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琳懿

（作者单位：厦门华厦学院）

目前，《乘风破浪的姐姐》已经播完两季，《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季也已结束。过往对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节目内容层面进行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义探讨，但笔者认为该节目在建构社会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分析这档被视为“现象级”创新节目的选秀类综艺节目，及其对于社会议题的建构方式、其可取之处和尚待改进之处，探究今后选秀类综艺节目如何找到新出路，不囿于传统节目样式和形态，创造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1 注意力经济时代，节目立意的创新

韩国综艺节目导演罗英石曾谈过，好的节目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被创造出来：第一要创新，第二要有趣，第三要有意义。而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元素就是创新，观众随时都准备用10秒去看一个新的内容[1]。而如何通过创新来赢得观众的“10秒”，是每个制作人、导演在节目制作中最应考量的。只有一定数量的观众收看了这档节目，才能发挥其社会意义。

注意力经济时代，如流水线般生产出来的低龄化选秀综艺节目，虽然年年更新营销手段，但话题度远不如将“30+”“女团”这样的标签放在一起编排出的新型中年女性综艺，节目立意点脱颖而出。

近年国内出现了众多同质化严重的选秀节目，除了节目架构、竞赛模式、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的单一外，呈现的大多是“白幼瘦”的审美标准。虽然在以往的团体选秀节目中也曾有过打破女团刻板印象的先例，但都只是昙花一现。

如今人们缺少的并非是思辨的意愿，而是思辨的工具和土壤。当今时代的节目创作，应当提供给观众思辨的平台。《乘风破浪的姐姐》立意点在于打破对女团形象的传统理解，打破对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营造诸如“年龄不是女性的限制”“中年女性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议题，试图展现女性在事业上的突破。信息碎片化时代，能够让观众在文化产品中进行思考，节目的立意和创新性是其重要保障。

2 女性议题本身所能制造的话题度

比起《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在关注度和话题度上有所欠缺，所引发的社会讨论也不够深刻。

首先，《乘风破浪的姐姐》主要受众集中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年轻女性群体，女性主义思潮本身更易在高学历群体中出现，而高学历群体对社会议题的思考和讨论通常会更加深刻。新媒体时代，女性借助网络在社会话语空间中越发主动地表达对独立的诉求，期待获得认可和平等对待，女性也从过去被消费的一方成为主动消费的一方[2]。其次，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价值更不容易被定义，更不容易被年龄观念所束缚。在艺人职业中，男性艺人的事业周期也更长，“30+”“40+”等标签对他们来说，不仅不是限制，反而是一种资历的证明。

笔者联想到一度在韩国引起争议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作为讲述女性从被家庭和传统观念所束缚的状态，转变为自立自强的独立女性形象的电影，在韩国社交媒体中受到众多男性观众的恶评。《乘风破浪的姐姐》在一定程度上也缺少男性观众，它的节目立意可能对男性自尊有一定的冒犯性，但这也说明女性主义本身即是敏感字眼，女性议题本身自带话题度。

3 节目叙事中，拟态观众的创造

虽然节目台本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后期剪辑也不可避免地进行戏剧化的营造，但《乘风破浪的姐姐》在节目编排和叙事中没有刻意营造戏剧冲突的表现，而是通过自然叙事，将观众带入节目中进行思考。

3.1 嘉宾选择的多元化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70%，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对人的社会化过程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影视作品中呈现给观众不同的人物形象、他者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态度，以及这些人物的命运，让观众在产生“代替满足”的同时，也会反观自身。

节目选取30名“30+”的女艺人，在资历、职业、性格等方面有其不同的特点：有52岁也想当公主的歌手伊能静，有热情奔放、敢于表达的演员张雨绮，也有不自信的、融不进集体的演员海陆，也有在海外拥有较高知名度，但回国后需要从零开始的偶像团体出身的孟佳和王霏霏。节目中展现的嘉宾形象千人千色，嘉宾选择的多元性能够让观众带入不同的人物视点，对照自身形象，找到和自己性格特征最相似的艺人，并融入节目叙事，获取节目的正向价值。

3.2 叙事表现的真实化

在节目后期制作过程中，巧妙进行舞台、候场室、导师间的非线性叙事，让选手和导师成为拟态观众，模拟观众视角。比起过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更适时且不过度地加入真实反应的镜头。比如，在初舞台表演时对其他选手的反应剪辑恰到好处，尽可能保留完整的表演片段，不同于以往选秀节目中进行刻意、反复的反应镜头剪辑。适当的反应镜头呈现，选手、导师的反应与观众视角的高度一致性，让观众更能跟随节目自然的叙事状态，并反观自身进行思考。

3.3 冲突剪辑的淡化

在传统综艺节目叙事中，戏剧化的冲突似乎是必要元素之一。尤其在团体选秀类的综艺节目中，模式化的戏剧冲突剪辑更为常见。节目往往通过导师团或者选手自身，刻意营造选手之间的冲突，再通过舞台淡化，达成选手与选手间、选手与节目间的和解。《乘风破浪的姐姐》中较少进行冲突剪辑叙事，这并非代表节目中没有冲突的产生，该节目中的冲突更多的是在竞技模式下，通过选手与选手相处间自然生发出来的。节目没有刻意营造，而是通过淡化冲突剪辑，让观众的注意点和节目的话题性停留在节目本身，真正深入地进行对性别、年龄和女性自身价值的思考。

同时，节目更倾向于呈现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呈现“30+”女性正能量的、热血的一面。比如，伊能静将自己几十年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经验传授给演员王智和王丽坤。又如，面对海陆畏难、不自信的情绪时，同组合的其他选手在一旁鼓励她，耐心修正她的音准。这也是作为中年女性综艺节目中主流价值观的呈现，是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展现的状态的正向表达，强调女性在成为独立、自强的人格的过程中，离不开群体的包容和帮助。

4 导师团形象设定及弱化

在早些年星素结合的综艺节目中，明星往往成为节目突出的重点。近年来屡屡成为“爆款”的养成类节目，将素人嘉宾或者练习生作为叙事主线，但还是难逃大量明星导师的镜头，过分凸显导师在养成类节目中的重要性，不仅弱化了真实性，还有为某些有争议的艺人“洗白”的嫌疑。

比起以往节目中过度突出以明星身份为背景的导师团，《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导师团，与自带明星光环、风格迥异的选手形成对比，这能够更好地突出选手本身的个性。

4.1 黄晓明形象的设定

《中餐厅》第三季中，黄晓明那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使他的“霸总式”形象印刻在观众心中。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黄晓明一改观众对他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求生欲”极强的节目形象，形成反差，突出女性选手在该节目中的主体地位。即便黄晓明在节目中的形象对于男性观众来说可能产生一定的冒犯性，但在构造与此相关的女性议题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强化作用。

黄晓明作为节目中的“女团”发起人，同大多数女性选手一样是演员出身，他所发表的言论更能站在非职业偶像的角度包容和“维护”女性选手，常常站在其他导师的对立面。这一形象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与女性间的二元对立。

4.2 杜华形象的影射

杜华作为乐华娱乐公司的创始人，培养过许多优质的偶像艺人和团体。但她如流水线一般创造出的传统偶像形象和审美标准，与节目本身形成冲突，成为节目有意制造的“槽点”。杜华形象的出现，代表了文化工业下单一的审美标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文化工业使得其所产生的文化商品具有同质化的特点，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具体表现为文化的创作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最终使自身异化为一种文化商品，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和风格[3]。映射到社会现实中，杜华对选手的评价象征着对传统女性标准和传统女团形象的审美局限，与节目试图塑造的个性呈现、突破自我等价值观形成对比冲突。

另外，作为导师团中唯一的女性，杜华对于女性选手更加严苛，更容易用传统单一的标准对女性进行评价。这在现实中也形成呼应——很多时候攻击女性的、对女性抱有偏见的声音，反而来自女性群体本身。虽然当今时代女性开始有了拒绝“男性凝视”的意识，开始反抗、发声，但女性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异性的苛刻的审视，更多的压力来自女性本身。女性也将所谓的社会标准和性别刻板印象不断内化，用男性的视角审视女性，并将所谓“完美女性”的标准投射到自身进行改造。

节目组对黄晓明和杜华形象的精妙塑造，成为节目亮点的一部分。杜华代表着对女性单一的审美标准和传统偏见，而黄晓明代表着对女性的包容和审美的多元化。带有讽刺意味和话题性的同时，也对性别气质二元对立进行消解，让观众反观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消弭男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

但即便如此，《乘风破浪的姐姐》仍旧未能逃离制度、资本运作等方面的桎梏，在帮助观众反观自身和社会、进行深入思考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社会下的节目呈现，充斥着对“意义”的拼贴。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心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通俗地讲，即由物质的消费变成了精神的消费[4]。虽然如今观众对综艺节目的期待更倾向于既有意思又有意义，但过于生硬的价值呈现仍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乘风破浪的姐姐》利用煽情化的文案刻意进行节目价值的升华，容易让观众“出戏”，不利于对节目意义的沉浸式思考和社会讨论。受众集中在高学历的年轻女性群体，应当默认她们是有着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观众，并不需要将价值观进行直接的呈现和陈述，通过叙事编排和画面呈现可能会更加巧妙。

其次，文化工业下的节目生产，同质化现象仍然严重。节目立意的创新性在节目播出前期的确引起热议，但在第三次公演结束后，收视率又呈现下滑趋势。主要原因仍在于竞技模式的同质化，以及节目仍旧难以跳出文化工业所制造的单一的审美标准，对传统的女团形象进行妥协式解读。“姐姐们”的舞台表现、风格造型和人设趋于以往年轻化女团选手们的形象，迎合目标受众和市场需求的“少女人设”，失去了节目最初想表现的差异化女团特征，流失了最初被反工业流水线塑造标准化偶像特质的节目立意所吸引的一部分观众[5]。

再次，节目中的“姐姐们”很多行为、语言本身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观众评价，或是强化自己在节目中的形象和“标签”，通过个人形象的塑造，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而非展现真实的个人特性。节目中赋予她们各式各样的“标签”，再加上顶流话题使她们轻松地为品牌打开营销热点。而节目播出期间，商业价值的飙升和话题热度的不断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她们在节目中形象和表现的真实性。节目或平台的生存必然要有资本作支撑，但如何平衡资本与节目内容，或者说如何平衡节目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必须谨慎考量。

最后，女团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消解了节目创新性。偶像团体一直以来强调标准化，无论是身高、身材、舞蹈动作，还是声音的匹配度、风格的一致性，都成为考量团体成员的标准。团体模式要求成员淡化个性，这使得“姐姐们”风格鲜明的个人特征被埋没，舞台表现归于同一，没能突出个人特色，最终呈现的还是传统模式化的女团。

5 结语

《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中年女性综艺节目新的标杆，可贵之处在于其不流于节目立意的创新、对女性形象观念的探索，而是通过女性议题的营造、拟态观众的创造和节目中人物形象的设定，体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观众自身的关联性。通过女明星学习新事物、努力上进、突破自我的一面告诉观众，年龄不是限制，任何年龄都有其可能性。节目所呈现的价值观是女性安全感的来源，也在充斥着焦虑感的时代中产生特别的意义。

比策划更难的是创意的落地。虽然节目立意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在初期赢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和话题性，但节目后期议题建构不够深刻，思考性少，一直走下坡路。近两年，选秀类综艺节目一再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热播的节目也处于“被叫停”的危机中。泛娱乐化时代，如果要摆脱资本运作下竞技模式的固化和社会议题建构的浅白化，那么正向价值的塑造就不应当流于形式，还需要节目制作方不断寻求实质性的突破。我们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拥有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选秀类综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