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悦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0 引言

从多元文化的视野出发,以南太平洋(以下简称“南太”)岛国为背景的文学中有一些以明显的族群特征为底色的文学作品。族群往往具有相对稳定、类似的文化表征,从不同的族群出发,分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相异族群心理特征的作家创作的南太平洋相关文学作品,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冲突中的共性规律,实现文化交流上的互相关照、互为补充,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多元文化背后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在关乎人类社会诸多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及其历史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实现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互融互鉴。

与澳大利亚的文学图景类似,南太岛国的族群文学也同样由“白人作家、移民作家和土著作家凭借各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彭青龙, 2006: 59),创作出一定时代背景下正面或侧面反映南太岛国居民生存状态和思想困顿的经典作品。白人文学、土著文学和移民文学既是相对固定的分类,具有一定的族群建构性,同时也具有相互指涉、互为解构的特点,毕竟族群文学研究更注重文学作品“如何参与了建构(或解构)各种话语中的‘族群性’”(梁昭,2018:109)。其中,南太白人文学作品的族群性集中体现为白人性的建构与流变,为理解殖民时期白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洞悉西方价值观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视角。

1 南太岛国白人文学及其白人性

南太岛国白人文学指由白人作家创作的与南太岛国相关的文学作品。从早期的“食人生番”“神秘之地”到中期的疾病“疗愈之所”和创作“养分池”再到如今的“多元文化交汇点”,白人作家笔下的南太大多是自身经历与异域想象的杂糅,就文学性而言多少带有一点审美上的异国情调、主题上的现实批判性和隐晦的复杂矛盾情感。南太的自然风情让他们流连忘返,慰藉了他们虚弱的身体和疲惫的心灵,使得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异乡建立新的归属感,然而相异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又让他们在讶异之余始终与这块土地之间存在着疏离与隔膜。这些作家有些对自身原处的社会心存不满,尤其对殖民者的肆意抢掠持审慎和驳斥的态度,在接触南太原住民时饱含真挚同情的眼光,同时反思和批判殖民者的统治方式。然而他们又常常带有一种隐约的种族优越感,他们的旁观由此显得有几分居高临下。或许是源于作者自身的矛盾态度,作品中的南太呈现出伊甸园与修罗场的混杂图景。尽管有学者质疑以南太为主题的白人文学作品难以逾越“对南太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毫无引人深思的洞察”(Subramani, 1992: 77),但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透过这些西方作家“局外人”的视角审视南太才能对该地区的文学样貌形成丰富全面的认识。

南太白人文学以南太为背景,包含旅行文学、小说、(半)自传体回忆录等,在空间上与南太岛国有着割不断的地理属性上的关联,在时间上伴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既有固化的内容,也有细微的历时变化。而在地缘上,白人文学体系内部也存在不同国家、地区文化间的落差,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宗主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也存在微妙差异。白人文学参与了白人性的建构,通过角色塑造勾勒和强化某些品质特征,使其蕴含的价值观更加具象化。作为一种族群身份,白人性“并非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学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陈后亮 等,2020:128)。换言之,白人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白人的种族特征和西方的价值认同之上,通过对于白人族群的建构性想象所凝练的特质。

伴随着西方的殖民进程,白人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广泛流传推进了西方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白人文学是白人性得以建构的要素,同时也是这种流动的白人性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产物。换言之,白人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张,使得白人文学呈现出一种“白人至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因此,白人文学和白人性之间存在互构、共生的关系。南太平洋岛国白人文学有着类似其他白人文学的普遍特征,即兼具族群建构性与白人性想象产物的双重属性。

白人作家与南太岛国之间程度不一的联系决定了其文学作品独特的个性。首先,在南太岛国这一特殊背景下,作品中的白人性得到凸显和强化。白人主人公与南太原住民之间的对比或明或暗地出现在诸多作品中。无论是早期旅行文学、书信还是后期小说、传记中对于南太“伊甸园”自然环境的勾勒和原住民“他者”的形象塑造,都在很大程度上衬托出主人公的白人性。叠加上西方读者们熟悉的本土环境与南太“异域”环境的对比,更加显化了作品中的白人性特征。不同历史时空下作品之间的互文又进一步促成了白人性的强化。其次,作品中对于南太的偏见性认知伴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兴衰一直延续至今。除了解构南太岛国白人文学中的白人性特征,我们也关注这些作品对南太的刻板书写和由此形成的原型化偏见。而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往往通过类似的共性方法强化了这些认知,并将其渗透人们对于南太地区的认识。厘清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原型化认知的特征,对于后殖民语境下解构“白人性”及其思想基础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往往需要重点关注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

从麦哲伦的航海到库克船长的三次航行,南太逐渐被纳入殖民帝国的版图,开启了西方白人作家有关南太的文学创作。西方很多作家都曾到访南太并进行过相关文学创作,因此南太岛国的白人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和西方的殖民征程紧密联系,相伴相生。以南太为主题的白人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南太文学史前时期(王晓凌,2006:240),包括自传体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诸多体裁,时至今日很难有边界清晰的门类划分,因此多被定义为“太平洋岛屿文学”(Pacific Island literature)或“旅行文学”(travel writing/literature of travel),但论其本质都是对异域的再现。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和主题的差异,南太岛国白人文学的发展历经了三个时期,不同时期作品纷呈,也体现出趋势性的特征。

2 南太白人文学中白人性的流变

2.1 早期:白描中的白人性

早期南太白人文学主要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探险家、传教士的旅行文学。作品中的白人性体现在探险家的冒险精神、严谨科学性和传教士笔下基督教徒的虔诚性。探险家的冒险精神集中体现在有关库克船长三次太平洋航行的记录文件。库克(James Cook,1728—1779)所著的《库克船长的第一次环球航行》(CaptainCook’sFirstVoyageRoundtheWorld)、《库克船长的第二次航行》(CaptainCook’sSecondVoyage)中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还有哈克(Cowley Hacke)等人所写的《航行记录全集》(ACollectionofOriginalVoyages),而传教士对于基督教坚定的信仰在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760—1814)的《前往南太平洋地区的传教航行之旅》(AMissionaryVoyagetotheSouthernPacificOcean)中可以略知一二。马克·威尔克斯(Mark Wilks)的《塔希提:法国天主教教会对英国新教教会在南太平洋影响力的瓦解:起源、特征和进程》(Tahiti:ContainingaReviewoftheOrigin,CharacterandProgressofFrenchRomanCatholicEffortsfortheDestructionofEnglishProtestantMissionsintheSouthSeas) 一书则反映了不同殖民国家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

早期南太白人文学对南太原住民存在着“高贵野蛮人”和“可鄙野蛮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低等民族刻板书写。包括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和沃里斯(Wallis,1728—1795)在内的早期探险家们对南太高贵野蛮人和伊甸园式风光的描述成为后世很多南太田园诗和主题电影等习惯表达的内容(Subramani, 1992:76)。自从1670年德莱顿(John Dryden)在英雄剧《格拉纳达的征服》(TheConquestofGranada)中提出“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这一包括南太岛国原住民在内的理想化土著人“他者”形象的概念一直作为欧洲文明的对立面不断得到强化。而诸如拉彼鲁兹(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e,1741—1788)和克罗泽(Crozet,1728—1780)等作家则为后人们描绘了南太可鄙野蛮人的形象。拉彼鲁兹对“高贵野蛮人”的提法不以为然,认为南太岛民身体上的伤疤是“大自然留下的记号”(La Pérouse et al., 2010: 395),表明“处于野蛮、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比丛林里的狼和老虎还要邪恶”(Le Pérouse et al.,2010:395)。克罗泽则坦言南太野蛮人和美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惊人地相似,“男人都一样不留胡须,都是食人一族,使用相同的武器和器皿,相同的衣着、住所和船只,对于女性同样的麻木不仁,还有相同的从事最苦力劳动的习俗”(Ling, 2011:68)。将他们异于白人的相貌、习俗与品行混为一谈,都定格为可鄙的类型。奉命为帝国在南太寻找新领土的英国探险家班克斯更是直言“南太岛民们扁平的鼻子是他们样貌上的缺陷”(Banks, 2012: 99),将他们肤色的深浅与社会地位的高低相提并论。

此外,早期白人文学将南太异域环境比拟为自然“伊甸园”的描写突出了其价值评判者的白人性特征。法国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探险家布干维尔在《环游世界的航行》(AVoyageRoundtheWorld,又译《世界环游记》)一书的第二部分以看似羡慕的口吻如是描述塔希提岛的异域风光:“眼前的景致如此美丽,同时还拥有着大自然赐予的最丰富的物产,这种自由无序的美是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描绘的。”(Bougainville et al., 2011:244)不仅如此,“这里气候宜人……因为坏血病而被送上岸的船员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了体力,有些人甚至完全康复了……岛民们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即使年老了之后也丝毫未觉不便,感觉敏锐”(Bougainville et al., 2011:248)。以布干维尔为代表的早期南太平洋岛国白人文学着重展现了与白人性对比下的南太图景,即远离尘嚣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和健康生活方式。因此南太岛国白人文学从发祥开始就奠定了南太作为白人“伊甸园”和“疗愈所”的存在这一认识基础,为后世作家们奠定了向往南太“伊甸园”的基调。

总之,早期的南太白人文学中存在布干维尔等提倡的南太“高贵野蛮人”和拉彼鲁兹主张的“可鄙野蛮人”形象,将其对于当地科学客观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观察记录与基于白人性价值观的二分法评判组合在一起,以一种看似严谨记录的方式完成了对南太的刻板书写,使其固化为类似“野蛮人”的低等民族。同时通过或隐或显的对比推进了白人性的建构和强化,宣扬“自由平等”“文明开化”的白人性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萌芽。如布干维尔在描绘伊甸园美景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这些幸福景象背后南太社会有悖西方文明的“缺憾”,用一种间接的方式隐晦地实现了白人性的概念化。他控诉南太社会制度的极权与不平等,如“塔希提岛上等级非常森严,权力严重失衡”(Bougainville et al., 2011:269),凸显了白人性所强调的“自由平等”价值观。再者,他刻画了南太原住民蒙昧、懒散与无知的野蛮人形象,反衬了白人性文明、开化的形象。与意大利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相反,“塔希提人只有最基本最有限的社会观念……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身体一样懒散”(Bougainville et al., 2011:264),因此他们注定“无法通晓我们的语言”(Bougainville et al., 2011:264)。

2.2 中期:角色化推进的白人性

“高贵野蛮人”和“可鄙野蛮人”的惯性二分法定律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南太白人文学。与早期帝国政府为了殖民扩张、给与资金和人力支持的太平洋团队航行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很多是源于自发游历南太平洋岛国的个人行为。虽然同为旅行文学,这一时期讲述作者个人南太经历的非虚构自传体文学作品明显增加,又凭借其更加浓烈的文学色彩和更具戏剧化的情节冲突从船长、传教士冗长的纪录片式文学文本中脱颖而出,成为中期南太白人文学的亮点。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泰比》(Typee)、《奥穆》(Omoo)、《玛迪》(Mardi)和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自传体散文集《在南洋》(IntheSouthSea)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中的白人性通过更鲜明的人物和更戏剧化的情节得到进一步显化和强化。

在麦尔维尔的创作时期,文学作品中萌芽的白人性特征越发清晰。白人性“从17到18世纪宗教布道、历史文学、旅行文学、犯罪文学和囚禁叙事中隐约的英国人特质或者模糊的基督徒特性开始转向19世纪小说中描绘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特征”(Babb,1998:90)。尽管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和《在南洋》并非虚构体裁的小说,但到了这一时期(半)自传体旅行文学主题更加聚焦,情节推进和角色塑造更接近小说,与早期探险家和传教士的作品相比,个体人物的角色塑造使得白人性的建构得以具象化。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的主人公即叙事者的冒险精神在故事情节的推动和不同人物的对比下得到进一步凸显。前两部中《泰比》叙事者兼主人公托莫(Tommo)和伙伴独闯食人族泰比人部落并成功脱险,《奥穆》的主人公保罗(Paul)经历水手哗变并被原住民拘押最终化险为夷,最后一部《玛迪》英雄救美的主人公塔吉(Taji),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凝聚了崇尚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白人性一直延续到麦尔维尔的代表作品《白鲸》,主人公亚哈船长尽管有着自私残忍等人性的弱点,但更大程度上被塑造成具有冒险精神、顽强不屈、坚毅执着的典型白人“硬汉”形象。

相较于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更具纪实性的史蒂文森《在南洋》中的硬汉人物形象并不显著,在情节上戏剧冲突性稍弱,主人公作为叙事者在具体事件上的“参与度”也稍逊一筹。其作品中建构的白人性除了旅行本身具有的冒险性质,更多在于对原住民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反观。来到南太疗愈身心的他和家人辗转于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土阿莫土群岛(Paumotus或Tuamotu)和吉尔伯特群岛(Gilberts),在对劳工厨子、国王大臣等各种原住民阶层的白描中延续了“可鄙野蛮人”和“高贵野蛮人”的二分法,同时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工具理性和资本扩张的批判眼光分析了原住民的权力等级制度。处于早中期之间过渡时期的英国诗人詹姆斯·蒙特戈梅利(James Montgomery,1771—1854)在诗集《鹈鹕岛》(ThePelicanIsland:andotherpoems)中“将海洋世界的适者生存与上帝的神性有机融合”(Lansdown,2006:165),体现了严谨科学性和基督教徒的虔诚性,进一步强化了白人性的主要特征。

中期的南太白人文学作品通过强化二分法的刻板书写和人物角色化推进了白人性的构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更显异彩纷呈。通过多视角的审视,可以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得以窥见不同文化在各个层面的碰撞与融合。首先,生态视角下不同文化中的生态观差异强化了工具理性、崇尚科学的白人性特征。波利尼西亚三部曲在作者麦尔维尔南太航海经历的自传体叙事背后也记录下了不同生态观的碰撞。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奥穆》反映了原住民对自然的神秘主义迷思、殖民者的生态扩张主义思想和作者万物有灵论与自然工具价值观并存的不同生态观,在观念的碰撞中放大了白人族群工具理性和崇尚科学的特征。

其次,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文化冲突使得白人性更加突出。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作者本人身份认同的扭曲变形与妥协和解,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视角揭示了南太原住民在文化冲突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并借此强化了对比下的白人性特征。《在南洋》描绘了南太土著在自我身份、集体身份和社会身份认同上的游离、模糊和混杂感,在强烈的冲突对比中完成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白人性的建构与强化。

2.3 后期:多元分化的白人性

自我身份的认同与他者的相峙不断强化着两分法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延续连同白人性的特征和对南太原住民的刻板书写一起延续到了20世纪至今,即南太白人文学的后期。这一时期的白人文学代表作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叶之震颤:南太平洋故事集》(TheTremblingofaLeaf:LittleStoriesoftheSouthSeaIslands)和米契纳(James A.Michener,1907—1997)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南太平洋故事集》(TalesoftheSouthPacific)。不同文化的碰撞下以白人性的价值观为观照的刻板书写进一步加深了南太原住民“绝对他者”的形象,在后殖民时代语境下遭到多元文化视野的不断解构。《叶之震颤》中延续了殖民者对南太平洋岛国及其原住民等“他者”的刻板书写,塑造了原住民异域、落后和臣服的“绝对他者”形象,与此形成隐晦对比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先进和征服的白人性。

除了《叶之震颤》,毛姆另一部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TheMoonandSixpence)更为家喻户晓。该小说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ual Gauguin,1848—1903)在塔西提岛和马克萨斯岛的辗转为原型,结合作者本人游历塔西提岛的经历写就,以一如既往的犀利笔锋展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然天性与社会文明间的矛盾冲突。此外,米契纳获普利策奖的作品《南太平洋故事集》则以年轻的水兵和汤加女孩的罗曼史为切入点。随军护士和法国贵族之间上演的“傲慢与偏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二战背景下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碰撞,而士兵们为了备战摩拳擦掌的景象和南太宁静的热带风光构成了强烈对比。之后据此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电影和电视节目均获成功,进一步巩固了作品的经典性。

史蒂文森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历史的注脚:我在萨摩亚的八年风雨路》(AFootnotetoHistory:EightYearsofTroubleinSamoa)以萨摩亚内战为背景讲述了英美德殖民帝国间的争斗和原住民的反抗。米契纳的《回到伊甸园》(ReturntoParadise)和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机器岛》(L’Îleàhélice, 英文版名为TheFloatingIsland,又名《太平洋上的珍珠》)等也都是不错的作品。《回到伊甸园》是一部短篇故事集,作为米契纳《南太平洋故事集》的续篇,以他重访塔希提、斐济等南太岛屿的经历为蓝本,用结合客观描述和虚构情节的方式娓娓道来。《机器岛》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讽刺意味的故事,一个法国弦乐团受邀来到美国人主导的移动岛屿演出,并跟随岛屿辗转经过太平洋的诸多群岛,不仅与原住民之间产生了武力冲突,也经历了文化的碰撞。故事在南太平洋的海洋文化和欧美大陆的陆地文化冲突这一背景下展现了作者对科技与人性的哲学思考。在延续了倡导严谨科学性的白人性价值观之外,显示出一种更加自省的态度。

美国作家詹姆斯·诺曼·霍尔(James Norman Hall,1887—1951)和查理·伯纳德·诺德霍夫(Charles Bernard Nordhoff,1887—1947)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南太平洋仙境》(FaeryLandsoftheSouthSeas)描绘了一战和二战之间南太土阿莫土群岛和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等岛屿的图景,除了白人文学中对于南太一以贯之的“天堂”般的风景描绘,还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南太经济发展、社会风俗和生活场景。从中不仅能一探一战后西方国家在南太影响的余波,一窥还未遭到二战摧残的南太社会,还能体会到作者在白人身份与融入当地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挣扎。

兼任《太平洋科学:太平洋地区生物与物理科学季刊》(PacificScience:AQuarterlyDevotedtotheBiologicalandPhysicalSciencesofthePacificRegion)创刊编辑的另一位美国作家格罗夫·戴伊(Grove Day,1904—1994)在与米契纳合写的非虚构类短篇故事集《天堂里的流氓》(RascalsinParadise:TrueTalesofHighAdvantureintheSouthPacific)中讲述了第一位女海军上将、西班牙探险家伊莎贝尔·巴雷托(Isabel Barreto,1567—1612)、法国探险家布雷伊侯爵(Marquis de Rays,1832—1893)、澳大利亚商人兼作家刘易斯·贝克(Louis Becke,1855—1913)等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的十个南太平洋探险故事,跨越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杀戮掠夺的背后既是南太被殖民历史的浓缩,也进一步以反面人物的形象揭示了白人性的面纱之下的真相。

此外,还有澳大利亚作家萨拉·特恩布尔(Sarah Turnbull)在《世间一切美好》(AllGoodThings)中以女性的视角展现了南太当代社会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多元文化视角中不可或缺的是性别平等前提下的对话与沟通,后殖民的当代社会背景下女性视角的审视与解读,对处于文化弱势和性别歧视双重窘境中的女性群体而言是必要的发声渠道,也是实现文化互通共荣的应有之义。西方文化曾经的强势地位和文化输出的强劲势头助力了其诸多文学作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世界诸多国家对于南太的了解多少都曾经受到这些经典作品的影响。在如今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审视这些有关南太的白人文学作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反思影响社会发展和个体命运的制度因素和价值观冲突,有助于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

被传记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南海故事》(SouthSeaTales)和《太平洋故事集》中沿用了他的黑色幽默,讲述了帝国主义和异域种族间的碰撞,在揭示殖民的残暴之余,时而又会暴露出“战无不胜的白人”所惯持的种族歧视。颇为讽刺的是在伦敦另一部被质疑存在歧视和偏见的《中国佬》(TheChinago)一书中,开篇就引用了麦尔维尔在《奥穆》中提到的塔希提谚语:“棕榈不断生长,珊瑚不停延伸,而人终将死亡。”这种互文性不仅反映出多元文化视角下对人类命运的普遍人文关怀,更警醒着文化碰撞中被书写、被塑造的一方亟需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原世界本应具有的多样性。

史蒂文森、麦尔维尔、米契纳、杰克·伦敦和毛姆等人促成了西方南太主题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入后经典时期,西方南太主题的文学作品围绕着记录与反思,延续了旅行传记的叙事特征,呈现出体裁多样的特点,以一种多元视角传达着白人性特征。普利策奖获得者拉里(Larry McMurtry)在《伊甸园》(Paradise)中以自己在塔希提和其他南太岛屿的旅行经历为背景,用强烈的对比呈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对爱情与婚姻、家乡与他乡、社会发展与个人命运的困惑与思索。2002年出版的威尔·兰登(Will Randon)游记《所罗门时光:南太平洋历险记》(SolomonTime:AdventuresintheSouthPacific)和2017年玛丽·特布尔(Mary E.Trimble)的回忆录《乘着幸运号去远航:南太平洋历险记》(SailingwithImpunity:AdventureintheSouthPacific)循着史蒂文森等前辈作家的足迹,展开了远离尘嚣、时空交错的南太平洋探险之旅。此外,2008年温迪·巴特勒特(Wendy Bartlett)的《海阔浪涌:南太平洋上的爱恨情仇》(BroadReach:Passion&AdventureSailingtheSouthPacific:ANovel)是带有悬疑色彩的爱情小说,描述了离异女子莎拉(Sarah)邂逅一位英俊帅气的男子,于是抛开循规蹈矩的生活,开启了一场充满浪漫田园色彩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之旅。可见,冒险精神和自我反省成为这一时期白人性的典型特征。

与此同时,学者们以历时的视角反思了被经典化的作品中呈现的南太形象,其中一些代表著作颇具解构特征,强化了“多元共生”“自我反省”的白人性特征。1997年新西兰作家罗德·埃德蒙(Rod Edmond)在《殖民话语下的南太平洋:从库克到高更》①本节中未见中文译本的著作其书名均由笔者翻译。(RepresentingtheSouthPacific:ColonialDiscoursefromCooktoGauguin)一书中从历史、文学、艺术史和人类学等诸多不同的角度追溯了1767至1914年间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作家和艺术家笔下的南太。他认为在殖民话语甚至后殖民理论视域下南太原住民文化成为充满惰性、缺乏能动性的象征,各种南太殖民话语和文化碰撞的历史特殊性未得到充分阐释(Edmond, 1997)。斯里兰卡裔美国人类学家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被塑造的食人族:南太平洋的食人与人祭》(CannibalTalk:TheMan-EatingMythandHumanSacrificeintheSouthSeas)中指出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所谓南太的食人习俗只是掌握话语权的殖民者对他者夸大其词的书写,尽管原住民也无意识地参与了这一过程。

2006年理查德·兰斯顿(Richard Lansdown)编著的《南太平洋的陌生人:西方人眼中的太平洋》(StrangersintheSouthSeas:TheIdeaofthePacificintheWesternThought)回顾了跨越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南太他者形象的嬗变。从1525年安东尼奥·皮卡菲塔(Antonio Pigafetta)的《麦哲伦的航行》(Magellan’sVoyage)到2001年拉里的《伊甸园》,在经济、政治、种族、文化、文学等多重视角的审视下,南太在西方的形塑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从早期想象中的黄金之地和实际的财富泡沫到被帝国瓜分的殖民地与文化、种族的熔炉再到深受二战影响的地区以及人种物种多样性的表征之所,这种变化呼应着文化碰撞下的时代变迁和帝国需求。西方视野中的南太原住民也历经了从高贵野蛮人、可鄙野蛮人的二分刻板书写到传教士眼中有待感化的人再到异质文化传承者的形象变迁,从侧面完成了对“文明开化”“中心化”等白人性的书写。

伴随着强烈的解构思潮,进入当代的后期南太白人文学作品与经典作品之间似乎仍有着一种若隐若现的互文性。2008年出版的《新几内亚战役:被遗忘的南太平洋战争》(TheGhostMountainBoys:TheirEpicMarchandtheTerrifyingBattleforNewGuinea—TheForgottenWaroftheSouthPacific)颇受西方读者欢迎。书中详尽地描绘了尘封已久的新几内亚之战,这是二战期间南太平洋上一场不常被提及的战役。战争与冲突在早期经典作品中也时常会被提及,如殖民帝国在南太的争斗、交替与割据。通过信件和采访等第一手资料的介绍,作者詹姆士·坎贝尔(James Campbell)为我们还原了惨烈的战争背后人们的生存信念和钢铁意志。在2014年另一部军事史著作《南太平洋炼炉:被遗忘的二战战场》(SouthPacificCauldron:WorldWarII’sGreatForgottenBattlegrounds)中,艾伦·雷姆斯(Alan Rems)详尽地描绘了被二战战火波及的南太平洋地区。这些被重新拾起的战争回忆以异常残酷的方式揭示了特定群体在新环境中受到的价值观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与经典作品构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也在多元视角下强化了“自由平等”“善于自省”的白人性特征。

3 结语

南太岛国白人文学中历经早期的白描实录、中期的角色化到后期的多元分化,一以贯之对南太环境和原住民进行了刻板书写,通过对比逐渐建构和强化了所谓“崇尚科学”“自由平等”“文明开化”“善于自省”的白人性,伴随着部分作品的经典化实现了白人性概念的具象化。进入当代,其互文性与解构性并存的现状提醒我们,尽管作家们有白人性的自省与反思,但白人性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甚至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南太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白人文学视野中的现代南太仍然是作为其“疗愈之所”和“灵感源泉”工具的存在,而我们需要去思索南太自身的内在价值,追寻一直以来被遗忘的南太土著和移民等不同族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