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路遥 作家 陕北 扶助者

谢望新

谢望新（1945—）：路遥的文友，江苏金坛县人，时任《花城》杂志副主编。

1986年春天，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随即面临作品无法发表的困境，就在这时，文友们先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陕西作协的诗人子页得知此事，打电话给花城出版社总编、诗人李士非，向他推荐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旅居北京的陕西籍评论家李炳银，也向《花城》推荐路遥的这部新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陕西作协的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愚，他和《花城》副主编谢望新是多年深交的老朋友，通过他的热情介绍和强力推荐，谢望新乘坐飞机，专程从广州飞抵西安，来看路遥的这部新作。

谢望新来到西安后，路遥将手稿郑重交付与他，由于已有两次退稿的遭遇，路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好在谢望新作为一位眼光独到、见解深刻的评论家，不会被时俗轻易左右，因此，几天审稿下来，谢望新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做出了很高评价，认为“这部小说主题鲜明，气势恢宏，立意深刻，耐人寻味，确实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好作品”a，决定在《花城》杂志刊发。不仅如此，谢望新还和王愚约定，小说发表以后，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向文学界和读者隆重推介《平凡的世界》，得到谢望新鼎力相助，路遥深受感动，因此他在《早晨从中午開始》中写道：

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谢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部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然而，1986年冬天，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在冷淡氛围中收场，评论家们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漠视和质疑，使《花城》杂志社面临着是否坚持给路遥发表第二部、第三部的严峻问题。因此，1987年夏天，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他将手稿托人捎给谢望新，并致信表达自己希望继续在《花城》杂志发表的诚意，但是《花城》杂志最终没有发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其中缘由，《花城》杂志原主编范汉生后来曾撰文披露此事：

1987年8月路遥托人将第二部稿子带来，由于编辑部人事变动，新组成的编辑部尚在磨合期，在发《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内部意见分歧，发排受阻。此时我已离开编辑部，此情况完全不知，后来听说也只能叹气罢了。

《平凡的世界》后荣获茅盾文学奖。三部中《花城》只发一部，未能争取到出版权。这是花城出版社的一个损失，也是《花城》杂志创刊以来的一大失误与遗憾。

张鹏举

张鹏举（1916—1988）：路遥的医师，陕北榆林人，时任陕西省榆林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1987年春天，路遥因长期超负荷写作导致身体积劳成疾，到了夏天，他的病势加重，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来到故乡陕北求医问药。6月，路遥去洛川县找好友王双全，王双全为路遥寻到了一位老中医治病，遗憾的是未见疗效。路遥随即赶往延安，找到自己的恩师申沛昌，申沛昌对路遥关怀备至，亲自带领路遥去榆林看病，路遥后来曾动情地对好友高其国说到此事：

我能上延大，毕业分配到省作协都是申老师从中协调的，上次去榆林看病，也是申老师带我去的，先见了李焕政，又见了霍世仁，联系好老中医张鹏举。申老师在陕北人很熟，许多领导和申老师是朋友关系，所以上次看病很顺利，方方面面都有人照顾，病也好的快。

路遥来到榆林城后，立即被热情的父老乡亲包围，其中他的好友、作家朱合作为他跑前跑后，操办治病，朱合作后来在回忆文章《路遥》中写道：

路遥写完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以后，累得不行，精神和体力都十分疲劳，而西安城里的大医院，又一下子说不清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于是，他抛开对大城市和大医院的依赖和迷信，跑到榆林城里看中医来了。

路遥来了，榆林的朋友们都纷纷去看他。但得知路遥有病，需要静养以后，就一般不再去打扰他了。路遥的病，是中医名家张鹏举给看的。

由于我们家离宾馆就百十米远近，所以，路遥服用的汤药，一开始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小电炉熬好，再端到宾馆去的。

路遥永远记着陕北父老对自己的恩情，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饱含深情地写到当时的情景：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为我作了周到安排。

榆林著名的老中医张鹏举负责为路遥治病，他凭借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诊断路遥的病是恶热所致，于是采取对症下药，使路遥的身体转危为安，恢复健康，得以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这对处于创作关键期的路遥来说，不啻是遇到了救星，路遥为此感激不尽，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向张老表达了深切感谢：

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服汤药和一百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

《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候挽救了我。

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这就是陕北人民，他们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挽救自己的儿子路遥。

周山湖

周山湖（1947— ）：路遥的文友，湖北罗田县人，时任山西《黄河》杂志社主编。

1988年5月，路遥在陕北甘泉县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就在这时，周山湖与《黄河》前任主编、作家成一交谈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原计划刊登在《花城》杂志上的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无法发表，因此，成一建议周山湖尽快和路遥取得联系，争取拿到这部小说在《黄河》杂志上发表。为此，周山湖专程前往西安，约见到路遥以后，他说明来意并向路遥约稿，路遥被周山湖的诚意感动，他承诺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交予《黄河》杂志发表。周山湖回到太原后，为了等候路遥交稿，决定将当年《黄河》杂志第3期推迟20天发稿。

路遥信守承诺，5月25日书稿刚一完工，他不顾劳累得近乎虚脱的身体，立即离开陕北，从延安出发奔赴太原。路遥抵达太原后，周山湖和副主编张发、办公室主任秦溱设宴款待路遥，但是，路遥此时因患有肝病不能饮酒，于是天乐代替哥哥一一谢绝了。路遥在太原留居三天，住在太原冶金招待所，对《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这三天中路遥足不出户，直到定稿，最终他把书稿复印件郑重交到周山湖的手上。

1988年7月25日，《黄河》杂志第3期隆重发表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将它作为本期作品头条，并配有画家董智敏为《平凡的世界》创作的题图和插画，篇首刊登了对小说内容精当的简介：

这是一部全景式描写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农村、矿山、大城市为舞台，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演出了不同的人生戏剧。围绕着他们展开好几条爱情线索，缠绵悱恻悲欢离合，无不体现着大变革时期的尖锐矛盾和时代特色，同时又饶有生活情趣，高潮迭起，结局意外。作者笔力雄健，开掘深刻，实在是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现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篇首附有前两部的内容简介。

正是因为《黄河》杂志的强力推介，扩大了《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因此，1991年3月路遥荣膺茅盾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向发表、出版《平凡的世界》的朋友们郑重致谢，其中就包括《黄河》杂志和主编周山湖。

叶咏梅

叶咏梅（1949—）：路遥的同事，上海人，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任编辑。

1975年5月，路遥来到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期间他结识了来自部队的编辑叶咏梅，当时路遥生活一贫如洗，著名评论家李星曾对笔者谈到路遥当时的一件事：

1975年5月，路遥来到西安，当时天气已经热了，路遥身上还是穿着过冬的棉衣，看得出来，路遥很穷。后来，好心的同事叶咏梅帮着路遥，把他身上的棉衣改做成了单衣，路遥这才穿上了单衣。

路遥为此感谢善良仗义的叶咏梅，两人由此成了好同事。

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德，行前他赴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在京期间，路遥在公交车上与叶咏梅相遇，叶咏梅此时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交谈间叶咏梅问到路遥最近的创作，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送给了她。叶咏梅仔细阅读过全书，感叹不已，她感到路遥这部作品蕴含着重大的人生哲学和朴素深沉的艺术魅力，是一部融真、情、美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杰作，于是她下决心把这部小说录制成广播节目，使它早日与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人见面。这对当时处在写作孤独和出版困难两重精神折磨下的路遥来说，不啻是一道希望的曙光。

此后，叶咏梅对《平凡的世界》原著进行了精心的编排，力图情节紧凑打动听众，然后确定由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青年演播家李野默担任播音员。这是三位大家的首度成功合作，他们以严谨认真、追求完美的创作心态，为20世纪80年代的广大听众献上了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声光传奇。

1988年3月27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长篇连播”节目开始首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用的是出版作品，第二部用的是二校清样，第三部用的是路遥手稿。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强大艺术魅力，《平凡的世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走进了千家万户普通人的心灵世界，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正如叶咏梅对这段激荡人心的岁月的讲述：

中央电台用四个月的时间播放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来又在新疆电台等省台重播，它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亿万听众的瞩目;创中央电台“长篇连播”节目听众来信量之最。回想当初，《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时，它静静地躺在书店的书架上，也许因平凡而很少有人问津;可一经电台连续播出，叩动了千百万听众的心，竟使作品供不应求，又进行再版……电台收到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离休干部及待业青年等。他们共同表述了这样的心情：听了《平凡的世界》，它教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教我们如何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8月3日，126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连播结束，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估算，当年国内的听众达三亿之多。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平凡的世界》后，当年共收到全国听众的来信1600多封，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创纪录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他们也收到读者来信3000多封，编辑、发行部门还不断收到读者电话，要求购买此书。广大听众和读者对《平凡的世界》的热爱，影响到了评论界的专家学者，从而有力地逆转了社会形势。

路遥感激叶咏梅的义助，1988年6月1日他抱病赶赴北京，向叶咏梅准时交稿，后来他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冯文德

冯文德（1930—1995）：路遥的好友，陕北子长县人，时任陕西省延安地委副书记。

路遥一生中，交往过很多政界朋友，其中，他最为赞赏的是有胆识、有魄力的改革家和平易近人、为民造福的父母官，對此，路遥的文友、作家王蓬曾在回忆文章《苦难与辉煌》中评价道：

路遥与政界人士周旋自有他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搞单纯的艺术几乎不可能，你不理睬政治，政治要来干预你。再说，既然创作来源于生活，生活中有那么一大批干部和整天热衷于政治的人，那些人的灵魂精神七情六欲也是社会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生活，不要讨厌和疏远，而应该积极去熟悉，去了解。政治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路遥这种认识生活、深入生活的方式为他全景式地表现生活打下了基础。

而冯文德，无疑是路遥一生中交往最深的一位政界朋友，这位集改革家和父母官于一身的干部，早在两人尚未相识的时候，就对路遥做出过帮助，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冯文德的女儿冯延莉、女婿李志强，他们谈到了一件事：

1973年，路遥考大学时，因为文革中他当过造反派，延安大学不愿要他。实际上，申昜当时已经托不动了，他去找冯文德，冯文德有个同学，在延大当副书记，通过各方的努力，路遥最后才上了延安大学。

路遥就这样在人生关键时刻获得冯文德的支持，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来到延安采风、写作，总是能够得到主管文化宣传的地委副书记冯文德的大力帮助，李志强对此回忆道：

冯文德有文化、有思想，1978年他在富县当县委书记，就尝试搞起了生产责任制，他是为了让全县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事实证明他坚持的改革方向是对的。路遥非常欣赏冯文德，他跟冯文德有共同语言，他的《平凡的世界》里的改革家田福军，就是以冯文德为原型塑造的。比方说，冯文德和田福军，都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冯文德的爱人和田福军的爱人，都是女医生;就连田福军的家庭布置，路遥都是依照冯文德的家庭布置来写的。

不仅如此，路遥每次来到延安，冯文德安排他住进延安宾馆从事创作，而且让女婿李志强在生活上照顾路遥。1992年8月路遥抱病来到延安，李志强负责接待路遥，他将路遥送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住院，并在医院照顾过重病的路遥。

关于路遥和冯文德的情谊，王天乐曾在回忆文章《老冯与路遥》中动情地描写过：

路遥在刚刚开始结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对我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他要写一写冯文德。据我知道，在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他曾把郝延寿（延安地委书记）和张史杰（延川县委书记）作为原型，以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小说中。他说，在陕北现时岗位上的老干部中有很多优秀而杰出的领导干部。但郝延寿、张史杰、冯文德是属于个性、才能、气魄结合为一体的人物，只因生不逢时。

当时，路遥和冯文德个人之间交往不多，但他已在多个渠道自觉或不自觉地了解到很多关于冯文德工作、家庭、学习等方面的情况。我当时在延安报社工作，老冯是分管宣传的地委副书记，所以路遥托我务必找到冯书记当年在富县当县委书记时的各种资料，包括他主持制定的各种文件，和这个时期的所有个人讲话稿。并要我约冯书记在方便的时候，接受他的采访。连路遥本人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式决定，使他和冯文德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这种人间最珍贵的情谊，一直保持到他们共同走向另一个世界。

记得在延安宾馆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他们两个整整谈了三天。于是，冯文德就变成了“田福军”永久地走进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也成为冯文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特别是在路遥先走一步的过程中，已在病中的冯文德给了他父亲般的爱护。

1991年3月，路遥以荣膺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耀，回报了陕北父老乡亲，冯文德闻讯后惊喜不已，王天乐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我和老冯正在富县下乡。路遥晚上把电话打到富县，把这一用六年血汗换来的成果告诉了我和冯文德。记得老冯当时激动得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转了好多圈。过了好长时间，他执笔书写了屈原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给我，才动情地说：路遥讴歌普通人民群众，获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咱陕北人的光荣。

但是，当路遥面临没有足够路费去北京领奖的窘境时，王天乐再次为兄长找冯文德求助，结果，冯文德义助路遥五千元钱，成全了他赴京领奖，对此王天乐追忆道：

几乎在同一时刻，当我把路遥这次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还没有来回路费的消息告诉老冯时，他又一次惊得在房间里转起了圈圈。我敢肯定，他此刻的心情比听到路遥获奖时的消息更加激荡。

我深信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想到当今一位作家在领文学大奖时穷的连路费都没有。更不会想到，是《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军”资助路费帮助这位作家去领这份“荣光”的。

这不是路遥的悲哀！也不是“田福军”的悲剧！

事实证明，冯文德和路遥一样，都是陕北大地培养起来的优秀儿子，他们二位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世世代代陕北受苦人的热血。1988年，冯文德在致曹谷溪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对路遥由衷的赏爱，而这也是冯文德的心声，是一位人民的好干部对一位人民的作家的相知和礼赞，笔者2021年在延安采访曹谷溪，受他的委托将此信公布，以此向路遥和冯文德这两位陕北先辈致敬：

谷溪同志：

您好吧？我在北京学习已三个多月了，再有一个半月，到元月二十日就结束回延。没有给您去信，十分抱歉，但常常记起您，在北京有什么要办的事，如我能帮助，请信告。

我最近有幸看了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两册。我不懂文艺，更不懂文艺批评。但我深深感到同《被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些世界名著相比，路遥同志的书是毫不逊色的，也许他的文学和社会的价值有更大更深刻的影响，至少在中国文学史上会这样。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保卫延安》所不及的。它展示的是为必要的生活资料（维持生命、繁衍后代，根本没有奢侈消费的想法和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而苦斗着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北方农民的血和泪的生活场景。

更是他们崇高瑰丽的不平凡的精神世界。我再三的为许多情节老泪纵横。我在读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想到《神曲》……也就想到谷溪同志，會有这样的诗产生的。我想您有这样的条件和路遥同志一起艰苦奋斗，一定能成功的。我没有资格评论小说，还要乱七八糟的发议论，中心意思就是寄希望于您的劳动成果。

祝您好！

冯文德

1988.12.10于北京！8

1995年，冯文德因病逝世，第二年，延安各界人士编辑了纪念文集《追思集——怀念冯文德》，缅怀他为陕北父老做出的贡献，其中有一首诗道出了人民的追思和景仰：

艰苦创业五十年，造福一方天地间;

两袖清风常自勉，犹将余热酿甘泉。

王巨才

王巨才（1942—）：路遥的好友，陕北子长县人，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路遥作为一位有着强烈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作家，始终心系家乡陕北的父老乡亲，因此路遥与陕北许多干部有过友好交往，通过他们关注陕北的改革和发展。其中，原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原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白恩培、遆靠山，原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原延安地区行署专员王巨才，原榆林地委书记霍世仁，原榆林行署专员李焕政，原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原延安县委书记张史杰，原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原甘泉县委副书记郝东海等，都在不同时期对路遥有过帮助，而王巨才与路遥的交往时间最久，他对路遥的关心和爱护持续了一生。

1969年9月，延川县展开大规模清队运动，彻查“文革”中的“三种人”，路遥因为做过造反闯将也被调查。次年，王巨才闻知此事，他出于惜才爱才之心，便向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力保路遥，最终两人合力帮助，才使路遥解除了罪名。2021年，笔者采访王巨才的秘书、路遥的延大学友徐来见，他讲述了这段往事，并回复道：

老领导肯定地答道：“文革结束以后清查三种人时，我随许效民（时任地委书记）去延川调研，给申昜（时任延川县委书记）讲，中央有政策界限，对中学生在“文革”中打砸抢过激行为，一般不作为问题提出。后来我在做地委宣传部长和地区领导工作过程中，仍然有人反映这个问题，我还是坚持中央政策和这个态度，路遥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由此可见，陕北正直无私的干部是多么爱惜和保全路遥这位难得的人才。

1982年，路遥因小说《人生》一跃成为著名作家，次年他回延安，将《人生》赠给好友高其国，大家争相传阅，其中，王巨才读的时间最长，并对全书做出认真评点，高其国对此评价道：

其实，王巨才评点《人生》时，他和路遥并不熟悉，所以一无功利目的，二无熟人之间的顾忌。完全是面对文字，实话直说。

1986年6月，王巨才调任西安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他与路遥有了更多的密切交流，他作为分管陕西省文化宣传的领导干部，始终关心路遥的创作，给予路遥宝贵的支持。路遥对此深为感动并铭记在心，1990年，他将《平凡的世界》赠给王巨才，并致信表达自己对王巨才的真挚感谢，笔者受徐来见的委托，现将此信公布：

巨才兄：

您好！

寄上所完成的拙作《平凡的世界》三册，请批评指导。您是我的领导，也是同行和朋友，加之同饮一条秀延河长大，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作品有众多不足和缺憾，可以慰藉的只是我在其间倾注了我对咱们那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满腔的挚爱之情。我当作新的努力，以答报父老乡亲和朋友们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遥

1990.4.4

1991年3月，路遥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陕西文坛最耀眼的作家，这时陕西省作家协会面临换届，王巨才申报陕西省委，力争使路遥成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然而，作协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于是王巨才多次出面给人做思想工作，徐来见在西安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此事，他说：

路遙当陕西作协主席，是老领导报请省委内定的，当时有人心里不舒服，因为他的年龄、资历、地位都比路遥大，1975年他到延安大学办讲座时，路遥还是大学生，所以他给老领导写信提出反对。老领导给此人回信，给他做思想工作，谈到：第一，路遥获茅盾文学奖;第二，路遥比你年轻;第三，路遥有组织能力，省委是从大局出发做决定，不存在偏袒。此人收到信后，又给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完全理解并拥护省委的决定，老领导为了保护路遥，实在是做了很多工作。

对此，路遥的同事、作家航宇持有相似的看法，他在纪实文集《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中记述了路遥对他讲过的话，写道：

路遥说，你还不知道，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省委让我担任下届作协主席，还是他（王巨才）给我争取的。我听说有一些人不同意，甚至跑到省委不停地告我，害怕我当作协主席，知道我这人不好对付，非常厉害，而且有些霸道。其实我怎能这样胡闹，那我成什么人了。再说这些人根本没必要担心，我当了作协主席，肯定会一心一意把作协的事办好。

就这样，凭借着王巨才的保护和成全，使路遥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风波。

1992年，路遥病危期间，王巨才全力帮助路遥转院救治，徐来见曾对笔者转述王巨才的话：

我在省上工作，筹备召开作代会，已报省委同意，决定路遥任下届省作协主席，不料他竟在开会前去世。他病危时，我派杨学义（时任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长）等到延安将他接到四医大医治，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1995年，路遥的骨灰被延安大学接回，隆重安葬在文汇山，王巨才为此次移葬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保证工作能够启动运作，对此，曹谷溪在回忆文章《路遥与霍世仁》中写道：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看到这两份材料后，让文艺处处长王兰英给我带了一个“口信”，他让我以延安大学的名义，给宣传部一个报告，他为“路遥”骨灰重新安葬争取点支持。申请五万元，她给拨了三万元，解决了路遥陵园建设的燃眉之急。

1995年7月，王巨才调任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后来，他多次回陕北，探望路遥的故居、纪念馆，并撰文、题字，表达自己对路遥深切的悼念。2002年，王巨才在路遥逝世十周年之际致函路遥研究会，高度称颂了路遥：

延安大学校办即转沛昌同志：

因故不能前去参加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殊感怅惘。

十年前，路遥是在人们的一派欢呼声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命运的高难动作，悄然退出人生的竞技场。

十年了，路遥留出的位置一直空缺，使整个社会为之焦灼。

但我深信，在他的校友中，老乡中，同行中，总会有人继之而起，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文坛不能没有路遥。

路遥的空位不能总付阙如。

王巨才

2002年11月12日

2007年，路遥逝世十五周年之际，王巨才应延安大学之约，写下《在路遥墓地前》，以精粹的文字、饱满的激情对路遥的一生做出了精当的评价：

平凡的世界，多舛的人生，倔强的脊梁，高贵的灵魂。路遥这个孤独而又隐忍的跋涉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硬汉，也许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版图上的最后一个殉道者。

路遥得遇王巨才这位文学知音是幸运的，王巨才也记着路遥这位文学知交，他曾作诗追怀路遥，以动人的诗句抒写了两人共通的心灵：

萧萧落木河岳冷，惊看中天又沉星。老杜已矣路遥走，倩谁健笔写苍生。

留得血痕与泪痕，千秋著作百代心。正是花繁叶茂时，缘何一念去渺旻。

陈泽顺

陈泽顺（1951—）：路遥的好友，河北蔚县人，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家》杂志副主编。

1969年1月，陈泽顺跟随北京知青大军来到陕北农村插队。1974年，陈泽顺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求学，大学期间，他以出众的才气引人瞩目，与路遥、樊高林并称为中文系“三剑客”。1977年陈泽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1985年陈泽顺因创作成绩突出，被调至陕西人民出版社，担任《文学家》杂志副主编。来到西安后，陈泽顺迅速成为陕西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在西安期间，路遥与陈泽顺好友重逢，关系相处得融洽亲密，陈泽顺逐渐成为路遥生命后期信任和倚重的朋友。同时，陈泽顺也以他北京知青的身份，与林达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到了路遥生前的最后几年，路遥和林达之间的交流，很多事情都是由陈泽顺居中解决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路遥和林达家庭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了。1992年路遥去世，第二年陈泽顺离开西安，调任北京的华夏出版社社长。

2021年，笔者费尽周折，终于联系到远在美国的陈泽顺。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全面回顾了他与路遥长达18年的友谊，并充满感慨地写道：“可以说我是路遥唯一信得过的朋友，我们有长期并且很深的交往，感情弥深。”

20世纪70年代，王天乐在延安街头干苦力活，就得到过陈泽顺的热心关怀，他经常领着天乐到自己家里吃饭。那时，年少的天乐像对待大哥路遥一样，也称呼陈泽顺“哥”。到了80年代，陈泽顺来到西安，由于他的家境相对优越，所以路遥常去找陈泽顺寻求帮助，陈泽顺也总是慷慨地支援路遥，其中包括路遥花费数千元为自己心爱的女儿路远购买钢琴，这笔巨款就是陈泽顺对路遥的无私援助。谈到这些往事，陈泽顺在信中大度地表示：

1990年以后，我跟路遥、天乐一起做了些事情，赚了些钱，各自都改善了生活条件，因此不能说路遥直到离世在经济上都是困窘的。当然，路遥开销大一些，有时候会周转不过来，朋友们帮一些也是有的，路遥就不止一次从我这里拿过钱，这都是朋友间心照不宣的事情，没有必要特别记忆。我和路遥、天乐相处如兄弟（天乐一直称呼我为“哥”，这与他刚走出家门在延安大砭沟打工时我关照过他有关，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路遥时不时就要来我家，我们一起吃一顿陕北饭;天乐从铜川来西安，也总是会来看我，对于我来说，关于那段时光的回忆是很温馨的，温馨到我不愿跟无关的人说的程度。

就这样，陈泽顺逐渐成为路遥的知心好友，他以豁达热忱的性格、灵敏活跃的机智、饱满旺盛的精力、圆熟精悍的才干，帮扶路遥的生活，辅佐路遥的事务，赢得了路遥的高度信赖，将他视为自己的心腹知友。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路遥料理一切事情，从文学创作到仕途发展，都离不开他和王天乐、陈泽顺共同的谋划，其中包括1992年陈泽顺为路遥策划出版《路遥文集》，陈泽顺在信中回顾了这件事：

编辑《路遥文集》的时候，路遥深情地对我说：“这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他对我充满了感激，特别以《人生》手稿相赠，遗憾的是在料理文集出版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那时候路遥作品的行情还不像后来这样好，再加之出版社某些领导同志观念陈旧——他们认为不应该给还在世的年轻作家出版“文集”。而“文集”的设想是我提出来的，一开始路遥也忐忑，是我说服了他。《路遥文集》的装帧设计思路，也是我参照《鲁迅全集》提出来的，我估計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路遥作为作家，他将出版文集视作自己生命终结前的大事，因此，他将《人生》手稿赠予陈泽顺，从中可以感受到路遥对待朋友的赤诚之心，而这就是陕北人的重情重义。

路遥也是政治家，他毕生忘怀不了政治。1992年路遥病重期间，仍然在规划陕西作协的人事安排，准备任命陈泽顺为《延河》杂志主编，王双全为后勤部长，李志强为办公室主任，他曾不止一次设计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有许多目标等着他去完成，他还有割舍不下的亲人和孩子，但是，11月17日早晨，路遥不幸病逝，只留下未尽的壮志和无尽的憾恨。11月21日，陈泽顺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路遥的葬礼，并代林达撰写了挽联，他回忆这件事，写道：

林达要我替她写一句挽联，我拟了数条，她最终选择了“路遥：你若地下有知，请听我的泣诉”这句话。

由此可见，陈泽顺在路遥和林达夫妻间起到的沟通桥梁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2021年，陈泽顺在回忆文章《记忆一个远去的人》中追忆往事，抒发了无限感慨：

1992年11月17日，路遥不幸去世。自从1974年在延安大学成为同学以来，我和路遥一直维系着无人可以替代的友情，这是一种彼此完全不设防、不用言谈解释就可以默契做事的状态。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确认路遥出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我们谋划了很多事情，包括把我从出版社调到作协、筹办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等等，我们也做了很多只有亲密无间的人才可以共同做的事情。路遥的猝然离世，我犹如失去了半个天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计划了。1993年底，我调动工作离开西安，返回阔别25年的北京。

陈泽顺调到北京后，李金玉将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出版权，郑重转给了陈泽顺所在的华夏出版社。于是，陈泽顺怀着饱满的热忱，付出辛勤的劳动，为路遥整理了全部遗作，先后编辑出版了《路遥文集》《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路遥小说名作选》《平凡的世界》，为保存、整理和推广路遥的作品，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永远的朋友，陈泽顺对路遥始终保持着敬意，他致笔者的信中郑重写道：

路遥是一个大写的人，他值得我们敬重。

结语

综上所述，通观路遥一生中对他做出重要贡献的二十位扶助者，其中有十二位出自陕北，有三位是曾经落户陕北的北京知青（妻子林达、好友陈泽顺、同事叶咏梅），其他来自北京一人（李金玉），来自湖北两人（秦兆阳、周山湖），来自山东（王维玲）、江苏（谢望新）各一人。由此可知，路遥的成长、奋斗、成功离不开众多的亲友、贵人的强力扶助，尤其是陕北的恩师挚友、领导干部，他们以甘当人梯的奉献精神和为国惜才的无私热忱，共同造就了一代文学大家路遥，辉映着中国当代和未来的文学苍穹。

陕北，北斗七星照耀下的这片苍凉原野，历史上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融地带，贫瘠荒蛮的自然环境、封闭传承的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悍勇武、雄浑淳朴的地域性格，使得这块神奇沃土成为孕育英雄和史诗的地方，依托此强大的文化背景，陕北民间逐渐形成本地域的独特文化，每座山、每道沟、每个村庄，每走一步都有如诗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陕北后曾经感叹“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陕北高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原，充满了外向与张扬、乐观与动感、神性与诗意、率真与天然、憨实与忠勇、爱生与护群等独具魅力的文化基因。路遥作为陕北高原的儿子，就诞生在这片深厚的文化环境里。

我们要解码陕北文化的基因，必须了解它的两大特质：英雄崇拜和族群意识，前者是因为陕北是一块历史上盛产英雄和响马的草莽之地、所谓“天高皇帝远”的自由王国，古代有斯巴达克斯式的农民领袖李自成，近代有罗宾汉式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当代又走出了一位文化名人路遥，路遥就是将陕北的草莽英雄气概和浪漫诗人气质高度融合，加上他用生命搏击苦难，用奋斗改变现实的当代精神，闪耀在中国文学史的灿烂星空。后者是因为陕北历史上曾长期处在落后状态，贫困苦寒、荒渺千里、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生存环境极其艰苦，因而，不甘心的陕北世世代代受苦人，唯有高度团结组成强大族群，才能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共同依傍生存下去，因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刚摘掉“苦贫”帽子的陕北迎来文化的春天，成百上千的文学创作者们成群涌现欲以文学改变命运的新时代到来之际，陕北从领导干部到父老乡亲无不尊重文化优、待作家，在这种浓厚文化氛围里終于培养出著名作家路遥，而路遥的背后不知站立着多少陕北的无名英雄为他甘做人梯，而这就是陕北这块厚土高天的集体精神，因此它当得起“天之高焉，地之古焉，唯陕之北”的至高礼赞！

路遥作为陕北之子，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就扎根于他的故土，当然，与他伴随终生的还有大地一般深重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生是花，苦难就是土壤。”路遥就是从千百万受苦人中间成长起来的奋斗者，他从苦难中迸发，回馈大地温暖;他坚信只要有人存在，世界就不冰冷;他永远不知疲倦地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发声;他在讴歌千千万万劳动者平凡而伟大灵魂的同时，也使自己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实现了永久的升华与超越。因此，对于我们这个历经劫难却又永恒不灭的古老国度，对于我们这个理想缺失而又文学疲软的物质年代，对于我们这个芸芸众生蜗居一隅的小小星球，路遥都是高扬的精神旗帜和不朽的生命图腾。

如同伟大的画家梵高说过的话：“只要活着的人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

路遥不死！

作者：程文，徐州技师学院航空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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