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雷，席 玉 宝

（1.安徽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安庆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教育目的是国家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总体要求，体育教育目的是国家对体育教育的总体要求。常用的教育目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内涵分为广义的、综合性的教育目的和狭义的、有限度的教育目的。前者覆盖的教育群体比较大，功能发挥的时效也比较长；后者主要用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包括不同层级或者职业面向的教育。如果把教育看作一个系统，学校体育属于教育下的一个子系统，从概念上来说，属于狭义的、有限度的教育目的。具体来说，学校体育目的是要阐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个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体育素养和能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校体育目的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线索，剖析促使历史发展的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行动者是制度建构当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宏观制度和行为研究，而是把关注点聚焦于中观层面。将该研究范式应用于新中国学校体育目的变迁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新中国学校体育目的变迁的逻辑进路，探讨其发展的路径依赖，为我国基本体育理论建设提供新的切入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不同时期体育教育观念的发展逻辑，为现代体育教育观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体育教育教学改革，改到深处其实是课程的改革，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分析体育教育目的对课程设置的影响，可以为当今体育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思路。

一、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隶属于新制度主义，在它的研究框架中，非正式制度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核心理念是从制度、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中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1]。历史制度主义这种相对宽泛的分析范畴比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制度主义更具解释力，同时，关于制度变迁陷入瓶颈的问题根源的解释，他们强调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因素[2]。

关于制度的起源，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认为，制度的萌发源动力主要是冲突而非合作，因此，他们重点批判了理性的制度设计理论。他们认为，新制度的诞生虽然有人为设计的成分，但设计的动力不是因为理性的认识，而是源于旧制度引发的制度环境的动荡和冲突，理性的制度设计的成分在新制度诞生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3]35。关于这一点社会学制度主义就给予了充分的证明，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发现，有些制度的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从理性来说有助于提高运作效率，而仅仅是因为它符合某种社会习俗或者传统文化的要求[1]。制度不是浮萍，“制度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制度渐渐地把过去与未来，和现在连接起来”[4]。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思路把体育目的变迁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有助于追溯我国体育目的的发展过程并探究其发生、演变过程及其内在理路。它不仅可以质疑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合法性，尝试打破思维的路径依赖，提升制度运行的有效性，还可以对体育目的各种不适宜变化做出合理而有效的解释。

即使在历史制度主义所论证的路径依赖能够成立的情况下，历史制度主义也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在政治制度表现出强大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制度仍旧会变迁？其变迁动力在哪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形成后的初期处于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Normal Periods），这段时期被称为路径依赖期，这段时期内，制度与环境之间、制度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因为多重变量的影响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进入了制度的断裂期，制度变迁随之而来[5]。历史制度主义将导致路径依赖发生断裂的事件或序列称为“关键节点”。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分为三种类型：制度的功能变化、制度的演进和制度的断裂[6]。第一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是制度的功能变化。K.瑟伦（Kath‐leen Thlen）等人指出，这种变迁是相对隐蔽的，制度本身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因为制度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导致制度发挥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7]。第二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演进，演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一个制度自身的微调。因为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有设计者的认知范畴和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局限性带来的非预期性的后果虽然不一定造成制度本身的断裂，但对制度的功能和制度本身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就会对制度进行局部的修订。第三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断裂。制度的断裂往往源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新的社会冲突在惯性下的路径依赖模式里让制度进入闭锁状态，闭锁状态导致制度本身失去了调试功能，从而加剧了冲突，最终导致原有的制度发生断裂。

二、学校体育目的变迁的历程

“变”是历史最大的特点，历史分期的目的是找出变点，观察历史的量变和质变，从而了解历史的特性[8]。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关键事件为节点，将我国学校体育目的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

（一）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学校体育初步发展（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一方面，长年战乱、生活物资匮乏和体育锻炼缺失导致的学生身体状况不良；另一方面，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为此，党和政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学校体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方针。

毛泽东一直重视体育工作。他多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指出当前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不良，为此必须提高学生对健康的认识，切实改善学生的健康状况[9]。1952年，教育部和中央体委联合颁布《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体质，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10]32继1952年学校体育目标提出以后，1953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又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10]33。1956年7月，教育部参考苏联的体育教学大纲，制定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中学体育教学大纲》。大纲规定，我国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10]33。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任务是“促进学生身体正常发育，锻炼性格，增进健康；教给学生体育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发展他们的身体素质；培养卫生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大纲还提出选编教材的原则是“全民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健康性，以及教材应与《劳卫制》相结合”[10]102。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安定团结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体育教育要发挥体育强身健体功能，为国家的安定团结提供人力支持。因此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是这一时期学校体育目的的关键词。

（二）身心健康，建设祖国：学校体育曲折前进（1957—1978年）

1956年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1961年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这三个条例中，国家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了规范要求：保证中、小学生身心正常发展，具有健康的体质；教育行政部门要帮助学校改善教学、体育、卫生等方面的设备等[11]1059。《条例》还明确指出中小学阶段必须加强体育卫生工作，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等。三个《条例》的颁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学校教育和体育卫生工作的重视与关怀，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规范化与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2]。

1956年以后，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对中小学生体育教育的重视从单纯的观念上的号召转向工作的落到实处，注重体育教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注重良好生活习惯和锻炼身体习惯的养成，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状况关系着祖国建设的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成为该时期的体育目的源动力。

1966年以后的十年期间，学校体育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体育课更名为“军体课”，教学内容也主要是学习解放军的常规队列、投弹、刺杀等简单动作。1970年6月北京市中学军体课教材规定体育教学目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掌握一定的军事体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增强体质，为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服务。”[10]1521978年秋季，各级学校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有计划地进行教学，中小学按要求每周两课时的体育课、高等学校按教学计划上体育课[13]。

（三）增强体质，全面发展：学校体育迎来春天（1979—1998年）

1979年5月，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江苏扬州联合召开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讨论《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的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学校体育的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质，被誉为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4]。

1979年10月，教育部和国家体委发布《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确立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学要把增强学生体质和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目标[15]6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主题，儿童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受到重视。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6]邓小平同志认为“有体力”是为人民，为人类作贡献的基础。时任教育部长何东昌在1982年首先提出新时期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应该“坚持三个为主”，即增强学生体质为主，普及为主，经常锻炼为主[15]78。在这一指导思想被确立后，随着现代科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新时期学校体育思想的内涵被不断充实、丰富和加强。

进入90年代，在素质教育、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理念和手段、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格局。1990年3月，《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颁行以后的三年里，我国又相继颁发了一系列法规和文件，例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进一步规范了学校体育的各项工作，从而使我国学校体育的管理有了法律依据并逐步走向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章是学校体育专章。法律条款明确指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并对体育课程相关要求，课外活动训练、师资待遇和场地设施等做了明确的说明，这些条款有利于依法加强对学校体育的管理，促进广大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17]1996年，国家教委体卫艺司制定了“九五”期间学校体育工作规划，其指导思想包括“提升运动技能水平；提升教学质量，让体育教学为学生未来生活服务；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发展模式”[18]81等。1996年12月，国家教委体卫艺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供实验用）》。大纲提出体育教学目的的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学生身心健康；第二，强调运动技能的培养；第三，强调以体育德，培养创新合作和顽强拼搏的精神。”[18]82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是学校体育突飞猛进的十年。体育目的不仅回应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还从落脚点“如何培养人”上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强调“以体育德”，体现了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思想理念。强调学生身心发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导向。这些原则为后来的“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理念奠定了基础。

（四）健康第一，以人为本：学校体育改革新篇章（1999年至今）

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与提高生活质量要求相适应的休闲体育、终身体育逐渐成为主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将真正回归体育本身[19]。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20]。从该《决定》发布起，让“健康第一”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学生个人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2001年6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就基础教育改革提出新课标的设计思路：坚持“健康第一”，淡化竞技色彩；关注学生差异，培养运动兴趣；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培养终身体育的观念等[10]254。2007年十七大召开，确定了以人为本的概念[21]，指出了个人发展的基础作用，通过构建多元性体育服务体系，将促进健康素质提高到“民生工程”的高度，将体育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

“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确立以后，根据党的十七大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部署精神，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保障我国学校体育工作落到实处。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了健康第一，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要求[22]。2012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校体育，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确保学生运动时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有机融合，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23]。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以“天天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全面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健全学生人格品质，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4]。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将提高青少年的体育素养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保证学生在校的体育场地和锻炼时间，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工作考核体系，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等[25]。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26]。2019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强调：“要强化体育锻炼。要坚持健康第一，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27]

素质教育全面推进也让体育基础教育的发展迈上新台阶。“健康第一”既是体育指导思想，也是当代学校体育的核心目标价值，为了保证这一思想落到实处，体育课程改革从20世纪初进入实验和推广阶段。“健康第一”落到实处就是“以人为本”，只有本着“以人为本”的体育教育导向，才能实现学校体育的特色发展和学校体育改革的持续改进。

三、制度阐释：学校体育目的演进的逻辑进路

（一）环境变迁与国家主导：学校体育目的制度生成

历史制度主义侧重从中观层面阐释行动者与制度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变迁，从历史与环境的视角，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影响我国学校体育目的演进的因素。学校体育的目的，它是服务于社会的，它会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动态的变化。

1.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1949—1979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经济建设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的重点从保家卫国向经济建设转变，由于经济欠发达，人民体质相对较弱，当时的学校体育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希望通过体育来强身健体，为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提供人力保障。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我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建设掀开新篇章，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明显提升，市场经济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体育要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服务。进入21世纪，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呈现知识经济时代趋势，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教育改革，以达到优化教育资源，构建终身体育的目的，学校体育改革也于2000年揭开序幕，为了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学校体育目的也从社会本位走向以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情意表现。

2.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面临很多困难。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国民党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还有大批残余力量严重危及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28]147。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28]148。面对内忧外患，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确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0]1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学校体育目的侧重于体育社会功能当中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学校体育目的关键词是“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建设祖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议事日程[29]。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0]。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表述，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持续不断的改革推进中。学校体育事业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把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作为改革的出发点，通过具体的工作方针、政策等实现“体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学校体育目的在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个人发展功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学校体育目的的关键词是“增强体质，全面发展”。

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28]33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8]381。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为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健康是人民拥有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体育对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起着关键作用，为了促进人民的美好生活，学校体育就要“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初的学校体育改革的全面铺开，再到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体育的个体功能和体育的社会功能提升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也应然而生。学校体育的目的更多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色彩。21世纪学校体育目的关键词是“健康第一，以人为本”。

3.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岁月积淀，其核心价值在历史长河中彰显着持久的生命力。总体而言，“以人为本”“学以成人”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精神指向[32]。新中国成立以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再迈向“文化自信”的征程[33]。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学以成人”的核心内涵，也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校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是贯彻落实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实践路径，其文化精髓在学校体育目的上的表征主要是“以人为本”，关注个体的需要和个性发展，关注人的尊严和个体的生命价值。

（二）文化传承与国家能力：体育目的变迁的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要复杂的多，因此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34]。制度变迁也不是突然降生的，它是历史传统基础上的延续和传承，表现为“路径依赖”的特征[3]126。这也决定了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其制度选择和边际调整都有自己的特点。

学校体育目的变迁表现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回顾学校体育目的变迁历史，其发展也是交织在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上，当时中国的生产力非常低，政治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尚未完全完成，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尚在政治领域。学校体育目的也是围绕“保家卫国”这一核心点的“强身健体”。1956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学校体育目的也顺理成章地从“保家卫国”变迁为“建设祖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强调：“要高速发展体育事业，重点抓好两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工作，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11]1149。学校体育目的是在“增强体质”的基础上追求“全面发展”。随着我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党和国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学校体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学校体育也在2000年后正式进入改革实验阶段，确立了“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

学校体育目的变迁也表现为文化传承的路径依赖。制度离不开文化，文化的因子总会渗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3]128。学校体育目的是学校体育政策的子内容，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最初的模仿欧美向学习苏联的全面转变，再到融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校体育制度章程。其变迁过程也必然受到传统文化路径的影响，是通过激励、观察、模仿等多种社会学习方式导致更多制度之间的互相延续和依赖。

（三）行动者与关键节点：我国学校体育目的演变的“制度断裂点”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总体分为制度延续期和制度断裂期[35]。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目的演变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节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将提倡国民体育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关键节点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地位的确立，在面对国民健康素质不良的社会现实时，国民体育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写入了共同纲领的第48条[11]1。学校体育是国民体育的基础，在共同纲领颁布后，按照历史制度主义关键节点的框架模型，关键节点处产生的“遗产”包含三个部分：制度的生产机制、再生产机制和核心要素的稳定性[3]158。因此，1952年确立我国学校体育的基本目标——促进身心发展，增强体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此时第一个关键节点的制度生产机制还没有完全结束，面对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保家卫国”也是广大青少年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在1956年的关键节点进行了制度的再生产机制：确立我国学校体育目的是促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祖国做好准备。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体委于1979年2月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体育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10]153。历史制度主义在关键节点研究中认为制度演进的过程是政治和经济之间不同互动模式演化推进的结果。此次关键节点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讨论背景下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适应性改变。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经济发展的摸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学校体育也由此将增强体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作为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

关键节点的生产机制经历了1979年的学校体育各项工作条例的规定，“增强体质”的学校体育目的作为一项制度得以确立。80年代，“坚持三个为主”的学校体育思想的确立，让学校体育目的内涵得以充实和加强。第二个关键节点的再生产机制主要呈现于90年代，学校工作条例和体育法制法规的颁布，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导向。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1999年6月我国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战略思想，揭开深化教育改革的新篇章，学校体育是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21世纪初期，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坚守“健康第一”理念，体育改革的序幕拉开。该关键节点产生的生产机制和再生产机制之主要功效在于学校体育目的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将学校体育改革落实到体育课程改革，让学校体育迈进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四、结 语

回顾学校体育目的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学校体育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校体育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学校体育目的变迁都能够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学校体育的发展，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有助于从历史的模式中发掘那些历史性因果关系，有助于理解当今体育目的的选择，为我国体育政策制度创新提供策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