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小娘》 金小娘 王向东 闽南农村

郭建生长篇新作《金小娘》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中节选曾于2016年在《泉州文学》发表并获得当年优秀作品奖，是作者历经十年不懈笔耕的心血之作。小说以闽南普通民众为叙事主体，以闽南地区赤水镇戴云村为叙事背景，书写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闽南乡村干群在社会变革中的奋斗历程。小说围绕农村妇女金小娘和基层干部王向东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命运发展，通过修建公路、社教运动、拓荒造田、开挖水库、知青上山下山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书写，彰显了闽南民众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命追求和奋斗精神，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真实丰富的闽南农村社会生活画卷。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农村社会变革史是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历史事件深深地影响了那个年代许多人的人生，成为那个年代人们不能忘却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认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作者以自己长期在农村基层生活和工作的丰富经历和深厚积累，独特地观照了这个时期农村社会发展变革的艰难历程，生动地书写了闽南农村新中国成立后的沧桑巨变以及乡村民众朴实的生命追求。正如他在小说的“后记”中所写：“我的家乡位于福建戴云山脉南麓一处海拔近千米的小盆地，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也是闽南著名的侨乡……家乡的印记，深深地镌刻于我的脑海，不曾因我离开家乡多年而淡忘;家乡的情结，更是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间而未曾释然。对于家乡的变化，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也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产生写作一部反映家乡新中国成立后沧桑巨变的长篇小说之念。”可以说，郭建生是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在“提取乡村记忆”，以“保证集体记忆的延续性”，不管是修建公路、拓荒造田、出义务工开挖水库的新农村建设，还是社教风波、造反升官、知青上山下乡的动荡岁月，都会在阅读中唤醒那个时代许多人曾经远去的记忆，也让后人得以形象地了解那一段不可或缺的农村社会变革史。

真实性和历史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色。许多人都知道，那个阶段农村的发展变革历程是相当艰难曲折的，农民们刚刚从封建社会和战乱中走出来，迈入新中国的新社会。在新旧交替的变革中，难免会产生各种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作者没有回避这些矛盾冲突，他不仅真实地书写了这些矛盾沖突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而且充满生活气息地演绎了以金小娘为代表的农村妇女追求自由与进步的艰难过程。

小说中，金小娘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童养媳，也是闽南山区农村一个普通的侨眷妇女，丈夫出洋之后就不管家庭并且另娶番婆还寄来休书抛弃了她，但她却坚强地撑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和同为番客婶的婆婆带着养子和遗腹女儿一起生活。面对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在以王向东为代表的基层干部的感召和培养下，走出家门，走向了火热的新农村建设中，不仅在农村集体生产和各项工作中积极带头，踏实肯干，而且在解决错综复杂的农村工作问题和困难中体现出自己作为一个新农村新女性的智慧和能力。如在“开荒造田”中，金小娘不仅让各生产队分层承包开垦范围以推进生产进度，还想出用稻草铺盖梯田的方法，解决了连日暴雨山上红土流入良田的难题;在天坛山山林火灾中，她冷静组织社员开辟隔离带和分工扑火，和干部群众一起遏制了火灾蔓延;在动乱时期，她颇有见识地把辍学的儿子送去学医，并当上赤脚医生为村民服务;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她又果断泼辣地制止了野蛮青年和知青们的尖锐冲突，等等。金小娘也由此赢得了群众和领导的信任，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姑逐渐成长为大队妇女主任和副大队长。可以看出，在作者笔下，金小娘是一个伴随着闽南农村社会变革发展而不断成长的农村新女性，她的身上虽然仍带着某种旧时代封建礼教的残留，但已经体现出一种新时代山村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进步，具有一种真实的情感力量。

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王向东副社长的形象也塑造得很用心，他从一个怀揣理想、自愿到山区工作的烈士后代，到成长为一个致力于推动农村变革、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的基层党员干部，王向东的形象非常正面，具有一种动人的正能量。但作者没有拔高这一形象，而是把他放在农村社会变革中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在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对于农村工作的困难复杂和情感的困惑无奈，他也犯错过、失意过、痛苦过，但他依然初心不改，迎难而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担当和情怀的早期农村干部既真实又感人的艺术形象。

小说中金小娘和王向东副社长的爱情描写也很真实。作者把这段在基层农村工作中互相扶持而萌生的爱情写得内敛含蓄，富有生活气息，符合那个年代的生活态度。虽然两人彼此有意，但还是因为金小娘农村侨眷家庭的顾忌和王向东各方面素质的不断提升无疾而终。作品最后，作者于罹患晚期乳癌的金小娘在弥留之际写道：“在她微弱的意识里，凭着尚存的听觉，感到他就在床前，恍惚又与他一起站在那座尚未完成的水库坝头。不远处的知青点棚屋在她眼前若隐若现，那些竹门窗被夜风吹得哐当哐当直响。月辉下的库区，似乎已经蓄满了水。微风掠过的水面泛着粼粼波光。她紧紧地挽着他的手臂，无所顾忌地迈着轻盈的脚步，徐徐走向库区深处……”c这个结尾颇精彩，似乎象征着金小娘对美好爱情的幻想，也似乎暗喻着农村妇女干部渴望水库建成改变农村面貌的生命追求，让整部小说有了耐人思忖的意味。

可以说，金小娘是解放后闽南农村土生土长的妇女干部的突出代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虽然小说的叙述比较平实，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峰回路转的悬念设计，但写得很真实，很有历史感，特别是把金小娘的成长与20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人记忆犹新的真实历史事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叙述，让读者真切而形象地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风云变幻和闽南农村的社会变化。

浓郁的闽南乡土生活气息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色。翻开小说，这种闽南山区农村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不管是“做七月半”“敬天公”“先敬天公、再敬祖先”，以及每月逢十赶小集的闽南民俗风情，还是童养媳、南洋侨批、娶番婆、老街骑楼（五脚架），以及弦管演奏、闽南卤面、猪油炒焦菜等的侨乡地域风貌;还有那些时不时夹杂其间的闽南方言俗语，如“吊鼎”“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脸”“西北雨”“嘉礼”等，都让人感受到了不曾远去的闽南普通民众的世俗日常，熟悉而亲切。我想，一个没有比较深入的闽南山区生活体验的作家，是写不出这样充满集体记忆并感同身受的世俗生活的。

当然，作者笔下的闽南山区农村生活并不是封闭的、偏安一隅的，它同样受到时代风云的冲击，生活在其间的农人也并非与世隔绝“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人，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不仅仅以金小娘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和民众不断地与时俱进，努力建设和改造自己脚下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且社会时风也同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闽南山区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妇女扫盲、宣传《婚姻法》、成立人民公社、办集体食堂、社教风波、修水库派义务工、革委会、三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忆苦思甜、培训赤脚医生、推荐上大学，等等，甚至在那个时代风行一时的“打鸡血”这样的荒诞行为也都在文本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可见，再偏远的山村，也是一个小社会，也避免不了时代风云的激荡和影响。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真实的充满历史感的乡村叙事，来折射出那个大时代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变革中以金小娘为代表的闽南乡村民众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他们朴实的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和生命追求。

可以说，该小说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闽南山区农村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一个延续集体记忆的独特文本，虽然文本书写稍嫌平实，但是其中无论是对那些为改变农村面貌而不懈努力的闽南早期乡村干群形象的用心塑造，抑或是充满闽南乡土生活气息的真实书写，在今天看来，都具有某种唤起集体记忆并提供新的审美经验的独特意义。

2021年9月8日于寸月斋

作者：戴冠青，泉州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