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静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因长期居住在江门白沙村，世人尊称其白沙先生，是明代中期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他早年信奉朱子之学，屡试不第，遂归乡精研学问，不满当时学术界一味因循程朱，恪守宋人矩矱的习气，提倡“自得”之学，上承陆九渊，下开王守仁，开启了明代心学的传承。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梳理明代学术源流时曾言：“有明学术，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1]，足见陈献章在明代心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一般学者不同，陈献章学问大成之后，并没有隐居著述，不问世事，而是在白沙乡间课徒讲学，作育人材，故而其传世著作不多，且大部分是与师友、学生往来问学的书信、诗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阅读的观念和方法。通过对这些零散论述及陈献章治学取径的梳理可以发现，其阅读思想是在长期思考和实践基础上，针对当时“述朱”学风的弊端，形成了旨在系统回答“为什么读”和“怎么读”等问题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既开风气之新，又为学子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不仅起到打破了明初以来沉闷学风的作用，且对当代社会阅读环境、读者阅读习惯的培育仍具有现实意义。

前人对陈献章生平、著述资料的整理，是研究陈献章阅读思想的基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1)陈献章论著辑录及整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四部丛刊》三编收入《白沙子》以来，以全集或选集形式整理出版的有十余种，其中全集点校本以《陈献章集》(1987)和《陈献章全集》(2019)[2]影响最大，特别是《陈献章全集》，后出转精，较前者增补了390余篇，是目前收录陈献章诗文论著及相关资料最全的一部。(2)人物生平及学术思想的整体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陈献章评传》(1998)，张运华的《陈献章学术思想研究》(2010)，黎业明的《陈献章年谱》(2015)等。(3)陈献章思想专题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心学)[3]、教育学[4]、诗学[5]、经学[6]、美学[5]等各个侧面。下面就以上述资料为线索，探析陈献章的阅读思想及其价值。

1 陈献章的阅读思想

陈献章毕生以收徒讲学为业，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书本知识，将其从明初以来僵化的学风中挣脱出来，进而寻求真正有效的读书方法，是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陈献章在思想史上的贡献，粤籍著名历史学家容肇祖先生总结：“陈献章的思想，他的重要的贡献，是要将各人的思想由书本的束缚及古人的奴隶之下解放出来”[7]，对陈氏学说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相比陈献章哲学思想研究，前人对这方面的关注还比较少。下面将从阅读价值论、阅读目的论、阅读方法论、为学次第论四个方面，对陈献章的阅读思想进行解析。前两者主要解决“为什么读”的问题，后两者则指向“如何读”的路径。

1.1 阅读价值论：“求其味”

阅读价值论是指人们关于阅读活动性质和价值的论述。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价值论，是基于对文本、典籍意义的理解而生发的，因此，广义的阅读价值论包括了人们对文本、典籍、阅读活动意义的全部认知[8]。而对阅读的价值认知，是指导人们阅读的宏观思想，直接决定了目标和方法上的取向，在阅读思想中居于基础地位。自儒学成为皇权社会正统思想以来，以“文本尊重”“经典崇拜”[9]为表征的，高度认可典籍、阅读作用的价值观念是读书人的普遍认知，这是理解陈献章阅读价值观的逻辑起点。

陈献章的早年经历与普通读书人并无不同，生于岭南僻野，“少无师友”[2]41，所幸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遂苦研制艺之道，年方弱冠便考中了举人，但两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期间，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八股文和科考奔波上，令陈献章感到十分苦闷：“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秕糠者，盖久已”[2]41，于是慨然放弃举业，前往江西临川追随著名学者吴与弼(号康斋)学习，始觉“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2]41。在康斋指导下，陈献章保持一贯的刻苦态度，系统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2]195。然而，书读了不少，陈献章却始终觉得“未知入处”[2]195，也就是说无法深切体会书籍中蕴含的道理。从师学习半年多后，陈献章返回家乡，自筑一台名之“春阳”，继续日夜苦读其中，“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2]195，甚至“旁及释老、稗官、小说”[2]1302，坚持了很长时间，仍然一无所获。此时他开始反思，读书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一味读书，看上去知识在不断增长，但“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2]195，书中所述都是往圣先贤的智慧结晶，但是若不能与读者产生内心共鸣，将书中的道理融会贯通，那么，即使书读得再多，仍然我是我而书是书，是不可能达到“作圣之功”的。再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读书人汲汲于科名，徒诵章句，墨守成规，不思考圣贤作书的本义，这样的阅读有什么意义？经过了长时间的静坐思考，陈献章终有所悟，在《古蒙州学记》中，他对两汉以来墨守训诂、辞章的学风提出了批评：

由斯道也，希贤亦贤，希圣亦圣，希天亦天。立吾诚以往，无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为教也。舍是而训诂已焉，汉以来陋也；舍是而辞章已焉，隋唐以来又陋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滥觞，宋不能改，而波荡于元，至今又陋之余也。[2]34-35

“先王”留下书籍，是希望后世之人能够通过文字记载体悟“先王之道”，不体悟经义之本，而汲汲于文字之学，甚至人为地划定疆界，禁锢人们的思想，流弊所及，阅读的价值荡然无存。而一味苦读，乃至皓首穷经，乍看颇足称道，但若为辞章所缚，书读得越多，吸收的糟粕也越多：“圣人与天本无作，六经之言天注脚。百氏区区赘疣若，汗水充栋故可削。世人闻见多尚博，恨不堆书等山岳。……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2]443将六经比作“糟粕”，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明代，可谓“石破天惊”了。与之相对，那些脱离寻章摘句窠臼，直指经义本源，以我心去体悟圣人作书之心的阅读，在陈献章看来才是可取的。

从上面的引文不难得出：陈献章是质疑典籍和阅读的意义的。那么，他真的反对读书吗？其子景易在潮连(今江门市东北部)读书期间，陈献章特意赋诗勉励：“日往则月来，东西若推磨。及时愿有为，何啻短檠课。强者能进取，不能空坠堕。四书与六经，千古道在那。愿汝勤诵数，一读一百过。”[2]423诗的后半段，还举了邵雍、范仲淹的例子来激励儿子珍惜光阴，勤学苦读。在《寻乐斋记》等文中，陈献章亦开宗明义地说：“书者，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也”[2]59“圣贤之言具在方册”[2]22，对于典籍价值的认知，与当时的主流观点并无显著区别。

可见，陈献章并不真正反对读书，相反，在教子课徒过程中，他还不断强调勤学苦读的重要性。他反对的只是“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2]23的读书之法，一味因循、不解经义的学风。在《道学传序》中，陈献章清晰地阐释了自己的阅读价值论：

《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2]24

六经是孔子整理的前代典籍，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经典，后人取法的对象。但是后学舍本逐末，只知记诵不求真义，如此，书读得越多，离真正的道理愈远，人们沉迷于词章之学，六经反而变成导人“玩物丧志”的糟粕。在陈献章看来，这种阅读是毫无意义的，而他认可的阅读价值观是——“求其味”，即突破文字的限制，直达书中真义。那么，如何才能“求其味”呢？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老师，陈献章给出了一套体系化的“答案”。

1.2 阅读目的论：“自得”

首先明确的是阅读的目的，即通过阅读希望达到的效果、目标。陈献章认为，阅读的真正价值在于“求其味”，阅读的目标是去追寻蕴含在文字中的书籍之“味”，那么，如何才能判断是否得其味呢？此时就需要一个可被感知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献章提出了其学说的核心观点——“自得”，并以读书求学之事为例，论述“自得”的含义：

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2]24

书籍之“味”，不只要从文本中求之，更要以“吾心”求之，从而达到“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其机在我”[2]30的“自得”之境，即不被文字所累，不以外物为羁，以个人的主体精神去领略、把握事物的根本规律。此时，虽从读书而有所得，但所“得”者不仅仅是书中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内心世界的丰富，个人意识、主体精神的觉醒。

在陈献章的哲学体系中，“自得”与“自然”是同等概念，在给得意弟子湛若水的信中，陈献章自我剖析：“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2]253何谓自然之乐？在《寻乐斋记》中，陈献章系统阐释了这个问题，他以周敦颐、二程兄弟与弟子论“仲尼、颜回之乐”为例，说明“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书亦不可废，其为之有道乎！”[2]59强调书籍价值的同时，更重视在读书过程中是否用心，是否能够有自己的体悟，所谓“仲尼，颜子之乐，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亦此心也。得其心，乐不远矣。”[2]59不论是“得其心”还是“自然之真乐”，陈献章反复申说的就是阅读过程中的主观感受第一性，能够“自得”的阅读才是真正有乐趣的阅读。从目的论的角度阐释，亦即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记诵辞句，写下锦绣文章，不是为了科场夺魁，求取功名利禄，甚至不是为了经世致用，扬名显家，而只是能够达到“自得”之境，让心灵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在《藤蓑》诗中，陈献章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非常通俗的解释：

千卷万卷书，全功归在我，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2]389

阅读的目标，不在追求数量，而在“吾心”能得“其用”，读一卷便应有一卷的收获，书中记载的知识、道理能够为我所用，这才是真正能得其味的阅读，快乐的阅读，“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2]30

1.3 阅读方法：勤学贵疑、从心而求

能让“吾心”有获得感的阅读固然是值得追求的，但作为指导阅读的方向难免抽象，陈献章又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

首先，“求诸心”是陈献章读书之道的总原则。“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至，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2]92-93按照陈献章的认知，读书之人首先应当静坐思考，摒除干扰，体悟自然之道，然后再取书册观之，以文字证内心之所得。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著意理会。”[2]252说的就是求诸心的具体办法。后文在阐释陈献章为学次第论时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从阅读方法论的角度，“求诸心”的作用在于，鼓励学者在读书求学过程中以“我”为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拘泥于文字，以内心所得为指归。就像陈献章教导学生时所说，“学无难易，在人自觉耳。才觉退便是进也，才觉病便是药也。眼前朋友可以论学者几人？其失在于不自觉耳。”[2]251能够“自觉”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舍此，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故而陈献章指出：“读书非难，领悟作者之意、执其机而用之、不泥于故纸之难也。”[2]203苦读、勤读等需要下功夫去做的事情都不算难事，通过阅读，领会作者创作之意旨，进而为我所用，达到“活学活用”的效果，此等阅读，才是“自得”的阅读，而其法门，也同样是从“我心”求之。

其次，“贵疑”是阅读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指导学生读书时，陈献章从不同角度多次阐释了这一观点。正面论述的，如“圣贤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读之，师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进不已，古人不难到也。”[2]22这是读书的基本原则，对待“方册”中记载的“圣贤之言”，要客观地认识其内容价值，既不自大，更不盲从。这样长期坚持下去，“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故疑者进道之萌芽也，信则有诸己矣”[2]112，带着疑问去读书，发现问题主动提问，可以是问自己，也可以向老师求教。解决疑惑后，才能判断书册中记载的知识是否有真正的价值，只有多吸收“真知”，才会日渐形成自己的思考、观点。因此也可以说，“贵疑”是求学读书的第一步，“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便是科级，学者须循次而进，渐到至处耳。”[2]220学会提问，是求学者入门的标志，陈献章讲究“自得”之学，何以自得？“贵疑”是实际操作中的关键法门，读而不思、无问，读毕之后自然是“书是书、我是我”；读而后思，提出自己的疑惑，提问的同时，求解的方法也随之自然清晰，如此得来的知识才能内化为自己的积累。

除了正面强调“贵疑”的读书方法，陈献章还从反面阐释了盲从的危害。“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2]388学生尊敬老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读书求知这件事上，却不能一味顺从。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做老师的“应声虫”，学生是不会有真正的收获的。不仅对待“师说”要勇于“质疑”，即使是世人公认的经典，也不可省略思考、提问的过程而“轻信”之，“往古来今几圣贤，都从心上契心传。孟子聪明还孟子，如今且莫信人言。”[2]916就算是孟子那样的亚圣，其学说、言论也受所处时代、自身知识背景的限制，后人读圣贤著作，仍然要坚持以我为主，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然后，坚持不懈、勤学苦读是前人实践已证明的读书求知的必经之路。前文引述了陈献章写给儿子的勉学诗，其主旨就是勉励后辈像先贤一样勤奋学习。在教育学生时，陈献章同样强调刻苦、勤学的重要性，他专门写下《戒懒文示诸生》，告诫青年学子“细看万事乾坤内，只有懒子最为害”[2]450。读书为学，精于勤而荒于嬉，青年人正处求知的黄金阶段，逝去的时光不再回还，“后生所急者何？后生所畏者何？转瞬来，便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将来伎俩又似拙者模样耳，奈何奈何！”[2]329念念师心，跃然纸上。

勤学一时容易，长期坚持则难。陈献章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激励学生要在学习过程中坚定信念，“(林)辑熙今认得路脉甚正，但须步步向前，不令退转；念念接续，不令间断，铢累寸积，岁月既久，自当沛然矣。”[2]286既然学问的路子是“正”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以期获得最终的收获。在给何时矩的信中，陈献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人须有远大见识，方做得远大事业。如为学要积累，也须得二三十年，然后可望发越。”[2]333读书为学，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积累。年轻人意气风发，善立志而缺乏后劲，常常出现一种情形，初学时情绪激昂，直可“凌驾古今”，气势一旦回落，便又“坠千仞之渊”，这些都是青年学子常见的问题。陈献章认为这是“心不宁静”，意志力薄弱的表现，应该在学习过程中尽力克服。

1.4 为学次第论：静坐+读书-养善端-自得

为学次第，通俗地说就是学习的顺序。古人谈为学次第有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阅读的书目次序，比如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也”“而《论》《孟》次之”[10]；第二层面则是对读书治学，乃至修身立世整体路径及其相互关系的宏观论述，如明代高拱的《古人为学次第论》，重点讨论“崇德”与“广业”的次序和实现途径[11]。后者已经超越了阅读思想的范畴，属于教育理论的内容。在陈献章的著述中，关于阅读的书目次序并无明确说明，其讨论的为学次第主要是第二层面的内容，从中可略窥“阅读”在陈氏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居的位置，以便以更加系统的视角理解其关于“读书”与“为学之道”关系的思考。

在《与林郡博(辑熙)》的书信中，陈献章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对“为学次第”的认识：

夫人所以学者，欲闻道也。苟欲闻道也，求之书籍而道存焉，则求之书籍可也；求之书籍而弗得，反而求之吾心而道存焉，则求之吾心可也。[2]292

首先明确为学的终极追求是求“道”，而“道”充斥于天地间，需要人们用心去体悟，书籍是获取“道”的一条重要媒介，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只要能够“闻道”，可求知于书籍，亦可求之于“吾心”。接下来，陈献章重点论述了读书与“养善端”“自得”之间的先后次序：

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其理一耳。……诗、文章、末习、著述等路头，一齐塞断，一齐扫去，毋令半点芥蒂于我胸中，夫然后善端可养，静可能也。……到此境界，愈闻则愈大，愈定则愈明，愈逸则愈得，愈易则愈长。存存默默，不离顷刻，亦不着一物，亦不舍一物；无有内外，无有大小，无有隐显，无有精粗，一以贯之矣，此之谓自得。[2]292

可见，陈献章认为治学的取径是：静坐+读书-养善端-自得。静坐和“求之书册”都是养成“善端”，进而达到“自得”之境的手段，且二者的排序，静坐是在观书之上的，“学劳扰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2]364“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若未有入处，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误，未可便靠书策也。”[2]180与前述“自得”“求诸心”的心学理论一以贯之，强调主观第一性，真知须从自身体验出发，而读书只是“自得”的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苦读影响到了心的自由，读书甚至可以被暂时放弃。

这样看来，陈献章一面教育学生要“贵疑”“勤学”“戒懒”，另一面又让他们将各种文字记载“一齐扫去”，似乎是互相矛盾的。那么，他的真实主张到底是什么呢？应该说，这里说的“书册可废”，与前面强调的“勤诵读”并不矛盾，而是一个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在心学大师陈献章看来，“心”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读书为学所求的不过是鸢飞鱼跃的“自得”之境，在摸索到心学门径，也就是获得心灵解放之前，一味苦读会影响学者的感知力，成为其求“自得”的障碍。因此，陈献章反复申说的旨意可用一句话概括：“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2]1302“自得”之后，再去广泛阅读，书中的内容才能真正被消化吸收。而且在古代社会，读书人普遍“不识稼穑”“不事生产”，缺少直接接触社会、自然的渠道。虽然陈献章主张要先“养善端”，但是在指导学生时，也注意结合实际，教导其读书的方法，比如叮嘱即将回归家乡的学生：“归去辽阳，杜门后，可取《大学》《西铭》熟读，求古人为学次第规模，实下功夫去做。黄卷中自有诗友，惟及时为祷。”[2]182也并不反对学生从书本中求取自然之道。

上述主张是陈献章结合自身经验，经过多年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事实上，从他的求学经历来看，读书一直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陈献章少年成名，后来追随康斋先生学习，回到家乡后又筑春阳台苦读，没有之前的积累，其学说就成了无本之木。但是，有感于多年陷入书山文海而无所得，特别是在强烈的匡扶“时弊”的责任感驱使下，陈献章提出了“自得”之说，强调精神解放的乐趣，呼吁青年学子学会不为外物所累，依托“吾心”追求自然之道，自有其时代进步意义。今天要深入理解陈献章的思想，也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

2 陈献章阅读思想形成的背景与原因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而存在，陈氏学说也是如此。陈献章生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岭南地区，开放的民风、比较活跃的商品流通活动为其创立新说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对明初以来日益僵化教条的程朱学说的反思，对汲汲于功名利禄的读书观的批判，以及理学中的心学渊源，是陈献章阅读思想诞生的直接诱因。

2.1 对僵化的程朱理学的反思

理学，或称“道学”，产生于宋代，是宋元明清几代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12]。自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后，历代帝王均将朱子学说列为“正统思想”。至明代初年，朱元璋为了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更是不厌其烦地申说：“一宗朱氏之书”，要天下士子“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3]将朱子学说厘定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因此，明初诸儒皆以朱子门生为荣。历史上的程朱理学，完成了构建儒学哲学体系的历史使命，让在唐代已“危机重重”的儒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是，当一种学问走上庙堂，变成“祭祀”与“叩拜”的对象后，原本鲜活的学问便开始失去生命了，朱子学说便是如此。有学者在总结明代理学发展时将明初总结为“述朱期”，颇能说明这一阶段学术活动的特点。由于朱子学说已被官方盖棺定论为思想界之“正统”，后世诸儒便只能亦步亦趋，以“述朱”为己任，既没有勇气，更缺乏动力去创立新说，明初沉闷的学风由此形成。

明初大儒亦无不以朱子支流自居，谨守学派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14]理学大师薛瑄论读书之道，要求学子“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之法，潜心体认”[15]。章懋直接提出：“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16]5其时学风可见一斑。

那么，一味“述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当权威的力量过于强大，学术界只许因循，而不鼓励创造时，必然导致学说的活力日渐流失。“述朱”变成一种习惯后，知识阶层渐渐养成了恭谨顺从的性格，缺乏创新的能力，放松对自身人格修养的追求。表现在政治上，是经过明初的锐意进取后，明代中叶的政治腐朽、宦官干政，而面对江河日下的国运，不论是朝堂还是江湖中的大儒，却都拿不出可行的匡扶之道。这样颓丧的国势学风，又反过来导致程朱理学对青年学子失去吸引力，仅仅将其作为谋求利禄的进身之阶。可以说，突破朱子学说的桎梏，寻求“理学危机”的解决之道，是当时学术界最强烈的呼声。而陈献章则是明代诸儒中较好完成了理学革新的第一人，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的学说正是建立在对僵化的程朱学说的反思，以及对明初以来一味“述朱”学风的批判之上的。因此，朱子读书法讲究“居敬持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17]，陈献章便要人们“求自得”。明初诸儒不允许读书人质疑往圣先贤的著述，陈献章便说“训诂”“辞章”是汉唐以来陋习，“科第之文”更是贻害数百年的“陋之余也”[2]35。

2.2 对读书目的利禄化的批判

追寻自然之道，匡扶理学危机，是陈氏学说提出的宏观背景，具体到其阅读思想，还有更加直接的原因。前文介绍了陈献章的早年经历，事实上，青年时期的陈献章与一般读书人并无不同，然而，多年的科考经历让他心生厌倦，不满汲汲于“声利”，学问“支离”破碎的现状，这才辗转游学，苦读静思多年后创立新说。因此，陈献章的许多关于读书之道的论述，都是针对科举制艺之文而发的，是对当时士大夫读书目的功利化倾向的批判和匡正。

自唐代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考试给贫寒士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为历朝历代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其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但是，明朝建立后，规定应试文必须仿宋“经义”，逐渐形成了出题范围局限于四书五经，格式严格固定的“八股文”。至此，考试内容越来越狭窄，对应试者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密，科举考试日益失去其进步性。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政治腐朽，贪污横行，举子在巨大的现实利益刺激下，愈发沉迷于制艺之文，希望科举夺魁，求取功名利禄，而不再关注读书人的社会责任。著名学者章懋在《原学》篇中就曾痛心疾首地申斥这种现象：

今之学则又异于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沦浃而不可解，传训诂以为名，夸记诵以为博，侈辞章以为靡，相矜以智，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身心性命竟不知为何物。……然要其所为，不过为假仁袭义之事，终不足以胜其功利之心，其去圣学也远矣。[16]6

陈献章略长于章懋，同样对当时功利主义盛行的局面感到不满。成化年间，陈献章受朝廷征召来到京师，章懋前往问学，二人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其观点：

白沙云：“我无以教人，但令学者看‘与点’一章。”予（注：章懋）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谓专理会‘与点’意思，恐入于禅。”白沙云：“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朱子时，人多流于异学，故以此救之；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必知此意，然后有进步处耳。”[18]

可见，救拔世人于利禄之海，是被陈献章引为己任，并在教学活动中始终坚持的目标。他倡导“自得”的阅读目的论，针对的是读书为求利禄的“时弊”；他主张“静坐”“养善端”，则是希望能够匡扶当时浮躁的社会风气，“去驳杂支离之病”[2]289。

陈献章强调，学者应当成为学问的主人，而非科举考试奴役的工具，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无法否认的是，自古以来，读书求学除了有追求学问的一面，同样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即便不考虑“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寒窗十年也至少希望求得个“学以致用”，科考求仕就是最有效的途径。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读书与仕宦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妥帖解决这个问题，陈氏学说在青年学子中的说服力是要大打折扣的。对此，陈献章也早有准备。

他认为，读书人应当先“立志”，“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但是如果“大本不立”，蝇营狗苟于眼前利益，“其志不足称也。”所以读书为学，必须先弄清楚这个道理，立下远大志向，不忘本心，“自然成就得大”[2]90。对于读书和求仕之间的关系，陈献章认为：“夫学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学之所蕴，如表里形影然。”[2]48学习是为仕宦做准备，仕宦则又可进一步领会学问中蕴含的道理，二者辨证统一，并无矛盾。再举历史上公认的政治家与学问家进行对比，前者施政济民，后者著书立说，取径不同，但即使让他们交换位置，“易地而处之，有不相能者乎？”[2]49可见，陈献章并不反对科举入仕，他反对的是当时那种学术利禄化，严重缺乏精神追求的不良学风。在他看来，读书本就是“为己”，追求“自得”之乐是阅读的根本目的，但是只要是暗合于“自然”之道的学问，在处理社会事务，为官施政时也是同样有效的。应当说，陈献章的主张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对症下药”“针砭时弊”的良方，这也是其学说创立后，能够在青年学子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2.3 理学中的“心学”渊源

任何学说的建立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特别是强调传承有序的理学家，更加重视对前代理论成果的吸收和容纳。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主静”，“可谓直接出于周程”[19]，已经是学界公论。陈献章本人也并不讳言此点，他在《书莲塘书屋册后》中说，“(《遗书》云)‘见静坐而叹其善学，曰：性静者，可以为学。’二程之得于周子也，朱子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2]89与学生的书信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解说：“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二先生尤专提此教人，学者亦以此得力。”[2]210也就是说，“静”的主张是周敦颐发源，经二程及其门人继续完善，再被陈献章深入阐发的。当然，白沙学派的学术渊源远不止此，远及孟子，近则宋明诸儒，都是陈献章取法学习的对象，由于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大，在此不再展开论述。提出其理论来源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说明陈献章学说的建立由来有自，是经过苦读、深思之后，对理学理论的重新构建与发展；另一方面，学说提出的过程，也恰好可与其“贵疑”的读书治学方法相印证。

3 陈献章阅读思想的现代价值

至此，已对陈献章的阅读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最后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陈献章阅读思想的现代价值。关照现实，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使命，阅读史研究也不例外。陈献章生活的时代，距今已有四百多年，那么，其阅读思想对于当今社会还有现实意义吗？

首先，对陈献章阅读思想的系统总结，是对阅读史研究体系的有力补充，丰富了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内容，并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内容支撑。中国阅读史是20世纪九十年代后，在西方阅读史研究范式影响下兴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2017年底，十卷本《中国阅读通史》正式出版，结束了中国阅读史无通论著作的局面。在宏观、全景式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之后，下一阶段的中国阅读史研究必然转向对分众、区域、个人阅读史的关注[20]。中国古代阅读历史悠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被今天的中国人继承并发扬。但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历史维度的“宏大叙事”，也需要基于个人或者族群体验的“细小叙事”，后者更容易让人们产生牢固的文化认同。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来说，历史总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及其经历的事构成的，对于个人阅读史和阅读思想的研究，是中国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分支。而对个体的研究，又反过来展现了中国阅读史的多面向，以及阅读思想的复杂性，有助于更加立体地认识中国古代阅读传统。从全民阅读工作的角度，陈献章的阅读思想，在摒除了唯心主义成分后，仍不乏闪亮的思想光芒，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可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特别是地方文化推广，提供高质量的内容供给。

其次，“自得”的阅读目的论，提示我们对阅读的当代功能和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前文已提及，中国古有“文本崇拜”的传统，“书香继世”的家风源远流长。在这种文化传统浸润下，虽然时移世易，但认可阅读价值和功用的观点还是在国人中占据主流。通俗地说，人们普遍认同“读书有用”“阅读是有意义的”，宣传推广也在更多地强调阅读是“美好的”“有益的”。但是，阅读的“美好”到底体现在哪里？阅读的乐趣何在？怎样判断阅读是否有效呢？对于这些问题，专家学者基于自身体验，给出了许多感性的阐释，但是尚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阐释。似乎人们只要认可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乐趣就会自然获得一般。实际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需要一个可感知的、能够衡量阅读效用的标准，在研究者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功利主义阅读观必然大行其道。因为基于个人体悟的阅读体验过于抽象，读者自然转而寻求通过阅读能够直接获得的社会或经济效益。阅读行为本就兼具工具属性和精神属性，“入门级”的阅读，其工具价值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阅读能力有限时，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是激励读者坚持下去的最好动力。但是，一味满足于知识数量的累积，不去追寻书本背后蕴含的道理，让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修养、学识，或者说在功利价值之外毫无更深层次的阅读精神追求，就会出现陈献章所批判的种种弊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便是“读死书”“死读书”。针对明中叶颓丧的学风，陈献章基于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一种有生命力的学说的创立，总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求自得”是陈献章为当时学子树立的阅读功用标准，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今天我们固然不必拘泥于此。但是，也应注意到，宣扬阅读的精神属性，倡导人们在实用主义目的外，加强阅读的体验感，重视对文本的深度互动，特别是追寻书本与现实生活、与心灵成长之间的关联，在全民阅读持续深入推进的当下，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最后，在“书香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大力倡导“贵疑”的阅读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过程中“思”与“读”的辨证关系，是中国古代阅读理论的重要命题。陈献章的可贵之处，是在学界一味“述朱”的年代，勇敢地教导学生质疑经典，反对一切对思想的禁锢。读书的乐趣在于对新知的探索，阅读-质疑-寻找答案-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更加符合思维逻辑。同时，尊重传统不等于盲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是主流，而“贵疑”的阅读方法，是避免思想僵化，促进学术与思想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综上，对明代大儒陈献章的阅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作为明代唯一从祀孔庙的岭南学者，陈献章在学术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得到了后人极高的评价，其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盖自是天下学道者，浸知厌支离而反求诸心。”[2]1398让一代学者从程朱理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直接启迪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于思想解放功不可没。毋庸讳言，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陈献章的主张过分夸大了心的功用，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清代学者批判明儒学问空疏，主要就是指责心学家过分强调“以悟性为宗”[21]，一味面壁求悟，以至“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22]。从中亦可见到，对于学术发展来说，只有永远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才能不断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