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觉铭，陈丹凤，李金香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长沙 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长沙 410007

寻常痤疮是累及毛囊皮脂腺的一种多因素疾病，好发于面部、背部及胸部，主要临床表现为非炎症性病变（开放性和封闭性粉刺）或炎症性病变（丘疹、脓疱或结节）等皮损改变，易造成皮肤的色素沉着及瘢痕形成[1]。据全球皮肤病流行研究统计，其患病率为9.39%[2]。在国内寻常痤疮的总患病率为39.2%。且小学生与本科生群体中寻常痤疮的患病率最高，分别为50.2%、44.5%[3]。其疼痛、瘙痒、色素沉着、皮肤永久性疤痕甚至毁容，以及长期治疗所产生的经济负担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较大影响，易伴随不适，情绪压力如焦虑和抑郁，并可能降低患者的生理和社会健康，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意念，而其不良情绪又进一步导致痤疮加重，进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4]。因此，寻常痤疮已成为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当前西医对于寻常痤疮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以及非药物治疗，而药物治疗为寻常痤疮的基础治疗，目前治疗寻常痤疮的一线用药以维A酸类药物为主，对于不同程度的寻常痤疮，或联合使用消炎药、抗菌药及抗生素类药物，虽其临床效果较好，但其副作用较大，且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耐药性[5]。因此，寻找更安全有效的方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30年Stokes和Pillsbury[6]首次提出“肠-脑-皮”轴理论（gut-brain-skin unifying theory）这一假设，2010年Petra[7]等通过实验证明，正式提出了“肠-脑-皮”轴（gut-brain-skin axis）这一理论，该理论强调，肠道、大脑、皮肤三者之间通过免疫、血液、内分泌、神经等系统互相联系，且两两之间互相影响，具体表现为抑郁、焦虑等情绪状态能改变胃肠道功能和微生物组成，最终导致区域性或系统性的炎症，其中包括皮肤炎症。因此，通过将肠道和肠道微生物、大脑以及皮肤作为一个整体，而非独立对待，进而围绕肠-脑-皮轴进行干预可能是解决寻常痤疮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以双向调节为核心的针刺疗法，在临床治疗中发现对寻常痤疮具有良性的调节作用，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例如，Mansu S S Y等报道[2]，与药物治疗相比，针灸治疗寻常痤疮的疗效无统计学差异并且针灸治疗后的不良反应较少。所以本文将从“肠-脑-皮肤”轴失调以及痤疮和抑郁症的重叠炎症和免疫机制入手，就其之间的联系以及针灸治疗痤疮及抑郁症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和动物实验提供思路。

炎症机制

1 痤疮的炎症机制

痤疮的病因复杂，皮脂稳态失衡、炎症反应、免疫应答、激素分泌等参与痤疮的进程。痤疮的病理变化与几种类型的免疫细胞引起的免疫炎症有关，例如：白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和T细胞，它们通过释放许多促炎细胞因子（例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IL-12）而加剧痤疮[9-10]。痤疮丙酸杆菌（P.acnes），是一种革兰氏阳性厌氧共生菌，是皮肤微生物群的一部分，可维持皮肤稳态[11]。P. acnes普遍地存在于皮脂腺毛囊密集的皮肤区域，因为这些毛囊产生大量的皮脂，提供富含脂质的厌氧环境，虽然P. acnes在所有个体皮肤中存在，但痤疮的发作取决于个体对细菌的免疫反应，引发粉刺的形成和炎症介质的释放[12]。通过启动免疫系统的炎症反应，从而触发炎症细胞（如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释放，以及它们随后释放的炎症化学物质，如活性氧和TNF-α等[13]。这些炎症介质促进炎症的形成以及随后对卵泡上皮和近真皮的损伤。

1.1 P.acnes激活Toll样受体，促使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痤疮形成的关键步骤是脂质代谢酸、肽聚糖和脂多糖等细菌成分与表皮细胞中Toll样受体（TLR）的相互作用。TLR激活后启动NF-kB等下游信号通路，导致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包括TNF-α、IL-8和白三烯等炎性细胞因子[14]。而TLR2和TLR4在皮肤浅层中表达，在痤疮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且一些体内和体外研究表明，TLR2在寻常痤疮患者中过度表达[16]。因此，TLR2和4受体水平或与其信号通路相互作用的不同机制可能是治疗痤疮的有效靶标。

1.2 P.acnes刺激基质金属蛋白酶（MMP）的产生

角质形成细胞和真皮成纤维细胞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其介导细胞外基质（ECM）许多成分的消化，以响应外部刺激，如细菌感染、氧化应激和紫外线辐射。MMP根据其结构和特异性分为五个主要亚组，例如胶原酶，明胶酶，链球蛋白溶解素等。MMP与炎症有关，生理上能起到维持真皮细胞外基质的作用，病理上会导致皮肤的组织破坏和疤痕形成。研究发现，在痤疮患者的皮脂中发现了几种类型的MMP，包括MMP-1，MMP-9和MMP-13，而P.acnes会触发MMPs的活性增加[17]。Hammam等人观察到[18]，在痤疮患者血液中，MMP-9水平与正常对照水平相比有显著升高。此外，在比较轻度，中度和重度病例之间的水平时，MMP有显着差异。其水平与炎症性脓疱和结节但无疤痕的区域数量之间也存在关联。Ozkanli S[19]等人研究发现，不同水平的MMP表达可能有助于不同类型的痤疮病变的发展，而异维A酸可能是通过诱导的MMP-9和-13的减少从而对寻常痤疮产生治疗效果[20]。

1.3 P.acnes刺激T淋巴细胞

近年来，人们还强调适应性免疫反应细胞在痤疮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证实，作为表皮唯一的抗原提呈细胞朗格汉斯细胞可能处理被释放到皮脂腺导管的P.acnes的免疫原性蛋白，而后朗格汉斯细胞又可能将抗原呈递给局部淋巴结中的CD4+T细胞。组织学研究表明，CD4+T细胞是痤疮病变早期炎症浸润（6-72 h）中白细胞系统中数量最多的细胞，而CD8+T细胞是后期炎症浸润数量最多的细胞，这表明它们可能参与P.acnes定植引发的免疫反应[21]。最近的体外研究表明，P.acnes通过诱导Th1和Th17淋巴细胞分泌IL-17，IL-1β，IL-6和TNF-α以及其他促炎细胞因子来刺激适应性免疫反应[22]。有学者称痤疮为被Th17细胞因子介导的疾病[23]。因此，调节T细胞引起的免疫反应从而治疗痤疮可能是另外一条途径。

2 抑郁症的炎症机制

一项回顾性调查研究发现，抑郁症在痤疮患者中的患病率是一般人群的2到3倍，且临床抑郁症患者与痤疮患者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24]。关于抑郁的病因有许多生物学假设，但炎症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发现慢性炎症过程会影响抑郁的病理生理学[25]。抑郁患者的外周血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较高，尤其是炎症细胞因子，这些炎性细胞因子包括但不限于 C反应蛋白，IL-17、IL-21、IL-23和 IL-35[26]。此外，这些物质影响某些神经递质（如多巴胺、5-羟色胺）的代谢、神经内分泌功能、甚至神经可塑性，导致神经毒性和神经元凋亡[27]。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越高可能与更严重的抑郁性疾病有关[28]。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CNS）和免疫系统可以相互作用。某些炎性细胞因子可以通过改变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的内皮细胞从而使其通透性增加[29]，进而促使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进入大脑。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炎性因子，进一步刺激脑内小胶质细胞触发中枢神经系统的炎性反应[30]。例如，在抑郁症患者的脑脊液和外周循环血液中均发现高水平的TNF-α等炎性因子[31]。多项meta分析证实，与健康志愿者相比，重度抑郁障碍患者的外周IL-6水平升高，这提示IL-6对抑郁发展有显著影响[32]。并且Th17细胞参与抑郁的疾病过程，相较于未表现出抑郁样行为的小鼠，在表现出抑郁样行为的小鼠的大脑中，Th17细胞的百分比增多了3倍[33]。因此抗炎药在抑郁患者中作为附加疗法和单药治疗时，可改善抗抑郁药治疗效果[34]。与此同时，抗抑郁药介导的临床抑郁症状缓解已被证明可同时使炎症细胞因子浓度正常化[35]。

中医对于“肠-脑-皮”轴的认识

中医学内并无“肠-脑-皮”轴这一名词，但作为中医学思想的整体观已经很好的阐明，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各组成部分，如器官、经络、脏腑等，在生理结构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相互影响。《景岳全书·真脏脉》中提到：“凡五脏之气必互相灌溉，故各五脏之中，必各兼五气”，换而言之，对于人体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需从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医易一理》明确指出：“脑者人身之大主，又曰元神之……脑气筋入官脏腑，以司视听言动”。说明脑主导着人的精神意识；脑能调节五脏六腑，又是神、魂、魄、意和志所聚集之所，所以大脑能够协调平衡五脏所对应的情志活动。《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心者……其华在面……肺者……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脾胃大小肠三焦者……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情志失调，清阳不展，进而导致脏腑阴阳失调、气血不周，皮肤病不仅仅是皮毛之疾，而是脏腑皮肤上的病理反映，即有诸内，必形诸外。而脑髓依赖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滋养，用以正常生理活动。这与通过脑肠轴通路介导的胃肠道与大脑相互调节的过程相契合。“肺与大肠相表里”是藏象学说的基本理论之一，且“肺合皮毛”，肺部宣发肃降功能失调，则易导致腑气不通，糟粕不下，则肠腑中糟粕之气将循经上传于面部，导致肌肤疾病的发生。此外我们长期以来以“肺”为中心探讨皮、肺、肠道之间的联系[36]，实质上，皮与大肠之间的联系与肺既关联又独立，它们之间通过经络在生理结构上相互联系，《素问·痿论》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病理上，《灵枢·本藏》中记载：“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除此之外经过筛选和处理过的粪汁做成中药的金汁，对于热毒炽盛的皮肤病，有着良好的凉血消斑的作用[37]。

痤疮、抑郁症和“肠-脑-皮”轴的关联

寻常痤疮中释放的许多炎性细胞因子也在抑郁症中释放，这表明这两种疾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通常“肠-脑-皮”轴用于描述肠道微生物群、情绪状态以及皮肤炎症之间的相关性，该轴可能与寻常痤疮和抑郁之间的重叠机制相关[38]。HPA轴、神经递质、神经肽和肠道微生物群是“肠-脑-皮”轴的关键元素，它们在寻常痤疮和抑郁症之间的关联中起着重要作用。

1 HPA轴是痤疮和抑郁症之间的桥梁

人们观察到，在心理应激阶段，皮肤的平衡状态、表皮的完整性以及抗菌屏障会受到破坏，从而增加皮肤的感染风险，引起一系列皮肤疾病或症状[39]，这可能是通过影响神经、免疫系统进而影响皮肤健康，具体途径包括：中枢途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和外周途径（如皮内HPA轴）等[40]。HPA轴是身体对压力反应的主要协调器之一[41]。由下丘脑室旁核、垂体前叶、肾上腺皮质三部分组成。急性或慢性应激激活HPA轴，促使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分泌，并最终通过肾上腺皮质获得糖皮质激素（GC）。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HPA轴可能参与痤疮和抑郁症的发展。以中枢HPA和外周HPA轴为通道，以CRH、ACTH和GC等激素为中介，使皮肤与大脑之间产生相互作用[42]。我们将其称为脑-皮联结，其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痤疮和抑郁症之间的相互作用。

1.1 CRH的作用下丘脑在压力下激活HPA轴释放CRH[43]，CRH在大脑中的解剖分布表明，这种肽不仅是神经内分泌应激的关键调节剂，而且还以神经调节的方式调节神经元活动[44]。在皮肤中，CRH可由几种外周细胞产生，例如皮脂细胞、角质形成细胞和肥大细胞[45]。通过免疫组化法研究痤疮患者发现，CRH在痤疮参与的皮肤中表达丰富，特别是在皮脂腺中，它可以刺激多种信号通路，调节皮肤细胞的凋亡、增殖和分化以及抗或促炎活性，进而导致痤疮的发展和恶化[46]。并且在重度抑郁症患者中，CRH水平较高，其通过与CRHR受体结合，从而诱导抑郁相关症状[47]。

1.2 ACTH的作用痤疮是经典的雄激素介导的皮肤病[48]，而毛囊和皮脂腺是性腺和肾上腺皮质分泌的雄激素类固醇的目标[49]。ACTH可以作用于肾上腺皮质以释放皮质醇和雄激素（睾酮、雄烯二酮、去氢表雄酮）从而加重痤疮[50]。而在一项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长期随访中发现，抑郁组的ACTH水平明显高于非抑郁组[51]。

1.3 GC的作用 GC已被证明可以调节神经元存活，事件的情绪评估以及对压力的反应，而在抑郁患者中发现唾液中GC浓度升高和糖皮质激素受体（GR）表达的变化[52]，并且某些内分泌化学物质可能通过直接刺激GR与皮质醇通路相互作用。例如邻苯二甲酸酯，被证明可以激活GR并促进GR依赖性脂肪生成和脂肪生成[53]。另外糖皮质激素也具有促炎作用，例如，在同一例抑郁患者中发现高浓度的糖皮质激素以及小胶质细胞活化和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IL-1、IL-6和C反应蛋白[54]。

2 神经递质及神经肽的作用

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E）、肾上腺素（E）等，这些递质可反应外周交感-肾上腺髓质机能状态，各种递质浓度和抑郁症的发生关系密切，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失衡是抑郁症发病的关键诱因[25]，且25%～50%的交感神经末梢靶向皮肤效应器。因此神经递质在痤疮和抑郁症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Borrel V等人研究发现NE及E可以调节P. acnes的生物膜形成及其对皮脂的产生[56]。而且NE的水平在抑郁症中，其含量可能不是减少而是增多[57]。

各种研究证明，毛囊胚层内的炎症过程受到神经肽的调节，特别是P物质[58]。P物质刺激肥大细胞增殖，脱颗粒和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其中包括：IL-1，IL-2和TNF - α。对单核细胞、淋巴细胞T和中性粒细胞有趋化作用[59]，P物质可引起皮脂腺的增殖和分化，并增加皮脂细胞中的脂质合成[60]。并且P物质由Tac1基因所编码，而Tac1神经元参与的伏隔核—苍白质神经环路调控小鼠快感消失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61]。

肠道微生物群在痤疮和抑郁症中的联系

痤疮和抑郁症除受心理因素影响外，也与胃肠道有关。临床观察发现，皮肤与大肠之间关系密切，肠道及皮肤都与人体外环境直接接触，二者有类似的信号转导和神经支配通路，皮肤疾病能引起大肠病变；大肠疾病也能引起多种皮肤病，这就是“皮肠同病”。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皮肤与肠道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62]。且肠道有“第二大脑”之称，近年来有关“脑肠轴”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已经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在生理上，能促进人体免疫系统的成熟，保持天然屏障的完整性。在病理上，肠道菌群通过改变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重塑免疫微环境，促进或干扰特定疾病的发展。这中间既包括了免疫、新陈代谢，也包括大脑功能。研究发现，痤疮患者皮肤表面的痤疮丙酸杆菌的维生素B12的生物合成通路显著下调[63]，维生素B12都是由微生物合成的，并且需要肠道分泌物的辅助才能被人体吸收，而B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痤疮、白癜风和皮炎等皮肤疾病[64]。并且维生素B神经元功能至关重要，其缺乏与抑郁症有关[65]。肠道菌群在影响胃肠道消化，食物吸收和维持肠道完整性的，促进肠道稳态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最新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通过对改变核苷酸寡聚化结构域2的活动，改变了小鼠的行为和代谢[66]。人体肠道中含有大量的共生细菌，肠道菌群成为人体中不可忽视的免疫生物，因此，通过肠道菌群，我们可以缓解和治疗疾病。

1 痤疮的肠道微生物群

一项研究发现[67]，在属水平上，寻常痤疮患者肠道内双歧杆菌、丁酸菌、乳酸杆菌等均有所减少。寻常痤疮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之间观察到的差异揭示了肠道微生物群变化与寻常痤疮之间的联系。而双岐杆菌等菌群能抑制Th17的产生，从而调节免疫力[68]。抗炎相关细菌（如丁酸杆菌、梭状芽胞杆菌、乳球菌等）丰富度较低也与痤疮男性炎症增加有关[69]。因此肠道菌群的改变能抑制或促进皮肤炎症[70]。肠道屏障，是抵御外部环境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屏障。短链脂肪酸（SCFAs）是肠道菌群的消化产物，是肠道上皮细胞的重要营养物质，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但在痤疮患者中其微生物群改变可导致SCFAs的减少[71]，从而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并促进痤疮炎症的发展。

2 抑郁症的肠道微生物群

在人体研究中，抑郁症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变化有关，通常以多样性和丰富度降低的形式出现[72]，在抑郁症患者中，以毛螺菌科和瘤胃菌科家族为主的菌群多样性降低。而粪杆菌和瘤胃球菌的为主的丰富度降低。此外有实验证实对肠道菌群的调节，能通过Intestinal flora-blood-brain（肠道菌群-血液-脑屏障）从而改善小鼠的抑郁状态[73]并且在稳定和紧张的条件下，肠道共生菌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如神经发生，神经传递等）向中枢神经系统发送信号。细菌及其产物还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和细胞因子级联反应在大脑中诱导炎症，这反过来又能影响情绪和行为[74]。抑郁状态可改变肠道屏障功能，导致LPS和其他分子释放到血液中并刺激TLRs，从而产生许多促炎细胞因子，例如IL-6、IL-1β和TNF-α[75]。这些炎性细胞因子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到达常驻脑细胞并作用于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上的受体，直接或间接的促进抑郁症的发展[76]。

针灸的治疗作用

痤疮在中医学中属于“粉刺”“面疮”“暗疮”等范畴，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的记载。中医学认为，该病病因不外乎阴阳、内外，得之于阳者，由于风雨寒暑等外感病邪，得之于阴者，则是得之于饮食居处、喜怒等原因，得之于外而伤及皮肤、经络，得之于内而累及脏腑，诸邪互结于肌肤而发为痤疮。当今社会以形成快餐式时代，现今痤疮患者的发病因素多与饮食以及精神压力等有关，故现代医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黄云等[77]提出如湿热、血瘀、痰凝、肝郁等。黄莺[78]基于三焦辨证认为虽然痤疮的表现在面部，但究其内因是因为饮食伤及脾胃，而导致运化失司，水湿内停，日久成湿郁化热，湿热夹痰，或外部感受湿热之邪，内外相互搏结，凝滞肌肤而发。相对于西医药物，运用中医针灸治疗痤疮可以达到清热利湿、行气消肿、软坚散结、调和阴阳的作用，故临床上针灸治疗痤疮应用较为广泛，且针灸疗法副作用小，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①针刺可改善痤疮患者皮损：针刺作为中医最具特色的外治疗法，可直接作用于肌肤，起到祛腐散结，消肿排脓，疏通经络，泻热解毒的效果。丁祖列等[79]运用针刺治疗湿热体质痤疮，治疗后湿热体质评分及痤疮皮损积分均明显改善，贾希瑞[80]运用针法分步治疗女性阳虚火郁型痤疮，经过治疗后，其痤疮聚集变小、根基变浅，效果明显。②针刺可通过降低炎症因子及抑制炎症及免疫反应来改善痤疮患者皮损及抑郁症状：庞瑞康[81]等采用针刺治疗脾胃湿热类型痤疮患者，治疗后痤疮患者TNF-α、IL-6等炎性因子明显降低，且患者皮损状况及情绪相较于西药组有着明显好转。此外针刺能通过改善TLR2、TLR4的表达，从而抑制炎症反应[82]。并且通过抑制MMP-9的表达来保护血脑屏障[83]。③针刺可抑制HPA轴相对亢进：奚晗清[84]等发现针刺疗法通过HPA轴可明显降低大鼠的相关血清CRH、ACTH及皮质醇的含量，同时缓解负面情绪。④针刺可调节神经递质及神经肽的水平：郭鑫[85]等通过针刺失眠大鼠发现，针刺后其血清NE水平含量明显较低。且对于P物质水平同样有降低作用[86]。⑤针刺对肠道及肠道菌群有调节作用：侯天舒[87]等用电针刺激“天枢”“足三里”“上巨虚”等腧穴后发现，大鼠的肠道菌群丰度值和多样性数值较治疗前明显升高，肠道菌群中益生菌（乳酸杆菌和毛螺科菌）含量升高，革兰氏阳性菌（双酶梭菌）含量减低。除此之外针灸能上调抗炎因子和下调促炎因子，促进Th2细胞分化，从而抑制肠道免疫反应，维持肠道菌群多样性和肠黏膜功能完整性[39]。

讨 论

综上所述，痤疮和抑郁症重叠的炎症和免疫机制基于肠-脑 -皮肤轴的失调。

痤疮和抑郁症相关的炎症可以通过脑-皮肤轴相互作用，该轴由HPA轴、神经递质、神经肽控制。此外，痤疮和抑郁症还可通过肠-皮肤轴和肠-脑轴导致肠道微生物紊乱及肠道屏障破坏。反过来，肠道微生物组的紊乱及肠道屏障破坏会加剧痤疮和抑郁症的炎症反应。因此多靶点、全方位的治疗可能更有效果。但目前西医的治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而针灸治疗痤疮和抑郁症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与欢迎。与其他治疗方式相比，中医针灸疗法因其“简便廉验”的特点，可疏通经络、协调脏腑、调和阴阳，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且有着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且无创伤性及毒副作用的独特优势。所以针灸治疗痤疮和抑郁症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和实验室研究中。针灸可通过免疫系统和炎症反应机制从而调节如TNF、IL-6、IL-17等炎症因子的水平，或通过抑制Toll受体的表达、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或通过调节HPA轴，调节神经递质、神经肽的含量，来减轻免疫和炎症反应，从而改善痤疮及抑郁症。也能影响体内肠道菌群的变化，修复肠道屏障，进而调节痤疮、痤疮伴随的胃肠道症状及抑郁症。虽然许多研究表明了针刺治疗痤疮和抑郁症的积极结果，但是也存在着不足，如针灸通过是通过何种通路来调节痤疮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针刺不同程度的痤疮时其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性、现阶段缺乏高质量临床和动物试验、以及标准化的治疗方案等，这些问题仍需探索和解决。

总之，本文将临床和动物实验中针刺通过“肠-脑-皮肤”轴失调以及痤疮和抑郁症的关键重叠炎症和免疫机制研究进行了汇总，以期为临床和动物实验提供潜研究思路。但是，鉴于目前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研究仍有必要从肠-脑-皮”轴角度深入探讨针刺治疗痤疮及抑郁症的作用机制，并对完善相关观察指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