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仪

实践育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从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到实践育人概念的提出和深化，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课内走向课外、由理论走向实践、由感性走向理性的价值转变。2012年，教育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实践育人的价值定位、基本内容、组织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十大”育人体系，实践育人作为其中重要育人环节之一，为实践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将劳动教育这一实践育人形式摆在了突出位置，在强调劳动教育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实践育人的重要育人价值。

一、核心概念界定

从科学实践观的视域解析实践育人，其既是一种教育价值观，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是个体适应和转换社会角色的内生需要和外在动力；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域来解析实践育人，其是充分发挥个体全面发展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活动将立德树人的意蕴内涵内化为个体思想意志和客观实际行动的过程。实践育人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课程实践、校内活动、校外实践、创新创业、劳动教育等。随着对实践育人概念、内涵和本质认识地不断深化，我们逐渐认识到实践育人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协调高校、家庭、政府、社会、个体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育人功能，把学校教育机制、家庭培养机制、政府保障机制、社会支持机制、个体能动机制有机结合，建立多元联动的协同育人模式，共同作用于高校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

二、高校实践育人存在的问题

尽管各高校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实践育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通过相关政策保障、顶层设计、方案路径等予以优化和改进，但在育人过程中，仍存在育人形式单一、育人主体不明、重过程轻结果、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极大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践育人的实效。

(一)实践育人形式单一。从理论上讲，实践育人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课程实践、校内活动、校外实践、创新创业、劳动教育等，但在实际育人过程中，多种实践育人方式并未落到实处。以思政课程为代表的课程育人偏重理论传授，忽视了课程实践在育人过程中的载体作用；纵观目前高校实践育人现状，多以校园文体活动、志愿服务活动为主，虽然看似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志愿服务种类多样，但多流于形式基本都是以校园内部为活动半径而开展的实践活动，总的来说仍属于校内活动的范畴。育人形式单一，实践效果不佳，仍是当前实践育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实践育人主体不明。从实践育人共同体视角来看，实践育人必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政府、个体五类主体的协同作用，方能使育人系统协调高效运转。但在实际育人过程中，学校作为育人主体之一，往往承担了主要的育人职责，而家庭、社会、政府、个体的育人能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育人效果主要依赖于学校的教育，而不是各主体的协同培养，从而使得实践育人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育人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三)实践育人重过程轻结果。教育作为主客体信息交换的持续性活动，既应该以目标为导向，也应该注重过程控制。以目标为导向，就需要明确育人应达到的效果；以过程为导向，就需要控制实践育人各个环节。但在实际育人中，往往过多关注育人过程中的育人方式、育人内容和氛围营造，而对育人最终达到的结果缺乏相应预判和评价标准，使得实践育人流于形式。重过程轻结果的育人理念，最终导致实践育人不能真正成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而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

三、高校“大实践”育人模式的构成机制

基于共同体视角下高校“大实践”育人模式的构建，应充分协调政府保障、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支持和个体能动的作用，以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理念为核心，将实践育人贯穿至课程育人、组织育人、管理育人、心理育人、网络育人、文化育人、资助育人等全环节全链条，形成校内导师+朋辈导师+校外导师的全员育人、学校教育+家庭浸润+社会锻造的全方位育人、知识建构+价值塑造+能力养成的全过程育人的“大实践”育人新格局。

(一)校内导师+朋辈导师+校外导师——全员育人。全员育人，是“大实践”育人模式的主体概念。与传统育人主体不同，“大实践”育人模式将以往的育人主体由校内延伸至校内校外，拓展至长辈同辈。改变了以往仅依赖于高校内部的育人资源，而充分调动起了与育人客体相关的各个系统的能动作用。校内导师主要指在课程实践、校园活动、校内社会实践中给予学生指导的教师；朋辈导师则既包括校内与学生存在实践互动的其他学生，也包括学生在校外参加实践活动的其他同辈育人群体；校外导师，则专指除校内以外，在校外能够通过实践方式对学生产生教育意义的社会人员。在全员育人概念下，校内导师、朋辈导师、校外导师是目标相同、价值一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形成“校内导师+朋辈导师+校外导师”的育人主体模式，使全员育人成为构建“大实践”育人模式的基础。

(二)学校教育+家庭浸润+社会锻造——全方位育人。一直以来，学校被认为是实践育人的主要场所，承担着育人的主要职责。随着“三全育人”理念不断深化，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育人作用被认为是提高育人实效的主要方式。探索高校“大实践”育人模式，不是弱化家庭、社会等其他主体的教育作用，而是在实践育人共同体概念之上，发挥学校的基础和引领作用。学校教育是重要基础，起着主渠道作用；家庭教育是重要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教育是重要抓手，起着拓展补充的功能。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实践育人格局，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家庭的培育浸润作用、社会的磨砺锻造作用，让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形成学校教育托底、家庭教育培养、社会教育辅助的“大实践”育人格局，这是实践育人模式创新的有效途径。

(三)知识建构+价值塑造+能力养成——全过程育人。在共同体视角下，“大实践”育人模式应注重提升实践活动背后的育人价值，以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个体的横向育人共同体为主体，将实践育人渗透到组织育人、管理育人、心理育人、网络育人、课程育人等各个育人体系中，使全过程育人的连续性育人价值得以彰显。这里的全过程育人，指的是实践育人应不仅局限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其内在理念应着重于学生价值、知识和能力三方面的建构和塑造，这是实践育人的深层旨归，更是全过程育人的核心要义。对于“大实践”育人模式来说，在全过程育人中，价值塑造是核心和目的，知识建构是重点和基础，能力养成是途径和抓手，三者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大实践”育人模式的三层目标。

四、高校“大实践”育人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规范+特色”的“大实践”育人模式。构建“规范+特色”的实践育人模式，是从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角度优化高校“大实践”育人模式的有效途径。规范是指标准化，即规定了“大实践”育人模式必须具备的运行机制，包括校内导师+朋辈导师+校外导师的全员育人机制、学校教育+家庭浸润+社会锻造的全方位育人机制、知识建构+价值塑造+能力养成的全过程育人机制，这是“大实践”育人模式的基本内容，也是必须具备的内容。特色是个性化概念，指我们必须依据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年龄段等的群体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育人工作，充分发挥个体和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探索体现特色和提升实效性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切不可“一刀切”，从而使实践育人工作失去灵活性、创新性和科学性。

(二)“静态+动态”的“大实践”育人模式。“大实践”育人模式的持续优化必须把握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静态指实践育人中的不变性，主要包括“大实践”育人模式理论基础和保障机制这两个方面。理论基础是协同育人理论，保障机制则是基于协同育人理论，充分发挥政府托底、学校教育、家庭培养、社会支持和个体能动五方面的保障作用。无论育人模式和育人内容等如何改变，理论基础和保障机制作为支撑具有稳定性。动态指实践育人中的变化性，主要包括评价机制、构成内容和运行机制的变化。实践育人工作的评价指标会随着实践地不断发展和育人理念地不断更新而不断变化和完善，其构成内容也会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各个育人内容之间的运行和协调也会呈现出时效性、时代性，从而使“大实践”育人工作能够不断摈弃过时、陈旧的育人理念，而不断创新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育人思维。

(三)“虚拟+现实”的“大实践”育人模式。实践活动会深刻地映射出时代的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当今时代，互联网深深嵌入公众生活，对年轻一代尤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具有信息容量大、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更易为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大实践”育人模式要适应当前网络时代特征，不断更新育人方式，通过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提升育人效果。可以采用“互联网+”实践、大数据分析等方式，以解决目前实践育人供给与学生需求不匹配的矛盾，使实践育人工作更贴近学生实际，更符合学生要求。目前，已有高校通过开展虚拟实践、网上参观等方式，解决了后疫情时代无法进行线下实践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络不断发展和对“互联网+实践”的探索与研究，虚拟+现实的“大实践”育人模式，将是未来实践育人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地不断发展，实践育人工作也会面临新问题、产生新变化。如何拓宽实践育人路径、提高实践育人针对性，使高校实践育人工作能够不断适应大学生群体的新特点和新需求，这是实践育人永远的研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