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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巷古村缘何留不下洞庭红橘?

2022-02-16孔翔,吴栋

旅游学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洞庭古村村民

孔翔,吴栋

[摘    要]作为陆巷古村的传统经济作物,洞庭红橘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但近年来却大多被枇杷树替代,这会引发对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之间互促关系的质疑。文章主要借鉴Polanyi的嵌入-脱嵌理论,结合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生产转型过程及其发生机理。研究表明,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促使洞庭红橘成为陆巷古村地方特色文化与村民情感的重要载体,这是历史时期经济行为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但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活动逐渐脱离了社会文化系统与主体情感的约束,村民的作物选择行为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而洞庭红橘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潜在价值未被激活,因而难以依托传统经济作物的独特优势逃脱被经济效益更高的枇杷树替代的窘境。这也表明,要实现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的互促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地方文化及其载体的旅游价值变现。由此,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复兴,重在激活红橘特色文化在提升古村旅游开发质量中的潜在价值,这也是促使农业经济活动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有效路径。研究不仅体现了嵌入-脱嵌理论在传统村落尺度的应用价值,也能为优化乡村旅游地特色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嵌入-脱嵌理论;旅游开发;地方文化传承;洞庭红橘;陆巷古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2)01-0032-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1.009

引言

陸巷古村地处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始建于南宋,是明正德年间宰相王鏊的故里,古村旅游开发始于2000年前后,2007年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至今已有20余年的旅游开发史。洞庭红橘是陆巷古村的特色经济作物,“斜日橘林秋”“苞霜新橘万株金”等流传广泛的诗句曾使其成为游客建构地方想象的重要载体;2001年热映的电视剧《橘子红了》曾在此取景,剧中“万千绿中点点红”的迷人秋景也帮助陆巷古村扩大了知名度,唤起了人们前往观橘、品橘的欲望。近年来,陆巷古村的茶果产业虽仍蓬勃发展,但洞庭红橘却大多被枇杷树替代,面临传承危机。不少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与地方文化传承之间可能形成互促关系[1],但在旅游开发较早的陆巷古村,本可能成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洞庭红橘却日渐式微,这也一定程度削弱了陆巷古村的地方特色。

一般说来,传统农业发展主要遵循自然经济模式,农户作物选择具有较强的地理嵌入性,作物结构相对稳定,这也使得代表性经济作物能够成为地方特色的载体;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农作物的转型和替代速率正明显提升,地方特色农业景观的传承面临不少挑战[2-3]。相关研究表明,农户作物选择不仅会受到地理区位[4]、个体偏好[5-6]、家庭传统[7]、文化认知[8]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更会受到价格机制[9]、农业补贴[10]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并集中表现为生产决策受经济利润的强力驱动[11]。此外,城市化、农业技术进步和宏观政策调整等也对作物的空间格局产生显著影响[12-14]。不过,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较大空间范围内的粮食或一般性经济作物,而较少考察村落尺度的特色经济作物转型。已有的乡村旅游研究则大多聚焦于建筑景观、文化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的保护[15],鲜有涉及农业作物的传承。实际上,旅游开发促使原本相对封闭的村落更多受到市场机制的作用,农业生产所得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趋于下降,这就可能加速作物替代。而由于传统作物在形塑乡村景观特色、传承地方文化和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6],其往往具有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层面的多元价值。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若能够激活地方特色作物所承载的潜在价值,不仅可能使乡村旅游更具地方特色[17-18],也将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由此,本文拟借鉴Polanyi嵌入-脱嵌的理论视角,分析历史时期洞庭红橘文化的形成机理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衰退机制,以期为传统村落形成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互促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嵌入-脱嵌理论的内涵与应用价值

1.1 嵌入-脱嵌理论的基本内涵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嵌入-脱嵌(embeddedness/disembeddedness)理论,重点关注经济行为与其所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转变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可能影响[19]。其核心观点是:经济行为应始终嵌入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历史与制度环境之中[20];经济行为一旦脱离了所处社会系统的治理、完全受制于市场经济规则,就可能对社会系统造成破坏。

很明显,Polanyi的嵌入-脱嵌理论是以对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他认为,市场本应作为广义的社会构件而存在,并受到社会文化制度与主体情感的指引,而非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自主地调节。他引入“嵌入”一词来阐释经济形态和社会系统的关系,并认为经济形态嵌入社会系统是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有效运转的前提。他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使市场逻辑的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并在许多地方逐渐凌驾于社会系统之上。由此,以价格机制为中心,市场对经济的自主调节逐渐“脱嵌”于所处社会系统,并不断将原本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人类自身、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纳入市场逻辑的作用范围,进而促使人类社会成为了经济体系的附属品,“获利”成为支配性动机和普遍化的社会意识[21]。这进一步引发了文化失位、环境破坏和人的流离失所等社会乱象[22]。Polanyi同时指出,仅仅由“经济人”行为和价格机制主导的市场体系并不稳定,且不可持续。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为保护人类自身、栖息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反市场运动可能作为社会的自卫机制而出现[23],并推动政府改革,促使市场逻辑重新嵌入社会系统。在此过程中,政府是维系市场-社会平衡的关键主体,在制度实施和政策执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Polanyi的嵌入-脱嵌理论构建了市场-社会二元关系的逻辑起点,表明市场逻辑应顾及社会系统中人、文化与自然等各方面的利益。

1.2 嵌入-脱嵌理论的相关研究进展

虽然Polanyi对嵌入的主体、客体等的界定不够清晰,但也因此激励了不少学者在批判中拓展了该理论的概念外延和应用范围。典型的如Granovetter和Zukin等推动嵌入的主体从抽象的经济形态转向具体的经济行为,并从关系、结构、文化、认知和制度等多个维度对嵌入的客体进行了解构[24-25]。他们承认社会系统对经济行为的治理和约束作用,尤其关注社会关系网络与主体的“遗传密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6]。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研究的制度和文化转向则促进了嵌入-脱嵌理论在地方研究中的应用[27]。例如,Amin认为嵌入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提升地域关系和跨地域发展之间张力的空间过程[28],而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企业布局、产业转移和创意产业集群研究[29-31]也都曾受到嵌入-脱嵌理论的影响。

嵌入-脱嵌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研究的起步较晚。西方学界主要探究了旅游企业嵌入地方的具体形式以及推动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例如,Saxena的研究发现,嵌入式的旅游企业网络有助于一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32];Marzo则探讨了旅游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在提升旅游产品的嵌入性和资源内生性方面的可能作用[33];Yachin还分析了企业行为对地方社会系统的有效嵌入对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可能影响[34]。而国内乡村旅游研究对嵌入-脱嵌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村落建筑景观变迁等方面。例如,王华等据此将社区参与旅游视为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35];刘逸等探讨了旅游在乡村社会文化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水平对旅游漏损和产业升级的可能影响[36];王宁分析了传统村落建筑的地理嵌入与地理脱嵌及其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影响[37];陈丽坤在有关民族村寨景观变迁的研究中,阐释了传统民居改造嵌入本土社会的必要性[38]。总的看来,相关研究大多认为经济行为嵌入本土社会系统对地方产业发展、旅游地资源保护等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既有的应用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Polanyi的分析框架,使得嵌入的概念趋于泛化[39],但却拓展了该理论在微观实证研究中的应用空间。

1.3 嵌入-脱嵌理论在乡村旅游地特色传统作物传承研究中的可能价值

以往嵌入-脱嵌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较少关注旅游开发对当地特色农作物变迁的影响。但不少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作物品种及其种植技术、传统知识等应被视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保持整个文化系统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40]。而Polanyi也较早注意到经济利益驱动所导致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并对由此形成的破坏自然生态与地方文化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有力批判。因此,以Polanyi理论为指导,深入剖析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特色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变迁过程,不仅切合了Polanyi理论最初的应用方向,也可能對推进地方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的互促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因为旅游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正是经济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交互作用的重要形式。这里的“地方”不仅是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41-42],而乡村旅游则是当前乡村产业经济转型的重要形式。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市场化和旅游开发的冲击下,本土社会只有通过对地方或地方性的再生产,才能传承地方的文化意义[43]。这就要求有效激活包括乡村传统作物在内的各类特色文化载体在地方建构或地方性传承中的独特价值,而这也是旅游开发、农业生产等乡村经济活动自觉接受地方社会文化系统治理的具体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所说的“嵌入”主要是指农业经济行为受到地方社会系统的治理,成为地方特色与主体情感的重要载体;而“脱嵌”则是指农业经济行为主要服从于市场规律,完全忽视了传统作物在地方文化传承与主体地方情感建构中的独特价值,从而脱离了社会系统的治理,这可能使地方特色经济作物和地方性的传承陷入危机。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陆巷古村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图1)。在其形成之初,东山(古称洞庭东山)只是太湖中的一个岛屿,古村选址于东山后山湖滨一带,村内丘陵、坡地较多,受太湖水体的调节作用,气候温和,自然环境优越;而靠近苏州、又孤悬于太湖的独特区位,使之成为世家大族的隐居、避难之地,但也面临人多地少的矛盾,促使古村较早形成了洞庭商帮文化和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的特色农产品结构[44]。洞庭红橘自古便是古村重要的经济作物,电视剧《橘子红了》更是帮助古村扩大了知名度。正如网名为“上海云河”的作者所言,“我是真的很想能再去一次,最好是秋天的时候去,正是橘子成熟。那里最有名的就是橘子,待村里到处是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橘子,该是一幅美到怎样的画面”1。而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一位叫夏松奇的果农说,“果树的经济价值现在已经不是很高了,但它存在着潜在的观光价值,把观光搞起来,果农不仅可以种果树,还能做第三产业发展旅游”2。可见,无论是在游客还是当地人看来,洞庭红橘的确具备成为旅游吸引物的潜质。然而,在过去10多年的暑期实习教学中,笔者并未感受到陆巷古村旅游和洞庭红橘景观的红火,只发现洞庭红橘渐次被枇杷树替代,旅游业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45]。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19年6月28—7月3日,主要对陆巷村委会和东山镇旅游开发公司负责人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访谈分别持续约90分钟,主要获取了洞庭红橘历史以及陆巷古村农业生产、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基本信息,观察了古村的土地利用方式,并对部分村民进行了预调研;第二阶段是2020年1月5—13日,主要是对20位古村居民和7位游客(表1)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对居民的访谈主要在其家中或种植地块上进行,每位访谈约45分钟,旨在了解其家庭收入结构、对洞庭红橘和古村旅游的总体认知以及改种枇杷的相关技术经济问题,对游客的访谈则集中在紫石街沿线景点或休息地块,主要关注其对陆巷古村以及洞庭红橘的感知、认知情况,每位访谈约30分钟;第三阶段是2020年9月1—6日,再次到陆巷村委会以及东山镇农林服务站,对古村土地利用状况和替代种植的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补充调研。经事后整理,有效访谈记录合计约3万字;同时,研究还基于相关新闻报道、博客游记等,收集了与主题相关的文本合计约1万字,以便进行文本分析。

3 历史时期洞庭红橘嵌入陆巷古村特色文化的机理

3.1 洞庭红橘嵌入陆巷古村特色文化的地理环境

洞庭红橘成为古村的特色传统作物,与陆巷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自然地理环境看,柑橘是亚热带常绿果树,喜温畏霜。宋代以前,全国气候较为温和,柑橘种植的北缘一度到达了京、洛(今开封、洛阳)一带;此后,因气候转寒,种植地带整体南移[46],其经济栽培区集中在北纬20°~ 33°之间[47]。地处北纬31°附近的东山尽管位于柑橘种植的北缘,但得益于太湖水体的增温作用,水热条件优越,加上陆巷位于东山的浅坞地带,寒气不易积聚,土壤肥沃,坡度适宜,无水淹之患,遂成为洞庭红橘的种植之地,并由此孕育了其耐寒、清香的独特品性。《艺文类聚》称其为“负霜之橘”1,《吴郡志》里也说“惟洞庭香清味美,非他处可及;其品特髙,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2。洞庭红橘也因此在隋唐时期便成为贡品。

从人文地理环境看,东山独特的区位条件及由此促成的商帮文化的发展,促使洞庭红橘成为地方特色的重要载体。由于适宜隐居、避难,东山长期面临人多地少、粮食匮乏的挑战,宋人庄季裕在其编纂的《鸡肋编》里称当地村民的“糊口之物,尽仰商贩”3,而洞庭红橘的独特品性使其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据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4,可见,当时红橘的利润远高于大田作物;《黄庭坚诗注集》里有“左贩洞庭橘,右担彭蠡鱼”的俗语5,同样折射出红橘售卖之盛。明以后,东山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据王鏊的《震泽编》描述,当时的洞庭山区“以橘柚为产,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其土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千钱,甚至万钱……其民勤,有蓄千金而樵汲树艺未尝废者”6。而据《太湖备考》记载,明弘治年间,太湖地区的红橘遭受严重冻害,王鏊在《橘荒叹》里写到“洞庭苦无田,种橘充田税……就中柑与橘,立死无孑遗”7,反映出洞庭红橘在村民生计中的独特地位。可见,洞庭红橘能成为陆巷古村的特色经济作物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这与特定地理环境所孕育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关,它体现了经济行为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内在要求。

3.2 洞庭红橘嵌入陆巷古村特色文化的具体表现

作为陆巷古村重要地文化特质,洞庭红橘不仅受到古典文学作品的青睐,也留下了不少种植经验的历史记述;更重要地,它还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村民地方情感建构的重要载体。

与洞庭红橘相关的文本成为形塑地方特性的重要途径。唐宋至明清时期,洞庭红橘是不少文学作品传颂或赞美的农业景观。例如,韦应物在《答郑骑曹求橘诗》中写到“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8,展现了洞庭山区“橘红霜降”的自然特性;张彤则在《奉和拣贡橘》中描绘了“树树笼烟疑带火,山山照日似悬金”9的生动景象;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也有“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的叙述10;明代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陷入破产困境的书生文若虚,用一两银子买了一篓洞庭红橘,竟在海外卖出1000多两银子的故事,赋予了洞庭红橘一本万利、名扬海外的传奇色彩11。

洞庭红橘的长期种植促进了相关农事经验的积累。例如,《文昌杂录》记载,“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气上腾,尤能避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12,可见,宋代人们即已认识到太湖的小气候条件有助于红橘免遭霜害;陈舜俞的《山中咏橘长咏》一诗也曾提到,“橘树夏遭旱,则冬不耐寒而死。人家皆凿井于树旁,贵负荷之近也”13,记述了凿井防旱的经验;《避暑录话》中则记载,当时的橘园大都选在南坡,修成梯田,以便更有效地利用阳光,并形成了相对精细的橘园管理模式[48],而由此形成的梯田农业景观也传承至今,成为古村农耕文化的重要特质。

洞庭红橘成为村民地方情感建构的重要载体。古村寒谷渡口的廊柱上至今保留了王鏊的楹联“落霞渔浦晚,斜日橘林秋”,生动刻画了传统农耕时期陆巷村民的生计特征(图2)。而在访谈中,村委会负责人也介绍了村民较强的“红橘情结”,“洞庭红橘一般在11月底、12月初采摘,相比其他橘子,更耐贮藏,而且贮藏时间越长,口感越好,所以以前东山人,乃至苏州人喜欢在春节的时候,在家中放置红橘果盘,寓意生活的红红火火。当然,红橘也是走亲访友最好的礼物。”(GM3)一位受访村民还谈到,“以前在东山,不少人家结婚时,红橘不可或缺。因为红橘的颜色鲜艳,可用来讨口彩;橘子带‘子’,也就寓意有‘子’。”(RM4)还有年长村民表示,红橘承载了“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一种生活记忆。此外,在东山各村的猛将信仰1中,洞庭红橘因其寓意颇佳、便于储藏,且成果季节在祭祀时间前后,还成为了重要的祭祀果品。

总地来看,历史时期陆巷古村的农业经济活动既受到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凝结着古村文化与村民情感。这是经济行為嵌入非经济的地方社会系统之中的具体表现,也由此促成了洞庭红橘成为陆巷古村地方特色的重要载体。

4 改革开放以来洞庭红橘与陆巷古村地方特色脱嵌的机理

4.1 陆巷古村经济作物结构的调整

1978年,陆巷村红橘种植面积为109 hm²,产量达1620吨,占东山镇柑橘总产量的49.8%。20世纪80年代,洞庭红橘迎来了种植高峰。1987年,陆巷村的红橘种植面积达到152 hm²,年产量为5625吨。但此后,随着浙江无核蜜橘、温州蜜柑等的兴起,村民们纷纷“改良品种”,东山镇的洞庭红橘种植面积骤减,1994年,新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分别达到柑橘种植总面积和总产量的1/3和1/2。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传统橘树基本都嫁接了无核蜜橘。进入21世纪后,村民更是竞相砍去橘树,改种更受市场欢迎的枇杷树。2016年,陆巷村枇杷种植面积突破300 hm²,年产量达1250吨,而橘树的种植面积则降至20 hm²,总产量仅为150吨,而洞庭红橘仅占柑橘总产量的约1/10。

4.2 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生产转型的主要动因

陆巷古村的洞庭红橘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短暂的兴盛,而后日渐式微,则是当地自然环境特性与人文环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自然环境看,陆巷古村的自然条件优越,为多种作物的种植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作物结构转型的必备前提。也就是说,洞庭红橘能为枇杷树所替代,基本的前提是当地也适合枇杷树的生长。枇杷喜温湿,而陆巷古村的气候较周边地区更为温和,年均温度15.9 ℃、年均湿度79%、年均降水量1139 mm[49],适合枇杷树的栽培。虽然枇杷较橘树更易受冻害影响,但可以通过相关农业技术进步得以克服;为防水分和肥力流失,枇杷宜在缓坡种植,需提前开垦梯田、围墙固土,而陆巷古村坡度相对平缓(一般在15°~30°之间),且已被开垦为梯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改种成本;枇杷最忌积水,尤以质地疏松、排水性好、有机质含量丰富(1%以上)的土壤为佳[50],古村缓坡地带多为果园黄土,土壤性质也为枇杷生长创造了优质条件。实际上,枇杷在东山地区也有较长的种植历史,只因产量波动明显、果品娇嫩、不易儲存,种植规模较小。随着东山在近代与陆地相连成为半岛,加上交通基础设施和储运技术的进步以及枇杷需求量的扩大,种植枇杷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从人文环境看,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促使市场价格逐步成为指导农户作物选择的重要指标,这是洞庭红橘脱嵌于陆巷古村地方特色的直接动因。20世纪80年代后期,洞庭红橘最高可卖到2元/kg,这促成了洞庭红橘的短暂繁荣。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洞庭红橘的价格迅速下降。而受限于按果树产量“分树到户”的分包到户政策,陆巷的柑橘种植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洞庭红橘上市较晚、品质下降,则进一步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正如受访的东山农林服务站农艺师所言,“以前的领导太负责了,地分得太细,树都是散的,很难统一管理,同时,东山这边主要是坡地,机械化灌溉也不好开展。”(GM2)而当地受访居民则表示,“洞庭红橘果子小、籽却很多,买的人觉得吃起来不方便,也就不买了。”(RF12)“其他地方的橘子种得很好,上市也早;我们苏州这边人工费还贵,请人采摘一天要两三百呢,没什么竞争力,以前(2008年左右)这边的红橘都贴上广州砂糖橘的牌子,好卖啊。”(RM8)而从访谈结果看,86%的受访村民认为,红橘价格下降是促使他们调整种植结构的主要原因;76%的受访村民认为如果价格未发生巨幅变动,则不会主动改种其他作物,毕竟果树砍伐、育苗、重栽的成本较高;95%的受访村民认为,改变种植结构的主要动因是“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降低了家庭经济压力”。

基于简单、抽象的投入-产出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利益动机对村民生产行为的影响。以Q表示单位面积特定经济作物的平均产量(kg/hm²),P表示特定经济作物的单位价格(元/kg),C表示单位面积特定经济作物的生产总成本(元/hm²),则特定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经济收益R(元/hm²)为:R=Q×P-C。其中,作物的生产成本主要由物料、人工及土地成本构成[51]。基于调研获取的信息,选取树苗、肥料和农药等费用衡量物料成本的指标;而人工成本则主要考虑雇工费和家庭用工成本;考虑到村民土地租赁成本对作物选择几无影响,故不予考虑。而当地洞庭红橘与枇杷树的亩均产量(Q)、平均销售价格(P)以及雇工费用等,主要基于访谈所得(表2)。简单核算的结果显示,枇杷的单位面积经济收益R为265 500元/hm²,成本收益率为144%;洞庭红橘的R为9000元/hm²,成本收益率仅为11%。因此,尽管枇杷储存、运输的成本和风险都较高,改种也会面临投入和产量的不确定性,但在经济利益刺激下,村民仍倾向于以枇杷替代洞庭红橘。当然,这样的经济账完全没有考虑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很可能就是现实中村民种植行为的决策依据。

陆巷古村没能留下洞庭红橘,还与当地旅游开发的收益不明显、洞庭红橘未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有关。当前,陆巷村民的家庭收入结构趋于多元,例如某受访村民表示,“农家乐主要是我来弄,老公平日去镇里上班,周末会过来帮帮忙,公公婆婆主要负责山上果茶的管理。现在收入渠道多了,枇杷市场又这么好,那就改种呗,反正亏了也饿不死”。(RF3)可见,收入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村民在种植结构调整中的抗风险能力,也使其在比较中增强了对不同作物经济价值的感知。不过,也有受访村民表示,“我们在旅游中没什么收益的,主要靠自己拉生意,卖茶叶、水果,你非得说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搭了一个平台,卫生管得严了。”(RF16)在村民们看来,“古村的门票收入主要是归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所有,没什么分红的。”(RF19)而综合访谈信息,发现农业收入在陆巷古村村民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平均超过6成。也就是说,古村的旅游开发绩效不高,村民收入仍较大程度依赖经济作物;而洞庭红橘经济效益不佳,且其潜在的文化旅游价值未能变现,反而使得旅游开发加速了洞庭红橘的种植替代。这大概也是基本未参与旅游开发的白沙自然村保留了不少橘树的原因。

4.3 洞庭红橘重新嵌入陆巷古村地方特色的可能路径

种植面积锐减、成片的特色景观消失以及红橘产业对村民增收的影响甚微,都使得洞庭红橘难以继续承载古村的地方特色,这尤其表现在村民对洞庭红橘的价值感知和情感认同以及游客对陆巷古村的旅游开发评价两个方面。

村民主要关注作物的经济价值,对洞庭红橘的情感认同不断削弱。研究基于对村民访谈文本的编码处理,剔除与价值感知不相关的节点,进行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形成价格、市场需求等8个主轴范畴和经济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价值3个维度(表3)。结果表明,村民对洞庭红橘经济价值的感知最强,频次点超过了50%,特别关注红橘的价格与市场需求。受访村民普遍认为“价格低”“需求减少”是洞庭红橘被替代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可惜的,农民靠地吃饭,留着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能饿死。”(RM15)可见,村民们并未认识到洞庭红橘景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而“我们农民种什么都是营生。”(RF12)大多数受访村民都知道电视剧《橘子红了》,但也表示随着种植面积减少,红橘的景观价值已大不如前。他们还认为“洞庭红橘寓意是蛮好的,但是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可以送礼的东西很多,橘子因为价格低,反而不好送了。”(RM9)可见,村民生活水平、需求层次的提升也削弱了其对洞庭红橘的情感认同。

洞庭红橘在游客建构陆巷古村地方想象中的作用也趋于下降。受访游客大多是为逃避城市的喧嚣自驾而来,但对陆巷旅游开发的整体评价不高。“感觉这里的旅游资源比较单一,没什么特别能留得住人的东西,你说水果、茶叶什么的……没必要专门过来。”(TM1)可见,特色农产品纯靠食用功能难以成为旅游吸引物。也有受访游客表示,“这里感觉和江南古村、古镇都差不多,甚至没那里宣传得好,地方特色不是很足,这里说是花果山,但是好像没有把这个牌子做起来。”(TF3)这就表明,当地的特色花果可能在吸引游客方面更具有潜在价值。毕竟,《橘子红了》曾激发游客对陆巷古村漫山红橘的地方想象,只是古村旅游開发的顶层设计忽视了这一点,使得旅游开发与红橘产业之间未能形成有效的互促关系。有受访游客就表示,“现在村里基本看不到连片的橘景了,基本都是枇杷树。现在看渡口这对联,还真是有点图文不符了呢。”(TF7)因此,陆巷古村若要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可以考虑复兴洞庭红橘景观。

近年来,洞庭红橘作为地方传统名种所具有的文化、景观和生态价值业已受到政府的关注。自2013年起,吴中区和东山镇政府相继出台了若干保护政策和实施细则,主要包括收购离散树种进行集中培育,以补贴形式鼓励村民种植和划定景观带和保护区等(表4)。不过,村民对相关举措的态度较为消极。大部分受访村民表示,保护洞庭红橘是政府的事情,少数村民甚至不了解相关保护举措;同时,村民们普遍认为补贴太少,改种枇杷的预期收益明显更大、更直接。由此可见,洞庭红橘日渐式微是村民顺“市”而为的结果,有限的政府投入很难改变;只有通过积极宣传洞庭红橘所蕴藏的多元价值,并使其成为古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吸引物,才有可能将价值变现。而若能由此带动古村旅游开发的质量提升,则将促使村民在更为直接的经济利益刺激下,自觉为洞庭红橘添加上文化旅游意义与情感认同,而这也是推动经济活动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嵌入地方文化系统的有效路径。

5 结论与讨论

借鉴嵌入-脱嵌理论,结合实地调研获取的信息,本研究初步探究了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种植转型的过程及发生机制。研究表明,正是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促使洞庭红橘成为历史时期陆巷古村重要的经济作物以及相关文学作品、农事经验积累、村民情感建构的重要载体。这体现了经济行为嵌入地方社会制度环境对特色文化形成的影响机理。改革开放以后,农户经济行为主要受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加上洞庭红橘的潜在多元价值难以变现,导致了陆巷古村的种植结构调整,这是经济行为脱离所处社会文化系统约束的必然结果。由此不仅带来了洞庭红橘的种源保护难题,也使得陆巷古村的旅游少了一个特色吸引物。

本研究较好地展示了嵌入-脱嵌理论在传统村落尺度地方特色传承中的应用价值,同时表明,旅游开发与地方特色文化传承之间形成互促关系是有条件的。村民在保护传统的浪漫主义和追求经济利益的进步主义之间,往往会选择后者,因此,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化保护举措,并不能有效激发村民保护洞庭红橘的积极性。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特色经济作物的有效传承,关键在于更好地激活其所蕴藏的潜在多元价值,使其在服务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变现,从而克服市场脱嵌带来的挑战。这不仅是对Polanyi提出通过制度约束促进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系统这一实现路径的有益补充,对于构建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之间的互促关系也具有普遍的启示价值。

研究进一步显示,乡村旅游地的传统作物替代转型现象可以成为旅游空间生产绩效的重要表征。陆巷正是由于在旅游空间的规划和生产过程中,忽视了传统特色作物作为地方性载体和重要旅游吸引物的多元潜在价值,才使得洞庭红橘产业在市场冲击下日渐萎缩,不仅无力成为古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卖点,游客也难以对陆巷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想象。在当前乡村旅游地呈现“千村一面”的背景下,加快地方特色农业与旅游开发的深度融合,不失为是在旅游发展质量提升、村民增收和包括特色经济作物在内的各类地方文化特质传承之间,形成互促关系的有效路径,也是依托旅游促使乡村经济行为在更高层次重新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孔翔. 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14. [KONG Xiang. Local Ident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114.]

[2] 卢宝荣, 朱有勇, 王云月. 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农家保护的现状及前景[J]. 生物多样性, 2002(4): 409-415. [LU Baorong, ZHU Youyong, WANG Yunyu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on-farm conservation of crop genetic diversity[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02(4): 409-415.]

[3] 陈丽晖, 梁晓慧, 李科. 基于陆稻地方品种农家保护决策行为的支持系统研究——以云南省景洪市江头曼咪寨为例[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9, 21(2): 7-15.[CHEN Lihui, LIANG Xiaohui, LI Ke. Supporting system for the on farm conservation of upland rice local species based on villagers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the Jiangtou Manmi village, Jinghong, Yunnan [J]. Yunna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9, 21(2): 7-15.]

[4] RAVNBORG H M, RUBIANO J E. Farmers’decision making on land use—The importance of soil conditions in the case of Río Cabuyal Watershed, Colombia[J]. 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1, 101(1): 115-130.

[5] BRIGGS J.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rmers choice of crops in Central Sudan[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5(10): 170-180.

[6] GREIG L. An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choice of crop, Kibamba Ward, Tanzani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60(3): 699-715.

[7] RYDER R.Local soil knowledge and sit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J]. Geoderma, 2003, 111 (3/4): 289-305.

[8] WHITE S S, BROWN J C, GIBSON J W, et al. Planting food or fuel: Develop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armers’ decisions to grow second-generation, biofuel feedstock crops[J]. Compara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 Society, 2009, 7(3): 287-302.

[9] HAILE M G, KALKUHL M, BRAUN J. Inter-and intra-seasonal crop acreage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and implications of volatility[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4, 45(6): 693-710.

[10] 田聰颖, 肖海峰. 生产者补贴政策与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基于“镰刀弯”地区农户的模拟分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3): 132-140. [TIAN Congying, XIAO Haifeng. Producer subsidies and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Based o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farmer households in“sickle bend”regions[J]. Journal of HIT(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20(3): 132-140. ]

[11] 印朗川. 传统特色作物商品化的地域表现与保护潜力[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7(2): 34-38.[YIN Langchuan. Geographic performance and protection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rops commercialization[J].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17(2): 34-38.]

[12] 孙园园, 徐富贤, 孙永健, 等. 四川稻作区优质稻生产气候生态条件适宜性评价及空间分布[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15, 23(4): 506-513. [SUN Yuanyuan, XU Fuxian, SUN Yongjian, et 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eco-climatic conditions for high quality rice produ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5, 23(4): 506-513.]

[13] 黄玛兰, 李晓云. 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省际差异性影响[J]. 经济地理, 2019, 39(6): 172-182. [HUANG Malan, LI Xiaoyun.[J].The Impacts of rural labor price rising on crop structure among provinc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 (6): 172-182.]

[14] 李二玲, 庞安超, 朱纪广.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制[J]. 地理研究, 2012, 31(5): 885-898. [LI Erling, PANG Anchao, ZHU Jiguang.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gglomeration and geographic patter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 (5): 885-898.]

[15] 林锦屏, 周鸿, 何云红, 等. 纳西东巴民族文化传统传承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云南丽江三元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J].人文地理, 2005, 20(5): 78-80. [LIN Jinping, ZHOU Hong, HE Yunhong, et al. A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assing on of the Naxi Dongba ethnic culture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A case study of rural ethnic cultural tourist development in Sanyuan Village of Lijiang[J].Human Geography, 2005, 20(5): 78-80.]

[16] 陈丽晖, 梁晓慧. 民族文化与地方作物品种的农家保护——基于文化认同的再思考[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30(1): 135-138. [CHEN Lihui, LIANG Xiaohui. Ethnic culture and the on-farm conservation of local crop species: In the view of cultural identity[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1, 30(1): 135-138.]

[17] 周连斌. 彩色农业与乡村景观的互动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30(7): 1174-1180. [ZHOU Lianbin.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rful agriculture and rural langscap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7): 1174-1180.]

[18] 胡静. 旅游语境下的乡村重构[J]. 旅游学刊, 2018, 33(7): 1-3.[HU Jing.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7): 1-3.]

[19]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Our Time[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25.

[20] CASTELLS M. Local and global: Citi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1, 93(5): 548-558.

[21] 庄虔友, 德力格尔玛. 波兰尼《大转型》的当下价值——再谈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8(3): 15-19. [ZHUANG Qianyou, DELIGELMA. The current value of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J].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28 (3): 15-19.]

[22] 丁雁南, Chris Kesreloot, Maarten Loopmans. 中国土地市场的未来: 再議波兰尼的“虚拟商品”概念[J]. 城市治理研究, 2017(1): 4-5; 113-120. [DING Yannan, KESTELOOT C, LOOPMANS M. The future of Chinese land market: Revisiting the ‘fictitious commodity’ concept of Karl Polanyi[J]. Urban Governance Research, 2017 (1): 4-5; 113-120.]

[23] 寸洪斌, 曹艳春. “市场”与“社会”关系探究:社会政策研究路向思考——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J]. 思想战线, 2013, 39(01): 94-97. [ CUN Hongbin, CAO Yanchun.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and ‘society’: Thinking abou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social policy based on Karl Polanyi’s ‘embeddedness’ theory[J]. Thinking, 2013, 39(01): 94-97.]

[24] GRANOVETTER M.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J]. Networks &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ction, 1992(2): 25-56.

[25]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30.

[26] MARTIN H. ‘Spatial’ relationships? Towards a reconcep- tualization of embeddednes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2): 165-186.

[27] MACKINNON D, CUMBERS A.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Place[M].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7: 313.

[28] AMIN A.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385-399.

[29] AMIN A, THRIFT N. Cultural-economy and cit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2): 143-161.

[30] 李飞星, 胡振华. 国际化农业企业全球网络嵌入、本地网络嵌入及竞争力之间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16, 36(7): 122-131; 153. [LI Feixing, HU Zhenhua. An analysis of influence about dual embeddedness of global network and local network an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 (7): 122-131;153.]

[31] 谭文柱. 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 32(7): 835-839. [TAN Wenzhu. Soc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firm re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Ningbo, China [J].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 (7): 835-839.]

[32] SAXENA G, LIBERY B.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a border case stud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1): 233-254.

[33] MARZO-NAVARRO M, PEDRAJA-IGLESIAS M, VINZON L.Key variables for developing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7, 19(4): 575-594.

[34] YACHIN J M, IOANNIDES D. “Making do” in rural tourism: The resourcing behaviour of tourism micro-firm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28: 1003-1021.

[35] 王華, 郑艳芬.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J]. 地理研究, 2016, 35(6): 1164- 1176. [WANG Hua, ZHENG Yanfen. Tourism particip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t the heritage sit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 (6): 1164-1176.]

[36] 刘逸, 黄凯旋, 保继刚, 等. 嵌入性对古村落旅游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西递、宏村为例[J]. 地理科学,2020, 40(1): 128-136. [LIU Yi, HUANG Kaixuan, BAO Jigang, et al. Impacts of embeddedness towards tourism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historic villages: A case of Xidi and Hongcu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1): 128-136.]

[37] 王宁. 传统村落的地理嵌入性、地理脱嵌性及其社会保护机制[J]. 旅游学刊, 2017, 32(2): 1-3. [WANG Ning. Geographical embeddedness, geographical disembeddedness and soci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 (2): 1-3.]

[38] 陈丽坤. 嵌入-脱嵌: 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变迁[J]. 社会科学家, 2018(10): 98-104. [CHEN Likun. Embeddedness/dismbeddedness: Landscape changes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the suburb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J]. Social Scientist, 2018(10): 98-104.]

[39] 黄中伟, 王宇露. 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12): 1-8. [HUANG Zhongwei, WANG Yulu. 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behavior[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7(12): 1-8.]

[40] CRANG M.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215.

[41] CRESSWELL T. In Place / 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58.

[42] APPADURAI A.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M]//FARDON R. Counterworks: Managing the Diversit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04-225.

[43]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Oxford: Brasil Blackwell, 1989: 45.

[44] 《陆巷村志》编纂委员会. 陆巷村志[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4: 109.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Luxiang Village Chronicle. Luxiang Village Chronicle[M]. Suzhou: Gu Wu Xuan Publishing House, 2014:109.]

[45] 孔翔, 吴栋, 张纪娴.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基于苏州东山陆巷古村的调研[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6): 156-165. [KONG Xiang, WU Dong, ZHANG Jixian. The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pace under the mod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influence-Based on field work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in Dongshan, Suzhou[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9, 28(6): 156-165.]

[46] 葛全胜, 等.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 科学出版社, 2010: 463.[GE Quansheng,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Chinese Dynasti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463.]

[47] 曾雄生. 从洞庭橘到温州柑——宋代柑橘史的考察[J]. 中国农史, 2018, 37(2): 26- 37. [ZENG Xiongsheng. A textual research on Dongting tangerine and Wenzhou mandarin[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8, 37(2): 26-37.]

[48] 王宁霞. 太湖洞庭山柑橘考略[J]. 中国农史, 1995, 14(4): 98-102; 105. [WANG Ningxia. A study on tangerine from Dongting mountain, Tai lake[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1995, 14 (4): 98-102; 105.]

[49] 周尚意, 孔翔, 朱华晟, 等. 地方特性挖掘方法——对苏州东山的地理调查[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3. [ZHOU Shangyi, KONG Xiang, ZHU Huasheng, et al. Methods for Min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 Geographical Survey of Dongshan in Suzhou[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23.]

[50] 吴燕红. 白沙枇杷北缘地区优质高产关键技术[J]. 果树实用技术与信息, 2018(6): 23-24. [WU Yanhong. Key techniques for high yield and quality of Baisha loquat[J]. Practical Techniques and Information of Fruit Trees, 2018 (6): 23-24.]

[51] 黃翔, 柯新利. 我国谷物种植成本变化研究——基于稻谷、小 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成本及结构变化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3): 82-85. [HUANG Xiang, KE Xinli. Study on the change of grain planting cost in Chin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structure change of three grain crops in rice, Wheat and Corn[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17(3): 82-85.]

Why Can’t Dongting Tangerine Survive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A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Cash Crop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ONG Xiang1,2, WU Dong1,2

(1.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ash cro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rural landscapes, reflecting the local culture,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andprovid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value. As a traditional cash crop with a long history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the Dongting tangerine reflectsthe area’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t has also become famous through the popular television drama Ripe Tangerines, which has made it an important tourist attraction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Dongting tangerine has largely been replaced by loquat trees. This not only present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local germplasm, but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ocal culture.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farmers’ planting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it rarely involves a transformation at the village scale. Furthermore, previous rural tourism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rops, and thu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the Dongting tangerine industry. Therefore, based on Polanyi’s embeddedness/disembeddedness theor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related to the Dongting tangerine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uxiang ancient village’s uniqu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made the Dongting tangerine an important catalyst for literary works,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and the villagers’self-identification. This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embedded in the local social system over a long period, and thus the Dongting tangerin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Luxiang ancient village.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the market-based economic system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into rural areas. Thu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been fre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revailing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and villagers’ crop selection behavio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based on market requirements.Demand for the Dongting tangerine has declined, and its potential value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has not been pursued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inefficient approach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Therefore, it has been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rely on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ir traditional cash crop, which they have replaced with loquats in search of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and also difficult to form an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Dongting tangerine industry. Thus, the sub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crop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patial analysis of tourism.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link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local culture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spects of local culture and how it is conveyed, thereby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disembedding of the market. This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can be re-embedded into the local social system at a higher lev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pplying the embeddedness/disembeddedness theory at the scale of the local village, an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mainten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embeddedness/disembeddedness theory; tourism development;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Dongting tangerine; Luxiang ancient village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郑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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