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晨露，马艳艳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从实际成效上看，9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得到产业和就业扶贫支持，人均收入水平从2015年的2 982元提高到了2020年的10 740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使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保障。但是，为防止脱贫边缘农户返贫风险，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继续激发已脱贫农户内生动力是新阶段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针对各类扶贫项目的减贫效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Sommers等[1]分析评估了美国医疗补助政策在降低贫困人口比率方面的贡献；Nwachukwu等[2]分析了尼日利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的扶贫效果；Arouri等[3]研究表明，越南人口城镇化率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0.17%。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多元化扶贫政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拓宽了贫困农户的收入渠道[4，5]；刘钊等[6]从家庭收入和生产资本积累2个角度分析发现，精准扶贫对促进农村贫困家庭人均纯收入成效显著，但实际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特征，而且不同扶贫政策在减贫效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实证分析普遍证明了精准扶贫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有效性。

随着学者们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单凭收入标准评价政策的扶贫效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引入消费维度，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政策的扶贫效果[8，9]，为精准识别和治理贫困提供了更好地建议[10～12]。边俊杰等[13]、徐志刚等[14]认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于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真正贫困人群有一定的收入消费增长效应；张全红等[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贫困农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且健康状况良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王静[16]认为，农村居民因务农增收难、外出务工收入水平不稳定等因素，导致消费因素不足；杨汝岱等[17]、王柏杰[18]认为，农村居民会因预防消费、收入风险而储蓄，一旦未来收入不确定或消费增大，消费意愿会下降。流动性约束、未来不确定性、收入、社会保障、城镇化水平、科技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也制约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及决策行为[19～25]。

总体来看，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少。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我国农民居民家庭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全面实施对贫困农户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为进一步满足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的优化升级、提升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有效防范返贫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微观调研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数据，主要指标包括户主基本情况（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基本情况（家庭规模、工作人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住房、家庭总收入和净资产）、人均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水平。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标准化处理 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作为样本量，剔除变量缺失、异常、仅有1 a数据的样本，获得样本量25 754个，其中控制组样本量为18 636个，处理组样本量为7 118个。

1.2.2 评价体系构建

1.2.2.1 被解释变量。农村消费结构分为食品、衣着、居住、日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等八类。根据研究的内容和已有的研究成果[12，26]，将贫困农户的人均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设置为被解释变量，其中生存型消费包括食物、衣物、水、电、燃气费以及物业管理费房屋装修、维修或扩建费用、日用品购买等支出，发展型消费包括家庭耐用品及设备用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支出。

1.2.2.2 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户主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会对扶贫政策实施后的消费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为此对户主个人特征与家庭资源禀赋加以控制，其中，户主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4个指标，家庭资源禀赋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工作人数、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家庭是否拥有住房、家庭收入、家庭资产6个指标（表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1.2.3 评价模型构建 选取双重差分模型（DID）估计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家庭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控制组（未受政策影响）和处理组（受政策影响）之间差异的比较来评估政策效果。同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法相比，双重差分法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数据内生问题。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贫困农户人均消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i：农户个体，t：时期；treati：分组虚拟变量，treati=1是贫困农户，treati=0是一般农户；timet：政策实施前后时间段的虚拟变量，treati=0是政策实施前时间段（2014年），treati=1是政策实施后时间段（2016年）；交互项treati-×timet：核心解释变量，α1：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农户家庭消费的差异；Xit：控制变量；λi：农户个体固定效应；vt时间固定效应。

在此必须进一步说明，我国为巩固脱贫成果依据“脱贫不脱政策”原则，对已脱贫家庭执行“脱贫不撤档”，仍旧享受医保、教育补助等扶持政策[7，12]，基于此，农户一旦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即便后续年份农户已经脱贫，但仍视为处理组。

1.2.4 稳定性检验 通过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判断模型的稳定性。

1.2.4.1 反事实检验。为了保证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一致性，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来进行反事实检验。假设“建档立卡”政策实施时间为2013年，从而估算贫困户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效应。若人均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均不显著，且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说明模型的稳定性较好。

1.2.4.2 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化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以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是否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保持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时间不变，将原来的处理组样本从总样本中剔除，从政策后一期样本中随机抽取2 708个家庭并匹配前两期的家庭作为新的处理组，其他样本为对照组，然后利用新样本重新估计政策效果。为了提高安慰剂检验识别能力，进行随机抽样500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统计数据（表2）显示，贫困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偏低，发展型消费、生存型消费低于非贫困组。从户主基本特征可以看出，贫困组农户的年龄偏大，受教育年限偏低；从家庭资源禀赋可以看出贫困组农户家庭成员较少，健康程度偏低，且自有住房、总收入、净资产均值均低于非贫困组。获取的数据与研究区域情况相符，研究结果有现实意义。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2.2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表3）显示，精准扶贫政策在0.0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生存型消费水平，在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贫困农户的发展型消费，即政策实施后使农村贫困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3.79%，生存型消费水平提高了4.21%，发展型消费水平提高了12.02%，说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可能是因为贫困家庭的生存型消费收入弹性较低，发展型消费收入弹性较高造成的，当贫困家庭收入提高后，发展型消费的增速会更快[12]。总体来看，扶贫政策实施后，一方面满足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优化了贫困家庭的消费结构，改善了贫困家庭的生活质量。

表3 基准回归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2.2.1 稳定性检验 反事实检验结果（表4）显示，人均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不显著，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则说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稳定性较好，因此研究结果具有意义。安慰剂试验结果（图1）显示，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均值（右侧虚线）接近于0，且绝大多数p值＞0.1，说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定性。说明研究结果具有现实意义。

图1 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分布结果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f the placebo test

表4 反事实检验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counterfact test

2.2.2 控制变量对贫困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 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健康状况、家庭是否拥有住房、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正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其中，婚姻状况在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健康状况在0.0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在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即户主已婚和高教育水平、家庭良好健康状况、高收入和高净资产均有利于农户家庭消费，说明婚姻带来家庭人口的增加进而引致支出范围的扩大，而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未来预期收入会更高，甚至一定程度上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意愿更高。年龄的平方、家庭规模、工作人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年龄与消费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家庭成员每增加1人，家庭人均消费就会减少9.92%，工作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人均消费减少3.43%。

2.2.3 控制变量对贫困农户家庭生存型消费水平的影响 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家庭健康状况、家庭是否拥有住房、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的生存型消费水平，而年龄的平方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即年龄与农户家庭生存型消费呈非线性关系，而其他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均有利于农户家庭生存型消费增加，其中户主婚姻状况和家庭健康状况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

2.2.4 控制变量对贫困农户家庭发展型消费水平的影响 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工作人数、家庭健康状况、家庭是否拥有住房、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均显著正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的发展型消费水平，年龄的平方显著负向影响贫困农户家庭发展型消费水平，控制变量对贫困农户家庭发展型消费水平的影响同人均消费和生存型消费基本一致。

比较贫困农户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的控制变量估计系数可以看出，发展型消费的控制变量估计系数高于生存型消费控制变量估计系数，说明现阶段贫困农户的消费逐渐从低层次生存型消费向高层次发展型消费转变。

2.3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家庭八类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表5）显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使贫困农户家庭的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支出分别增长了3.34%、5.31%、7.89%、11.11%和54.17%，且分别在0.05、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居住支出、交通通信、教育、文娱支出；使贫困农户家庭的日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健康支出、其他支出分别降低了4.09%、13.84%、5.38%，且在0.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医疗健康支出。

表5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八类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on eight types of consumption of farmers

由此看出，政策通过“六个精准”使贫困农户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三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政策实施对教育文娱支出的影响作用最大。随着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普及和“扶志先扶智”帮扶措施推行，贫困农户逐渐意识到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更倾向于投资子女教育；随着住房改善项目的实施，交通设施的不断建设、完善以及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农户越来越重视居住条件、交通出行以及与外界的交流沟通，叠加式的精准扶贫政策增强了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得到较大提升；精准扶贫政策针对贫困农户大病、慢性病住院治疗以及其他门诊医疗费的报销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农户，促使贫困农户医疗健康支出显著降低[15]。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八类消费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表6）显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贫困农户家庭衣着支出占比、居住支出占比、交通通信占比、教育文娱占比分别提高了0.10%、0.45%、0.28%，且在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居住支出占比；使食物支出占比、日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比、医疗健康支出占比、其他支出占比分别降低了0.58%、0.04%、0.89%、0.02%，且在0.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医疗健康支出比例，表明随着精准扶贫政策是全面实施，农户对居住环境的需求逐步提高，有效缓解了贫困农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贫困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但升级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6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八类消费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on the proportion of eight types of consumption of farmers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基于2013～2017年CHFS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和结构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正向影响贫困农户的人均消费水平、生存型消费水平、发展型消费水平，即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使贫困农户人均消费水平提高3.79%、生存型消费水平提高4.21%、发展型消费提高12.02%。（2）精准扶贫政策有助于改善贫困农户消费结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使贫困农户居住支出增加7.89%，交通通信支出增加11.11%，教育文娱支出增加54.17%，医疗健康支出减少13.84%；居住支出占比显著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显著降低。贫困农户消费结构逐渐从低层次生存型消费向高层次发展型消费转变。

3.2 对策建议

3.2.1 强化农村生活性服务支持政策 针对新形势下农村居民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为了巩固可持续脱贫效果，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分类管理，大力发展便利化、精细化的乡村数字服务网点，不断拓宽农村居民就业渠道，积极推动农产品出户和电子商务进村，有效促使城乡消费和生产对接，完善和提升生活性服务质量，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

3.2.2 加大农户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力度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增强脱贫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和减少对外部帮扶过度依赖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完善农村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设施、搭建互联网教育合作平台等方式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优质人力资源，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3.2.3 继续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 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和现场宣传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对健康饮食、生活习惯，尤其是对预防慢性病的认知程度[27]，是培养和提高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成本最低且最有效的措施。同时，可以通过有效激励政策促进医务人员向基层合理流动，特别是针对建档立卡农户中的慢性病患者免费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