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何水婷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20世纪下半叶，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席卷而来，电影理论家认为应该将他们的重心聚焦在观影主体上，“这时的观众不是传播学意义上作为肉身的观看者，而是文本结构内部的观众”[1]。在结构/后结构理论中，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与电影的联系最为密切，“主体”是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中心，“其中以源自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缝合（suture）概念——即将观众缝入电影文本当中——对电影研究的影响最为深远”[1]。

1 “缝合体系”与蒙蔽叙事

1.1 “缝合体系”的概念

“缝合”最初起源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1965年拉康在研讨会上使用，用来说明主题产生语言意义的过程。雅克·阿兰·米勒随后将缝合的概念应用到电影理论上，他认为“缝合唤起主体和主体论述之间的关系，以及唤起想象和象征之间缺口的缩小”[2]。在电影里，缝合就意味着将观者与导演、演员之间产生的裂缝缩小。裂缝是如何产生的，雷晶晶在《论“缝合”：一个电影概念的梳理》一文中解释了分裂产生的过程：当观众在看虚构的电影时，因为他们不在电影银幕上，使得他们成为缺席者，但是电影的意义就是观看，观众作为观看的主体又是在场的[1]。“在这种缺席与在场的交互作用下，观众既是建构的又是被建构的：一方面观众使电影文本产生意义，成为具有意义的主体；另一方面，观众又是被文本所定位的主体，是经由文本所叙述的内容。在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中，观众成为分裂的主体。”[1]

如何去消除这些分裂？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皮埃尔·欧达尔和美国电影理论家丹尼尔·达扬将经典电影中的正反打镜头，即让观众在看与被看的位置上不断切换以遮蔽叙事痕迹的效果称为“缝合体系”。观众在缝合体系中不再去注意电影的边框和拍摄机位，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去缝合叙事的裂缝。后有学者拓展其外延，认为“正反打镜头应该与其他构成连续性剪辑的手法如灯光、声音、色彩等一系列方法共同构成缝合体系”[1]。

1.2 “缝合体系”与蒙蔽叙事的关系

蒙蔽叙事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隐瞒、误导、遮蔽观众的视线，进而给予观众惊奇的审美体验；缝合体系则是建构蒙蔽叙事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悬疑片中，蒙蔽叙事的建构极其重要，是结构故事、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例如，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禁闭岛》是以丹尼尔的视角出发来展开叙事，原本观众都以为丹尼尔是作为侦探去调查岛上的杀人机构，甚至因为电影环环相扣的悬念而深深代入情境之中，为主人公深陷虎穴，能否逃出禁闭岛感到担心，但最后却发现其实是精神病医院为了治疗丹尼尔严重的精神病陪他演的一出戏。由于电影将观众与丹尼尔的视角缝合在一起，观众沉浸在丹尼尔的主观化叙事中，遮蔽了注意力，对丹尼尔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电影利用缝合系统构成了蒙蔽叙事，形成对观众的误导与欺骗，进而让观众知道真相后获得惊奇的体验，也让整个电影充满了魅力，令人回味无穷。

1995年出品的《非常嫌疑犯》就是一部典型的利用“缝合体系”将观众“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黑色悬疑片，它于1996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最佳男配角奖。该影片讲述的是5个嫌疑犯涉嫌参与一桩价值9 100万的毒品交易并射杀了船上20多个人的案件，警察对他们展开一系列调查，五个嫌疑犯中只有金特活了下来。海关警探大卫·奎恩对金特审问后，得知幕后黑手“凯撒·苏西”就是基顿后便放走了金特，随后奎恩发现了真相，幕后主使并不是基顿，但为时已晚，真正的恶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该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利用“缝合体系”中的视线匹配将观众与剧中人物的视点相缝合，观众置身于其中无法发现破绽，在合理的逻辑和镜头的缝合中观众自行想象和弥补空白，以至于观众也和警官奎恩一样，被金特所设下的骗局所欺骗。正当奎恩与观众都认为真相大白时，影片却在最后三分钟实现了剧情的大反转。利用缝合牢牢抓住观众的心理来构建蒙蔽叙事进而推动情节的发展，这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

2 意识形态性的缝合体系对蒙蔽叙事的建构

1977年，欧达尔发表了《电影与缝合》一文，达扬又在《经典电影的指导符码》一书中对欧达尔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并且将它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戴扬发现，电影缝合体系在经典叙事电影中具有‘指导符码’的作用，并确定了电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3]例如，好莱坞“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中经常讲述发生世界级灾难时美国英雄英勇无畏第一个站出来拯救世界的故事，“缝合体系”延续了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的连续性剪辑技巧和视线匹配原则，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自觉被代入电影的意识形态中，对这类英雄产生崇拜之情。导演将这种抽象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镜头语言形成具体的影像，将影片的意识形态缝合进观众的头脑之中。随着剧情的推进，镜头的调动，观众不断调整自我，去认同银幕上所呈现的影像信息，自然而然地进入叙述者的设定之中，并且接受意识形态的输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在悬疑片中，观众进入“双镜头”所构造的虚假叙事之中，混淆了虚假与真实的世界，进入编剧想让观众掉进的叙事陷阱里，从而达到导演所预期的观影效果。“剪辑有时会将观众置于虚假的视听矩阵中，通过错位的视觉对应物引起观众的悬念与惊奇体验。”[4]本文将从人物、叙事视点两个层面来说明缝合体系对于蒙蔽叙事的建构。

2.1 人物的缝合

《非常嫌疑犯》中对人物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最成功的形象毫无疑问是金特，他作为电影的主要叙述者拉开了整个案件的帷幕。影片开篇金特坐在警察面前接受审问，唯唯诺诺地讲述着事件的起因，老实巴交就成为观众对金特的第一印象，根本没有细想他所陈述内容的真假，这种首因效应让事实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而影片此时的画面中只有顶光下的金特是明亮的，两个警察的背影在暗处，仿佛是观众在审问着金特，此时金特与观众实现了第一次缝合，观众沉浸在金特的主观化叙述中，强化了对金特的认同，并没有细想金特是否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所陈述的事件是否真实。同时，在金特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中多次用特写来展示金特残疾的脚，加强了观众对他残疾人身份的认同，呈现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形象。编剧精准地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对于弱势群体都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同情。而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他在面对咄咄逼人的奎恩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被“朋友”利用和出卖而不自知的弱者形象，而当奎恩分析基顿才是最后的幕后黑手的过程中，他满脸震惊，脸上挂着泪痕，如此精湛的演技让奎恩和观众不得不相信他是一个善良并且对朋友忠诚的人。

影片中警探奎恩也是一个误导观众的重要人物，在他审问金特的这段正反打镜头中，镜头是仰拍，而金特则是俯拍，人物处在画面的左下角，他以一种压迫性的姿态俯视着金特，他说话时的眼神十分坚定。他的自信、他对基顿的了解、他丰富的办案经验、强大的气场以及他对案件合情合理的推断，都让观众对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甚至在推断得出基顿才是幕后黑手的结论时，观众获得了暂时的满足期待，对奎恩的聪明表示赞叹，殊不知观众和奎恩自己都已经慢慢进入金特设定的完美圈套之中。正是导演在人物塑造时通过镜头的组接实现了剧中人物思维与观众思维的缝合，使得观众进入虚假的视听矩阵中而不自知，于是乎导演达到了蒙蔽叙事、隐瞒事实真相的目的。

根据金特的回忆，在5个人当中，基顿是最沉着稳重的。在影片中多次用正反打镜头侧面塑造基顿心思缜密的形象，制造悬念。例如，基顿刚从监狱保释出来时，与其他4个嫌疑犯相互凝视的正反打镜头以及他两次凝视女友的正反打镜头，这几个镜头的时间都很长，通过视听语言也拉长了观众的心理时间。导演也是利用了有意味的形式在误导观众，塑造了基顿老谋深算的形象，让观众不自觉地对基顿的身份产生怀疑。这一系列的视线匹配都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神秘，他在5人中显示出的“领导者”地位也让观众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观众被镜头缝合置于所设定的情境中，基顿的神秘身份潜移默化在观众心中留下悬念。

2.2 叙事视点的缝合

叙述视点就是“叙述人站在怎样的位置上给观众讲故事”[5]。编剧对于视点选择的不同会影响电影叙事的效果。叙事视点也和缝合体系一样具有意识形态倾向性，视点的选择会决定观众能否与剧中人物视点成功缝合在一起，完成导演的意识形态传输过程。

《非常嫌疑犯》以金特对事件的讲述作为叙事视点是编剧意识形态倾向的表现。看完影片观众才知道，金特的视点属于“零聚焦”视点，他无所不知，但他伪装成了一个“外聚焦”视点，他作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一步步引诱着奎恩和观众进入他设下的圈套。正是编剧选择金特作为叙述者，才让观众只怀疑了他叙述内容的真假，而没有怀疑他身份的真假。这样的设定让观众通过金特的眼睛去看整个事件，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心理距离，观众自然而然产生了人物认同感，与金特的视点缝合在一起造成了蒙蔽叙事。

编剧在影片中还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视点，影响了观众的判断。在影片一开头，神秘黑衣人举枪将基顿打死并且放火烧船时，有3次船上绳索和集装箱镜头的交叉剪辑，并且镜头是逐步推进的，就像是绳索背后有人在注视着船上所发生的一切，给观众心里种下了悬念。但在影片快结束时，从金特对奎恩的坦白中我们知道原来是金特躲在绳索后注视着这一切，影片开头的神秘视点及对应物在结尾被缝合了，之前在观众心里一直留存的悬念貌似很合理地被解开，奎恩和观众都误以为金特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注视着这一切，不可能是黑衣人“凯撒·苏斯”。但在最后的3分钟我们才知道这都是金特编造出来的谎言，绳索后面根本没有人，这个极具误导性的视点缝合恰是导演对观众的刻意引导。

3 观众参与蒙蔽叙事建构

“电影叙事得益于观众（主体）的主动参与和电影（客体）的先期建构，是主客体交融、渗透、互动的过程。”[4]电影叙事的建构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电影叙事系统中有两个核心部分：一是观众认知对故事的建构；二是文本的模式对观众认知的提示与引发”[6]。

首先，观众认知对故事的建构。观众作为审美主体，他们主动观影参与电影叙事的建构，在观影过程中凭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审美期待获得审美愉悦，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完成了电影叙事的建构。每个观众的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和审美素养各不相同，就好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电影的审美接受也是如此，每个人认知的不同对于电影叙事的建构也不相同。电影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观看，观众完成了电影叙事的建构，电影才能建立完整的叙事体系。对于悬疑片中蒙蔽叙事的建构，观众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

其次，文本模式对观众认知的提示与引发。“影片本身的内容与结构的作用是鼓励观众进行建构故事，完成叙事过程。”[6]编剧在电影中设置了叙事裂缝，等待着观众进行填补与缝合。在《非常嫌疑犯》中编剧就设置了很多细节作为铺垫等待观众去发现和解读，但都是一些极易忽略的细节，观众在第一遍观影时可能并不会注意到所有细节，如金特在珠宝抢劫案中的杀伐果断，在奎恩推断出基顿是“凯撒·苏斯”时金特那不易察觉的笑容，金特出狱时领走的金色打火机等细节。当揭开真相实现叙事大反转时却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在之后还会不断寻找影片中自己忽略的细节再次进行解读。这样的过程让观众回味无穷，获得拨云见日的审美愉悦之情。

在悬疑片蒙蔽叙事的建构中，编剧必须要将观众放在首要位置，认真去揣摩观众的观影思维，根据大众普遍的思路去设计叙事结构，并且通过“缝合体系”来建构叙事蒙蔽。而观众在悬疑片中也要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弥补影片中的叙事裂缝和空白，从而实现自己的主体性获得审美愉悦，完成影片的叙事建构。在这样一种双向交互的过程中，电影实现了它的意义生成。

4 结语

“缝合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是一个开放、随着时代变迁而更新和丰富的体系。这个体系需要编剧不断去揣摩和分析，如何利用这个体系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隐藏其中，给观众造成误导和蒙蔽，最后给观众带来惊奇、震撼的审美满足是编剧应不断追寻的问题。建构叙事和解读电影是在不断回溯中完成的，“缝合体系”未来还需要编剧和导演的创新和丰富，与其他电影手段形成合力不断完善电影的叙事体系，不仅在悬疑片和惊悚片中，在其他类型的影片中也将发挥它的作用，为影视行业和观众带来更多惊喜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