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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张家川县为个案

2022-02-14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12期
关键词:交融张家共同体

马 银

(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继续强调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塑造中华文化凝聚力、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与实践路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来源与精神纽带[1]。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衔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依托人本身而存在,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手段呈现,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在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日渐常态化,获得更进一步的升华。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为:各社区、群体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有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有众多的开展形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活态的历史文化符号,在历久弥新的传承与发展中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的源远流长,是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表达的窗口,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基因。通过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往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塑形铸魂的深远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从文化入手,对一个社会群体进行研究,往往能够发现每种文化都有一个可识别的价值体系,它形塑了人们的行为。发现某个社会群体背后的价值观就像解开人类基因组的奥秘一样,如同掌握了一个社会的DNA,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规范个人行为,同时规范社会群体的结构与功能[2]。许宪隆和梁润萍认为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要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就要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3]。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体、实践和最终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是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中华儿女共有精神家园的内生动力就是文化认同[4],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则体现在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彼此认同、互相尊重和深入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时代记忆的延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就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为深刻的价值认同。

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环境和内在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加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是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活的“百科全书”,凸显了各民族文化元素与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交相辉映的状态。保护、传承、发掘、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对我国各民族文化传承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在构建起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地的同时也保护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软实力。如今,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网络设施和技术优势大肆向我国输出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妄图阻挡中国的发展。因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庭教育、学校思想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在实实在在的实践行动中去强化各民族人民“五个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意识,从而促进各族人民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水乳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培育各族人民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把中国56个民族铸造成一个命运相依、政治一体、经济互助、文化共享、历史共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加深各民族的情感皈依,强化国家整体性意识,做到入脑入心、持久深入、久久为功。营造中华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在有效的文化环境里更加行稳致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最朴实与最传统的文化表达,通过各种形式在当地开展实践活动,以具体物的具象方式给予各族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体验,引导各族人民在广泛关注、积极参与和学习的交流氛围中筑起一道民族团结、繁荣、相互交融的友谊桥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往交融活动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实践,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展演平台在具体的实践经历中以媒介的存在方式去推动和进一步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开展。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5]。近年来,在开展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实施中,政府和社会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以求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振新与繁荣发展。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借助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传媒时代的全面来临、脱域社会的逐渐形成,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中进行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则是重中之重。不管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冲突方面所做的调整反思,还是在积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和创新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有效成果,都以各族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依托,以一种动态的展演形式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交往交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精神家园”“共同体”“铸牢”等含有中华民族感情基因的词汇,稳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以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为依托,通过物质和精神各个方面的日常互动来紧紧维系民族间的情感依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各民族共有精神文化产物的形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田间地头、在文化场所、在节庆仪式……从古至今,延续和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筑起人们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张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当地各族人民最具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情感纽带,同样的,当地各族人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蕴含在传承与发展的希望寄托中,在各民族人民齐心协力的弘扬与建设中。积极培育、巩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载体的输送,主要是因为其使得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痕迹得以重现,引起强烈的民族情感共鸣,让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凝神聚气的一个精神引领,达到了民族情感精神的高度契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在不断地实践互动中描绘着各民族最为真实的生活画卷、维系着最为真挚的民族情感。从外在形式的发展上团结着各族人民的行动,在内在意义价值的挖掘上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底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实践力量。对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方面为主线的主题紧扣、推进和强化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张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状况

(一)张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背景与现状

张家川县历史悠久,处在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关陇古道”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使其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小的“聚集地”。作为“活态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生产生活中集体创作并代代相传为人们所共享的重要文化资源,具有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实践互动的价值空间,同时也是人们相互呈现和彼此沟通的媒介平台,体现着当地人最为广泛的精神文化诉求。

自汉代起,中外商贸的流通就开始由该流通进出中原,从唐代与西域的农牧产品流通,到宋代的茶马互市,市场流通日渐扩大,有了平稳、长久、持续的繁荣发展。明清之际茶马互市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新发展,张家川集市贸易得到空前繁荣,发展出了规模较大的龙山镇皮毛市场,形成了小有规模的皮毛集散市场和皮毛加工业市场。在那里所产的皮毛除了内销,大部分还会通过“关陇古道”输出外销,由此制作和再加工的优良技艺吸引了不少外地生意人前来学习和进行商业合作,让张家川能够与外界一直保持着频繁持续的交流互动。除此之外,还有当地民间传统手工麻鞋制作技艺、民间音乐张家川花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人们的日常中或作为一项谋生技能,或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或作为一种平淡生活中的调味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演呈现着当地各民族人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6]的社会氛围。

历史上的秦和戎也是张家川一带战国中晚期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和平共处,中途历经战争冲突,再到最后的融合统一,始终都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势“大一统”的天下观主旋律保持着一致,都是从不断地接触、碰撞和交流中走向共同和平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暗含了中华民族“一体”意识。到了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团结一致抵抗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和情怀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发展到各民族相互交织,团结互助,聚合发展的大好局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来源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现实例证,催生和提供了其内部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7]

张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至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者们齐心协力的努力下,严格秉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理念,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让张家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2013年县文化馆整理并出版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辑录》,全书共列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164项,同年出版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儿全集》。2014年张家川县文化馆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列馆,收集了刺绣、手工地毯等188件手工艺品。2015年出版《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民间文学辑录》,整理了当地的民间文化。2018年出版了《张家川花儿研究》,从考古学的视角对“花儿”进行了探究。同时,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的力量以更加新颖便捷的形式和方式,以图像、声音等情景再现的模式呈现给新时代的人民大众,以求其平稳、有效、创新性的保护与传承。

这些工作最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让当地更多的人民群众更加系统和完整地了解、学习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为当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交往和互动平台,从空间场域和心理建设上共同推动着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建设。

(二)张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印证与文化传承

1.“花儿”

“花儿”产生于西北地区,是当地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而成并通过口头代代传承的民间文艺,由民间口头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所呈现的艺术形式。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由回、汉、土、东乡、撒拉、藏、保安、裕固等在内的多民族共同创建和共同享有,从这一现象就能反映“花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不断变迁、交错杂居的多民族的历史背景下对地域的认同和对社会生活的典型表达。“花儿”在众多的民族中流传,既有细节上的差异,同时也更多地拥有呈现方式、情感表达和内涵意义阐释上的共性,就如同赵宗福总结的:“花儿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极具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而且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的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品种……不仅体制上有着极强的传承性和模式化,而且通过不断地拷贝,传递,扩布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和‘地方性’知识。”[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方针的指导、引领和鼓舞下,我国传统音乐和各种音乐形式都得到了发展,“花儿”就是其中的地方性传统音乐代表之一,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广为流传和深受大众喜爱。据《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志》记载,张家川花儿的起源可追溯到宋元时期,通过历史上的各种人口流动与文化的相互交织和融合,回族花儿和当地的汉族小曲不断地交融与演变,逐步成就了如今的张家川花儿,它以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价值观、爱情观和审美观等为主要内容,反应了当地回、汉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生活行为和生活态度的花儿与人们的日常紧密相连,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现实的窗口,实现了外在空间形式上和内在精神情感上的双向互动。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张家川县自2016年起每年都会举行一定规模的花儿比赛展演活动,将“花儿”从田间地头搬到公共舞台,参与者以当地的回汉同胞居多,男女老少皆有,不做要求限制。参与形式分对唱和独唱,对唱讲求和同伴的默契配合,情感饱满,大部分为反应当地人们爱情观的题材,例如《把人想成病汉哩》《送哥哥到大门外》等;少量的为家长里短的生活场景的描绘和呈现,例如《拉车工》《骂媒人》等;还包括一些民间故事,例如《孟姜女》《绣荷包》等;发展至今,有了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例如《张家川扶贫歌》《夸张家川》等,展现了当地人民团结奋进、热爱生活的新时代精神风貌。另一种独唱则更加考验参与者的唱功,真挚的情感和充实又接地气的内容是捕捉人心的关键。唱词是以当地方言为主的,通过以方言为媒介的互动形式,真实反应当地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现状,引起在场者的情感共鸣,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

2.麻鞋

麻鞋是将一种用称作麻的草本植物的茎皮纤维制成绳索、布条,再编成鞋子,生活中也称作“草鞋”。张家川麻鞋外形简约古朴,轻便透气,是由在水中浸泡半个月左右再进行晾干的麻叶手工制成,是长期以来当地劳动人民下田劳作的标配,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过往与印记。由于其历史悠久,制作工艺精湛,制作材料也是就地取材,从当地劳动人民的现实需求出发结合其自然环境因素,使得传统手工制成的经济耐用式麻鞋非常适合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长途跋涉,也正因为如此,从几千年前的秦兵勇士,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士兵,再到新时期的解放军战士,都对麻鞋钟爱有加。

在位于张家川县的沈遐熙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大量带有红色革命记忆的麻鞋,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沈遐熙同志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党员积极投身于组织秘密党组织,全力以赴支援战斗前线,为过境部队提供和保证所需的人力与物力等资源的一段有关民族英雄的历史记忆。当时张家川县的邻县清水县大量盛产麻鞋,作为抗战大后方,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发动当地妇女集体夜以继日的赶制麻鞋,向前线捐赠了一万双麻鞋,解决了前线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为前线战士送去了温暖,表达了人民群众众志成城、与前线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致抵抗外敌的决心,深刻诠释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9]。

耿艳鹏认为,“红色文化需要红色‘物存’来证明来体现来转播”[10];黄小彤认为,“人是历史的主角,是红色文化的主要承载,要深入挖掘红色人物的红色资源”[11]。从麻鞋绵延悠久的历史记忆到现如今对于其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其历史痕迹的追溯,以及我们从一个个刻有红色历史记忆的点滴线索中找寻中华各民族人民脚踩麻鞋一起踏过的艰难岁月和缅怀英烈之际不难发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2]各民族人民始终是一个风雨同舟、不可分离的命运共同体。

3.皮毛加工

张家川特色的皮毛贸易可以说是与其独具特色的天然资源相伴而生的。位于古陇山道上的张家川,有着丰富的草场资源,成就了当地畜牧业的有效发展,因此所产的大量优质皮毛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促进当地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流通媒介。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大量的回族人民迁入当地的现实因素从客观条件上快速推动了皮毛生意的进一步繁荣。众所周知,回族人民对于牛羊肉格外钟爱,因此大量回族人民的迁入不但对当地畜牧业的发展有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带来了皮毛加工制作技艺和拥有鉴别皮毛质量与估价技能的人才资源,这让张家川那时刚迁入的人们和当地人很快地加强了联系与交流,互相积极主动进行优势互补的协作,进而加强合作,使得当地的皮毛生意顺利并快速成规模的发展起来,给当地回汉人民的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创收,同时也加强了回汉民族日常生活和经济往来上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增进了彼此的认识与深入了解,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

张家川的皮毛加工技艺程序复杂,而且制作加工受季节性的影响很大,所以要习得这一技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阶段性的实践学习,但是其加工制作没有严格的行规和习俗限制,除了受寒冷冬季的天气影响停止加工制作而只做皮毛的收购之外,不受任何风俗习惯因素的影响,只要对此有兴趣者均可加入学习。在这个经济、文化不断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营造了一个长期稳定、和谐、友好的社会氛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增添了大量的积极因素。

现如今,张家川县的皮毛市场在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冲击下,其传统的加工制作技艺失去了市场核心竞争力,大量的皮毛贸易者选择抽离转向其他职业,由此皮毛市场日渐没落。对于目前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就需要我们及时有效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和各族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从历史记忆的追溯与现状发展的探寻过程里共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发挥作用

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和传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手段、形式和内容,以文化符号的形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了内涵、意义、价值和行动机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手段

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为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立足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实践中的突出现实问题,明确要求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一步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治体系,切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进非遗“活”起来提供明确指引和坚实保障。从国家层面上的保护与传承出发,积极引导各族人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大力加强各民族间和民族内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一种手段和策略,助力于加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反映出国家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意识形态上的导向与指引,在社会媒体舆论的价值导向中植入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社会意义价值,指导社会各界给予其高度的重视与实际关注,体现了国家在场的实际效用。

张家川县被列入各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了公众普遍的重视与关注,尤其是国家级的“花儿”对其传承人的精心培养,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去学习和传承,催生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更多地通过多媒体、短视频等途径的传播使“花儿”为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的人民所接触和了解,创造了文化间交往交流的空间,加强了各民族间文化上和情感上的理解与依恋,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凝聚和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添砖加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是民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

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需要一个稳定的文化空间作为保障来支撑和维持,那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公共的文化场域,而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可以将这个原本相对固定和局限的公共文化场域无限的扩大,从而促进各个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对话,有助于缩小文化间的距离感、消除文化间的隔阂,强化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应用、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因子,它在历史上的时间跨度和在地域上的普遍性、相似性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密切相关。从古代史书大量的文献记载、流落民间的口耳相传到现如今在网络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历程印证了民族文化间交往交流对话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产生、历史应用中的调适到如今的交流变迁和整体性认同,它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形成了民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重要呈现形式。

张家川在纪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60周年之际对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入库和整理出版。给予当地读者对本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让更多的外地读者有了了解张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渠道,建立起了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窗口。此外,在近些年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自媒体、短视频等文化传播形式也与时俱进,在文化发展的创新转化方面收获颇多,将抽象的文化传播状况通过阅读浏览、点击量、观看人数等量化,达到了类似指标性的效果。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展演,供人们互相学习借鉴、共同交流对话,疏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沟通和互动,架起了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桥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形式践行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同时也涉及个人行为模式、社会规范等物质文化方面。在其传承中我们不难发现,相近相邻地区会存在或者出现比较相似的文化,而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这些相似点,进行下一步的深入交流与探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文化共享的趋势中稳步向前。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在文化的普遍性和地域的特殊性中找出其共同的一般价值,强化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体现在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多方面,国家给予的各项政策支持和话语环境的支持、社会整体的关注度和认可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育等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文化传承氛围是其不可或缺的行动基础和践行内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传承实践中,对于其方式、手段的选择,内容、含义的挖掘,创新转化中价值观的把控方面,都需要各族人民共同的智慧和努力,通过各民族间的深入交流,将共同的智慧运用到共享的文化当中,在实际的交流切磋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落到实处。

张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辑录的收集整理中涵盖了大量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等十三种类型,从木雕、砖雕、脸谱的精美呈现;“花儿”“口弦”“船歌”的吟唱;谚语、歇后语中的地方知识等的互动和传承中,我们很容易总结出当地各族人民在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不断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痕迹,从而印证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从古到今我们始终是一个统一体,从根源上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客观存在性,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结语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是一种基于实践活动事实的认知体验、价值信念和行为选择的综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来源于凝聚历史上不断动态实践着的中华民族群体成员共同性的共同体实践事实。那些承载着共同历史记忆延续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现实的客观社会存在,对于凝聚各民族的集体情感认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各民族不断地深入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印证、相互成就、相辅相成,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实践发展。

在郝亚明先生的相关分析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导向,民族团结是一种持续的社会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一种高度的心理认同。如果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作一种政策导向的话,民族团结就是这种政策导向的直接目标,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种政策导向的根本目标。在整个逻辑链条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起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终点[14]。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基调,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达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和认同过程是相伴相生的,是一脉相承的,是在不断地兼收并蓄和延伸中接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凝聚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在不断的动态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中见证和巩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练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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