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文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21世纪初，中国以更具活力的姿态迈向民族复兴，城市化进程也如火如荼。按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就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产业结构、空间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随之发生变革，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率不断向70%左右攀升。”[1]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6.2%，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城市化已经跨过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门槛，开始加速向高城市化率发展。但城市化发展导致的地理区位的不均衡，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现实问题也变得突出，如“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2]，等等。社会生活层面现实的结构性差异，引发人们对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以及城市化与现代性等诸多问题的广泛思考，整个社会的心理也由20世纪90年代的焦虑与迷茫一转而为冷静与理性。

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对文学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文学对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反思，其中既有对物质主义的批判，又有底层民众生活城市化过程的揭示。当代作家在书写城市化改变社会生活的同时，更多在微观层面对人性、欲望、权力、道德、历史等问题深入思考，并试图探索社会文明价值重建的问题。余华、叶兆言等对城市欲望与人性迷失的极度夸张，寄寓着物质主义批判；曹征路、孙慧芬、贾平凹、迟子建等一大批作家对底层的关注，则表现了当代作家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对城市化、现代性的反思；柳建伟、王跃文、周梅森等思考管理体系本身的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结盟对城市化的影响；阎真、张者、邱华栋等则对知识分子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堕落予以批判，试图揭示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缺失与城市文明病之间的关系；王小鹰、迟子建、王安忆等则在重构城市历史记忆的同时，触及民族文化的深层文化结构，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温情。21世纪初年小说城市书写中的反思意识和价值重建意识，体现了当代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思想界的反思和国家层面加强城市治理形成“共振”。

一、批判弱化的城市欲望书写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当代小说把物质性与人的欲望作为城市书写的重点，虽有现实依据但更多是想象的话，那么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城市欲望书写，则与社会生活关联紧密，且不无炫耀姿态。世纪之交的中国，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圈翼然出现，其龙头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性大都市，但从文化角度看，人本身的现代化、城市化尚未完成，“并没有形成与富庶时代的物质基础相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3]。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或者说心理状态的这种不一致，表现在文学文本中，便是作为时代精神画像的文学形象的物质欲望与主体精神的不匹配。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个体追求物质成功的叙事模式(邱华栋等)和个体以放纵物质欲望反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叙事模式(朱文、何顿、卫慧等)，其实都没有把主体自我提升到与城市相匹配的高度，而是匍匐在物质欲望的脚下。21世纪初，这种屈服于欲望的城市书写延续了此前城市书写“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4]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在批判或反思城市化带来的文明病的同时，却又情不自禁地陷入庸俗主义的泥淖。虽然欲望书写是21世纪初年城市书写中普遍存在的印记，但余华《兄弟》、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显然更具代表性。

余华《兄弟》以老套的三角关系构思情节，讲述李光头、宋钢两兄弟与林红的情感史，同时叙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也许余华试图通过小说表明，城市化带来的物质盛宴给欲望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这种欲望的泛滥恰是人性迷失的本源。但实际上，由于余华“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5]，因而在作家的笔下，窥私欲到处泛滥。从小说开篇的李光头偷窥女厕所，到结尾处的“美人大赛”，余华始终把视觉欲望的挑逗与释放摆在小说文本的重要位置。尽管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探讨小说中的夸张修辞与现实的距离，但欲望本身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动力因素是确定无疑的，这一动力因素不仅与经济繁荣呼应，而且也辐射到文本外部，成为一个卖点。而在文本流通环节中，读者的阅读也因此成为商业运作模式中的消费环节，即因受到卖点吸引而购买，阅读过程也仅仅是为了印证或消费广告中的卖点。文本本来不甚强烈的反思与批判，就在这一消费过程中消弭了。

反思或者批判都市欲望的主题弱化，同样表现在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和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围绕主人公蔡学民(老四)和妻子薛丽妍(阿妍)大半生的情感故事，书写知青生活；但小说的主要笔墨落在老四和多名女性之间的性关系上。小说通过对欲望的放纵不羁甚至糜烂至极的书写，表现了顽固、焦虑、急躁、渴望等欲望对个体生命的支配，这种欲望似乎与资本的本性暗合，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性。但是，文本中毫不掩饰的欲望表达，则是人性迷失的表现。这种泛滥的欲望充斥文本，使文本的格调庸俗化了。而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陈重则更彻底地放纵非理性的自我。如果说李光头与老四在放纵欲望时还企图以种种掩饰来维持社会关系的话，那么陈重就是赤裸裸地颠覆传统伦理关系与现代社会法则。陈重与很多女性的肉体往来，颠覆了传统伦理，他与妻子、父母、朋友、同事的关系，同样是解构了正常社会秩序中的社会交往法则。在非理性暂时战胜理性原则的同时，也为悲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看，在叶兆言和慕容雪村笔下，人物的“自我”往往是失去平衡的，在代表身体本能的“本我”与代表社会文化惯例的“超我”之间的交锋中，身体本能取得胜利并主导这个非理性的“自我”。这种“自我”的失衡，既是个体欲望不受约束的结果，也是城市化时代新旧伦理秩序缺席的结果，文本对欲望批判的微弱指涉，使反思与批判的力量变得无足轻重。

21世纪初年小说中对于身体欲望毫无节制的书写，是消费主义文化的表征，当然也是媚俗趣味泛滥的表现。卡林内斯库认为，媚俗艺术往往通过一种审美虚假化，“将除了包含纯意识形态信息之外别无他物的包裹贴上艺术产品的标签”[6]。在这个意义上，《兄弟》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对身体奇观与欲望表演不遗余力的书写，其实也是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媚俗趣味的文学表现。

作为20世纪90年代都市欲望叙事的延伸，21世纪初小说对于身体欲望的呈现，特别是对于肉体狂欢的迷恋几乎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窥视的眼光书写身体，从而形成一种身体奇观。在进城叙事中，女性的身体往往是被贩卖的对象，也是获得城市立足点的资本(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在知识分子叙事中，女性的身体又往往是拜倒在文化资本脚下的物品，是知识无往不胜的战利品；而在一些网络都市小说中，女性身体的价值抽象为吸引阅读的工具。在这种对身体奇观与欲望表演的狂欢化叙事中，传统文化惯例与道德规范都被解构了，因而身体奇观叙事所展示的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被“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7]，从而“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8]。欲望书写抽象为文本策略，进而与商业化运作结合形成一种符号经济，显然是市场化逻辑的结果；但缺乏批判与反思，欲望书写只能堕入庸俗的色情范畴，与文学绝缘(1)在某种程度上，“木子美”事件虽然是网络事件，但也捅破了遮盖在许多文本上的“文学面纱”。。

二、骤然兴盛的城市底层叙事

城市底层是城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底层生存的关注，向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生》、“打工文学”，以及鬼子《被雨淋湿的河》、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都曾引起学界关注，但真正使得“底层”骤然成为一个主题，还是21世纪初。其时，社会思潮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2)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思想界爆发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虽然双方争论的立场、观点差异较大，但双方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都是社会底层的现实问题。、非虚构文学的助推(3)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和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等，都触及底层生存境况。、社会学家的研究(4)如陆学艺、孙立平等社会学家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国家层面的重视(5)国家于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农业税。，都使得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以及对城市化过程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历史的必然。曹征路《那儿》的发表，使底层叙事成为文学事件，并引起蝴蝶效应。2005年前后，很多作家都写下了底层群体生存境况的小说，具有代表性的如孙慧芬《民工》、吴玄《发廊》、荆永鸣《北京候鸟》、邵丽《明惠的圣诞》、格非《戒指花》、贾平凹《高兴》、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陈应松《太平狗》、罗伟章《我们的路》、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等等。

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社会结构层级的分化，特别是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关系，当代作家对城市化与现代性的后果进行了反思。从某种程度说，“底层”为当代小说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提供了道德情感依据。曹征路《那儿》中的底层生活呈现及其与城市化反思的逻辑关联，使文本所具有的道德情感普遍化，因而成为范本性的城市书写。小说所述的朱卫国、杜月梅的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下岗突袭的丁师傅(《师傅越来越幽默》)、刘小水(《学习微笑》)、章荣(《大厂》)的故事类似，但曹征路在叙述朱卫国为解决矿机厂生存问题而不断上访，最终在被骗之后自杀的同时，还刻画了作为社会群体的“常人”(厂里的其他工人)形象。作为一种平均状态的常人，他们虽然不满于自身的生存困境但缺乏朱卫国那种挺身而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在朱卫国护厂失败后又以公众舆论指责他——作为常人的普通工人的麻木与冷漠，让我们不由得想起现代文学中常见的那种中国式冷漠的国民性。《那儿》以呼应现代文学史上的国民性批判的题旨，加深了城市化反思的主题，也使小说主人公的精神升华为伦理道德上的胜利，从而获得感人的力量。

与《那儿》类似，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大多以道德胜利抵制城市与现代性本身，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道德美学，如贾平凹《高兴》、尤凤伟《泥鳅》等。尤其在进城叙事中，道德美学以新的叙事模式——“一个外来者，被城市/女人诱惑，在城市中成功或失败”[9]——表达对城市的批判。更进一步看，进城叙事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也被模式化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对立的象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二元对立的象征，并在隐喻的层面表达对城市化与现代性的反思。但这种创作意图直白的写作模式也极易滑入概念化写作的误区，以道德美学介入现实，以呈现苦难为指归，从而使得小说成为单一意图的传声筒。如陈应松《太平狗》，就极尽悲惨之能事，图解现实。事实上，以道德为最高评价标准的底层叙事在强化道德感和城市化批判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遮蔽了社会文化场域的中心矛盾，掩盖了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10]。

相比之下，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则因哀婉的基调和含蓄的叙事，而在底层叙事中别具一格。与众多书写底层苦难的小说不同，迟子建把蒋百嫂的故事藏在文本深处，直至故事行将结束才揭示出真相。小说对权力与资本共谋的批判是无声的，但对蒋百嫂的丈夫死后无法安葬，“没有葬礼，没有墓地”[11]的惊人内幕的揭露，却是严肃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所描述的底层生活，其深度和广度、尖锐和残酷，都超出了迟子建以往的作品”[12]，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刻体悟，也表现了作家对城市化的独立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成为迟子建小说城市书写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写作中，迟子建在书写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不仅仅呈现现实，也思考如何超越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等二元对立，建构一种理想的城市生活秩序。

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新市民叙事一样，在艺术上有种种为人诟病之处。一些评论家认为，其“在分析社会道德状况时，缺乏社会分析的视角与眼光”，因而“以声嘶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13]，虽不无偏颇，但也确实指出了底层叙事的美学缺陷。不可否认，底层叙事对于“导致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14]的城乡空间差异的反思，对于资本与权力结盟的批判，无疑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意义。而且，作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最新表现形式，这种写作方式也延续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再无陈金芳》等小说对这一主题的拓展，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本身的强大。

三、政治小说中的权力批判

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但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也非常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也使文学创作的主题趋向不同。面对市场经济与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虽然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认为是社会公正、公平问题所致，但在反思的过程中，新左派更多归因于资本的掠夺本性导致了底层弱势群体的产生，而自由主义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权力结构[15]。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新左派观点的呼应的话，那么政治小说中的权力批判，则是对传统权力机制沉渣泛起的深刻反思。

21世纪初的政治小说，在书写城市及城市化的过程中，对权力结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及其导致的后果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这一时期，政治小说大量出现，如柳建伟《英雄时代》、许春樵《放下武器》、王刚《福布斯咒语》、王跃文《梅次的故事》、周梅森《我主沉浮》、张欣《深喉》、王晓方《驻京办主任》、六六《蜗居》等。

以柳建伟《英雄时代》、许春樵《放下武器》为代表的城市书写，侧重揭示城市化快速发展时代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所导致的狂欢，同时揭示了社会分层与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是对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忠实记录。小说开篇，就刻画了90年代末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资本代表人物陆承伟的形象，并对陆承伟的高档别墅进行了描写：

陆承伟从小游泳池里爬了上来，裹了一件真空棉睡袍，坐在一张沙滩椅上，睁开自信而有神采的眼睛，把棱角分明的、简直可以看成罗丹《思想者》原型来看的脸，整个沐浴在漫过东方的朝霞里。眼前是一片片掩映在青红树叶间的高档别墅区，一幢幢稍有变异的哥特式或者巴洛克式小楼，使得这一片透出了些许香榭丽舍或者枫丹白露地区那种优雅恬适的情调。再远处，隐隐可以看见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杰作香山饭店那熔中西文化于一炉、体现天人合一观念的优美轮廓。再往远处，应该是堪称世界园林之冠的大气而铺张的颐和园，可惜淡淡的灰雾烟尘阻碍了他本可以抵达昆明湖的目光。[16]

陆承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是党的十五大闭幕之后。十五大正式为私营经济正名，使得私营企业获得合法性。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为资本运作提供了机会。陆承伟利用父亲陆震川的政治地位插手陆川县的国有企业改革，获取高额利润；施展各种手段，买通刁明生盗窃“都得利”的商业机密，并把这个机密透露给“都得利”的竞争对手，在“都得利”陷入困境的时候，又以偷梁换柱的方式变成“都得利”的大股东。陆承伟是《英雄时代》创造的城市化时代的新人形象，他的偶像是美国投资界大亨乔治·索罗斯、华伦·巴菲特，陆承伟信奉的哲学是巴尔扎克《公务员》中的人物形象羊腿子的话——“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也就是货币哲学。表面看，陆承伟通过资本运作改变了城市化过程带来的不平衡，就像马克思以讽刺的口气所说的，“货币这位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17]。但实质上，资本也导致了人性的迷失。《英雄时代》对世纪之交的时代变化和社会生活的表现是深刻的，但小说所表达的“钱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但无法使所有的对手屈服”[18]的理念显然是拉低了小说的思想深度，使小说对资本与权力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人性层面。

当代作家不仅仅对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进行了批判，也对权力本身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刻思考。许春樵《放下武器》、王跃文《梅次的故事》、周梅森《我主沉浮》、六六《蜗居》都深入思考了作为城市化进程关键枢纽权力机关的把持者，如何在科层制社会中迷失本性，以至于异化的过程。《放下武器》对权力本身的生产与象征化的思考、对城市化时代权力机关如何主导城市景观生产的思考，尤有代表性。小说叙述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淳厚正直的人走向腐败堕落的过程，许春樵抽丝剥茧，还原了官场生活中的表象与权力的深层运行机制。小说塑造的最典型的人物形象是黄以恒，这个深得官场之道的人物形象以娴熟的太极推手游弋于政治生活中，以视觉政绩、政治话语狂欢获得升迁，也通过权力交换生产出更大的权力。许春樵对城市化的反思是深刻的，他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悖谬之处的发现也启示人们：对权力寻租以及腐败问题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表面。

当代作家对于权力的反思与批判，也表现在那些书写乡村城镇化历史的小说中，如李佩甫《羊的门》、阎连科《黑猪毛，白猪毛》、曹征路《豆选事件》、杨少衡《村选》等。李佩甫《羊的门》触及城市化进程中家族对人的现代化、城市化的阻滞，表现权力与族长崇拜思想在国民深层心理中的不可荡涤；阎连科《黑猪毛，白猪毛》则以荒诞的笔法，揭示权力及其观念在民众心理中的烙印。

21世纪初的当代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同时批判了权力对城市化进程本身的阻滞，显然具有社会批判意味，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体现,“当他们以小说介入社会,探讨公共话题,表现了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担当道义的勇气,饱含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反思家国文化、知识分子的根性；解剖官场文化、社会体制、权力结构；批判奴性意识、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对腐败分子侵蚀国家肌体的愤怒；对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国民优根性的召唤。”[19]但大多数作品在书写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或者权力本身的时候，会不自觉陷入一种病态的欣赏之中，以至于丧失基本立场。还有一部分小说在权力批判的同时，并未深思价值重建问题，只是单纯进行批判和反讽。

四、知识分子叙事的人文反思

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应担负的责任与伦理，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提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的王晓明等人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揭开了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时代何去何从的思想争辩。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承担社会良知责任的人们”[20]，他们充满人文道德激情，把解决社会困境和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是“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者、阐释者”，一般的人文知识分子，“则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意义模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建构与阐释使命”[21]。从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界定看，与其说是知识分子沉沦了，不如说是学界试图以划分界限的方式，将普通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等)与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但在当代小说以及普通民众那里，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包含了二者的整体，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被贴上了理应对城市化时代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负责的标签。

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格非《欲望的旗帜》等文本对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书写。贾平凹所塑造的庄之蝶形象，代表了一个时代迷茫与失落的知识分子的堕落与颓废；莫言《酒国》中的酒博士李一斗则代表了与权力、资本结盟的另一路知识分子的政治狂欢；格非《欲望的旗帜》中宋子衿的发疯则代表知识分子面对城市欲望之流的精神分裂。9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一反8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启蒙者、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形象而表现的分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在逃离真实的社会现场。他们“主张放舍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含着他们推诿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22]。

21世纪初年，当代作家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裂变进行了深入探索，如阎真《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盛可以《道德颂》、邱华栋《教授》、史生荣《所谓教授》、葛红兵《沙床》等。《沧浪之水》以池大为的身世浮沉为中心，展开了医疗系统知识分子在生存理性与人文理想之间的徘徊、犹豫和精神裂变。池大为最终服从生存理性而作出的人生选择，一方面揭示了城市化、科层制社会对人的理想与情怀的粉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正如雷达所说，“《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在它面前，诸多同类题材的小说都会显得轻飘。池大为和马垂章两个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其复杂内涵令人深长思之”[23]。虽然评论家均一边倒地肯定小说对知识分子精神裂变的书写，但无意中也把知识分子和从政、从商对立起来，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但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看，知识分子通过从政、从商反而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为国为民理想。知识分子形象的清高与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式化形象，显然来源于20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的建构，也是批评家对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划界不清造成的。这种无法清晰界定的知识分子理念，反而使城市化反思与知识分子批判无法及物。

如果说《沧浪之水》探索了知识分子在权力的旋涡中挣扎的话，那么张者《桃李》则书写了知识分子在货币哲学流行时代的沉沦。小说主人公邵景文是80年代的文学青年，但现在是法学教授、博导、大律师，虽然没能实现文学理想，但他却成了文学的真正受益者。通过代理各种案件，邵景文迅速积累了财富，“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反正豪华别墅、宝马香车都有了”[24]。与池大为痛苦的精神裂变不同，邵景文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在宋总的金钱诱惑、梦欣的美色诱惑中逐渐失去本色，陷入欲望的泥淖。邵景文的堕落与迷失，是知识分子叙事的典型，张者通过邵景文这一形象，揭示了城市化时代知识分子在资本大棒迎头赶来时候的顺从与沉沦。与《桃李》相似，盛可以《道德颂》、邱华栋《教授》、史生荣《所谓教授》、葛红兵《沙床》都塑造了陷入欲望与物质盛宴的知识分子形象，并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堕落、人性迷失予以批判，这种批判启示人们思考城市化本身，也暗含了重建价值与知识分子责任担当的关系。

21世纪初的当代小说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同时，也书写了知识分子在城市化时代的没落。如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杨科，在城市社会无法立足后逃回老家耙耧山区；陈希我《欢乐英雄》中的诗人李杜和妻子王妃，在实验了各种人生体验之后对日常生活厌倦；张欣《对面是何人》中的武侠迷李希特远离正常的社会人生，像鸵鸟一样把自己投入虚幻的武侠世界。凡此种种，无不透露出知识分子理想与激情的敉平。知识分子的这种逃避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城市化的消极抵制。

当代作家在反思城市化与现代性的背景下，把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有其合理性。因为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良心，知识分子的人格失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显然要大于普通民众的堕落。但是，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也对读者产生了一种误导，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无限放大并被污名化，反而使批判本身的目的如入无物之阵。现实生活中，广大知识阶层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社会文明价值的重建也有赖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这是知识分子叙事的盲点。

五、城市历史记忆书写的延续

21世纪初年，当代小说通过城市历史记忆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印记进行还原，虽说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记忆书写和90年代城市怀旧的主题，但表现的意味却不同。80年代小说的城市记忆以他者化的视角重建城市历史，90年代小说的城市记忆则保留着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焦虑与迷茫；但21世纪之后，当代作家对过去的回望，则在重构历史的同时，突显了传统市井生活中的人际温情的价值，也触摸到了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坚实的伦理性。这也许是当代作家对城市化“速度政治”的一种反思，当然也可看作是当代作家以“慢”节奏重建理想的城市伦理的表现。

包赞巴克认为，城市的精髓在于它是不同时代的沉积，这才是一个城市最美的地方[25]。王小鹰《长街行》、迟子建《白雪乌鸦》、王安忆《骄傲的皮匠》《富萍》、方方《武昌城》《水在时间之下》、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唐颖《初夜》、肖克凡《机器》、路内《少年巴比伦》、徐坤《野草根》都聚焦于城市历史的记忆，并书写了不同时段不同城市的历史记忆，呈现了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城市“最美的地方”。这些作家对历史的追溯，对旧中国城市生活的慢节奏再现，对市井民风民俗以及中国人的“韧性”生命力的挖掘，对城市空间与人际伦理关系的重构，都有以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经验启示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迟子建《白雪乌鸦》是对发生在1910年的哈尔滨大鼠疫的灾难历史的悲情而沉郁的书写，但作家在以散点透视式的描绘过程中，也绘制了20世纪初的哈尔滨地图，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由于特殊历史情势而造成的不同文化交织的城市街道、建筑，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个城市的商业生活与日常生活。迟子建通过王春申这个马车夫在哈尔滨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运送各色人等的经历，不但逐渐呈现了街道两旁的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而且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人们之间的温情与义气，更重要的是，在重构历史记忆的同时让人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26]。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烟火气息，人与人之间以传统伦理为秩序的交往原则，激活了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迟子建对一个城市的历史灾难的回忆，显然注入了作家本人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因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而具有独特魅力。迟子建《白雪乌鸦》中表现的“我城”意识，无疑是当代小说城市书写中的新眼光，这种新眼光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怀旧中的思维框架，显示了当代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书写中国城市故事的独立心态。

王小鹰《长街行》则以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为主线，叙述了上海一个小街区“盈虚坊”的历史变迁和人情世态。“市井闾巷之间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27]。王小鹰围绕盈虚坊的城市化改造，穿插恒墅、守宫这两个大宅院历史和它们主人的身世浮沉，打开盈虚坊街区隐秘的日常生活史，以显微镜般的笔触放大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些细节中捕捉上海普通市民身上积淀的文化心理。曾经的时代风云在庸常而绵密的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去，另一代人的生活在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的安排与精细操持中依然延续。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坚韧生活态度，无疑是每一个中国式家庭都具有的生活态度。作为盈虚坊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者，吴阿姨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城市普通民众身上的韧劲和勤劳，她的安守本分、与人为善、知恩图报，都是民间市井文化中常见的道德品质，正是这些道德品质，维系着城市小街区的伦理秩序。小说结尾，吴阿姨的女儿许飞红在盈虚坊城市化改造过程中完成资本积累，并成为守宫的新主人似乎出人意料，但正是这一情节的衬托，使作家的城市化反思具有深度：被城市化连根拔起的市井传统，真的阻滞现代性进程了吗？

与迟子建、王小鹰相比，王安忆的城市记忆更为轻车熟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王安忆的笔触一直伸进上海这个最为现代的城市的深处，触摸上海的历史触须与当下面影。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还写下《发廊情话》《富萍》《骄傲的皮匠》等作品，从不同侧面切入上海的城市肌理。《发廊情话》是对城市化时代的上海底层社会生活的一瞥，《富萍》则以一个少女进城的眼光观照城市。《骄傲的皮匠》通过鞋匠的工作场地从弄堂口搬到街心花园前，再到公寓楼的门洞，回到街心花园或者弄堂口的搬迁过程，书写了一个小街区的城市变迁史，同时也以地方志的方式刻画了小巷人物，勾勒出市井生活百态。

此外，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唐颖《初夜》、路内《少年巴比伦》也在书写青春与成长的主题时，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生活进行书写，并以回忆的姿态，不经意间书写了城市生活的常态。

21世纪初当代作家对城市历史的书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市井生活书写的延续。不同的是，21世纪以来的市井书写更具地方志特点，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更注重对城市历史的梳理。当代作家对那些即将逝去的城市建筑、街道、市井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回忆，突显了传统文化积淀的价值，也为城市化与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当代实践或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宝贵资源。

六、结语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成功申办奥运会，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链条中的重要节点，也意味着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但由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东西部差距较大、城乡差距较大，导致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获得感是不同的。当代小说城市书写对不同层面社会群体的关注，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社会群体的情绪、心理、欲望以及诉求的影响，从而书写出城市生活的不同面貌。但总体来说，城市化与现代性进程导致的不平衡，以及速度政治对传统文化与城市伦理的忽略，是21世纪初年当代作家城市书写对城市化反思较多的主题。

面对新世纪的社会状况，当代作家出现了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28]。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改变是毋庸置疑的，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城市文明病也是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当代小说的城市欲望叙事在对物质欲望的弱批判中，忽略了价值重建问题；底层叙事在呈现社会不同层级的结构性差异的同时，并未沿波讨源；政治小说与知识分子叙事简单将城市化反思的矛头指向权力与知识分子的沉沦，显然有失偏颇；城市历史记忆叙事所提供的传统城市伦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仍需现代转换，而非生搬硬套。诚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9]。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如何发展，如何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重建城市伦理秩序？虽然不少作家在反思与批判城市化的同时进行了探索，但更加深入而全面的思索尚未出现。

当然，要求当代小说以某种理念“阐释中国”社会与现实，并不符合艺术规律，文学本身并不是“政治、道德、宗教、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等价物品，也不是依靠这些来保证它的真理性”[30]。但是，文学还是具有政治、社会、伦理的功能的，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深受当代思潮与社会心理影响的当代小说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如果能够以民族国家主体的眼光观照全球化语境中的整个中国社会，深入思考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肯定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