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红，杨 琳

0 引言

一座槐院里，半部蒲城史。蒲城县位于渭北东府台塬历史文化风貌地带，有着2500多年的建制史，以双塔古城、唐帝陵、明清古建筑、将相故里闻名。其中，“槐院里”①是蒲城历代名人、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区域。2016年，蒲城启动“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将槐院巷、药王庙巷、西府巷、达仁巷等老城区巷道纳入规划，通过系统挖掘“空间叙事文本”“持续小规模改造”[1]和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公共服务”[2]等举措，形成了以东府文化为背景，以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家风家训教育为主题，以关中民居院落为特色，集民俗文化体验、阅读服务、公益博览、娱乐活动、特色餐饮、文化创意为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在贯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的立法宗旨、探索新型有机文化空间再造路径等方面做出了独特探索。

1 “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叙事文本”

蒲城的故事隐于深街长巷处，匿于一砖一瓦中。这里不仅保存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汉、晋、魏等文化遗址，还有唐、宋、金、明、清古建筑和桥陵、泰陵等5座唐代帝王陵，以及69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千年蒲城历经沧桑的文化沉淀，“槐院里”域内的唐宋佛塔、文庙、明清牌楼、清代考院、合院式名人故居等，如同字迹漫灭的“叙事文本”，讲述着“槐院里”的历史格局、民俗风情、传奇故事和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慧彻寺塔和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的北寺宋塔构成蒲城“双塔古城”的独特景观。慧彻寺塔是陕西现存最早的唐塔。1941年，蒲城中学在慧彻寺旧址创建，当时塔身已经破裂，时有砖石下落。1952年，校长张警玄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副主任习仲勋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拆除该塔。习仲勋早年曾在蒲城开展革命活动，非常了解该塔的历史文化价值。他在报告上批复“校可迁，塔不可毁”[4]，协调西北军政委员会拨出专款，对该塔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蒲城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宋、元、明、清历代均有维修和拓建。文庙现存主体建筑六龙壁、棂星门、戟门、大成殿、明伦堂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而建，明宦祠、乡贤祠、东庑、西庑、掌酒司、典库司成对称式分建于轴线东西两侧。位于文庙前端的六龙壁比北京故宫的九龙壁早155年，是我国唯一一座石质牌坊与琉璃照壁组合的单体建筑。

牌坊是中华特色建筑文化之一，民间有“蒲城县、九里三，七十二座牌楼在中间”的说法。这些牌坊有表彰功勋、科第、德政的，有旌表忠孝节义的，它们或骑街、或依巷，每一座牌坊背后都有故事，如北关的“牌坊摞牌坊”就记录了明朝新老权贵互相倾轧之事②。

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蒲城考院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考院建筑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厅、二门、甬道、东西号舍、论秀堂(议事厅)、浴室院、东西厢房、内室、耳房等。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安在鼓形的门墩石上。门外两侧修筑“八”字砖墙，上刻“锦鸡报晓”“凤凰展翅”等富有民间色彩的浮雕。距大门8米进深处有一道木雕屏门，进入后便是一个狭长的庭院，两边对称分布有“号舍”各12间。庭院尽头是月宫门，上方南北两侧各有一砖雕匾额，南面额书“腾蛟起凤”，为文考场；北面额书“紫电青霜”，为武考场。论秀堂是考官阅卷、议事和武生应考之处，南边两侧设有官厅，供考官休息，檐下设有焚纸炉，用于焚烧作弊考生的试卷。浴室院位于西官厅之西，是考生试前沐浴、更衣场所，意在防止考生夹带作弊。

有抗英爱国第一人之称的王鼎，曾历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其故居位于达仁巷54号。道光年间鸦片泛滥，王鼎举荐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准备向英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王鼎不顾年迈多病，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甚至拉住道光皇帝的龙袍苦谏：“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不悦，甩袍下殿。在廷谏、哭谏无果之下，王鼎以“尸谏回天听”，于1842年6月8日深夜，怀揣“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疏，自缢圆明园③。林则徐听到王鼎“尸谏”消息悲痛万分，写了《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赞王鼎“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5]。1845年，林则徐被招还京时，绕道蒲城祭奠王鼎。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专程到蒲城为王鼎守心丧④3个月，住进了王鼎族弟王益谦的家宅，这就是后来的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纪念馆位于杈把巷六号，是深70米、宽10米的东府合院式民居，宅内至今还悬挂着林则徐为该宅所书的七块匾额。

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故居位于槐院巷29号，分正偏两院。正院格局为门厅，大厅、女厅和后楼房；偏院为杨将军的书房及花园等。整个建筑古色古香，院落布局简洁。杨虎城将军其母孙一莲、夫人谢宝贞、张惠兰均曾在此居住过。

“槐院里”的文化遗存、历史建筑、名人典故和民俗场景，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叙事文本”“叙事空间再造”的目的，就是讲好“槐院里”的历史故事。

2 “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再造的基本手法

2.1 走向空间中心的“小规模改造”

对历史街区的大拆大建不仅会破坏街区的文化肌理，而且会导致文化传承的“断裂”。“槐院里”将纪念馆、博物馆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通过简·雅各布斯主张的“持续小规模改造”⑤，让昔日蜷缩在现代城市“边缘地带”的历史街区重新回归城市生活中心。

1990年，蒲城县博物馆在文庙原址建成，现有馆藏文物4，728件，其中国家级一级文物31件，有隋人楷书代表作品之称的隋苏孝慈墓志铭、研究唐代历史珍贵资料的唐高力士神道碑、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唐粉彩啃蹄马、国家二十四大历史名匾之一的林则徐书“味兰书屋”木匾、清袁耀青绿山水画轴等。将古代建筑空间与本地文物展陈相结合是“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小规模改造”的第一个案例，它使昔日空旷、沉寂的文庙，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1997年香港回归，王鼎第六代后裔王丽女士遵照先父——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王菊人的遗愿，于1997年4月17日将王鼎故居捐赠给蒲城县政府，用于开办王鼎纪念馆。王鼎纪念馆占地1，063平方米，重修了原故居抬梁式建筑的门厅，维修了砖木结构的过厅3间、后厢房6间、廊房6间。院落正中3.6米高的王鼎半身塑像是当地群众集资所捐。纪念馆按照正德为先、廉政为本、家风为基三大主题布展，分别建有“砥砺成才”“显赫政绩”“尸谏成仁”“家风家训”“艺术成就”“碑刻菁华”“千古流芳”等7个展厅。上房展厅陈列有王鼎家谱、书信遗稿、遗物，道光皇帝为王鼎70寿辰书写的寿匾“靖共笃祜”，王鼎为本族叔母吴孺人书写的“贤孝可风”木匾，林则徐在蒲城期间书写的“味兰书屋”“观察第”“槐荫山房”“慈惠徽音”等7块匾额⑥。两侧厢房陈展着“让墙石碑”拓片、墓志铭、家书等四十余件文物和介绍王鼎精忠报国、廉洁奉公、高风亮节等历史业绩的文字、图片；廊房陈列了30余通与王鼎有关的碑石，如《内阁奉上谕》《谕赐晋赠太保、予谥文恪原任大学士王鼎祭文》。

林则徐纪念馆由王鼎族弟王益谦的宅院改建而成。2002年，时任蒲城县文化馆馆长高起胜出资购买这个宅院，经过多年修缮，于2007年11月22日建成开放，林则徐五世孙凌青(原我国驻联合国全权大使)提名“陕西蒲城林则徐纪念馆”。纪念馆以林则徐和王鼎从翰林院相识到治黄工地挥泪告别，再到林则徐为恩师守心丧30多年爱国主义生死情结为主线，讲述了鸦片战争时期两位民族英雄为国家和民族利益陈情请命、醒君救国的故事。

杨虎城将军纪念馆由杨虎城故居改建而成，共设大小展室7个，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杨虎城将军生前生活用具、作战兵械等实物，翔实地记录了杨将军戎马一生的战斗历程。其中，杨虎城与张学良两位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互赠互勉的“勿忘国耻”“为国努力”条幅，常常让游客驻足不前。

蒲城考院始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蒲城考院改建为蒲城县第一高等小学堂，1998年收归文物部门管理，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100余万元进行修缮，基本恢复了考院原有风貌。2007年考院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科举文物陈展品有142件(组)。

蒲城考院博物馆斜对面有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院，已改建为蒲城电影博物馆。电影博物馆分为展陈区和老电影放映厅两个部分，展陈区以实物展示、场景体验、多媒体互动为主，结合图文介绍和老电影观瞻，再现了百年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几代蒲城人的电影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6]“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在一个1.384平方千米的区域，调动政府、社会与民间多种力量，以“持续小规模改造”和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公共服务”思路，使叙事脱离了固化历史的空间设限，完成了以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家风教训教育为叙事主题的空间重构。

2.2 强化“叙事空间”的“可读性”

历史街区叙事空间再造的目的，是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体验感。其中，围绕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和家风家训教育叙事主题不断挖掘故事，充实陈展资源，强化了“叙事空间”的“可读性”和社会教育作用。

以王鼎纪念馆为例，在“家风家训”展厅，记载了一段“六尺巷”故事。王鼎在京为官时，邻居因宅基地与王鼎家人发生了纠纷，家人写信将此事告诉王鼎，王鼎看到信后，将明代诗人林翰的《戒子弟》诗稍加修改寄给家人：“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王鼎家人看到这封信后，主动向西让出三尺。邻居见此也主动向东让出三尺，后来这条六尺宽的巷子便被称为达仁巷。现在巷子南口西侧的墙角下方，还镶嵌着当年的一块长方形界石，上书：“墙外余地三尺，栽树五株。”

王鼎不仅严以律己，对家人及子弟的学习、修德、为人、处世等也做了严格要求。王鼎五世孙王菊人曾任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遭国民党逮捕被严刑逼供，依旧坚贞不屈，在香港回归前，将王鼎故居捐赠给蒲城县政府，就是对王鼎端方正直和爱国情怀的传承。

在“显赫政绩”展厅，有一则王鼎判案故事。王鼎在京城为官期间，长期在刑部任职，曾赴9省审理过40余起重案、要案、疑案，即使是封疆大吏、皇亲国戚，也照查不误。道光五年(1825年)，德清县民妇徐倪氏因奸情杀死儿媳徐蔡氏后，买通官吏，致使案件3年不决。新任按察使王惟恂审理此案，连受阻挠，因不愿同流合污而自缢，朝野震惊。王鼎复审，艰苦查访，仅用两月就使案情真相大白。涉案巡抚、知府、同知、知县等人均受到严厉惩处，彰显出王鼎“端方正直”品格。

在“千古流芳”展厅，记载了王鼎与林则徐的深厚友情。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投降派的陷害，林则徐被以“办理不善”的罪名革职降级，充军伊犁。林则徐在赴新疆的途中，遇上黄河决口，王鼎出任河东河道总督，以林则徐熟悉河工为由，奏请道光皇帝派林为治河效力。原打算治河竣工后，再奏请任林则徐为河督。谁知次年河工办完，注明“于合龙日开读”的皇帝谕旨竟是：“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7]王鼎只好与林则徐涕泣告别。

“砥砺成才”“尸谏成仁”“艺术成就”“碑刻菁华”等也与纪念馆的教育目标环环相扣。特别是将王鼎、林则徐、杨虎城纪念馆3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相结合，系统阐释了“将相故里·廉脉千秋”这张蒲城文化名片，强化了叙事主题和“叙事空间”的“可读性”。

2.3 将“本地色彩”融入更广阔的叙事空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跨越地域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将“本地色彩”融入更为广阔叙事空间是“槐院里”拓展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又一举措。

(1)在1，585平方公里土地上，串联起72公里长文旅融合大环线。2021年蒲城在西安举办“北京时间发出地⑦·蒲城研学邀天下”旅游推介会，用研学之旅、红色之旅、人文历史之旅，展示“蒲通天下、城载古今”的独特魅力。在这条旅游线路上，有由大唐五位帝王陵寝汇集而成的“五陵闲云”恢宏景观，有流传于尧山巨石、古柏之间的尧山圣母传说，有卤阳湖跨越千年的板桥古渡，有千年文庙、尧山书院、百年考院回荡的昔日琅琅读书声，有唐慧彻寺塔与宋崇寿寺塔构筑起“双塔古城”中的老东府、老院落，更有林则徐、王鼎、杨虎城等民族英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8]的爱国情怀，有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滔滔洛水鉴忠诚的永丰战役纪念馆。

(2)融入渭南“一轴四点”廉政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体系。2020年，渭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的要求，整合本地廉政文化、红色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资源，统筹推进“一轴四点两线”工程建设，形成了以渭南廉政文化主题展馆、寇准廉政教育基地和渭华起义纪念馆为主轴，以潼关(杨震廉政教育基地)、韩城(司马迁祠、党家村、状元府家风家训教育基地)、蒲城(王鼎故居、林则徐纪念馆廉政教育基地)、富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县市为点，打造廉政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两条现场教学线路，把孤立的、沉寂的、静态的历史，变为可听、可观、可感，易记、易学、易传的精彩故事。其中，蒲城县的“将相故里廉脉千秋”爱国主义廉政文化教育精品路线，是“一轴四点两线”工程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3)积极对接“渭南示范区创新发展六大工程”。面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新要求，蒲城县以创建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为契机，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供给改革”“三大融合发展”“三大服务创新”“三大激励机制”，积极对接渭南示范区“华夏文明之根”守护工程、戏曲振兴培根工程、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工程、红色文化基因传承教育工程、乡村振兴文化筑基工程、华彩渭南文化形象塑造工程建设，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地域特色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5个研学基地、10个非遗传承基地、10个旅游景区以及村史馆、非遗传习所、农耕文化公园、文化主题广场等，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拓展范围，形成了“弘扬良臣名相精神风骨打造廉政爱国教育基地”等6个典型案例，让区域性发展成果惠及全市。

3 启示

20世纪后期，城市空间作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辩证统一，被提升到一种特殊的理论研究对象高度[9]。但在现实层面，资本的无序介入又制造出大量“死的公共空间”[10]。“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再造的基本启示，就是厘清叙事框架、把握叙事主题、明确空间“形象定位”，让被遗忘在现代城市某个角落、如同历经千年字迹漫灭的古卷，重新获得历史文化信息的“可读性”。

3.1 明确“形象与功能定位”

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11]。而历史街区的形成更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空间实践”过程，其价值“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12]。

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从单体建筑的博物馆式保护，再到整个历史街区文化肌理保护，“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再造，始终秉承“持续小规模改造”的科学理念，有效调和了社会生活空间、经济活动空间、文化交流空间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灵活运用空间“叙事手法”，讲述“槐院里”的历史格局、文化遗存、民俗风情、传奇故事和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使公众在老东府“院落情景式体验”之中，接受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和家风家训教育，让历史文化街区有了精准的“形象与功能定位”。

3.2 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公共服务”

我国已经制定《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规范，保护文物建筑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情感、艺术价值等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也推动了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生产”。“共同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形式，“不仅取决于公众的意愿和行动，更取决于公共服务组织是否愿意提供公众参与共同生产的机会和渠道”[2]。“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再造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1)王鼎后人无私捐赠王鼎故居建纪念馆，排除了宅院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被拆除的命运，强化了人们的保护意识。王鼎纪念馆中的王鼎塑像由当地民众自发捐款而建，除了缅怀民族英雄之外，本身也是一次很好公民教育活动。

(2)原蒲城县文化馆馆长高起胜个人出资购买这个宅院后，并没有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相反，高起胜、高小明父子不断地为宅院修缮投入资金，精心为纪念馆收集、征集了272件(组)藏品，将林则徐写的“十无益”谱成歌曲进行传唱诵读，展现出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下，当地文化人已经将守护文化根脉、保护历史遗存，变为一种文化情怀、文化传统。

3.3 融合发展解决服务供给“结构性短缺”

自《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建覆盖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3]以来，蒲城县公共文化设施、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快速发展，基本告别了服务供给“绝对性短缺”，但“结构性短缺”矛盾突出。“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以叙事空间融合为主线，通过服务空间融合、服务功能融合、文化与旅游融合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有效化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短缺”矛盾。

在服务空间融合方面，通过挖掘“叙事文本”和“持续小规模改造”，建立起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社会教育与休闲活动之间的对话，形成了以东府文化为背景，以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家风家训教育为主题，以关中民居院落为特色的多业态新型文化空间，有效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范围。

在服务功能融合方面，注重用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3]，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包括“为公众提供书报阅读、影视观赏、戏曲表演、普法教育、艺术普及、科学普及、广播播送、互联网上网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等”，还包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使命任务。“槐院里”历史文化街区，将爱国主义、廉政文化和家风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参观、研学、讲座、研讨等，贯穿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之中，丰富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将历史文化元素、传统文化活动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植入到72公里长的旅游环线各景区、景点之中，王鼎纪念馆被授予“渭南家风教育基地”，林则徐纪念馆被授予“渭南禁毒教育基地”，桥陵、考院博物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永丰烈士陵园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空间共用、服务互嵌、功能互融、资源互补。

注释

①“槐院里”的“槐”特指关中黄土塬的槐树，寓意几千年来生存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文化之槐”；“院”指关中东府老院子，严谨规整、序列分明；“里”指“里闾”“里边”。每一扇槐树掩映的斑驳门窗、青灰色的砖墙里，都有无数个故事，让人想要进入其中、沉浸其中。

②相传明末，杨甲儿子以举人出任知县，后升为知州。为光宗耀祖，决定在门前修一座过街牌坊，不打招呼就占用了对面杨已家的地皮。杨已因穷娶不起媳妇，过继了外姓孩子，这个当时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质问杨甲：“你随便占用我家门口的地修牌坊，我家以后修牌坊怎么办？”杨甲以轻蔑的口气说：“等你家能修牌坊时，就修在这牌坊上边！”杨已孩子发奋读书习武，20年后中了武进士，当了兵备道，官位在杨甲儿子之上。于是，便在杨甲的大牌坊顶上修了个小牌坊。此时杨甲儿子弃官居家，气得大病，不久气绝身亡。

③王鼎去世后81天，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④“心丧”，《辞源》解释：“旧时师死，弟子守丧，不穿孝服，只在心中悼念，称为心丧。”

⑤“持续小规模改造”是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有关城市改造的观点，她在1080年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的血液奔腾，使政客、地产商的血液奔腾，而广大群众往往成为受害者或牺牲者。”见：吴炳怀.西方国家旧城更新的理论与实践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1998（6）：41-43，53，61.

⑥林则徐是一位大书法家，书写的匾牌不少，但完整留下来的只有蒲城的7块。

⑦蒲城是北京时间的授时中心，从1981年起中国向全世界发布的“北京时间”经由蒲城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