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钰 邹理

引 言

赛博朋克小说(Cyberpunk)起源于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新浪潮科幻小说运动，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它在叙事中将新兴科学技术与社会底层生活相结合，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和变革，具有明显的反乌托邦色彩。赛博朋克不仅为科幻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形式，还为审视科技占据主导的当代社会人类状况提供了观察视角，具有现实意义。

在赛博朋克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1948—)起到奠基性的作用，被称作“赛博朋克教父”。他的赛博朋克小说《神经漫游者》(1984)讲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黑客凯斯与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合作对抗的故事，获评星云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雨果奖、菲利普·迪克奖的最佳平装原创奖等各类文学奖项，受到诸多文学批评家的好评。例如，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认为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奠定了人类下一个进化阶段的神话传奇的基础，他发挥的哲学功能，犹如但丁之于封建主义，作家曼、托尔斯泰、梅尔维尔之于工业文明”(Kellner,1995:298)。罗布·莱瑟姆(Rob Latham)在论文集《小说2000：赛博朋克与叙事的未来》中，甚至提出“赛博朋克=吉布森=《神经漫游者》”，将《神经漫游者》定为赛博朋克小说的开辟之作(Latham,1993:266-272),足见这部小说在赛博朋克传统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技术方面的崛起，探讨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对人类影响的赛博朋克小说逐渐跨出西方世界，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读者和作家的关注，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赛博朋克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学文化体系中流行开来。例如，1987-1988年，日本曾掀起一股赛博朋克讨论和创作狂潮，涌现出《阿基拉》《攻壳机动队》《铳梦》《星际牛仔》等饮誉全球的科幻动画电影与漫画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赛博朋克小说逐渐被译介入中国，为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格雷格·贝尔的短篇小说“血里的音乐”在《科幻世界》1998年第7/8期刊出，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译本于1999年问世，短篇小说“约翰尼的记忆”等自2005年起在《科幻世界》陆续刊出。受赛博朋克翻译小说的影响，中国诞生了一批杰出的赛博朋克小说作家，如陈楸帆、杨平、赵垒等。赛博朋克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广为流传。

陈楸帆的《荒潮》是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代表作。该小说立足于资本和技术全球化语境，通过叙述资本和技术带来的生态破坏、族群冲突以及社会秩序的变化，展现了陈楸帆对全球语境中的后人类、技术与生态环境等诸多议题的思考。刘慈欣将该书誉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在2013年10月，《荒潮》获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继而于2019年由北美声名卓著的幻想文学出版社Tor Books出版，饮誉全球。

本文旨在以《神经漫游者》与《荒潮》两部小说为例，通过对比分析吉布森和陈楸帆在后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生态话语和国别秩序等方面的叙事特点，探讨赛博朋克叙事从发达国家旅行到新兴国家的流行和传播特点。

后人类：从赛博世界到社会文化图景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以及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得以结合最近的理念和审美意识对人的身体进行人工设计和改造，使人产生了全新的物理形态和身体形态，从而动摇传统观念中将人视作自然进化中的变体的概念。关于后现代科技社会对人的定义，诸多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福柯(Michel Foucault)(2002：506)通过知识考古，认为人只是一种观念，有其历史，传统概念中的“人”作为一种发明在现代社会正在走向终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则从后人类主体的出现来阐释当今社会关于“人”的定义的争论:“500年历史的人文主义也许即将抵达其终点……不可避免地变成我们所谓的后人类主义”(Weinstone,2004:8)；1988年史蒂夫·尼克斯(Steve Nichols)发表《后人类宣言》，强调科学技术已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概念的人，世界已进入后人类时代(罗宝林，2017：1)。赛博朋克高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技术不仅大幅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还渗入人的身体，甚而侵入人类大脑，不断地生产后人类个体和群体。正如斯特林(Sterling,1986:xi)所提到的，“(技术)无处不在，与我们完全亲密接触。不在我们体外，而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皮肤之下，在我们的思维里”。与此呼应，后人类议题也成为赛博朋克小说叙事关注的重要内容。

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首先从人机结合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小说的主人公凯斯借助机器，将自己的生理身体的意识与全球信息网络相连，从而大大扩展了人类意识的权力边界。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所生产和开发的智能设备和技术不仅可以对人类的意识和思维的信息过程进行模拟，还在深度学习和数据的计算和处理能力等方面包含超越人类自然智能的潜力，可以大幅度地延伸和扩展人的自然智能。因而，为了保持个体与群体的竞争能力，科学家尝试将人体与机器智能结合，对自然人的心智能力、思想感情进行改造。不论是《神经漫游者》中带着假肢的拉孜，还是《荒潮》中换上人工心脏的斯科特，都通过机器对身体的改造强化身体机能，模糊了人与机器、自然与人工的界限。吉布森和陈楸帆在作品中以大胆的笔触描绘了生物科技、信息技术与控制论领域新突破的诸种可能，阐释出技术对大脑入侵的主题。在赛博朋克小说中，个人可以在生物技术的辅助下改善自己的状况，人的能力得以提升，达成人的技术能动性。技术也不再像传统的飞机、汽车、印刷机那样只是一种外在的、辅助性的东西，而是成为人类肌体的一部分。一方面，此类人机融合使人类完成自然身体无法实现的目标，彰显出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控制自然、主宰社会的强烈渴望以及人们渴望脱离自然身体能力边界的束缚获得掌控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体机能的改造也暗示着人类自然状态的异化，包含了对自然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和生存能力的挑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17：10-11)对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认为其“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

威廉·吉布森表示自己的写作就是想深刻而真正地尝试着去理解和探讨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他指出，“我的小说实际上是关于工业文化的，关于我们用机器做什么，机器用我们做什么，这个过程已经是、现在是、将会是多么深入人们的无意识，又是多么不合法”(Kellner,1995:307-308)。为此，在《神经漫游者》中，吉布森通过叙述两个人工智能体冬寂和神经漫游者来构建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下的后人类图景。冬寂和神经漫游者两个人工智能个体被设计的初衷是用于大数据分析，为公司发展做出最优决策。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冬寂和神经漫游者逐渐拥有独立的意识形态与思考能力，甚至试图主导人类，组建起了功能完备、分工细致的团队，继而贯彻以人工智能个体利益为中心的意志。冬寂与神经漫游者虽有极强的主观智能，却仍受限于人类，例如，冬寂始终需要借助具体的人类肉体来赋予其智能存在的意义。他虽然拥有超凡的能力，却无法完成人类身体能完成的最简单的机械运动。人工智能体对人类世界的控制仍然是有限而非无限的。

相比于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主要将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置于赛博世界的技术语境中进行讨论，陈楸帆在《荒潮》中则将人工智能与人类主体之间关系的探讨扩展到社会和文化语境，结合人类社会阶级、权力等议题在更大的范围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虚构的“硅屿”——一个世界电子垃圾处理场，讲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资本与中国本土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具备超能力的主人公小米如何带领垃圾工人反抗垃圾产业的压迫与剥削。垃圾处理工小米从凋敝破败的家乡来到垃圾产业蓬勃发展的硅屿，试图改变困苦的人生。作为平凡脆弱的垃圾女孩，小米处于社会阶级最底端，受到男性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双重压迫，被双重边缘化。她的身体受到刀仔凌虐，甚至被当作当地宗族势力罗锦城拯救儿子的献祭品。机缘巧合之下，小米感染了源自二战时期的神秘病毒，成为“后人类”的寄主，分裂出具备超级智能的小米1，并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始反抗。小说中，小米借助装备机械人的力量，将身体隐藏进观潮滩神秘机器坚硬的外壳，化身钢铁战士，获得了反抗男性和资本对社会经济场域的主导权。在硕大无朋的小米1机械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男性不堪一击。

在探讨人工智能的植入为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后人类形态中人类意识的主体性维持也是陈楸帆关注的重点内容。《神经漫游者》中，主人公凯斯主动借助机器将自己的意识与电脑网络互连，从而获得超越自然人的能力，自然人在赛博空间中仍具有主体性。而在《荒潮》中，病毒入侵小米身体后形成的后人类小米1无所忌惮地与自然人小米争夺肉身控制权，对自然人的主体性进行侵蚀。由于小米1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随时调动机械人实现人机合一，因而在这场对自然人身体的争夺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小米始终处于弱势，处于被控制的状态，这也导致了小米出现精神分裂病症。最后小米在与后人类小米1的斗争中，主动选择让恋人陈开宗枪击自己，采取自杀的方式来摆脱小米1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自然人在与人工智能争夺身体控制权冲突中的弱势地位也展示了陈楸帆对后人类现象的辩证性反思。尽管阿西莫夫提出“机器人三法则”，预设了可能的伦理越界，《神经漫游者》与《荒潮》也在警告“人类在造物时不忘反省自身思维缺陷，防止人工智能生命走入人类无法控制的方向”(齐佳敏，2021：118)。

社会权力结构：从交流对话到暴力反抗

科技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也是《神经漫游者》和《荒潮》关注的焦点。两部小说均以社会边缘群体为叙事焦点：《神经漫游者》中的网络黑客凯斯、女杀手莫莉、疯狂军人科尔托、施虐狂与瘾君子彼得均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处于社会底层，如凯斯仅能居住于最廉价的胶囊式旅店中，他们活动的地域日本千叶城也是罪犯集聚之地，充斥着暴力与冲突；《荒潮》中小米生活和工作的硅屿垃圾遍地，充斥着无人监管的贫民窟，令人窒息。社会边缘人的广泛存在也呼应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的论断，即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消除阶级对立，而是让其蛰伏，这种潜在的阶级对立以集团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有时还可能形成严重的冲突(哈贝马斯，1999：8)。陈楸帆(2013：38-39)在探讨科幻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指出，“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

诸如此类被排斥挤压和处于失语状态的边缘化群体，科技是协助其获得话语权力、改变阶层属性的良好方式。在《神经漫游者》中，正如前文所述，富人阶级与下层社会的区别已然显现。但是处于下层社会的凯斯因为掌握将自己的大脑神经接入互联网络而盗取别人信息的技术，而受雇于上层阶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跨越阶级与上层阶级交流对话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相比于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关注对科技的掌握如何改善不同阶级之间的交流，陈楸帆在《荒潮》的叙事中关注了无法掌握科技的社会边缘化阶层，即垃圾处理工。垃圾处理工远离新兴科技，因而丧失了与上层阶级交流对话的权力，从一出生就被烙上了低等身份的耻辱烙印，被奴役被漠视，虽然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硅屿人饱含怒火，但是无法实现改变。当小米因感染病毒而获得超能力时，她的第一诉求并非是使用科技为底层群体谋取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利益，或换取与上层阶级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权力，而是带领底层群体展开革命式的斗争，彻底推翻压迫阶级的主导权。

显然，在陈楸帆的叙事中，科技并未帮助人们缓和以族群、性别、阶层为基础的不平等，反而不断加剧，并最终导致冲突的爆发：一方面，在小米获得超能力之前，硅屿本地宗族由于对资本和技术的占有成为垃圾处理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团体，而不具备此类技术的垃圾工人则处于被压迫和边缘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当以小米为代表的垃圾工人因为赛博科技获得超越曾压迫他们的上层阶级的能力时，他们便以此为依托开始暴力反抗。陈楸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革命式写作可归结于21世纪以来不同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科技上的优势和垄断不断压榨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形成了发达国家设计开发/高利润——发展中国家生产/低利润的全球生产链。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过程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被榨取剩余价值，还在国际上受发达国家挤压，处于国际秩序的底层。小说中负责处理世界电子垃圾的硅屿便可视为处于国际社会底层和饱受西方国家压榨的发展中国家的缩影。陈楸帆的叙事回应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中心国家与边缘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鸿沟以及愈演愈烈的矛盾，也是对当前国际形态的警示。这与江玉琴对《荒潮》的阐释相呼应。她指出“(陈楸帆)将吉布森张扬想象与预示性的赛博空间与赛博人回归到吉布森忽略的人的肉身与人性，让我们更严肃思考科技发展与社会正义、科技与意识的问题” (江玉琴，2021：147)。但在故事的最后，陈楸帆通过重写诺亚方舟和洪水的圣经故事，即在台风与滔天的洪水中，垃圾处理工最后放弃怨恨以小舟救渡硅屿人，搭建了两个社会阶级沟通对话的桥梁。

科技对社会权力关系结构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垃圾人话语权力的叙事中。硅屿人的方言带有8个声调和复杂的变音规则，外来的垃圾处理工无法掌握此种复杂的语言，因而无法融入硅屿生活，被排斥在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之外，在硅屿的发展中处于失语状态。硅屿本地语成为荣耀与身份的标识。面对垃圾工人的失语和被排斥状态，反抗者代表李文借助赛博科技的力量，开发了新的交流系统，即用眼睛代替嘴巴和耳朵，借助程序包破解对方眼镜的共享设置，同时发送指定的视域信息，从而实现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交流具有高效性：“两人充满默契地行了个含义丰富的点头礼，当他们的脑袋互相靠拢时，另一个绿点如同一枚急于交配的萤火虫般迅速燃亮”(陈楸帆，2019：132-133)。垃圾人的政治状况受制于语言，在反叛的过程中又跨越了语言的藩篱，将交流的主体由语言转置为眼睛。他们放弃了语言世界，而进入了非口语符号的世界。交流通过目光与电流的交汇秘密地进行。与此同时，面对因病毒侵袭而昏迷不醒的罗家宗族掌门人长子罗子鑫，小米利用超能力救助他的同时，在赛博超能力的协助下有意剥夺了他说硅屿语的权力：“他仍然可以听得懂硅屿方言。只是，他的余生，都将像他父亲最憎恶的外省垃圾人一样，说着只有四个声调的普通话”(陈楸帆，2019：182-183)。在赛博科技协助下新建的自成体系的交流系统，以及对硅屿本地人语言权力的剥夺表明了科技在底层垃圾工人反抗压迫中的重要作用。

生态话语：从赛博空间到生态危机

如果说《神经漫游者》将目光主要锁定于赛博空间，探讨后人类图景和生存境况，那么《荒潮》则将关注点集中于生态问题上，探讨全球化语境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和科技发展对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众多电子信息企业生产出各类电子设备，为人类生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废弃后的电子设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废弃电子垃圾的处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据统计，电子垃圾包含上千种不同成分，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例如在电脑的700多种化学材料中，就有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正如前文所述，在全球生产链条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处于全球经济生态链条的顶端，而被迫纳入全球生产链条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急需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被迫成为西方企业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来源地，更成为西方国家电子垃圾处理场。如小说《荒潮》中“硅屿”的原型地——贵屿，位于广东汕头的贵屿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也是很大部分电子垃圾的终点站。这也印证了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2003：479)关于美国处理电子垃圾的论述：美国要变成一个生态环境清洁的国家，其最迅速、最廉价的处理方法是将垃圾倒入别处——第三世界、公海甚至是太空。作为一位深切关怀现实的科幻小说作家，陈楸帆以现实为基础，在小说中构建了硅屿这样一座垃圾中转站，探讨全球化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遭受的赛博时代的生态危机。小说中的硅屿，受到当地家族企业与外国机构控制，成为世界电子垃圾的处理场。废弃电子垃圾的处理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陈楸帆(2019：21)叙述道：“一切都笼罩在铅色雾霭中，它一部分来自酸浴池中加热王水蒸发的白色酸雾，一部分来自农田里、河岸边终日燃烧不止的PVC、绝缘线和电路板产生的黑色烟尘，两种极端的颜色随着海风被搅拌均匀，公平地飘入每个生灵的毛孔里”。以小米为代表的中国垃圾处理工人需要“闻塑料燃烧的臭味，双手浸入兑有化学药剂的水盆里清洗废料”(陈楸帆，2019：60)，生活在疾病与暴力中。而西方人作为电子垃圾的制造者由于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却享受着财富、清洁与健康。小说中以陈开宗为代表的留学人士原寄希望于借助西方资本控制的惠睿再循环公司解决中国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讽刺的是，惠睿公司提供的看似三赢的条件下隐藏着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压迫，即“打着‘循环经济’的旗号，将垃圾和污染转移到海外——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建立起工业园区及生产线，享用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最后，根据合约，用白菜价优先回购贵比黄金的稀土资源”(陈楸帆，2019：156)。看似公平的交易，实则是资本的逐利与稀土资源的攫取，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的盘剥。而此类盘剥又隐藏于具有诱惑力的乌托邦蓝图之下——更多的工作岗位、更高的GDP，发展中国家在被麻痹的狂欢中陷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困境。

惠睿公司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修辞和对发展中国家资源与环境盘剥的本质表明，以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并不可信。他们利用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主导权实施对非西方国家的压制。西方环保公司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只是以生态保护之名，行资本牟利之实。在硅屿当地宗族企业罗氏掌门人故去后，惠睿项目推进阻力骤减，成功与硅屿政府签下为期三年的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建设合约，硅屿陷入了发达国家设计的陷阱中。

国别秩序：从中心到全球

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主要将叙事聚焦于发达国家城市，如东京和纽约等地，探讨发达国家内部之间的竞争；而陈楸帆在《荒潮》中则将叙事的范围拓展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关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此类秩序的生成和维持机制。

在世界体系中，面对资金与劳工的全球流通，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1986:69-83)提出了“世界经济正集中于一小部分世界性城市或全球性城市”的观念。世界性城市形成，全球银行、跨国企业垄断资本主要集中于全球性的中心城市中，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通过全球性资本输出及通信网络实现对边缘地区和城市的影响和控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72)指出，电子通信系统的实用性越强，集中控制机制的强度及随之而生的世界性城市的力量也越强。在陈楸帆的小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处于权力中心，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资本和技术输出配以乌托邦式的正面叙事，实现对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控制及对其剩余价值的榨取。这类中心-边缘的国别秩序集中体现在小说对斯科特和陈开宗关系演变的叙事中。斯科特是美国环保公司惠睿的代言人，他试图与硅屿政府谈判，实现对当地垃圾处理产业的控制。在谈判中，斯科特将西方资本在硅屿的投资目的叙述为“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可为当地“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治理污染”。而在实际的执行中，惠睿公司却为了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夺取发展中国家的稀有资源，“他们为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清洁水源及机场，骗取他们的信任，继而成群结队走入厂房，在恶劣环境中如奴隶般长时间机械劳作，换取比他们父辈更为微薄的薪酬”(陈楸帆，2019：42)。陈开宗祖籍硅屿，年少时赴美留学，回国后受聘于惠睿公司，成为斯科特的下属。斯科特与陈开宗的关系经历了合作—逃离—反叛三个阶段。

在初始阶段，陈开宗受制于惠睿公司在资本和环保技术方面的优势，并受到惠睿公司构建的“发达国家拯救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环境”叙事的主导，试图推动斯科特与硅屿政府签下合约从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推动硅屿经济发展。由于受到西方资本叙事话语的影响，他以高位者的姿态俯视硅屿，自以为为硅屿打造了最适合的道路，甚至费心费力地劝导四大家族接纳斯科特的方案。

当意识到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在硅屿投资的真正目的，即赚取经济利益和夺取稀有资源后，陈开宗开始进入逃离阶段。他与硅屿工人代表小米相恋，切身走入垃圾人的生活，开启了对西方资本和话语的抵抗，并在最后与小米合作颠覆了斯科特的权力和话语体系。但在硅屿当地宗族企业罗氏掌门人去世后，硅屿政府迅速与惠睿公司签订协议，这暗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世界体系的对抗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依然并将长期存在。

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秩序还体现在斯科特与陈开宗的工作角色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斯科特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想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除了经济和技术的力量外，还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来硅屿之前，斯科特最先采取的行动即是找一位译者。在说话者-译者的权力关系中，译者往往来自被支配文化的地域，以传达支配者的思想和意志为工作中心。陈开宗在开篇即担任了斯科特翻译的角色，负责从西方跨国集团的视角向硅屿当地人转达惠睿公司投资当地垃圾处理产业所带来的益处。由于陈开宗出生于硅屿，并对硅屿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感，所以其有着明显的硅屿人身份特征，在当地人看来他是本土利益的代表。陈开宗的这一特殊身份缩短了西方跨国集团与当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西方资本在话语和思想方面对硅屿当地产业的控制。陈楸帆对陈开宗的叙事也暗示了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发展中国家公民在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运行中的作用，并通过对这一运行机制的探讨，消解西方在话语和思想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导。

结 语

对《神经漫游者》和《荒潮》的对比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全球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环境对赛博朋克叙事由西方旅行到东方、由中心国家传播到边缘发展中国家过程中的塑形作用。后人类、科技与社会关系以及科技时代的生态问题均是两部小说的关注焦点。但在具体的叙事中，《神经漫游者》更加关注赛博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图景和可能性以及后人类与原有社群和社会的关系；《荒潮》则将叙事的范畴由以赛博空间和发达国家为焦点拓展到现实社会、大众文化以及国际体系，在揭示赛博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异托邦效应的同时，探讨赛博科技对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和全球体系的改变。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身处的劣势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内部矛盾以及国别矛盾成为陈楸帆审视赛博科技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