最后完成多少？

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大伙儿都觉得记下来就记下来。很多原始想法初期都记下来了，包括火炬台。火炬台的原始想法初期，在美国的时候，拿一个纸在那儿卷，我们那时候特得意。得意什么呢？就是一个长卷画，原来是一个跑道，最早是空中没有长卷画的时候是一个跑道，运动员在跑道上飞，这是一个五百米长的跑道，十四米宽，非常像地上的跑道，是横向立起来，然后当时就觉得如果这个碗边是空中跑道，跑道的一端翘起来就是火炬。真的是把它翘起来，我们都做了设计图，都准备施工，让科学家在计算，翘起来的火炬，然后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火炬。

那时候我们在纽约，拿那个纸一窝，自己觉得特得意，哎哟，这个火炬，很简单，跑道的一端抬起来就是火炬，是一个扁的火炬，火苗也是扁的，一截燃烧的跑道。但是他说，五百米造型延过来，原来要把鸟巢顶端四边刷成砖红色，上面标上跑道线，你想这都是很大的工程，一点点的最后都流产了。但是那是雏形——现在长卷画卷起来的雏形——我们当时想，长卷画卷起来成为火炬台的时候，手持火炬还没发布，完全是一个长卷画卷起来是一个火炬，很美，很空灵。后来，手持火炬发布了，也是一个直卷轴，怎么大家都想一块儿了，觉得这也好，也是一套。

那个跑道，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就行不通，想得倒好，把整个鸟巢顶端四边刷成砖红色，国际奥委会不答应，说那个会反射阳光到场地，影响运动员比赛。一想，做不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想法就不能做，不是完全为艺术服务，首先得为比赛服务。

任何想法，一到人家比赛那里，一到运动员那里，对运动员会造成不妥，马上就放弃了，包括我们说那火炬。火炬台不能在运动员头顶，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保证这个火炬台不发生倾斜。还有传递的火炬，不可以在运动员头顶，不能飞来飞去，谁也不能保证它不能掉下来，这就是对运动员的“以人为本”。运动员是最重要的客人，他们应该说是主人，所以任何导演的理念和创意都不能影响他们，一点对运动员造成的影响都不会获得批准，这就是为什么手持火炬传递，“夸父追日”只能在边上跑，正好运动员就在中间。

砖红色的跑道曾经让我们激动了小半年，我们都做了一个最简单的，那个纸一翘起来，很好的，这是一个弯，我们画了一个图，组图的很漂亮。然后去做技术攻关，十四米宽，按比例翘起来，二十多米高，风阻就垮了，一大堵墙一片翘起来，风阻，不透，设计图看起来没有事，但风阻，能不能拉住它，还要在过程中翘起来，一个工程的问题，一听就觉得不行。他们做过测试根本不行，风阻太大了，拉不住。你想主火炬台都不能出意外，还有这边全是杠杆拉着也不好看，还有扁的火炬也是一个问题，火苗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想一想，你也觉得含糊。反正各种原因，这个后来就放弃了，但是它原始的初衷就是说利用整个建筑构成一个火炬，让它成为火炬一个巨龙的身子，让它成为一个长的身子，一个身体跟它成为一体，这个理念一直留下来。

所以，现在看这个卷过来，有一种巨龙身体的感觉。当时，我们的火炬台一起点上火炬，我白天还没进去看过，我不知道白天什么样，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你们这次能调动、获得支援的规格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要认为我们好像可以呼风唤雨，根本不是这样的，还是按照规矩做，并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不可能的。首先不可以超出预算，不会给你追加预算，因为国家说话是算话的。

这个预算是公布的吗？

对，我们自己都知道，不能超出预算，因为国家既然说了“节俭办奥运”，就不是一句空话。好，假定给你五个亿的预算，必须在这个预算内完成，不能说，领导我这里不够了，因为我这个想法太好了，你再给我加两个亿，不可能。

第二个，不是说在全国各地点谁谁就来，无偿的给你服务，不是这样的，都是按照市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你叫一个人来，你让人家给你做什么，当然要付路费，来回吃住，人家工作了三个月，要有薪水，同时制作出来以后要付酬劳，都是这样的，很贵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万个演员，一天来这里排练，一人一百块钱不多，几瓶水，一盒饭，再吃个冷饮，一百块钱一点不多，一天一万人是一百万，光是训练，数字都很大。我们一想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容易，也不是说国家所有的资源任你调配，不是的。我们都是在一个正常的经济规律里面办事，有时候很多困难是外面不了解的，外面都认为我们是呼风唤雨的。你就想吧，想到的都替你安排，要谁谁来，要谁怎么干怎么干，不可能这样子。举国之力，大家是一种心情，实际上要按照正常的流程和经济规律办事情，一样的。

我觉得在制作方面跟我们做任何大型活动，做一部电影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要复杂一点，因为所有的钱要经过国家审计署，都要审核。比如说我们拍电影，说心里话，你是制片主任，我是导演，我说明儿不行，你得买五个机器，我要拍戏用，明天上午要用，连夜去买就完了，买回来拍戏，赶紧现场用。我们这里哪行！首先要写报告，要经过采购小组，招投标等等，一系列国家严格的审计程序。哪怕要用一个机器也得三周以后才能看见，明天早上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想好。我一开始很不适应，拍电影的时候很快，明天拿一个碗，马上拿来。拿十个碗，我选一个，不耽误工作，我们都叫不耽误现场，说要就来了，拍电影比这个快。这个不是的，一定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办事，任何事情必须要先从初级开始，第一步写报告，然后一级级审批。国家审计署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办公室，完全按照它的流程做。大型一点的项目都要经过三个单位以上招投标。

所以，我这回也真的体会到国家层面的管理完全不是外面想的呼风唤雨和随心所欲，反倒是很严谨，制约比拍电影多多了、比搞一个话剧多多了。拍电影是老板把钱一打你就用，这里完全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和外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要克服自己心理上很多这样的困难，一开始我们都很不适应。

拍电影说明天下雨，哗啦，五辆消防车就来了，来了以后，导演睡一觉起来想法变了，今天不下雨，算了吧。消防车又回去了，费用他不管。这里不行，我作为总导演，下一个单子就来了，你要签字，今天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有一个损失，这个钱要签字，各级都要签字，因为今天五辆消防车空跑一趟，你要对国家审计署做出交代。什么原因，为什么让它空跑一趟，这是多少钱。这哪有拍电影的自由？

所以说不管什么方面，你都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主题先按计划来，不再像我们拍电影一样，完全从商业规律角度考虑，它还是属于一个制度规律和各方面的规律。“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运”，这是党中央的两句口号。

西方人这种误解比我们还更大？

还更大，每一个来的人都很惊讶。我们不是随时会有新的人来吗，你问程小东，他刚来的时候特别不适应，什么事都找我，他来了以后就是一个威亚绳还是什么威亚衣的购买，在广州还是在香港买，就那一点钱（大概几万块钱），批不下来。他就叫，他就很不适应，觉得这在剧组都不是个事，在这都是事，管理很严格，他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一个新人到这个团队，一开始，头一个星期根本接受不了，跟他想的特别不一样。我就知道，我每次跟他们说，赶紧先写报告。你拿来，我先批，我们一层一层，要审计。因为谁多少钱，谁多少钱，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实操。

“廉洁办奥运”，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对的。像拍电影的，“要想富，当剧务”，拍电影当中真要有金融犯罪是很容易的，大家全靠自觉。这种严格的规章制度底下，真的是可以做到廉洁，它就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说来就来，做不到。当然，像最后还剩两周三周的时候，领导审查提了一个意见，这时候就紧急制作，专门为我们设一个“绿色通道”，就是这个事情要加紧办的一个“绿色通道”，因为还有三周奥运会就开幕了，不能按常规办，这时候才有“绿色通道”。今天要五百个旗，明天上午有可能拿来，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们说大型活动和晚会也都是这样。你想中国晚会这么多，哪个晚会就几千万，都是“啪叽啪叽”就这么花钱，到这里他们都不适应——所有的大导演、小导演、值勤导演、分场导演，都不适应。这才知道什么叫按程序办事，什么叫国家的制作，不是你某一个公司的制作。

开幕式的气势是刻苦练习出来的

外国人还感叹，看开幕式之后，至少他们在评论中表示，想象不到还有谁会用这样的资源，制作这么大的一个作品出来。他们在对你的采访提问中有这样的误会或疑问吗？

他们都没有说这个，他们只是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两种东西在一起，1+1产生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表演。这种整齐的动作会带来的美感，这一步我们中国人能做到，通过严谨、刻苦的训练能做到。像那活字模，那完全是口令，一听口令，完全做到，像电脑一样。外国人很惊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人的表演通过我们的聪明和努力，能做到这一步，这是很多外国人做不到的。

我排过西方的歌剧，那个麻烦呀！一个星期只工作四天半，一天的排练中间要喝两次咖啡，不能加任何的班，稍微有一点不舒服都不行，那个排练能把人急死，哎哟！一个星期，我都觉得咱们早就能把它排整齐了，他们有时候队伍都没站整齐，就是这样子。你还不能说谁，他们是有组织的人，也很严格的，就是明儿给你换一批人来了，你刚有点熟了，又换一批了。他们都是有各种制度，工会制度。咱们刻苦，能吃苦耐劳，咱们的训练一个星期下来的效果绝对是他们两个月的层次，所以我们可以让演员做到这样的表演质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理念和技术的使用。所谓的科技的使用，又有非常新鲜的理念和不同凡响之处，这俩加一块就挺难的。他们可能在科技和理念上能达标，但不一定在人上达标。你想想，我觉得这俩加一块的，目前只有中国，一点不带吹的，老外看我们这个表演，凡是懂的，看我们现场的质量，他们真的是认为他们做不出来。他们人也懂，就算科技和理念能做到那一块，甚至比我们做得好，他们人的表演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活字模，他们一定做不到那样的程度，他们人是自由的、松散的，也不能要求，你要求那是不对的，但是不要求这个东西就达不到像键盘那种味道，他们出不来那种味道。

我觉得像这种表演质量，像击缶、像活字模这种表演，许多这样的表演质量是我觉得很多国家很难达到的，且不说他们的人工有多贵，更难的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精准。两手都要硬，两手放在一起做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才有这样的现场感，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单手抓他们都可能比我们好，但是两手搁在一起，又要相得益彰，大部分时间又是和谐的，这是挺难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多媒体，我们看了许多多媒体的实验性表演，在小剧场，在时装发布会上，在某种表现力很强的艺术的表演上，它们都是做一点小感觉，一个小细节，就完了，没有在广场上360度做过。

没有机会？

不是。难度很大，因为多媒体它都是一个限定的空间，像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一样，后面要营造一个光的暗区，把影像制造成半真半假的样子，让演员在特定的角度观看下跟影像做互动，亦真亦幻的感觉，这都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观看空间，不可能360度看。第二个，它也不可能有跟这么多人的热气腾腾的东西在一起，哪怕是个理念，哪怕没有做动作上的衔接，互相在帮忙，红花绿叶，都很难，这种大型多媒体都很难。

你看多哈，有钱多了，他们也只是把银幕做成一个月亮造型，摆着做银幕墙，仅此而已。它从银幕墙上飞下来，银幕墙上有船，然后真的一艘船下来，那就算是互动了。我们这从头到尾跟着我们的表演在滚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是相当复杂的。我说十年之内——我也不往远说——挺难复制的，因为我自己做过这个，我知道。两头都要搁在一起，然后再搭上文化符号，再搭上独特文化的角度，十年之内是很难做复制的。

所以我就觉得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必须得另辟蹊径，去找自己独特的角度。那天我也说了，多媒体这块可能挺难超过我们的，因为需要准备很长时间。大型化的影像上电脑重新数字化再制作，再生成，一秒钟的改动都需要几个月，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两三年的准备。我们的多媒体影像都做了两三年了，还有影像是做了整整一年多两年最后都不要了，几家公司在做。它就是太难了，太复杂了。你都得要想好才能通知人来做。这个海要不要，你必须想好，真的我不改了，好，这个海。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海？浪是什么样的，什么感觉？你通知，他去做去了，六十四个灯在一起做。做那个文件，一下就是三四个月的工作期。你现在不想好，那个在哪用，你就不敢交给他做，订了合同你都不敢说做。可是等你想好了，他说对不起，那我没时间了，两周时间绝对不够，经常是这样，所以多媒体一起就是要受到这个制约，各方面都要咬合好以后才让电脑公司去做多媒体影像，一步一步，而且我们常常是几种影像混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挺麻烦的。有荧光屏的影像，有电脑灯的影像，有传统的PG灯的影像，几种不同的，凡是大屏幕中都能使用的影像，把几种品质混合在一起，让它的亮度不要互相影响。

我跟你说，就一个亮度受影响，就难倒所有的人。简单地说，电视一开，所有的影像黯然失色，你怎么平衡这个东西。一个大荧光屏像一个灯箱一样的，当它一开的时候，“唰”，一个大灯箱，所有的影像就没了，连演员脸上正常照明灯都会受影响。你都要去克服，这个都很细节，所以多媒体复杂就复杂在这。一个大型的广场的多媒体的表演，要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点都不夸张，还得想好。

可是奥运会开幕式常常是后头的审查、检查，国家奥委会的意见等等，还有很多改变，最后根本坚持不下去。我觉得我们也是历尽艰辛，终于坚持下来了。

今天中国老百姓如果喜欢，觉得新颖、震撼，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是冲着多媒体的立体表演所带来的新鲜感来说的。唱歌、跳舞新鲜感没有多少，对不对？是这样的，多媒体加在一起，也改变了唱歌、跳舞的某种常规性。包括点火，整个是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大型互动所带来的新鲜感，使许多常规符号、司空见惯的东西，看起来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老百姓觉得：“哎呀，很特别。”

我知道是胜在哪，这个点打在哪，但是这条路是很艰辛的，要付出很多，并且要深思熟虑。我觉得也是我自己作为电影导演的一个长项，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影导演都能掌控，并不是你说会拍电影，就会运用多媒体。

我现在一点不惭愧地说，运用多媒体，从观念到技术支持，我肯定是中国电影导演里面第一位，因为经过这个锻炼。但是，我们也走了很多很多弯路，其实如果时间富裕，如果可能的话，我有很多东西，重新调整会更好的——比如说再给我三个月，一定比这好一大块，一定！但都来不及了。

比方说哪一项？

那太多了，那天他们让我打分，我说我给我们团队打一百分，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一个杰出的、出色的、团结的团队。但是我自己知道，再给我三个月，最简单地说，我把一些影像做得跟演员的动作再咬合一下，就大不一样了，我都来不及做。你知道那么简单的一个咬合，比如说这个划桨的人这么一划，这个水才能动，这就是最简单的，那个大面积的水在动，那不是他动他的，他划他的。这个东西需要要求划桨的舞蹈一点不要动，音乐不要动，就现在这样，它定了型了，然后我掐着这几秒几分的时间，你动我也动，大家在一起，就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咬合，没有三个月，做不出来。

因为这个划桨的表演是后来才定下来的，一定下来就练、改、练、改、练，到最后8月8日临近了，这个动作定下来了。一定要动作定下来才去做影像，影像做完你就不能改了。你往左影像往左，你往右影像往右。你现在说不行，我把这个改了，那我不是白做了，我做一次要三个月。我就随便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不花钱，三个月把影像的某些节奏改一下，某些方向改一下，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梦幻的感觉出来，因为有时候就一点点东西，它会产生一种梦幻感，这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只给我们团队打一百分，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只有这次机会，当我们锁定了多媒体这样一个前进方向的时候，全世界只有这次机会，在大型广场上这样做，只有这个班子可以这样做。以后别人就很难再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可能会一下撞到你的怀里了。要超越，要比你新，就是我说的那个两手都要硬，就难了。他们有三十个演员可以做，但是他不能有三千演员这样做。你知道你的影像是三千演员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浩瀚感，那种庞大感，那种完全不是三十个演员跟影像互动的力量，它就是互相的加法。我觉得这特别过瘾，比我们看多媒体那种小的实验性的、小剧场的那种趣味性要宏大，很宏大。所以一般我看多媒体的表演都是趣味性的东西、视野性的东西、品位性的东西，我们做的是宏大的。我觉得这个宏大是跟这么好的训练和演员，和他们的那种动作都特别有关系，这是很特别之处。

开幕式的演员有一个确切数字吗？

开幕式大概一万四千多，不到一万五，很庞大的数字。你看到这场表演比如是二千五百人，演完三分钟他们下去，那个二千五百进来了，整上整下，他们不可能去换衣服的，哪有时间？二千五百人换衣服，多大空间来不及，所以全是化好装，穿好衣服，因为只有五十几分钟，整场整场切换的。上下场是一个特别科学的运转，谁坐几号门，谁坐几号门，通道也互相不干扰，互相不影响，所以这种整上整下才会带来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都是外国做不到的。这样才能带来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在西方来看，是这样子。我认为他们看，不仅是这些技术多么叹为观止，我认为他们看到的是1+1，那么多人的那种动作的整齐，又看到这个技术，看到1+1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放大感，他们真的是有叹为观止的那种感觉。

伦敦奥运会的人有跟你接触吗？

有，他们“伦敦8分钟”还要来，闭幕式还要来。开幕式以后我还没见过他们，他们接受采访说，过几天就会谈闭幕式了。

他们压力很大。

当然有压力，不过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有压力，因为文化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需要寻找到自己的方向。

一定要找他们的方法，只是这种多媒体和大量的人的互动表演，在广场上特别有效果，立竿见影的效果，快且效果持久。你看一开始我们那个画卷，是多媒体的画卷，荧光屏搁在底下，我们老担心观众会不会腻味，时间一长要不要把它拿走，后来也拿不走，就把它套上做了，我们一直担心观众会觉得烦。它在现场的功能，观众不烦，现在还给它很高的评价。把那个意图全说出来了，观众理解的就是一个古老的画卷，一直到今天延展，他们全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影像的大型化，能带来广场的那种速效感，很直观，任何人都能看得懂，这是它的好处。但是影像有它的廉价感，因为电影电视的普及，它廉价了，你就要想办法克服那个廉价感，这一关很难过。我们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注意这个，所以我完全没有用传统的那种放电影和放电视的方式，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后面放的那些影像，我们是通篇做的，每一秒都是通篇做的，就算我们拍了这个电影片子，用高清拍的，回来还要再做，一定要尽力往上做，就是做得会让它有美学的品位。这都是需要耗时、耗力的，所以是一个大工程。

这些多媒体在闭幕式还会使用吗？

使用得不多，因为你不能老翻来覆去的，还有就是闭幕式我们没有装台时间，就是马拉松一结束马上就开始，场地是比赛用的。

限时这么短？

场地是比赛用的，不能装台，直接上去表演，所以应该说条件不允许。根本不可能。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一些临时性的装置，花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能完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闭幕式其实要走另外一个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节日快乐，应该是一个圆满，是一个快乐，所以要营造大家在一起快乐的感觉，更加注重表现运动员，因为闭幕式是带运动员表演的。开幕式，你看我们演完以后，场子都是我们的装置，我们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完了，把它收起来了，腾出场子运动员才进，闭幕式不是的，闭幕式是运动员不分彼此、不分国别，所以他们入场时很快，全部二百零四个国家和地区，“哗啦”就进来了，他们进来以后闭幕式才开始。满场都是运动员，就没有舞台了，所以更注重是跟这一万名运动员——闭幕式没有一万人，也得有八千人进来，你是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同乐、同庆。我觉得全世界的闭幕式都更像一个大Party。

Party？

对，大Party，就是这样的，我看希腊也是这样子的。它已经放松了，是一种告别，是一种喜庆，应该是这样子。还有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去搭建重磅的装置，重型设备进不去，完全进不去，因为没时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开幕式后的张艺谋已经很轻松下来了？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还有三个仪式。闭幕式以及残疾人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是我们这个班子负责。

在开幕式的预演当中——我们在7月30日有预演，8月2日有预演，8月5日有预演——我们已经基本上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看这三场预演的观众差不多十七八万人次。现在我自己也不像外头想的，还有好像一片赞扬或者一片褒奖就怎么得了，或者说很兴奋，我都是一个平常心，但是有一个放心之处就是终于可以向全中国人民有个交代。

黑泽明有一句话，不是原话，大意是说，你可以征服全世界，你不可能征服你的家乡。大概指的这种情况，家乡的人是最挑剔的，是最不容易满足的。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可以向家乡的父老，可以向全中国人民算是有个交代。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付出总算有所回报，大家喜欢，大家满意，大家觉得弘扬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那就再好不过了。

对于艺术的判断，从来就是众口难调。如果我们只单纯看一个艺术演出，它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的判断本身就是无法统一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本来是它的规律，所以这件事情是最难办的。还好，现在听起来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心都能放下来了，至少在现在就会更以平常心去做后面的三个仪式了。

你要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我们栽了呢，如果我们砸了呢？那你想这个团队现在会弥漫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能都是很沉重，当然开玩笑地说你不能出门了，那是开玩笑，但是你觉得我们能抬得起头吗？因为当年我接这个总导演职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了，如果搞砸了，那真叫“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且你是再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了。拍电影你可以拍三四部垃圾，第五部是好的，那你还是了不起。这怎么可能有第二次机会，怎么可能来纠正你的错误？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们老开玩笑地说“8月9日见分晓”，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评价了。其实我没有专门上网看多少东西，每一个人我不敢说，我都接了多少短信，其实慢慢地你就通过周边人，而不用刻意做一个民意调查，就已经感受到普通观众对它的态度。这就可以了，你已经可以知道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了。现在看起来，是大部分观众都喜欢，那就是太好了。

我就觉得活字模是个奇迹，那个练了快一年了，我就没看见它完好地呈现过，从来没看见过，八百九十几块字模，从排练到8月8日以前就从来没有过百分之百完好地预演。它上下容易卡，一上要四米多高，每一次最少有一个会卡住，演着演着它一歪就卡住。关键是人在上下动，垂直上下动，放低一点四米，放高四点五米，这样一个垂直，歪一点立即卡住，“嘣”就卡住了，就卡住中间哪个点，一着急一拉就更紧了。一卡以后，老外就笑，大伙都笑，觉得很可爱，然后卡的那一块，他不能谢幕，在谢幕的时候不是要放低吗？“啪”，人钻出来，然后每次他卡到半路的时候，就放不下来，也翻不下来，着急的。大家都在谢幕，他着急着出不来，大家都在笑。

每次老外都跟我开玩笑，老外说咱们赶紧设计一下，大家都谢完了，剩他一个，出不来，迟到了，都拿他开玩笑，大家都认为正式演出时会发生那个事。我们每次都说那个没关系，因为这种广场活动有一两个卡住很可爱、很人性化，我们都是这样说，我们跟战士也这样说，跟演员也这样说，你们放松，不必紧张，坏了就坏了，正常的。

每一场都有卡住，可8月8日那天一个都没有卡，就是个奇迹。只能说就是运气，完全是那天的运气。我刚才跟负责活字模演出的部队的首长在一块谈的时候，我说这叫“天佑中华”，包括开幕式也没下雨，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原来很担心运动员当中会不会有些事情，有不愉快的事件，原来担心这样那样，结果所有的流程一点事都没发生。

这就是一个国家国运昌盛的体现，像这个事情是碰运气的，那些表演者都是非常认真的，细心得不得了，可是不能肯定，因为左右还会碰，前后都会碰，你没有卡，别人把你碰一下，你卡住了。那天居然一块都没卡，这不是个大运吗？

李宁那个点火就堪称完美。大家说他跑出一点影像，我们试验中也是那样，因为影像不能再改的了，有个上下坡，影像一改就要三四周的时间。我们说好，那个没关系，前前后后没关系，是个观念而已。李宁只排练了两次，全方位的，带着影像，带着音乐，带着所有的东西，开幕式是第三次，完美，是最好的一次。

只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有一个宇航员从空中下来，他不是一摸地，地就开了吗，那天他的衣服没亮，大家都没注意。那天衣服就突然不亮了，是因为开关坏了。

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们不是唯心的——做这么复杂的大型活动，那天一切都正常，太难得了。我跟很多大型活动的导演交流过，都是经常发生意外，表演当中，倒了的，担架抬出去，你都没看见，在边上，各种事都有，都是在镜头中没有显露。出事非常正常的，不出事才怪呢！不出大事就行了，一万五千多人在那上上下下，你想想看，太难了。我们那天真是很顺利，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件幸事。

你现在瘦了很多，程小东说你小了一号。

我原来就不胖。

你的同事在纪录片里说，这三年里，你是随叫随到，开会通知即来，属于废寝忘食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不像别人，喊很多大的口号，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很现实的。从七年前接受导演奥运会开闭幕式这个事，不管是“申奥篇”还是干什么，我很坦率地说，从艺术工作来说，这个事够大，能够让自己有成就感、满足感。我先不说国家、民族的层面，就是因为它够大，所以我就很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做这个事情。在你的生命中能碰上这么一件大事去做，很值得做。

我接受这件事情，参加竞标等等，但是前面那些事都是短期的小事，真正进来之后的三年，除了你个人的想法之外，你真是觉得会有非常重的责任感，你不能退缩，而且你必须要搞好。这时候你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大的满足感就退下来了，就变成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我毫不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过一秒钟的松懈，自己从来没有，脑子里一直是想着这件事。

当然，你也会很痛苦，也很快乐。这个坎不能过，创作中常有，只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情况。我拍任何电影，我自己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创作。我对那个电影，大家虽然骂声一片，夸声一片，我从来不为所动，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有好有坏，有高有低，有喜欢有不喜欢，我尽量让自己放轻松去进行创作。还有很多剧本，在一开始你知道这个层次，但是不能不拍，或者没人去拍，知道拍出来要被骂，那就骂吧。

但是只有奥运会这个事情，我是调动自己所有的精神和所有的脑力——如果我们叫脑力劳动者的话——每分每秒都是全力以赴的，一点都没松懈，而且我尽量使自己做到客观和清醒，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这个位置上是一定要客观和清醒的。张继刚刚刚夸我的那两句话，他是真心的，我也确实认为是这样子，我确实只认事，从来不想任何额外的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尽量客观、清醒，那就是我的判断。我如果错了，那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好的就是好。我们团队人都知道是这样子。

领导看节目的时候会提意见吗？

当然。有时候你会碰到很大的领导审查以后提的意见，我就要清醒，分析这一切，要做调整。我跟大家讲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话，我说领导也是人，我们不要只看领导这个身份，我们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人，他从观众的角度发表的这个意见，是不是也能代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看法？那你就是要听一下。如果要调整，我就跟他们说，全中国的观众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没有人关心你调整是因为什么调整，所以你的每一次调整，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必须全身心地把它调整得有魅力、生动。

我觉得我自己既然作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我一定要这样子。我有时候会说服各种人，因为大家有很多牢骚会跟我说，我每一次把意见拿回来，一传达，说了半天，都不听。他们可以说，“不行”“来不及了”“根本不可能了”“来不及了”，每个人都可以表态，每个人都生气地走了，说“这活没法干了”。但我要说：“你必须干，你没法干也得干。”我就得按着所有的人，必须干，而且我还告诉你，就这两天时间，还一定要搞好，我跟你一块干，我跟你一块熬。不是说我把压力转给你，我跟你坐下来想办法，你留下来，我们俩谈，十个小时或二十个小时，一定想出办法，我比你还急，一定把它攻下来，一定要改，还要改好，还要生动。

领导的意见对节目影响大吗？

领导几次提的意见我都特别重视，都记下来了。你问我们团队，我回来传达的时候，都说领导意见是对的，我都是这样说，我说的是真心话。为什么领导的意见是对的？当三个领导都不喜欢这个的时候，他们代表三个观众，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去管是多大的领导，而是你记住了，他们是第一批观众。

经常是领导一来几十个，大家坐下来谈，凡是三人以上的意见，我都一定要改，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是一次检验。领导知道这是国家的一个大事，他们知道这时候时间不多了，都清楚。现在新的领导都是大学毕业，很多人有硕士、博士的学历，大家的想法一样，又跟我的年龄都相仿，经历都一样，插过队，所以他们根本不是空泛地在提要求。他们觉得这块有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得再考虑。我们最少也要改到比原来好，下一次让领导看，我们觉得领导不会认为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几次修改，也获得了很好的提升。

有具体的例子吗？

我就跟你举例来说，在7月16日，我们第一次彩排，领导看了，提了很多意见。7月16日，离开幕式不到一个月。我们都很清醒地对领导的意见进行分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差不多是十天左右，做了紧急的调整和修改，那些修改都是最关键的，那时候才开“绿色通道”，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制作部门和我们整个部里所有秘书的工作，都以最快的速度开展。第二次彩排是30日，7月16日到7月30日，十四天。所有体育界的领导看第二次是7月30日，“哗”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十四天，我认为那十四天对我是至关重要，就有点玩命。你这时候一定要做出最重要的取舍，什么动什么不动，你知道你再动一次，到7月30日就没时间动了。因为8月6日以后还有很多安检的事情，我们都进不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那十四天的修改最重要的是判断，什么改，什么不改，最后一次机会。那时候我比较紧张，大家都很玩命，基本不睡觉了，但是要想得很清楚，还好我们都改对了，包括拿掉皮影压缩成一个短的节目。因为当你不能保证它出色的时候，让它短一点，当你觉得有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拿掉，没有其他办法，有时候简单就是好。希腊那个总导演是过来人，这人非常好，跟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来我们这看过，他跟我聊过。我夸他希腊的开幕式是很难超越的，他像个小孩一样，特搞笑，因为他比我小，他说他是我的粉丝，特别开心。

我看到他在报纸上说给我的三点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大意就是当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恐怕你把这个剪掉就好了。这是他的意思，果然是过来人。那时候不是说再把它变一下、加一下，没有，咬牙拿掉就好了。

我认为我们后来的戏剧，补上这一段是仓促的，但是因为短小，节奏快，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拿掉皮影，这七分钟，我还要把这七分钟填满，你就死了——你根本填不了，来不及，或者你修改皮影，都来不及了。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也是需要清醒的。

奥运会就是天大的事情

所有跟你合作的导演都说，张艺谋是个苛刻的人，而且往往先废掉了大量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因为首先你对自己苛刻了，所以他人才没任何怨言？

对，也许吧。我有很多想法，苦思冥想的一个想法来坚持了三个月、五个月，有时候我自己首先把它撂下了，这个不好，不是不好，有问题，我就把它剪掉了，这很正常。我不迷恋任何东西，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活动上你迷恋某一个细节是有害的。所谓苛刻，实际上我算是大家所说的完美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无所谓，但在艺术上可能就是完美主义者的性格，所以老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己跟自己较劲。

开始拍宣传片的时候，你说奥运是天大的事，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还是这样认为。我觉得还是在于最后的坚持，就是要坚持。还有一个，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平常心。经过这个锻炼，我觉得保持平常心很重要。保持平常心，保持你的意志力，保持你的坚持。还有心态，平常心太重要了，所谓的平常心不是说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而是说你接受所有的东西，面对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说你做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你要接受这么多挑剔的目光，当然是了，因为它是个奥运会开幕式，它是一个民族、国家这么长时间拿出来的形象展示，怎么可能没有经过一层一层的挑剔和汇报。所以保持这种平常心，对事物的这种认知，你要有清醒的态度，你要看到它都是正常的。

我老跟我们团队这些人讲，我们其实都是渺小的，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伟大的，你要调整这个心态，才可以坚持。

我看每一个做完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都发出感叹，绝不再来第二回，都好像掉了三层皮。我自己还真没有这种感叹。我知道对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创作过程，但是我真没有好像经历九死一生的感觉。

张继刚你说把开幕式说是第一块金牌，这块金牌奖励给自己，这是代表一种肯定，你怎么看？

如果开幕式是块金牌，我愿意把它给整个团队。我还是这么看，这也不是谦虚，从一开始接这个活，我就跟我们团队的人说，这是“成也张艺谋，败也张艺谋”。我早就跟大家说过这个话，他们都知道，败了不用说，骂的一定是我，成功了也是无数的赞美和无数的眼光都在我身上，这是一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下午我一定要去看舞蹈演员刘岩，我跟你说，有很多感叹，因为那一幕在我眼前发生，摔伤的整个过程。

她是在哪一段？

“丝路”的那一段，出现了一个意外她就从三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了，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还是很感叹，我们都给她写了一些话，我觉得刘岩很坚强。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无名英雄，付出了甚至后半生的青春——一个青年舞蹈家，受了很重的伤。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奥运会开幕式成功了，所有的人会先说张艺谋，我在网上都看到许多老百姓这样说“张艺谋你真牛”“民族英雄”什么什么，很多这样夸奖的话，但我不会像范进中举那样。我知道成功了会这样说，无数的光环会先搁到我的头上来，可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团队作战的成果，无论怎么样，这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

跟我工作也要吃这个亏，一旦成功也都说我，不说别人，把别人都忘了，我们团队就是这样子，尤其是电影。我又接受访问，你们问我，我也得回答，似乎我一晚上就是在说自己。

我觉得要说金牌，要说真正的胜利者是这个团队。大量付出努力的人，他们只是听从你的指挥，他们只是遵照你的创意去冲锋陷阵。有时候这一仗能不能打胜，他们自己无法掌控，他们拼全力去冲锋却无法掌控这一仗是胜利还是失败。你是知道的，他不冲锋你就不能胜利。

所以反过来想，我就觉得所有人的努力是最伟大的。你可以把开幕式看作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行为艺术，作为艺术家，你是一个“指挥官”，你这个行为成功了，你肯定是满足得不得了。但是怎么样冲锋的，过程怎么样，固然有这个“指挥官”的个人意志、个人品行、个人性格、个人爱好、个人素质融入在里面的，可我这回真的体会到，更重要的是庞大团队的联合作战，所以“一将功成”实际上是无数人的努力，这是一点不带夸张的，我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很清醒，在一开始接这个活的时候就很清醒。像张继刚他们也常说，艺谋，你看这将来都是说你，反正骂也肯定是说你，夸也是说你。实际上我在这点上也不会像范进中举，还是保持平常心。

你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把自己当作是开幕式一万多人中的一分子了？

当然是职责不同，所做的决策不同，你是一个带领者。我在给刘岩的册子上写了一句话：“刘岩，在开幕式的一片赞扬声中，我永远也忘不了你舞动的身影。”我真的是这样感觉的，我说：“你是我心中最深沉的一个痛。”为什么？在整个开幕式中，正常的一些伤病都有，但是这个在我眼前发生，而且她是一个年轻的舞蹈家，就觉得很难接受，所以我们都说她是我们真正的英雄。

四川那个小孩林浩，你是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他找到的？

不是。这个是这样的：地震灾害发生之后，除了捐钱捐物之外，我们都意识到地震这个信息肯定要在奥运会开幕式体现一下，正好中央也是这个意思，老百姓也是这个意思。紧接着我们就拿出了许多方案，大概有四五个点都可以放，然后我们就汇报给领导。

过去快一个月了吧，领导跟我们在一起开会，就定下来，只出一个点，点多了不好。我觉得是对的，毕竟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节日和庆典，地震过去两个多月，我们不要让人再去感伤，不要让世界跟着我们掉泪。有一个点就可以了，所以后来这个点是我们设计的。

因为不能让别人有强加的感觉，你在这里缅怀，他们好像也跟你默哀，人家不一定是这个心情，所以我们没有做带动所有人的行为。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祈福，领一个孩子，自己入场，不影响任何人，我们在解说时讲一下这个孩子，这个小英雄。

当时，我们估计姚明是旗手。我看网上也有老百姓这样说，一个点火创意是那个孩子在姚明身上做个敬礼娃娃，巨人肩膀上那个孩子去点火。我们觉得姚明是一个中国的巨人，一个巨人领一个孩子，孩子拿一个小国旗。我们觉得很感动，很人性化，这个点领导就同意了，也给国际奥委会汇报了，全部同意了。

本来罗格还在讲话中要谈一下地震，最后也都没有了。那个点确定以后，我们要通过组织，报四川省民政厅，请他们推荐。他们推荐了三个孩子，林浩最小，我们觉得他和姚明反差很大。他们问我，说林浩够不着姚明的手怎么办？我说那就抓着裤子走，也挺好的，就定了林浩。

当时在现场有个差错，姚明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这是我们的工作疏忽。林浩要进入中国国家队，要跟姚明牵手这事一级级都报了，都同意了，都很支持，但是就没报中国队领队那一级，这完全是我们沟通上的一个环节上出现了一个误差。我没见姚明，也没问他，也没通知姚明，所以当时姚明都快走到主席台了，林浩进不来。现场的领队不让那孩子进，他不知道是干嘛的，就不让他进，怎么在中国队里进来一个孩子，当时现场就说不清。

后来我们一看，姚明都快到主席台了，副导演就急了，我们就知道沟通出问题了，领队不知道。所以说你抢也要把孩子抢过来，你赶紧的，真是抢过来的，那边拦着不让进，抢过来，跑到姚明跟前，就搁在姚明跟前了。解说中讲这是一个地震的小英雄，他救了几个同学，但是在场内是听不见的，没有解说返送。

我怕姚明不明白，但我发现姚明很聪明，他迅速地感觉到了这是一个设计，他一开始还有点不太清楚，走路看着小孩，开始拉着这个孩子。你看网上拍的，后来拍的他拉孩子，最后还抱着孩子，我们就很欣慰。过了主席台的时候他就开始拉孩子，因为那个小孩很可爱，所以那一幕，我相信能感动所有的中国人，也感动所有的外国人。我们原来是打算上字幕，后来跟国际奥委会交换意见，他们觉得上字幕不妥，上字幕的都是国家元首讲话。他们说这个你不要打到字幕上去，你们现场解说，法文、英文、中文，结果大家都在鼓掌，为他欢呼。所以我自己也感觉这个点新的设计，分寸拿捏得很好。

得体。

分寸感很好，所以全都是给我们加分的。

我一直跟所有的媒体保持距离

有人说通过这次的合作，认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张艺谋。这几年你很少面对媒体，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你知道因为你没有走近别人，也没有人走近你，也不可能了解你，大家都是看到媒体叙述的你，他们自己会建立一个关于你的印象。

这几年骂我的多，批判我的多，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定势。三人成虎就是这样。

外国媒体采访我，跟我说，想不到你能做出这样子的风格来。我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完全可以做这个风格，只是我在电影中没有做这个风格而已，我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超越。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我可以用高新技术做这个浪漫和梦幻的东西。

你和媒体的紧张关系是从《英雄》开始的，你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因此委屈吗？

我才不会委屈呢！我跟你说，媒体对我们“第五代”导演早期的夸奖也不是在夸奖我们多么有本事，我觉得那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所谓的“第五代”导演，当时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候是个反思和伤痕的时代，反思的时代中老百姓都关注哲理，关注思考，关注深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些电影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到最后，比如拍娱乐电影，大家骂的时候，首先是因为大家过去把我们抬得太高了，和后来形成了对比。我是这么看的，过去把我们看成斗士，看成思想家，看成思考者，高估了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承担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把“第五代”导演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是那个时代需要文化英雄。这是我的看法。

我不认为我们是平庸之辈，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担当文化英雄的责任，到不了这个份上。中国一下子就到了商品社会，转型非常快，至少在大城市，就没有太多人去关心思考了，年轻人就是以娱乐和时尚为主了。其实也不是我想拍娱乐片，做什么转型。我所做的任何电影，我都不是在真空中，都是时势到了这里，影响了我，我也拍一个吧，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在时代的大潮中，我们都是俗人，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拍一些娱乐电影，或者是商业电影，仅此而已。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事情说大了，我自己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媒体说我抗击打？不是说我抗击打，而是我认为骂也罢，夸也罢，我自己就特别明白。

我老说我只是一个电影导演。昨天我妈来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我给她弄了一张票，我的所有孩提时代的朋友，照了一张合影，很多年没跟我妈在一块，七八个，拿来给我看，这是谁，这是谁，都老了。

他们都是退休工人，普通工人。我当了七年工人，插了三年队，我要不是有一个机遇能上电影学院，改变我的命运，开始拍电影，我不也跟他们一样吗？我自己很感恩时代，很感恩社会，使我自己有了这样一个运气，完全是改变命运的。你要是老有这种感恩的心，不是说你要忆苦思甜，你是真正知道自己的身上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就不会因为人家骂你或夸你，你就怎么样了，你就脆弱或得意得不行。就一句话，你不会拿自己太当一碟菜，这是北京话。所以我就老说我只是一个电影导演。

你把自己看作是时代的产物。

现在很多人问我：“艺谋，你现在是如日中天！”然后就是：“奥运会开幕式完了以后，你要干什么？”我还去拍电影，我还是个电影导演。只是机遇给了我，我能从事这么一个伟大的工作，不是我伟大，是中国今天伟大。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亚洲国家承办的三次奥运会，东京和汉城的开幕式，都是白天。白天你怎么体现梦幻和浪漫？为什么是大白天？是因为欧美强国说收视的时间问题，时差问题，你必须跟我们同步。在中国就不行，晚上8点，我们的黄金时间，不管你是凌晨几点。中国强大了，强大到了别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时差，所以我们才能在晚上，在灯光绚丽的渲染下，完成这样的艺术表演。

你拒绝成为别人眼中的斗士、思想者？

我不是一个斗士和思想家，只不过是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

你对媒体有个观察：开始找你的是普通记者，后来是娱记，接下来是狗仔队，你不能接受这种变换吗？这是不是你和媒体这些年来保持距离的原因？

第一个，你看我很能聊，其实我是谈艺术、谈创造很能聊。我不太爱接受采访，这是个性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不太愿意高调，但是我又没办法，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所以你要事业成功，就把你撂到这了，你一拍电影又不能拍那种特没意思、没想法的电影，你一弄一弄就成了这样了。我自己，说心里话，我对媒体一直都是敬而远之。

我觉得，只要是从事媒体的人，我最好别和他们成为朋友，为什么？成为朋友之后，他们老是就得写点东西。不过我很尊重媒体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媒体时代。

我是一直跟所有的媒体保持距离，不太愿意接受访谈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我没办法，电影这事是周期性的，我拍一部电影要配合宣传，这个工作就是躲不掉。李安就厉害，我发现李安拍完一部电影后，他就用一年的时间配合全世界的宣传，他能走三十多个国家。我那天见到他了，我说你真厉害，你能这样子去配合宣传。我就是去几个国家，再做十几个访谈，最多二十个访谈，就打住了，我就跟制片人说我不愿意了。一般像我这样，个把月就过去了。

还有一个，我自己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中国，媒体发挥的某种救世主作用是大家完全没有料到的。一个事情经过媒体一报道，可能立即就扭转了，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点。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它有时候真是老百姓——我周围的人，我接触的老百姓——唯一的一个希望。

我觉得中国媒体承担的责任是很复杂的，当然他们也迅速地有商业化的倾向，也迅速地分出三六九等，狗仔队也很厉害，都一样。但是那个东西你看，我老跟他们说，你要看电影这一栏，我们是并在娱乐界的，所以任务就是娱乐大众。我都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别怪的事，只是我自己特别不愿意过多地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