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德华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是一种崭新的，赋予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制度治党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中国五千多年发展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传予国人的宝贵遗产，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紧密相连、不可或缺，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借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即先进性和代表性，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必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这是客观规律的使然；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即组织成员，是由血脉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所组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必然要以本民族历史、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特色为支撑，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即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必然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这是现实需要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虽然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制度管党治党思想，但深深地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中国五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同时在制度治党中焕发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光芒，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全面理解把握和实践创新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逻辑：制度治党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深深地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面从严治党与优秀传统文化时指出：“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理论资源，也能在优秀传统文化中遇到“自己”，寻找到原点与根基、呈现出部分内容与特征。

第一，制度治党的理论资源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以“礼治”和“法治”为代表的制度建设思想和制度安排实践，是制度治党要充分挖掘的重要理论资源。首先，制度治党要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治”：中国传统社会通过“礼”构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一种社会治理制度，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区别于封建礼教的礼，作为一种宽泛、柔性的约束，以习惯法或不成文法来表述更为接近，可以对法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荀子之所谓礼所谓义，墨子之所谓义，其实皆法也”(3)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页。。《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强调的就是一种对于古代士大夫和官员们的道德规范约束，在传统社会发挥着无所不在的制度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所要实现的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要求是相似的，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所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改革发展时期所提出的“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四风建设”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礼治”的要求，体现出的正是“礼治秩序中也有可能有法治的要素”(4)梁治平：《从“礼治”到“法治”》，《开放时代》1999年第1期，第79-85页。。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治”无法割裂，应积极借鉴传统“礼治”在柔性约束和补充“法治”上的各种方式方法。其次，制度治党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中国传统社会确实没有确立现代意义的“法治”传统， 但仍然形成了以“礼法结合”、“礼法并重”为突出特点的法律制度思想和制度建设经验，表现在一方面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尚“礼治”却也从不排斥“法治”，而且注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如《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记载；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自成一体、影响广泛的法家学说已初步形成了现代法治思想的雏形，主张以“圣法之治”代替“圣人之治”，如《韩非子·难势篇》就有“抱法处势则如，背法处势则乱”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也需要在这种独特的“法治”文化中充分挖掘理论资源。再次，制度治党还要反思传统文化中的“礼治”与“法治”：中国传统社会重“礼治”轻“法治”，往往是礼法界限不清，主要表现在“法治”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如在《礼记·曲礼》就载有“刑不上大夫”，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既要重视与思想教育融为一体且效果明显的“礼治”功能，更要重视“法治”功能的发挥，确立制度的权威和刚性约束，真正使我党依靠制度进行治理。

第二，制度治党的原点与根基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性政党，制度治党的原点与根基也在于人民，这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又可以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中寻找。首先，在“民本思想”的核心中寻找制度治党的起点：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得民”“养民”，强调施政者要充分认识民众社会合力的影响，以“圣人之治”“圣法之治”以得民心、顺民意，方能得民力、有民助，体现在《管子·牧民》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贞观政要》的“为君之道，必现存百姓”等有关载录中，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以民众期盼、民心向背为起点的影踪；其次，在“民本思想”的要义中寻找制度治党的实务：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要义是“惠民”“利民”，主张施政者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以“仁心”“仁政”回应民众愿望诉求，顺应社会发展，关切民众利益，方能缓和矛盾、强基固本，体现在《尚书·康诰》的“用康保民”“惟民其康”，《淮南子·汜论训》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有关载录中，从中也可以寻找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以民众利益、民众要求为实务的痕迹；再次，在“民本思想”的归旨中寻找制度治党的目标：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目标是 “治民”“安民”，强调施政者要勤政务实、关心民瘼，要为民做主、替民做主，满足民众需要、实现真正的“得民”，体现在《管子·治国》的“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的“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等有关载录中，从中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以民众需求、民众满意为目标的踪迹。值得说明的是，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制度治党，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原则和制度体现，确实不同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具有的以上这些相通之处。因此，只有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经过提炼和升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和推进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

第三，制度治党的内容与特征呈现。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修身”“立德”“为官”等治吏思想以及“礼法融通”“礼法并治”等治理模式，历史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所包含的部分内容与特征。首先，治吏思想对制度治党内容的呈现：优秀传统文化中，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的道德要求、“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的政治情怀、“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的廉洁准则等官德人格文化，以及“举贤良，务功劳，布德贤”“言无二贵，法不两适”的选吏察吏、惩贪奖廉等官员选拔考察体制，从加强党员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党员自律意识、党员干部选拔和考察监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为制度治党的内容提供了丰厚滋养；其次，治理模式对制度治党特征的呈现：优秀传统文化中，教民向善、敦厚民风的“礼治”与止暴安民、抑恶扬善的“法治”相融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封建盛世中周汉唐之“敬德保民”“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制度设计，都是“融礼于法”治理模式的承袭，这一治理模式也呈现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主要特征，即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构建的融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也实现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礼法融通”“礼法并治”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二、实践逻辑：制度治党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特色的理解，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在推进制度治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需要从蕴含着丰富哲学思想、道德理念、人格理论、治理经验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的源泉、汲取前进的力量、汲取应对的智慧。

第一，汲取制度治党自信的源泉。制度治党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治党需要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要在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治党需要内在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制度治党的真正自信。首先，优秀传统文化是制度治党自信的源生力：制度治党是将现代治理理念融于党的治理之中，必然要吸收人类进步文明和先进经验，但只有立足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风俗信仰之中，去验证治党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制度运用等，这样构建起来的治党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生存的土壤，避免出现“水土不服”；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是制度治党自信的源动力：制度治党割不断民族文化的血脉，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治党的制度构建，包含着破解各种治党难题的“钥匙”，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其治党制度构建，需要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把握优秀传统文化脉络，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动力，将这些价值理念、精神意蕴，运用到制度治党的具体实践，用好、用活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把“钥匙”，破解治党难题，增进全党推进制度治党共识，明确制度治党指向，支撑制度治党自信，形成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传承、创新，凸显制度治党在历史与现实上的逻辑统一。

第二，汲取制度治党前进的力量。制度治党是一个需要不断因应时势、破解难题，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的动态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中制度治党明确了前进方向，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制度治党汲取着前进力量。首先，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精神追求已浸润到国人血脉之中，塑造了国民性格、国民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胸怀天下”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知行合一”的行为操守、“修齐治平”的人格信仰、“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认同与自豪，使其深深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推进制度治党的精神力量支撑；其次：汲取前进的改革力量：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很多改造世界的思想启迪，“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都是对于改革要冲破制约、迎难而上、勇毅果敢的启示，深刻影响着国民行为，造就了传统社会仁人志士掀起的一次次改革的具体实践，新的历史时期，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制度治党的过程中也需要借鉴传统社会改革的具体实践经验，需要在传承和弘扬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启迪的精神和力量。

第三，汲取制度治党应对的智慧。制度治党就是要运用智慧构建一个能够迅速、灵活、准确地理解和解决治党过程中应对各种主要问题的制度治理体系，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对于制度治党有着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制度治党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主要体现在：从“修身正己”“克己奉公”中汲取党性修养的智慧，使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让治党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官清法正”“砥砺清节”中汲取廉洁自律的智慧，使党员干部绷紧党规党纪这根“弦”，守好治党的制度底线；从“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汲取端正党风的智慧，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入心入脑，将理论内化成果落实到制度治党的实践过程中；从“为政以德”“仁者爱人”中汲取从严治党的智慧，借鉴德法并治，健全完善制度化、法治化治党机制，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另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张、富民经济、人格理念、为官用权及至古代家训等思想主张及制度实践；选人用人、官吏考核、巡视监察等制度设计及实际运用，都蕴含着解决制度治党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线索”和“钥匙”，是制度治党在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时可以汲取的历史智慧。

三、价值逻辑：制度治党焕发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光芒

制度治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思考。中国现实情况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制度治党就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养育。因此，制度治党必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和转化创新，也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检验中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第一，制度治党实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任何一个国家政党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或可说是在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对现代政党治理理念的融合发展。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亦然如此，一方面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并借鉴吸收；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实现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即转化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和人民性为主旨的制度治党理论和实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首先，从“时移世易”“革故鼎新”到“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新旧更替认知的转化创新，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通过时代发展要求的制度治党使我党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和关键时刻将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让我们党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话；其次，从“躬身自省”“见贤思齐”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自我反思、自省自勉品格的转化创新，在制度治党具体实践中将这种品格转化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治党方式、敢于刀刃向内的治党态度和自我规范、自我监督的治党法规制度；再次，从“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到“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鲜明特质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理性的转化创新，制度治党就是立足中国共产党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的实际，实事求是的进行管党治党的最优方略；最后，从“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转化创新，制度治党以仁民、爱民为动力和目的而非手段，超越了传统社会依靠“贤君”“能臣”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以依规治党、依纪治党、依法治党。

第二，制度治党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就是要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制度治党，在推进中国共产党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走得更深更远的路上，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首先，制度治党增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制度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找准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立足时代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使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价值得以发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莫不如是，从而激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其次，制度治党丰富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制度治党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中，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先进文化的贯通中，锻造凝聚的制度文化、治党理念、精神内涵等，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的价值，激发出了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再次，制度治党明晰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制度治党是新的时期、新的阶段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以推进从严治党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制度治党要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客观辨识优秀传统文化与制度治党发展需要相结合的现实需要，为我们党主动把握和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推进制度治党明晰了未来方向；最后，制度治党强化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根本，一方面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制度治党的智慧，另一方面又以制度治党的丰富实践强化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