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男, 黄 赛, 杨 丹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模式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发严峻，绿色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模式。相关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界对于绿色增长政策的研究也处于探索期，有观点认为，我国现有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政策属于绿色增长政策外延。环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得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解决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问题尤为重要。

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的产生本质上是利益与权力的集合，即行动者的利益变化产生阻滞动机。韩晓慧[6]指出环境政策在执行中面临执政体制不健全、市场调节手段不完善、科技支撑力不足等多种现实困境，从而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不顺畅乃至停止不前，政策阻滞的难题。余晓芳等[7]基于政策执行中的体系演变，指出政策执行阻滞多来自于政府和社会阻滞的合作困境。在绿色增长政策网络[8]中，基于罗茨模型[9]对政策网络进行分类研究，本研究将各行动者分为三类：包含全国人大、国务院、人民法院等的政策社群，包含地方各级政府的府际网络及企业的生产者网络。

公共政策执行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各自策略博弈的结果，策略选择决定了政策效果。Du等[10]基于报童模型分析了排放依赖型供应链双方的博弈过程。杨仕辉[11]通过博弈论探究了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与企业碳减排水平选择的最优解。张倩等[21]通过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偏好选择的演化稳定策略。秦立公等[13]在碳限额和碳交易机制下，探讨了由供应商、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联合动态减排问题。李凤荣等[14]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约束背景下，基于碳税制度探究政府和企业作为利益双方的博弈策略选择问题。潘峰等[15]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过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石莹等[16]在节能减排政策背景下，通过建立耦合模型分析了有无碳排放目标的中国能源成本和技术的演化趋势。徐春秋等[17]通过研究低碳宣传背景下的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探究了供应链上下游降低环保阻滞策略。王亚茹等[18]从国际视角出发，指出碳中和已陷入国际博弈漩涡，中国应坚持正和博弈原则，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

学术界虽较少关注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但是很多相关研究有助于本研究的分析，例如Válek[19]明确肯定了环境税是应对气候威胁和生态系统污染的政策工具之一，欧盟共同体通过协调税收机制的方式实现了环境目标。李维明等[20]通过比较中国在全球绿色增长中的相对进程，肯定了相关税费工具对实现环境目标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拟落实绿色增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征收环境税。陈真玲[21]指出环境税率需与政府监管并举才能实现企业减排目标。另有文献指出企业通过提高污染治理率可以降低排污费成本，比污染企业能够实现更高的销售增长率[22]；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偏好越强[23]。可推断企业的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降低，进而影响政府执行政策效果。由此得到推论：影响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的主要变量有环境税率、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和企业污染治理率。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的研究较少，并且多集中于定性研究。然而，能够科学的量化政策执行阻滞大小不论是对政策前的执行难度判断，还是对政策后的政策效果评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对绿色增长政策网络中各行动者产生的执行阻滞进行量化，构建绿色增长政策执行博弈模型及优化决策，通过模型解析及数值仿真分析绿色增长政策网络中，三类行动者执行阻滞受环境税率、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和企业污染治理率等变量影响的方向及大小，并提供相关建议。`

1 模型构建

1.1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采用线性损害函数表示污染物造成的损害L=γω-L0，其中，L0是环境自我同化能力，ω为两企业污染物总排放量，γ为每排放一单位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设环境税率t，不考虑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问题，则中央政府征收的环境费R=tω。

1.2 模型建立

将政策执行阻滞指数定义为各个网络行动者所追逐的利益在如政策执行前后的利益变化率。若用O代表政策执行阻滞，B代表阻滞产生行动者的利益诉求，那么:

(1)

设市场容量N为1，普通产品的市场需求量q1和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量q2，则：

(2)

(3)

2 模型求解与分析

采用逆序归纳法，从第三阶段出发逐阶段寻求各阶段最优策略。

2.1 第三阶段求解

只有当企业2实现最大利润，才能推动绿色增长政策有效实施。即

(4)

联立式(2)(3)(4)解得最优产量:

(5)

博弈均衡时各产品价格分别是:

(6)

为调节绿色增长政策前后市场规模相同，引入市场规模调节系数m=N′/N，生产者网络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为:

(7)

(1)政策执行阻滞与环境税率

(8)

随着税率增加，来自生产者网络的政策执行阻滞增大。说明企业强烈反对征收环境税，环境税影响企业生产积极性。

(2)政策执行阻滞与绿色度支付系数

(9)

(3)政策执行阻滞与企业2污染治理率

(10)

将借助借助数值仿真进行描述。

2.2 第二阶段求解

府际网络主要利益诉求是地方利益最大化,经过市场规模调节系数m调整后为，得府际网络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为：

(11)

(1)政策执行阻滞与环境税率

(12)

(2)政策执行阻滞与绿色支付系数

(13)

(3)政策执行阻滞与企业2的污染治理率

(14)

2.3 第一阶段求解

政策社群主要利益诉求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经过调节系数m调整后为:

(15)

(1)政策执行阻滞与环境税率

(16)

(2)政策执行阻滞与绿色支付系数

(17)

(3)政策执行阻滞与企业2污染治理率

(18)

3 数值仿真

使用Matlab 2014a对公式求近似解，模拟相关因素对绿色增长执行阻滞的影响。

3.1 环境税率变化影响分析

假设税率t的取值范围为t∈[10,50]，其他参数赋值如表1所示。

表1 参数赋值

(1)生产者网络分析

生产者网络部分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对环境税率t的数值分析

ξ为行业污染排放率。随着税率上升，行业利润下降，政策执行阻滞增加。可见提高税率会引发企业的抵制。

(2)府际网络分析

表3 对环境税率t的数值分析

仿真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随着税率上升，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总和升高，地方利益变大，政策执行阻滞下降。当税率升至40时，地方政府对绿色增长政策起推动作用，且随着税率上升，推动效应增强。

(3)政策社群分析

政策社群部分输出结果如表4所示。随着利率上升，消费者剩余U后、税收R后和社会福利W后增加，中央政策执行阻滞下降，直至税率为30时，政策社群起推动作用且逐渐增强，但环境损害也呈上升趋势。即税率总体能够降低政策执行阻力，却对环境保护发挥较小甚至相反的作用。

表4 对环境税率t的数值分析

3.2 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k影响分析

假设t=25,k∈[1,5]，其他参数不变。

(1)生产者网络分析

仿真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随着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上升，行业利润上升，生产者网络政策执行阻滞减弱。生产者网络会迎合消费绿色需求，主动进行绿色生产，降低绿色增长政策的执行阻力。

表5 对消费者绿色支付系数k的数值分析

(2)府际网络分析

仿真输出结果如表6所示。随着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的上升，政策执行阻滞下降。消费者支付意愿较低时，政策执行阻力较大；消费者有绿色支付意愿较高时，地方政府对绿色增长政策执行起推动作用。

表6 对消费者绿色支付系数k的数值分析

(3)政策社群分析

由表7可知，随着绿色度支付系数上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提高，环境税收和环境损减少，政策社群政策执行阻滞减小直至起推动作用。

表7 对消费者绿色支付系数k的数值分析

3.3 污染治理率η变化影响分析

假设t=25，η∈[10%,100%]，其他参数赋值不变。

(1)生产者网络分析

由表8可知，随着企业2污染治理率上升，行业利润上升，行业排放率下降，生产者网络的政策执行阻滞减弱。

表8 对企业2的污染治理率η的数值分析

(2)府际网络分析

由表9可知，随着企业2污染治理率上升，财政收入增加，地方利益减少，政策执行阻滞增加。

表9 对企业2的污染治理率η的数值分析

(3)政策社群分析

由表10可知，随着企业2污染治理率上升，消费者剩余、环境税收和环境损失减少，社会福利下降，政策执行阻滞增加。

表10 对企业2的污染治理率η的数值分析

4 结论

本研究综合考虑了环境税率、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和企业污染治理率等因素，建立了政策社群、府际网络和生产者网络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博弈模型及优化决策，并且针对模型进行理论探讨，又通过数值仿真作进一步详细分析。随着税率增加，政策社群、府际网络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将会减弱，并最终起推动作用，而来自生产者网络的政策执行阻滞将会增强。随着消费者绿色度支付系数增加，三类行动者的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最终都会减弱，且最终发挥推动作用。随着环保企业的污染治理率增加，政策社群、府际网络的绿色增长政策执行阻滞逐渐增强，而生产者网络的政策执行阻滞将会减弱。中央和地方政府受这变量作用方向基本一致，而作为政策履行者的企业稍有不同。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三类行动者利益。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科学地制定绿色增长相关税率，高税率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来自政策社群和府际网络的执行阻滞，但是会引发企业强烈抵制，增加环境损害，违背了绿色增长的初衷。在企业污染治理率较高的情况下，要积极协调利益各方降低政策执行阻滞，同时要针对新问题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对企业而言，需要提高消费者绿色支付意愿，加大自身环保研发力度，形成良好的环保产品消费市场。提高企业的污染治理率，扩大环保产品的市场份额。这将降低企业对绿色增长政策的执行阻力，同时也将提高企业效益。本模型假定博弈各方处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这是本研究的主要不足，不完全信息博弈将是以后模型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