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晓芳

(晋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6)

一、现实主义视角下苦难书写的价值

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意识产物，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本身就带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涉特性，而描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苦难事件既可以为艺术作品提供更为深刻的创作主题，同时也可以令文本能够在接受者中引起更广泛的共鸣。从本质上看，苦难书写源自悲剧意识。从现实主义艺术源头上看，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普遍都带有着明显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这些作品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艺术反映，实际上是创作者们将现实问题放置在文本中的结果。而对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自然就不会带有暧昧不清的立场和对生活事件的喜剧化呈现，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以悲剧的形式展现出来，才最能以个体的角度来表现社会环境对个体的规训。[1]那么苦难书写是否可以简单地判断为在社会生活中将个人的不幸与苦痛放大，从而进行现实的反思呢？如果将苦难与现实创作中的悲剧意识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作为苦难书写的艺术核心，悲剧精神并不是单纯地对社会现状一味地破坏和批判，反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批判唤起社会的、个人的改变。[2]因此在结果上，苦难书写本身表现出来的不应当是对生活的绝望，反而应当是在面对生活苦难时去激发个人内在的生命力。

从创作的角度上看，苦难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化的结果。在现实主义类型的文本中，叙事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对社会现实的再现，但是并不能完全地将现实生活的全貌全部纳入文本的创作中来，这个简单的创作规律实际上意味着，当文本叙事试图对现实进行重现时，所有的现实生活内容必须都要通过筛选和组织才能进入文本当中。当文本中书写苦难时，苦难就不能是某种具体的、个人的生活困境，而应当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引起接受者共鸣的故事。所以，苦难书写应当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这种典型性和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视域下苦难书写的创作基础。

从具体内容上看，文本中的苦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困难。个人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的成长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困难连缀而成的，但苦难在生活中的存在却是或然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苦难并不是常见的生活内容。对于大多数文本而言，苦难除了个人的意志与品格之外，似乎也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而这种没有实际在物质层面解决问题的书写特性恰恰为呼唤人性的美好、思考生存的意义提供了通路。从结果上看，苦难书写是为了揭露和反映社会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它更像是一种略带极端的警示和关注，在引起接受者的感动之余提示着当前生活的价值。

从书写对象上看，苦难书写并没有特定的阶层属性，它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结果。在当下大多数有关苦难书写的文本都是集中在社会普通个体的生活状态的，从人物所处的阶层上看，大多数苦难书写的对象都是在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上相对边缘化的人物。他们不断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活的现状，虽然在做出改变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这些人物还是努力证明着自我存在的价值。单纯从这一描述上看就会发现，当生存作为文本的核心问题时，人的阶层属性就已经不再是文本创作的重点，不过虽然阶层并不是这里叙事文本的核心，但是文本对人在生存苦难问题上的解决，往往都是通过阶层流动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也是苦难书写在创作中的一个迷思。

二、《健听女孩》中的苦难再创作

电影《健听女孩》改编自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首映于圣丹斯电影节并斩获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电影基本还原了原作的主要情节，但是却表现了较原作更为深刻和动人的主题，而这种变化正是来自《健听女孩》这部电影对苦难的独特书写。

在文本的内容中，主人公露比所在的家庭具有双重的苦难特征。首先是露比家庭的身体残疾问题。作为聋哑人露比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不能真正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基本都是以聋哑人作为主体，虽然他们对自我幸福的追求与常人无异，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身体上的残缺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弱势群体，聋哑人群体本身就缺少一部分与普通人沟通的能力，在电影《健听女孩》中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不论是露比的父兄生活上的境遇还是露比在学校被同学霸凌，都与沟通上的障碍有着直接的关系。除了在沟通上有一些障碍之外，文本中关于露比家庭所面临的苦难的书写也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露比一家靠海上捕鱼为生，但是正如电影一开始就点明的那样，收购他们渔获的人本就因为种种原因苛待渔民，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因为露比一家的特殊而尤其轻视他们，这种苛待和轻视一度令这个家庭的生活陷入窘迫的境地。在原作《贝利叶一家》中，这种生活上的苦难是比较欠缺的，原作中主人公一家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虽然他们的农场有可能会因为工业区建设而被拆除，但是文本并没有过分描绘一家人生活的艰难。[3]相比之下，《健听女孩》中就增加了很多有关露比一家人生活苦难的书写，尤其是当调查员登船后发现露比的父兄都是聋哑人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困难而有所同情，反而是直接联络了相关部门，导致他们直接失去了捕鱼资格。在电影的叙事中，露比一家无疑是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但是辛勤的劳动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是自身的身体问题让他们一再失去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这种苦难的书写令文本中的多个人物身上都彰显出了感人的光辉，是现实主义题材改编的有益尝试。

与此同时，露比所面临的个人生活同样具有双重的苦难。首先是露比在聋哑家庭中试图追求自己的音乐理想，这一理想注定不能被她的家人所理解。在《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中都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就是主人公在舞台上进行表演，但是作为观众的家人们却并不能理解这场表演，两部电影都通过漫长的静默来表示家人们的局促与不安，他们只能通过观察其他观众来判断主人公的表演。[4]他们对主人公音乐理想的不理解是无法解决的，甚至主人公并不能有效地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否适合自己。这种理解的缺失自然就会令主人公的付出与努力显现出一种深层次的孤独。其次，在露比与家庭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一种关涉生存的苦难书写。作为家中唯一健全的人，露比既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理解家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可以融入普通的社会生活中，因此从一开始她就面对着非常复杂的生活问题，从身体上看她不是一个聋哑人，但是从观念上看，她又不能完全摆脱家庭给她带来的在生活方式上的影响，因此改编文本中才非常具体地交代了她对声音的态度。在练习唱歌时，她一直抗拒表现自己真正的声音，而声音恰恰象征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家庭给她带来的影响，她一直处于不同生活的撕裂状态，她的健全导致她无法真正理解和接受家人的生活，而她的成长过程又导致她在融入普通生活时会遭遇重重困难。相较于原作，《健听女孩》这部电影强化了这种撕裂感，但是在《健听女孩》这部电影中，主人公在家庭中存在的意义更像是一种纽带和桥梁，不论是出于情感立场还是生活立场，家庭都不能失去这个人物的参与，从某种程度上看，露比甚至成为一家人存续的关键，文本中甚至设计了很多事例来强化露比在家庭中的实际作用。此时文本讨论的问题自然就从成长的主题变成了个人选择的主题，父母反对她追求自己的个人理想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个理想的不理解，更是出于现实生活的无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放弃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让渡集体的利益成为《健听女孩》这部电影中的主要问题。

三、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苦难书写的边界问题

从《健听女孩》这部改编电影所收获的反响来看，现实主义立场的苦难书写确实可以与观众之间产生深层次的共鸣，文本中的主人公露比的生活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身边似乎并不多见，那么是否这部电影会因为这种个人经历的鲜见而变得令人难以共情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之所以这部电影会产生如此动人的艺术效果，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叙事中的苦难书写可以给人以感动和力量。

这部电影在原作的基础上做出的改变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是在新作中将原作中主人公家庭中的姐弟关系调整成了兄妹关系；原作中弟弟的形象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尤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在女主人公准备告别家庭、奔赴自己的人生时，母亲的坚决反对与最终主人公追求理想的行动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现实问题，对比两版作品，两部电影中的家庭生活都要依靠主人公作为桥梁和纽带，主人公所担负的责任要远比她的年纪所应当面对的深重，而《健听女孩》在文本中加深了主人公一家人的艰辛与露比在家庭生存问题中的重要意义，这让她的离开成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性生活选择，而将原作中的弟弟角色换成哥哥，则为这种集体性生活选择提供了更为实际的解决方案，电影中露比一家开始了渔获的经营，长兄更是接替了露比的责任，使家庭生存的问题得以解决，这就让露比追求理想的决定变得更加可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本叙事的现实性。第二是在新作中突出了音乐教师的叙事地位，将原作中略带事业不顺利的教师角色改为了个性鲜明、立场突出的形象；《健听女孩》中的音乐教师本身就毕业于伯克利大学，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尤其是电影较原作增加了更为细致的训练场景的书写，并在露比的音乐训练中生发出了她对家庭的认识并将她内心深处的自卑与抗拒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解决，此时露比的音乐理想更能够与她的成长环境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也更能够成为她自我生活意义的象征。音乐教师形象的变化凸显了露比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也加剧了她个人理想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令露比对音乐理想的追求在个人选择的属性上增添了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现实思考。第三是在主人公露比的个人爱情书写上变得更加明确和更加具体。《健听女孩》中丰富了露比的恋人迈克斯的家庭生活，并与露比的家庭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露比一家在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影响到一家人的感情关系，反而令他们更加和谐，尤其是文本通过音乐教师形象的改写让露比的音乐理想具有了更多的情感性。而迈克斯最终放弃了音乐深造正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相对而言更为冷漠，从文本中表现不多的细节上看，迈克斯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在经济能力上要优于露比一家，但是他却缺少露比面对生活苦难所展现出来的勇气，这种对比在露比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之中增添了创作者对家庭情感的向往，为苦难的生活寻找到了感情的寄托。

《健听女孩》的苦难书写实际上为当前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现实主义文本书写苦难的核心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生活的现状提出某种问题，更应当为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幸提供适当的解决的方案，虽然不能要求艺术创作需要真正解决现实问题，但是创作者依旧应当自觉地通过文本传递恰当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为了引起现实的关注在文本中滥用苦难书写的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