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巍

提起“民间花会”，有人会误会这是民间从事花卉养殖或销售的专业组织，但内行人知道，这是一种民间的表演形式。

就其表演方式来说，不是可以简单地分为声乐、器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魔术……这样的类别。而是相反，往往是这些类别的表现形式，成为一种“大杂烩”，以至于难以一种表演方式来命名。

比方说“什不闲”“莲花落”，往往是由演员手脚并用，操纵起几种乐器，然后在乐器的伴奏下，唱出“莲花落”曲调的乐曲。与此同时，演员还会表演出不同的动作，演出情节，扮演剧中的各种角色。

作为一种重要的曲艺形式，“莲花落”又称“莲花闹”“莲花板”，是一种规范的曲调，演唱时可以填入不同的唱词，或叙事或抒情，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相传，“莲花落”的表演形式兴起于宋朝，明朝时期流行起来。

“什不闲”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形容表演者演奏时忙碌的样子。这种综合的演奏，乐器涉及锣鼓镲等，脚踩木棍作为鼓槌击鼓，手拽细绳击打双镲，有的还口吹唢呐。

“什不闲”“莲花落”的表演，一个人就可抵一个表演团队，集曲艺、器乐、声乐、舞蹈等于一体，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很受百姓的欢迎。

还有一种民间表演形式，名字叫“杠箱”。顾名思义，就是用杠子抬着箱子，在行进中进行表演。要求是，抬杠的人不可以用手，而是用臂、肘、肩、颈、腰、背等部位来接杠，甚至表演倒立，用双脚抬杠等高难动作。

相传表演的是皇帝过生日，官员进献礼品的队伍。有趣的是，在“杠箱”这档节目中，还穿插了杠箱官的杠上表演和当时审案的情节。

官员出巡或骑马或坐轿，少有坐在横杠上，这本身就含滑稽意味。为了逗笑，杠箱官还会表演各种动作，或轻佻或有趣，更增加了杠箱官的滑稽性。

传说杠箱官还有品级，基本上是七品，正好相当于县长。老百姓见到官员不容易，自然免不了请他断案，来调解一些邻里或家庭的纠纷。届时无论杠箱官还是起诉的百姓，都要按韵律，对句的把内容唱出来，如儿媳妇不孝敬公婆，邻里财产纠纷等。这本身极具表演性。

杠箱官掌握了案情以后，要及时作出判断，分清是非，在社会上弘扬正气，为民做主，所以很受百姓欢迎。而且，据说官府对杠箱官的判案给予认同，判决具有法律效力。这显然已超出了表演的范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中幡”的技艺相传来自民间搭棚行业的架子工;“开路”的飞叉，起源是农民扬场的三股叉等等。无不表现民间花会来源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是一种对生活的艺术加工，因此深受百姓欢迎，甚至观赏者往往也是表演者，互不对立。

如何为这一综合的民间表演形式命名？这事一直困扰着中国人。

有的人干脆就以具体项目命名，如“太平鼓”“舞狮”“高跷”等;有的（比如在陕西）称“社火”……在北京，因为这些民间表演不光是在庙会、开业、人生礼仪等场合表演，而且在明清以来，每年都会参加妙峰山、丫髻山的朝顶进香活动，所以，这类民间综合表演形式统称为“香会”，是一种酬神的表演。

民间这一叫，又是百多年。这期间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

特别是1949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香会”的发展。

东岳庙前北京杠箱会

然而，意识形态的变化，让“香会”这样的叫法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乎，不知哪位高人提出，“香会”的名称有点旧社会的意思，可以考虑给“香会”改个新名字。

有人说，是老舍先生提出的建议，希望改成“花会”，理由是，这些香会的每一档表演形式，都是民间艺术的奇葩，喜庆热闹。

但“花会”叫法的出处，至今未见文字的明确记载，只是民间就这一叫法传下来，大概时间在上世纪50年代。

新的叫法产生了。只是至今提起这个名字，大多数人仍然不免误会，以至于往往对于舞龙、舞狮、高跷、秧歌的具体形式比较熟悉。

目前，北京地区的民间花会品种、数量的具体情况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按照一般的共识，众多的民间花会，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以秧歌类型为主。

如“高跷秧歌”“地秧歌”“老秧歌”“凤秧歌”“大班小班”“扑蝴蝶”“什不闲”等。其特点是，大多走秧歌步，扭摆身姿，双膝震颤，作出这种动作来做互相交流，表达情趣。同时，载歌载舞，表演形式有走队形、作技巧、逗场等。仅以“高跷”为例，全市的同类花会超过千档，可见此种形式为北京民间花会的主体。

第二類是击打乐器（主要是鼓鈸）为主的花会形式。

包括“吵子会”“大鼓会”“大鼓”“太平鼓”“锅子会”“武吵子”等。特点是边击边舞，表演形式多为套路，声势宏大、热闹，多用于年节活动、庙会等喜庆场合。

第三类是以武术杂技为主的表演形式。

这种表演比较热闹，有“五虎棍”（以棍术为主，兼顾故事情节）、“藤牌”（武术类）、“狮子”、“龙舞”（都以舞蹈为主）、“中幡”（武术、气功）、“蝴蝶会”、“飞叉”（武术兼杂技）、“杠箱”、“少林”等。

这类演出的技巧性较强，精彩叠出，比较招人。要求表演者技巧娴熟，演出经验丰富，善于把握演出气氛。“五虎棍”“少林”“中幡”“飞叉”等，多以惊险动作贯穿演出，引来观众叫好声不断。

第四类是故事情节为主，以民间舞蹈形式展现的花会。

这里的舞蹈，往往比秧歌类更复杂，表演性更强。如“小车会”“旱船”“竹马”“大头和尚逗柳翠”“怕老婆顶灯”“一枝梅”“牛斗虎”等。

这类表演往往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注重人物刻画，借此褒贬美丑，赞扬美德。如“竹马”表演的是“昭君出塞”“萧太后打猎”“将士守边”等情节，这是流传地区较广的表演形式之一。

以上这四大类，仅为一种大致的划分，笔者以为，民间花会随意性较强，不宜分得太细。尽管如此，作为北京地区的民间表演艺术，它们因其生长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同，所以，具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比方说，北京长期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讲究，在社会交往中普遍较多。所以，花会界的老辈人一再强调，走会，走的就是“礼”。比如朝顶进香途中相遇，老会与新会，圣会与皇会，会里的与会外的，本地的与外来的……不同的会档相遇，打招呼的表现形式——说什么，做什么动作——都不一样。由此体现出对“礼”的重视。

在花会内部的拜师会上，常常要由徒弟头顶讲述会礼会规的小册子向师傅行大礼。至于这些会理会规的内容，则仅限于内部交流。

除了讲究礼数之外，花会还讲究严整、正规。上场时，伴奏的位置，旗笼、器物的摆放，都要井井有条，严禁随意或违反。“高跷”分“文跷”“武跷”，前者多为内城的，后者则多为外城的，人数也有十、十二之分。

清朝末期，宫廷内、政府部门也纷纷组织花会，如兵部的杠箱，掌司仪的狮子会等。这些会档，因其实力远胜民间，所以庄严、壮美，组织的严密，更显出皇家和官方的气派。这也推动了北京地区花会表演水平的提高。

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许多重大活动，包括礼仪活动、民间庙会、中外交往等许多场合，都会有民间花会的参加。频繁的演出、交流，使技巧更娴熟，技艺性更强。

历史见证：北京花会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一些國际重大活动中，北京的花会表演也成了重要内容。在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开闭幕式期间，都可以看到民间花会的身影。北京广内街道的“空竹”表演就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序幕部分最受欢迎的表演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一些民间花会（武会），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活动。

在1950年代，无论是天安门广场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是广场的大型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民间花会的展演都是重要的内容。色彩缤纷的民间舞蹈行列，以其丰富生动的形式，展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对未来的希望。

在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节，北京民间花会的中幡、高跷、狮子、旱船、跑驴、竹马、太平鼓等十余种民间花会形式组成庞大的游行方阵，成为文艺大军中的主力，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花会表演者强大的阵容，如翻江倒海、穿云破雾的身影，无不令人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巨大活力。

2012年，失传多年的花会表演“幡鼓齐动13档”，经过搜集整理，终于在厂甸春节庙会上亮相。

如今的传统庙会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充满了新的生机，一些旧俗逐渐消失，新的形式不断出现，可是民间花会的表演却一直是庙会的主要内容。

在郊区，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会举行闹元宵活动。民间花会，构成“闹”的主要内容。在延庆城区，会在一座环形路周围举行表演，各乡镇、文化馆、企业的会档会来表演。其中的“狮子猪”会是当地的特色。只见狮子长着一个长长的猪鼻子，舞起时不断有低头拱地的动作，表现民众祈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心愿。

民间花会所面临的环境在变，民间花会自身也在变，但不变的是民间花会与民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民众对民间花会的喜爱。这正是民间花会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在今天，不论是民间花会的表演者还是观赏者，都成为这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力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