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顺

0 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数字化转型逐步迈向纵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文化强国战略全面实施[1]，而数字化转型和疫情常态化等叠加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在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后全面小康时期，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夯实文化强国基础，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正确研判，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并围绕八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和任务部署，包括：为标识解析、文化计算等关键技术提供支持，推动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着力打造国家文化专网、开设数据超市，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2]；最终目标是：到2035年，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3]。这呼应了《公共图书馆法》提出的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4]要求，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政策保障和行动指南。

图书馆作为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文化服务机构，以服务国家中心大局为己任，保持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在数字化、社会化等方面引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2012年我国公共图书馆电子图书藏量超过开架书刊总藏量[5]，2015年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超过纸质资源购置费[6]，充分预示着图书馆事业已步入数字化时代。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文化保护和传承。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7]。因此，明晰图书馆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定位，可为图书馆事业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统一集成体系提供思路，且有助于增强图书馆发展动能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意见》的时代价值和提供的路线图，解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图书馆实践转向和发展进路，以充分彰显图书馆的使命担当。

1 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图书馆实践转向

1.1 数据要素化，图书馆从幕后走向台前

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8]。图书馆与数据有着天然联系，长期对数据保持高度关注。在原始数据和数据信号阶段，图书馆编目工作一度是查找文献的主要线索；数据电子化阶段，图书馆标引、机读目录等成为信息数字化的先驱[9]。2020年我国正式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图书馆界开始思考以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为主的数据确权和数据增值业务[10]。作为信息资源的收藏、传阅、服务场所，在“万物皆是数据”的时代，图书馆跳出传统知识资源的界限已成为必然，而图书馆行业居于数据要素化及其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更多不是中介，而是转向驱动者、促进者[10]。因此，图书馆不能满足于浅层次的数据加工，要推动数据解构、重构和呈现的社会化、专业化，在数据驱动的技术融入、业务更新和服务优化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实现深层次的数据服务供给。《意见》坚持“供给发力，激活资源”原则，提出一系列推动数据满足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成本递减、供给增加和应用普及三个基本条件的重要举措[11]，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奠定坚实基础，更为图书馆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了指引。

一是注重共同规则的制定，减少数字化过程中的边际成本。数据要素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优势，《意见》要求推动文化机构将资源数据采集、加工、挖掘与服务纳入日常工作，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关联的统一标准，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态的数据流通和协同治理，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3]，有利于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避免数据混乱和重复建设。目前全球已约有65个元数据标准[12]，传统图书馆在机读编目格式标准(MARC)、资源描述框架(RDF)等相关标准或规范上积累了经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技术支持；步入数智赋能时代，面对多源异构、时序高维的数据资源之间存在的语义鸿沟，探索体系完善、超大规模、全局关联的数据治理体系成为实践方向，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除了要厘清组织性、管理性、使用性等数据标准的内容外[13]，也要求图书馆在数据要素化共同规则制定上走向引领，主动探索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共性标准，利用数据要素的长期无限供应能力有效应对数据化与数据爆炸时代的要求。

二是增加数据要素的供给，推动数据融合与共享。信息资源与服务需要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充分利用，这是图书馆界的共同使命。在数字化时代下，推动数据共享的手段更为多元、惠及的场域也更为宽广。《意见》强调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原则汇集各类文化数据资源，建成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3]。各级各类图书馆拥有海量、高价值的数据资源，是文化数据资源重点集成的领域之一，如仅公共图书馆收藏的电子图书就达8亿余册[5，7]，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总量达2.2万TB以上[14]。然而，图书馆在数据资源的完备性、系统性等方面有所欠缺，难以契合民众社会生活对数据的需求，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科研创新的需要[15]。近年来，重视从对数据的获取、共享、重用和加值进行治理以构建数据治理生态，培养图书馆的新型知识服务能力是一大趋势[16]。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情境下，更多地从用户需求和服务的角度考虑数据要素供给和治理，是图书馆保持数据权威地位的可选路径。

三是形成数据驱动的、可关联的、迭代更新的文化知识大图，构建即插即用的文化数字化服务体系。在新型开放社会，数据成为驱动创新、科研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生产要素[15]，可通过智慧数据和知识关联的方法与技术实现文化挖掘分析、局部关联和全局关联。《意见》充分体现跨域数据融合治理的思想，通过关联多领域、不同形态数据资源以及文化数据源与文化实体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鼓励支持多领域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搭建多元的数字化文化体验的线下场景，鼓励和支持文化机构拓宽文化数字内容分发渠道，加强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3]等举措，为以数据要素为支撑的应用普及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即插即用的思维和相关应用已经初步体现在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中[8]，而通过数据资源的有效治理解决融入国家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时存在的海量资源互相发现与有效互用问题、跨域共享效能与风险问题是图书馆参与完善文化知识大图的解决方案。

1.2 制度体系化，图书馆布局趋向时空优质均衡

数字化是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路[17]，也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意见》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原则，谋划到“十四五”末达成短期目标：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并要求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优化基层公共数字文化网络，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动服务普惠应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到达率、及时性，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3]。处于泛在信息环境下，推动图书馆制度安排与体系布局向时空优质均衡因势利导，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转向。

在全域、全时空内持续解决“历史欠账”问题。数字化转型初期，图书馆主要关注数字资源与服务数量的增长，以补齐数字服务供给短板。例如，2012年各省市级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总量为600TB，2020年超过1.55万TB；到2020年底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可供读者数字阅读的电脑终端为14.37万台，电子图书馆藏总量近9.61亿册[5，8]。国家图书馆2007年馆藏数字资源总量只有200TB，2019年底达2，158.83TB[14，18]。然而，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丰富度、服务可及性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如对特殊群体的数字包容度不够，少年儿童图书馆电子文本、图片文献资源总量仅占公共图书馆数字文献资源总量的0.79%[5]。在初步完成数字化转型之后，图书馆从体系化和专业化上进行突破，转向数字资源与服务的全域关联、共生和共享上来，如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公共图书馆启动“文献共享借阅计划”，建立全国图书借阅云平台，打通合作馆间服务平台的连接端口，使各地文献能够按需分流、惠及全民[19]。

在全域、全时空内持续解决“空间失衡”问题。空间失衡问题是困扰图书馆价值有效发挥的现实问题，从物理分布上来看，结合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分区和公共图书馆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图书馆发展效能指标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如一所图书馆平均覆盖人口分别为60.45万人、46.60万人、31.35万人和36.22万人，平均服务范围分别为1，042.43平方公里、1，285.62平方公里、5，521.11平方公里和2，658.12平方公里，每名馆员服务的人口分别为2.24万人、3.16万人、2.48万人和2.04万人，人均拥有馆藏量分别为1.13册(件)、0.56册(件)、0.59册(件)和0.85册(件)，持证读者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10.86%、3.83%、3.64%和3.98%；这种差距在数字空间中也存在，如截至2020年，服务更广泛人群和地区的县级以下图书馆的电子文本、图片文献资源量仅占总量的51.32%[5]。相较而言，图书馆服务在数字空间中的差距较小，且能通过高效互联互通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进一步实现均衡发展，这种体系化布局能够延伸到物理图书馆无法到达的地方。例如，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县级以上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基本建设起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软硬件设施建设覆盖41个省级图书馆、485个市级图书馆，实现超过80%的商购数据库资源馆外访问，并通过“网络书香基层图书馆帮扶计划”等实现数字精准服务[14]。

1.3 治理现代化，图书馆内驱外引协同动能涌现

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性概念，系指将制度理性、多元共治、公平正义、协商民主等理念贯穿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和运作，由传统管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变的过程[20]。《意见》坚持“中央主导，地方主责”原则，重视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并提出加强文化数据安全保障和文化数字化全链条监管、建立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调整优化政府投入、提升科技支撑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和激活智力智库资源等保障措施[3]，为推动形成现代化的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提供了内驱外引协同动能。一方面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提供内在的隐性变革动力，主要包括几种业务流：文化资源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交易和数据服务，文化数字内容的分析加工、分发、共享和精准服务；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确权、评估、匹配、交易、分发；文化数据的解构、重构和呈现，文化数字内容需求的实时感知、分析和预测以及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另一方面，通过多元主体的关系重建提供外在的显性推进动力。具体创新为：提供一体化发展路径和多元主体接入机制，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非遗馆等主体在形成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可通过标准规范统一适配、业务流程优化进而汇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不同层级、不同平台、不同主体之间文化数据分享以及中华文化全景呈现。这一过程中，全国统一的文化大数据体系供给了“数”活力，构建一体化的算力服务体系则提供了“云”动能。

事实上，在5G+AICDE技术支持下，图书馆治理的内驱外引协同动能也得到了充分涌现。传统图书馆管理重在解决孤立节点的内部业务重组问题，与文化服务供给体系脱节严重。数据智能推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快速融合，可能成为未来30年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21]。面向生命周期管理和信息物理融合需求，构建由图书馆物理实体、数字孪生模型、数字孪生服务体系、孪生大数据与各部分间连接等组成的数字孪生图书馆可为图书馆战略规划模拟提供全局的最优化决策，形成智慧管理一体化治理体系，供给体验全新的智慧化服务，打造全面的虚拟化应急演练预案[22]。当下图书馆虚拟服务仍然面临着多头治理和无序发展等困境，而具备数字时空、数字文明属性的元宇宙面世必然带来信息的采集、组织、分析和传播模式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行业内部乃至跨行业的数字资源整合、融通与开放合作，参与制定通用的资源、空间与服务规则与标准，构建互联互通、高效有序的图书馆泛在服务体系是一个可预见的发展方向[21，23]。国家文化数字化体系是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图书馆如何重塑业务流和与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其他文化机构等多主体合作共生仍有待业界、学界予以探索和解答。图书馆参与文化数据资源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可以以数据治理为根基，在数字化转型环境下推动有效的制度供给、实施公平的政策、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模式，并寻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治理体系中其他节点的逻辑关联。

1.4 服务品质化，图书馆发展成效惠及更广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服务方式和手段的革新，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保障实现服务的无限泛在延伸，使文化数字化的服务效能惠及更广泛群体。《意见》坚持“以人为本，全民共享”原则，注重在构建普惠均衡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应用和服务更新，以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其中，尤其重视发展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文化数字化服务，并支持市场化对增强文化数字化服务品质的辅助作用。一方面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作为重要任务，强调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优化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3]，将公共文化数据资源和数字内容依法向公众全面开放共享。另一方面，鼓励增值服务以激活品质化发展的活力，建议将凝结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并可基于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中开设的“数据超市”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并提供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标识解析、搜索查询、交易匹配、结算支付等服务，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推进数字化文化体验[3]。

数字化极大地扩大了图书馆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效果。依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数据测算，我国持证读者占总人口比例为7.26%；人均图书藏量为0.84册、人均购书费为1.60元，在疫情爆发前人均书刊外借量为0.44册次、人均到馆次数为0.64次，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一定差距且未能到达国际标准；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图书馆在国民阅读当中的贡献率仅约9.43%，而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48.17%、27.10%、50.55%和28.67%[5，24]。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化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彰显。在应对风险、变局中，数字化为推动图书馆服务效能的发挥按下了“重启键”，如2020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同比减少58.26%，但提供线上服务超16.07亿人次，图书馆网站访问量达22.96亿次[5]。为保障全民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图书馆界通过积极开展“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供给“无边界图书馆”借阅方式和实施文献共享借阅计划等措施，实现“线下关门、线上开花”，如国家图书馆利用官方网站、国家数字图书馆App、微信官方帐号开展全民战“疫”知识共享主题活动，湖南、浙江和辽宁等省级公共图书馆率先尝试“无边界图书馆”的借阅方式，实现全民阅读服务不打烊、社会教育不下线。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创新型、均衡性、可持续、内涵式和民生化的发展模式创新也提升了图书馆服务品质。比如，“数字新基建”被认为赋予了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的重构、AI的深入广泛应用以及“数字记忆”工程的实施以全新机遇，能有效驱动图书馆服务价值、场景和内涵的升级[25-26]；以数字新基建为基础，推动图书馆“上云用数赋智”的行动更是方兴未艾。

1.5 业态智慧化，图书馆有机体实现变革性更新

业态智慧化是实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突破点和落脚点，也充分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的文化事业的特征。《意见》坚持“科技支撑，创新驱动”原则，要求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培育以文化体验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创新呈现方式，推动中华文化瑰宝活起来，最终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文化数字化新业态[3]。文化数字化新业态以中华文化数据库、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为底层架构，以文化数据安全保障、文化数字化全链条监管、文化数字化标准体系和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等为运行策略，以形成一个动态迭代更新的文化数字化服务供给体系的智慧有机体为根本目的。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7]，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向“以人为中心”转型，建设开放、智慧、包容、共享的现代图书馆，是我国对初步探索构建智慧数字图书馆新业态的经验总结基础上顺势而为的战略选择，这一发展路径在《意见》中也再次得到重申。

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化，图书馆发展开始步入智慧化阶段。我国智慧图书馆研究肇始于2010年[28]，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速迭代推动智慧图书馆开始从概念构建走向实践探索。智慧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计算机图书馆、网络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移动图书馆等前期形态，从技术维度来看是“智慧平台、智慧空间和智慧服务”的统一体，本质上是图书馆的一种生态体系，但图书馆智慧体是对图书馆有机体的全面超越[28-29]。国家图书馆、32所省级公共图书馆和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等基本实现了部分智慧化服务[30]。例如，国家图书馆提出关于“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架构[8]，为全国提供了智慧化解决方案；上海各级各类图书馆基于“微服务”架构，基本搭建起智慧图书馆“场景-规范-平台-服务”的框架和应用生态；深圳图书馆致力于推动平台化、数据化和智慧化转型升级，全市域内的智慧图书馆实践处于领先水平。未来关于智慧图书馆以及下一代图书馆开放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仍会持续深入，结合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兴技术，图书馆智慧体可从读者、馆员、文献、设施、时空等维度实现革新，且能与相关的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实现资源与服务有机连接。

2 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图书馆发展进路

归纳图书馆数字化实践转向中的发展规律和经验，结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政策导向、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可以谋划与面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相适应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方略。

2.1 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找准与数字化转型的深层共鸣

社会数字化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生成与扩散的渠道[15]。面对网络服务、公共服务和商业化信息服务的竞争，图书馆需要通过深化数字化转型来重塑主流地位，并实现与传统模式的互融共生。图书馆承担着实现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缩小社会信息鸿沟的责任，具有实现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是权威的数据、信息、知识和文化中心，文化内涵性是其本质属性和差异化优势。因此，坚守文化使命，深耕知识资源数据和数字化知识内容供给是图书馆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逻辑起点，主要包括3个关注点。

(1)数据要素化是保持数据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血液”，要推动图书馆使命与数据要素化的要求高度契合。图书馆可发挥其在描述资源、提供访问和建立馆藏以及为数字资源的长期管理提供支持方面的悠久传统[31]，立足生命周期完善顶层设计优化数据要素治理，利用分类方法统筹数据要素资源管理，借鉴信息质量标准强化数据质量控制，总结数据管理经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标准制定[9]，从技术、法律、伦理等方面构建标准规范，从数字资源生命周期视角引领共同规则的构建，引导完善数据分享动力机制，充分优化数据要素流并激发数据要素效能，为图书馆数字内容的确权、评估、匹配、交易和分发提供数据驱动的普惠应用和增值服务。

(2)依靠知识重组与呈现的专业能力达成图书馆使命。在数字化场域下，知识资源数据和数字化知识内容的科学分类、规范标识、多源聚类、重组、发布、共享和交互操作具备可靠的数字孪生、拓展现实、区块链等技术底座[32]，需突破以文献为最小组织单位的数字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组织的基本方法[33]，为图书馆全流程智慧化管理、知识内容全网立体集成并融入国家文化专网奠基，在线上线下智慧空间推动知识服务的全景呈现。

(3)致力向全域智慧化知识服务转型，并完成提升公共知识服务对用户体验的支持度的图书馆永恒使命和追求。数字化转型构筑的数据资源关联网络对知识服务生态链条的全域联通、智慧空间的线上线下虚实交互起到了良好支撑，下一步的重点是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化体验展示空间和场景接入中华文化全景，建议在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末梢中挖掘数字化服务汇聚与呈现的潜能，提供多粒度集成知识服务。

2.2 把握数字时代方位，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知识底座

在充斥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VUCA)时代，发展处在信息不对称社会之中，人们更加依赖信息查询与获取，对图书馆的可及性、可获得性要求越来越高。未来图书馆需要的核心能力为“助力强国战略、提升民众素养”，其使命包括但不限于：辅助科技创新、提升全民文化素质、传承历史文化、推动科学普及和引领学科发展，而实现使命的根本要求是图书馆的资源全面融合、无缝连接[34]。近年来，国家宏观政策以及规划中持续强化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支持，如明确要求“打造分级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意见》进一步要求从中华文化数据库、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数据服务平台3个方面强化文化强国建设的知识基础，给图书馆发展带来重要启示：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和挑战，通过数字化技术方案进一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知识底座是求解之道。

(1)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重构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建议设立图书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专项，制定图书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细则和标准规范，并将图书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地方规划；利用将文化数字化共性关键技术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地方科技计划的重点支持范围[3]的战略机遇，在图书馆领域加快布局数字化科技创新平台，研发知识资源组织、集成、融合和共享的核心支撑技术，并积极探索建设“云端+本地”融合的基础设施体系[25]。

(2)采用重点布局的策略，积极引导建设“国家统一数字资源平台”，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发展”七大战略规划下的关键领域提高图书馆资源库、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如优化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科技信息与情报服务、高等教育数字文献保障和城乡数字化阅读服务协同等体系和平台建设，使图书馆成为融合传统文献资源和公开环境下的政府开放数据、开放科学数据、公共信息资源(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网络热点信息)等的知识集散地，推动形成广泛覆盖、深度融合、无缝链接的信息资源网络[34]，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知识和智慧支撑。

2.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专业化与社会化的互构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我国图书馆发展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必然选择，也是数字时代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根本遵循。通过“统筹布局、完善标准、一体化实施”“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馆制宜”的思路，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能力显著增强。文化强国愿景下，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将长期并行，图书馆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体系化为表、专业化为里”[35]。面向未来，应通过专业性与社会性的互构，以改革创新图书馆服务并提升其专业化质量。

一方面图书馆发展应坚持其先进性和权威性，以数字化创新服务方式，体现图书馆发展活力。具体来说，要用好数智赋能技术，紧抓“数字新基建”赋予的新机遇，推进“数字孪生”“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为图书馆整体转型做准备，如以“虚实融合、实时双向映射、以虚控实”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孪生技术重构图书馆战略规划、智慧治理(管理)、智慧服务、应急演练的模拟和应用过程[22]；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图书馆更新，上云用数赋智以扩大图书馆服务创新场景，形成跨越时空、场景体验、全媒介质和全员互动的全息阅读新形态[36]。另一方面，图书馆发展应发挥其在品牌、资源、体系、人才优势，利用开放数字环境树立图书馆权威、发展新型服务，提高服务可信度和用户参与度。下一阶段进行“全国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即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为此，要紧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4.0机遇，用好数智技术为图书馆创新发展赋能，打造下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建立起智慧图书馆评价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研究及人才培养体系等支撑保障体系[8]，通过更便捷高效、更具智慧化手段和方式为社会提供权威的数据、信息与知识服务。

在此基础上，注重技术变革下的跨界合作和融合发展，如为社区图书馆、流动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主题图书馆、邻里图书馆和家庭图书馆等民生工程推动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提供政策、资金等支持，并采取推进公共文化机构直接的融合、区域公共图书馆的融合和文旅融合等以新发展理念为驱动的文化数字化融合发展策略，让数据、信息和知识福利抵达城乡每一个角落，惠及社会每一个阶层、群体和个人。

2.4 优化数智赋能机制，推动业态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未来图书馆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网络运行的数字化、虚拟化、可移动、智慧服务的新形态[34]，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相关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图书馆的业态也具有无限可能。有学者从组织管理和技术发展的视角构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制，通过授权赋能、数字赋能、知识赋能和智慧赋能的相互作用与联动，持续重塑资源、空间、治理和服务要素，推动图书馆业态更新[37]。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我们正行走在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征途上，开始在虚与实之间想象元宇宙中图书馆的模样[23]，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组织与知识服务提供业务被认为非常适合在元宇宙中进行，已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38]。因此，有必要重新规划图书馆业态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数智赋能机制。

(1)打造以数据为支撑的赋能机制。在文献服务、信息服务、情报服务之后，数据服务是知识服务的最后一块拼图[10]，应采用数据表征一切，推动数据注入图书馆业务流程，为元数据互操作、数据融合、资源互发现提供统一数据标准，让数据从决策、优化、推广和创新等维度产生作用，为“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2)构建以技术为核心的赋能机制。近年发展成熟的分布式文件存储、多层次数据融合、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享、数据动态评估与智能推荐等关键技术对重塑图书馆业务和服务场景具有重要作用，数字技术赋能图书馆发展拓宽了全民阅读边界，我们需要解决影响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全媒体、平台化和新业态3个核心问题[39]，持续关注元宇宙赋能构建“社会、物理、信息”三元空间平行的价值共生、智能计算、人机互联、虚拟现实等关键技术，为打造“时空关联、交互协作、沉浸体验”的智慧图书馆体系提供技术保障。

(3)形成以用户需求为着力点的赋能机制。满足用户需求永远是图书馆价值发挥的基点，解决数字转型与变革下图书馆数据资源收藏、竞争服务阵地、知识中介功能、获取成本与效率弱化等导致的用户流失问题[15]，需要以数据和技术的赋能为支撑，使图书馆形成从“需求被动满足”转型为“需求智能感知”的智慧服务能力。

3 结语

图书馆具有“数字使命”，理应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献智献力。将图书馆的价值和功能扩展到服务国家战略，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审视图书馆的定位，并从历史经验中总结规律，从数字时代下的用户需求出发，探寻图书馆发展进步的逻辑进路。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数字化变革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智赋能对破解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速向“智慧图书馆”转型和实现整体智治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图书馆服务的时空场域得到极致放大，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已来。面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我国图书馆“行业-学科”共同体应秉持未来思维，重构图书馆数字化发展的制度设计、设施建设、资源保障、技术应用和服务供给，推动图书馆不断更新实践样态和发展模式，以一种新的业态迎接新的发展环境，更好地助力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