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梦知

刘绍棠先生是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著作等身。他少年成才，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1950年10月，他向当时的北京《新民报》投了一篇小说，该报“萌芽”副刊的编辑晏明先生慧眼识珠，从众多来稿中发现了这篇生动、清新、凝练的作品。这篇小说的结构、布局合理，人物、景物描写完整，显示出相当的写作功力。晏明先生不敢相信这篇小说出自一个初二学生之手，便又仔细查看，作文本上的字迹尚显稚嫩，应该是初中生的笔迹。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同事们说：“你们看，神童，发现神童了！这是一个初二学生写的。”晏明将小说做了些修改后就发表了。自此，十四岁的刘绍棠成了“萌芽”副刊的作者。

1952年夏天，刘绍棠上完高中一年级，暑假时间回到家乡，在运河岸的柳棵子地里写出了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同年9月，《中国青年报》将这篇小说整版刊出，引发强烈反响。而后，这篇小说被教育家叶圣陶先生选入高中二年级的语文教材，也就是说，刘绍棠还在上高中，他的作品就已成为自己学生时代学习的课文，这种现象实属罕见。随着新作不断刊出，刘绍棠开始被人们称为“神童作家”。

1954年，十八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3月，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他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十七部、中篇小说二十一部、短篇小说八部，还出版有散文、杂文集等十五本。不少人发现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好像与诗歌无缘，其实刘绍棠只是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小说创作上，他心中有一辈子也写不完的人和事，所以无法分心于诗歌创作。但当他在生活中灵感乍现时，也会写出一两首小诗来。

1991年11月，劉绍棠从光明胡同的“蝈笼斋”搬到北京文联宿舍楼的新居，即“红帽子楼”。我和刘绍棠成为邻居，他住七层，我住九层，来往更方便了。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不知休息，他搬来时已半身不遂，但他仍乐观地称自己为“半导体”，不顾重病之身，笔耕不辍。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坍我半壁江山，留下我有用的右侧，健康人干多少活，我这病残之身也要干多少，甚至还要干得多些。我不想当什么‘十佳’‘百强’，但我敢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可是事不遂人愿，刘绍棠家的访客络绎不绝，而且访客“屁股很沉”，都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聊一会儿。如果每天接待两三个访客，半天就过去了，对刘绍棠来说，他可耗不起这金子般的时间。于是他想到写一个告示，要客气一些、婉转一些，让访客知道自己的苦衷，又不伤面子。一首四言的打油诗从心底流出——

老弱病残，四类俱全。伏枥卧槽，非比当年。整理文集，刻不容缓。下午会客，四时过半。谈话时间，尽量缩短。

这首打油诗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表明了自己老弱病残的状况，强调了自己整理文集的迫切，并且明确了来访时间，希望会客时间尽量缩短。他把这首打油诗写下挂在门上，以启示访客，很快就有成效。但没过多久，告示牌就不翼而飞了。这不难理解，不知是哪位来访者看到他漂亮的字体，内容又是自作诗，将其视作难得的墨宝，给“顺手牵羊”了。没办法，再写一张挂上，过些日子又是“芳踪渺渺”。就这样，我写你收，来来回回重复了五次，不胜其烦。后来西城区政府为了给刘绍棠创造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在不远处分给他一套两居室，这样他就可以在那里专心写作了。在他最后的六年时间里，又创作出《孤村》和《村妇》两部长篇小说以及许多散文、随笔，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文摘报》，2020年4月1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