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映苏

一、引言

作为美国华裔剧作家的领军人物，黄哲伦密切关注华人历史及东西方间的文化冲突，擅长将东西方主题和艺术风格融入作品，以独特视角探索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并为其赋予新的含义，被评为当今美国戏剧史上最成功、最富才华、声誉最高的亚裔美国剧作家。1988年，其经典之作《蝴蝶君》在百老汇上演引发巨大反响，获得美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托尼奖及一系列重量级奖项，奠定了黄哲伦在美国华裔文坛和戏剧界的地位。

《蝴蝶君》讲述了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和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之间的爱情故事。伽里玛在中国观看《蝴蝶夫人》表演时邂逅宋丽玲，从此便深深迷恋上了她，他们在中国初遇又在法国重逢，二十年间彼此一直相爱。直到伽里玛因泄露情报被捕，在法庭上他见到梳着短发身着西服的宋丽玲，才发现自己的情人竟然是一个男人甚至还是一名间谍，男扮女装只是为了窃取情报。当宋丽玲最后卸下所有伪装赤身裸体地站在伽里玛面前时，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在作品的最后，伽里玛终于意识到自己爱上的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象，于是在狱中痛苦地自杀而死。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盛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影响了文学、哲学、历史、语言等诸多领域。后现代主义支持思想多元化，抵制文化一元论，因此以前所未有的革新性、先锋性、批判性席卷了西方文坛。在美国戏剧以身份建构为主题的背景下，黄哲伦也在探索华裔的独特文化身份，他的剧作多采用后现代的写作手法来解构和颠覆传统戏剧。

在《蝴蝶君》中，后现代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戏仿、拼贴、解构三个方面。戏仿“parody”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学和诗歌，但随着文学发展和写作策略变化，其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戏仿是指通过情节、人物、主题等的改写对经典作品进行再创作。拼贴“collage”一词源自法语单词“coller”，发端于绘画艺术。而文学领域中的拼贴是一个广义的范畴，指在作品中插入典故、新闻报道、图片、广告语等，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很是常见。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又一突出手法，其基本策略是关注文本中与某些权威解释相反的元素和形式，寻找具有不同价值和意义的关键词，并找到机会对文本进行拆解，从而颠覆作品中二元对立的定义或价值层次，如男性与女性、理智与情感。解构并不等同于破坏，而是一种合理的颠覆与反叛。黄哲伦在《蝴蝶君》中以后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阐述自己对所处时代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对传统的东西方文化身份及观念进行了颠覆与质疑，使该戏剧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二、《蝴蝶君》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

（一）对《蝴蝶夫人》的戏仿

《蝴蝶夫人》是普契尼创作的一部歌剧作品，讲述了一个东西方异族通婚的爱情悲剧。年轻的日本姑娘巧巧桑爱上了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并嫁给他，成为了他的“蝴蝶夫人”。平克顿把怀孕的巧巧桑留在日本并许诺待来年知更鸟筑巢时回到她身边。期间，巧巧桑为他拒绝了日本皇室的求婚，但三年后平克顿回来时却带着自己的白人妻子。巧巧桑伤心欲绝，在他们带走自己的孩子后绝望自尽。《蝴蝶夫人》是一部带有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痕迹的作品，折射出西方理所当然地认为东方总是要仰视西方，甘愿臣服于西方受其支配的文化偏见，批判了西方帝国主义凌驾和操控东方的殖民心态。

《蝴蝶君》在情节描写、人物关系、剧情发展、故事结局等方面与《蝴蝶夫人》形成鲜明的互文，但同时又是对它的改写和戏仿，在主题、情节、角色塑造等方面颠覆了原作。黄哲伦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打破过去对于东方民族及文化的固有认知，引导观众意识到西方积重已久的文化霸权。

首先，在主题上黄哲伦颠覆了西方人一直以来的“蝴蝶夫人”情结。与《蝴蝶夫人》中东方女性为了和西方男性的爱情殉情不同的是，《蝴蝶君》中伽里玛一直深爱他心中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后来还为“她”和自己的白人妻子离婚，并在宋丽玲去法国后悉心照顾她。他不像平克顿那样冷酷无情，将东方女子视为玩物最后抛弃。不仅如此，若剧情按照《蝴蝶夫人》一样发展，为破碎美梦而死的必定是那个温顺的“东方蝴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蝴蝶君》的最后一幕中西方男子伽里玛最终身着蝴蝶夫人的衣服自杀身亡。这样的结局与《蝴蝶夫人》大相径庭。《蝴蝶夫人》是东方化的产物，使得温顺的巧巧桑成为所有东方女性的代表，加固了西方男性百年来的“蝴蝶夫人”情结，伽里玛在西方文化潜移默化地纵容中放大了这种情绪。但《蝴蝶君》的叙事与结局却彻底粉碎了西方对东方蝴蝶夫人式的定型化印象，破坏了西方的文化统治。

其次，情节上的互文。虽然《蝴蝶君》改写了《蝴蝶夫人》的故事内容，但二者在整体戏剧情节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蝴蝶君》是一部倒叙的三幕剧，《蝴蝶夫人》中的许多情节穿插于其中形成了互文。第一幕第三场，伽里玛向观众介绍自己最喜爱的歌剧《蝴蝶夫人》，此时伽里玛就是平克顿。黄哲伦在一开场就让伽里玛和宋丽玲分别扮演平克顿和巧巧桑，角色之间由此有了联系，从这里开始《蝴蝶夫人》的情节就对《蝴蝶君》中人物命运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暗示伽里玛与宋丽玲之间的悲剧结局，但此时谁究竟是最终为爱殉情的“蝴蝶夫人”却犹未可知。随后伽里玛又回忆起在北京德国大使住宅里初遇宋丽玲时，碰巧看到她在表演《蝴蝶夫人》中巧巧桑殉情自尽的场景，这一互文情节也为宋丽玲镀上了“蝴蝶夫人”的光环，宋丽玲顺理成章成为伽里玛心目中的“东方蝴蝶”。此外，《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反复出现，使二者之间的互文与渗透得以深化，也营造出该戏剧的戏仿效果。二者的互文使《蝴蝶君》具有双关和反讽意味，同时含蓄表明剧中角色关系，凸显人物性格，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丰富作品内涵。

最后，角色的倒置。黄哲伦在戏仿《蝴蝶夫人》时，将戏剧中的角色进行了明显易位。巧巧桑是一名典型的东方传统女性，端庄、美丽、忠诚，在她眼里自己的幸福、生命和尊严都跟平克顿联系在一起，她可以为了取悦平克顿而改变信仰，与家族断绝来往。宋丽玲看似和巧巧桑一样羞怯温顺，但她其实勇敢果断、意志坚定、聪慧机敏，男扮女装只是为了获得情报。伽里玛也不是像平克顿那样英俊潇洒、冷酷无情的美国海军军官，而是懦弱甚至有些害怕女性的法国外交官。在角色的倒置之下，看似温顺柔弱的“女子”宋丽玲处于主导地位，将本来高高在上的伽里玛玩弄于股掌之间。《蝴蝶夫人》中平克顿以一种轻浮的态度对待巧巧桑，漫不经心地摆弄她的命运；而《蝴蝶君》中宋丽玲虽表面上顺从伽里玛，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她一步步诱导伽里玛走向万劫不复。在长达二十年的情人关系中，宋丽玲不断从伽里玛那里打听越南战事的信息，而沉浸在虚幻“蝴蝶梦”中的伽里玛却从未看清宋丽玲的真实身份，直至身陷囹圄仍执迷不悟。巧巧桑最终因平克顿的抛弃而自杀，为爱情的幻灭而悲痛；《蝴蝶君》中被欺骗玩弄的对象变成了伽里玛，他最终自杀以寻求解脱。殉情角色发生倒置，颇具讽刺意味。

《蝴蝶君》是黄哲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故事主线、情节脉络、发展节奏、人物塑造等不同方面对《蝴蝶夫人》进行戏仿和再创作的作品，由此衍生出《蝴蝶君》全新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黄哲伦打破了《蝴蝶夫人》等西方文学作品中西方男子抛弃东方女子的爱情悲剧范式，颠倒其中的男女关系、东西方关系及殉情主体，跳出描写东方的传统框架，让人们在心灵震撼中进行深思与重审。

（二）后现代拼贴

从后现代主义的戏剧创作理念来看，《蝴蝶君》灵活引用了各式素材。黄哲伦化用报纸上的新闻将现实与虚构拼贴起来，同时运用拼贴手法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戏剧融合形成跨文化对话，是一次具有探索精神的尝试。黄哲伦以伽里玛的叙述为主线，将其回忆和幻想作为主要拼贴素材，巧妙而直观地将人物的内心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些不同素材按照一定的逻辑组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元混合体，使《蝴蝶君》既有对素材的原样引用，又有对素材的化用延伸。

1.现实与虚构的拼贴

1986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称法国驻华外交官伯纳德·布尔西科爱上了北京青年京剧团旦角演员时佩璞，但令得知此事的人们不可思议的是，伯纳德与时佩璞同居二十年竟不知对方是男人，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时佩璞利用窃取情报。黄哲伦听闻此事后察觉到其中的戏剧性，考虑据此创作一部戏剧。他基于这篇报道的事实勾勒出《蝴蝶君》的框架结构，赋予现实事件以不朽的艺术生命。戏剧以法国外交官伽里玛和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的相识相爱为主线，穿插了《蝴蝶夫人》的情节。此时伽里玛与宋丽玲不再是单纯的戏剧角色，而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伽里玛象征着具有男性气质的西方，宋丽玲则代表了具有女性气质的东方。

《蝴蝶君》这部戏剧是根据剧作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想给读者呈现的效果，从《蝴蝶夫人》处提炼其叙事手法，将现实生活中的新闻文本与虚构内容拼贴在一起而重新组织建构出来的。考虑到想要探讨的文化命题，黄哲伦在剧本中改变了现实事件的结局，借此强调“蝴蝶”身份的真正含义，不仅给予剧情高潮，还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族裔身份、性别权利、文化交流等问题的思考。

2.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拼贴

在西方人眼中，京剧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运用京剧元素表征多元文化差异共存，为东方文化争取话语权，实现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认同，是黄哲伦采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戏剧创作的一种艺术策略。因此，《蝴蝶君》中出现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拼贴也就不足为奇。

首先，在剧中主要角色的设定上，黄哲伦将女主人公宋丽玲设置为京剧旦角，而在中国戏曲艺术中旦角通常是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宋丽玲身着精美的中国京剧戏服出场，让观众心底对其性别产生怀疑，之后在伽里玛与宋丽玲相处的过程中其性别更加模糊，直至秦同志出现宋丽玲的真实性别才被揭晓。这种开端预设的伏笔不仅在戏剧情节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还迅速产生一种戏剧张力，也为伽里玛二十年来迷恋宋丽玲且从未产生任何怀疑做出可靠铺垫。

黄哲伦还巧妙运用中国戏曲中的独白与旁白，包括开场独白、前情提要及场景叙述等技巧来深化戏剧主题。中国京剧中人物会以开场独白的方式介绍自己或故事背景，伽里玛刚出场即用一段独白向观众说明要讲述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于蝴蝶的故事，剧中还为伽里玛设置大段独白，这些独白清晰有力地传达了人物内心，阐明该剧主题。在这里中国戏曲元素已然超越视觉感知的范围，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的叙事语言。此外，作者借助混有京剧风格的舞台实现了东西方传统戏剧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尤其是在服装、配乐、道具和脸谱等方面，赋予《蝴蝶君》全新的舞台模式，比如用京剧中的一桌两椅来表示像客厅这样的具体场景，又或者用是否戴帽子来代表伽里玛和平克顿之间的身份转换。

《蝴蝶君》不仅是一部展现京剧元素的剧目，更表现出中国戏曲的包容性。黄哲伦以该剧为载体，将东西方文学、音乐、舞蹈、服装、脸谱等艺术元素融于一体，伽里玛穿着日本和服、画着艺妓脸谱、说着法语、在西方音乐《爱的二重奏》中自杀的一幕正是这种不同文化形式的混合。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在《蝴蝶君》中达到和谐统一，为东西方文化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进行融合提供了可能。

3.多重时空的拼贴

黄哲伦在《蝴蝶君》中拼贴了多层次的时间和空间，形成流动的戏剧时空，以达到消解幻想与现实、女性与男性、东方与西方等对立关系之间界限的目的。《蝴蝶君》以伽里玛在监狱中的讲述开场，其回忆与幻想贯穿全剧，将剧情向前推进，由此构成多重戏剧层次，呈现出复杂的戏剧时空。

伽里玛在开场时身处一间小监狱，此时是戏剧时空的第一层，也是戏剧的主时空，发生在这里的叙述是戏剧展开的基础。随即宋丽玲出现在舞台后区翩翩起舞，但显然她并不在狱中，因此这里的宋丽玲必定来自伽里玛的幻想，她与伽里玛不在同一个时空，而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幻境，这就构成了戏剧时空的第二层。同时，黄哲伦戏仿的《蝴蝶夫人》多次穿插在剧情中，这样的“戏中戏”构成了双层戏剧时空。比如伽里玛会以平克顿的口吻讲话，演绎《蝴蝶夫人》里的情节，宋丽玲和秦同志扮演的巧巧桑和铃木有时也会参与其中，由此形成第三层戏剧时空。此外伽里玛还不间断地回忆起在中国与宋丽玲相识、相爱、相处的往事，还有自卑、敏感、多疑的青少年时光，这些回忆便是第四层戏剧时空。

《蝴蝶君》中每层戏剧时空并非有序铺陈，环环相套，而是穿插安排，使得现实与虚幻难分难辨。监狱里的伽里玛本来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突然他拿出一顶海军帽戴在头上化身平克顿，讲了几句话后又毫无征兆地变回伽里玛。这样，舞台就在第一层戏剧时空即现在的监狱和其他层次的时空之间来回转换，或是多层时空互相穿插同时并存。这种幻境式的设置与中国戏曲里一些传统作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主人公梦醒后又回到第一层时空，梦境、幻想和回忆构成了戏剧主体，“包裹”于第一层戏剧时空，这种拼贴而成的不设界限、多重交错的戏剧时空正与该剧的主题相呼应。

（三）解构

出于文化策略的选择，黄哲伦在《蝴蝶君》中运用了解构手法。长期以来，“蝴蝶”在西方词汇中几乎等同于东方女性，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模式。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尝试解构西方人心中典型的东方幻象。东方一直是西方殖民掠夺的目标，由此导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种族优越感也在该戏剧的叙事中逐渐得到消解与颠覆。

1.对东方幻象的解构

19世纪末，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创作了短篇小说《蝴蝶夫人》，从此“蝴蝶”开始作为东方女性形象的代名词出现在西方文学中。1900年，大卫·贝拉斯科改编这一故事并将其搬上戏剧舞台，普契尼观看演出后据此谱曲，创作了同名歌剧《蝴蝶夫人》。该歌剧1940年在米兰上演，风靡全球，经久不衰，成为西方十大歌剧之一。《蝴蝶夫人》的模式也被不断套用，影响着无数西方观众，塑造强化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这些西方文学作品僵化了东方女性的形象与特质，柔弱顺从的“蝴蝶夫人”成为整个东方的象征，东方女性被一厢情愿地打上烙印——美丽、羞怯、温顺，常被视为西方男性权利的幻象，如同脆弱的蝴蝶，任凭他们操纵她的命运。

《蝴蝶君》中的伽里玛幻想自己是英勇冷酷的平克顿，拥有一只愿为自己献身的“东方蝴蝶”。事实上伽里玛相貌平平，籍籍无名，甚至懦弱无能，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有能力得到一只美丽的“东方蝴蝶”，并对此深信不疑。受根深蒂固的东方幻象影响，宋丽玲在伽里玛眼中只是一只美丽迷人却没有自己思想的“蝴蝶”，她应该崇拜他，服从他，受他掌控，任他玩弄。他在自己脑海中构建了一处自我想象的空间和一个理想的蝴蝶夫人形象，当他认识宋丽玲后便不自觉地将心中的幻想投射于现实，认为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完美女性。宋丽玲如其所愿，假装成一个害羞、自卑、柔顺的东方女子，伽里玛在西方妻子与情人面前屡屡受挫，因此这样的宋丽玲使其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其实伽里玛爱的只是固化在思想中的“东方蝴蝶”幻象而非宋丽玲本人，他陷于虚幻的“蝴蝶梦”中无法自拔，甚至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情报工作，导致了对越南战争的误判。他在这美丽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最终变成一只任人玩弄的“蝴蝶”。

《蝴蝶君》中的宋丽玲不是伽里玛认知中典型的东方女性，她不是真的温顺谦卑，反而会嘲弄抨击西方男性玩弄东方女性的扭曲心理，在法庭上怒斥法官的谬论和伽里玛的卑鄙行径。当“她”当着伽里玛的面脱下衣服时，幻象彻底破灭，他所渴望的主体地位和尊严就此消失。伽里玛之所以没有察觉宋丽玲是男性的根源在于他心中固有的东方女性形象，他自以为是地认为所有的东方女子都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蝴蝶夫人”，可见东方女性在西方文化世界的话语建构过程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伽里玛的自尽代表了东方幻象及“蝴蝶夫人”情结的破灭，也标志着西方世界关于东方女性刻板印象的终结。黄哲伦通过解构打破伽里玛的幻想，颠覆东方女性无条件崇拜西方人的神话，试图重塑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东方女子形象。

2.对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解构

长期以来，西方以其经济、军事优势和救世主般的态度对待东方各国及其文化，导致了东西方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所谓的东方只是西方假想出来的世界，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的工具，西方通过弱化东方获得某种权威和文化优越感。可以说，伽里玛迷恋的并非宋丽玲本人，而是可以掌控东方的权力，这种不平等的权力观念在伽里玛周围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伽里玛的美国妻子海尔佳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傲慢自大，文化陈旧；他的朋友马克认为东方女性必须向西方男性屈服。这种不平等思想源自西方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但黄哲伦笔下的宋丽玲却颠覆了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宋丽玲通过伪装让伽里玛深深迷恋了她二十年，打破西方对东方长久的统治与征服。伽里玛为宋丽玲和自己的妻子离婚，从未怀疑宋丽玲的男性身份甚至被窃取情报，这一系列事情都反映出西方早已失去对东方的绝对控制权，反而被东方所戏弄。宋丽玲在西方法庭接受审判，这样的设计暗示西方对东方拥有裁判权，但宋丽玲出人意料的精彩辩白直指西方霸权主义，揭露了西方对东方的国际强奸心态和西方殖民者的本质，批判了西方的中心主义。

伽里玛自杀的结局并不仅是其作为个体的死亡，更是传统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即将崩溃的征兆。宋丽玲希望伽里玛能够正视自己的男性身份，表达出东方不愿再受制于西方势力的坚定追求与重新定义东西方关系的强烈决心。至此，《蝴蝶君》实现了对东西方权力关系的解构、重构及对文化的颠覆。

3.对种族主义的解构

白种人总认为自己天生优越，而黄种人、黑种人却落后无知。黄哲伦自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在《蝴蝶君》中刻画了一个其貌不扬、庸庸碌碌的白人男性形象，面对白人女性时他缺乏男性自信，在其生殖能力受到妻子海尔佳质疑时唯唯诺诺，与白人情人的交往中也处于被动地位，显得十分软弱。解构白人男性勇敢强大的形象之余，黄哲伦还解构了亚洲人愚钝懦弱的形象。宋丽玲在法庭上抨击整个白人世界，谴责白种人对其他人种的殖民统治，为第三世界人民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将非欧洲地区人民从沉默中解放出来，为其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发声，不再允许他们的形象被肆意丑化。

此外，伽里玛谈起越南局势时，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东方人总是会屈服于更强的力量。这充分表明伽里玛作为白人的优越感，但美军在越南战场的失势却狠狠击碎了白人的殖民美梦。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借用伽里玛和宋丽玲的人物形象嘲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解构白人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文化，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数族裔赢得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可能。

三、结语

《蝴蝶君》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典范之作。从文学层面看，黄哲伦在该剧中所使用的诸如戏仿、拼贴、解构等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革新了美国现当代戏剧的创作手法，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与先锋性，推动了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从文化层面看，黄哲伦的《蝴蝶君》在对《蝴蝶夫人》的戏仿中重塑人物形象与情节，打破旧的性别话语逻辑，还用拼贴手法引入东方元素，为作品的解构奠定基础。该戏剧尝试解构西方根深蒂固的“东方蝴蝶”幻象，颠覆西强东弱的不平等关系，同时批判白人的种族主义和霸权思想，但黄哲伦并未宣扬东西方孰高孰低的观点。

《蝴蝶君》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东西方关系，文明其实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有的只是差异和不同。东方应当建立文化自信和自觉，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各方文化交流碰撞，求同存异；西方文化也要摒弃偏见，保持平等的交流态度。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正在加速碰撞、交融，因此更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东西方相处模式，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起点，共同构筑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