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克伟

腐败普遍存在于每个国家，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世界性问题，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腐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高，成为久悬在广大党员干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生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同志一生与贪污腐败进行了坚决斗争，而且卓有成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被公认为全世界政府最廉洁、社会最稳定、人民最幸福的国家。

一、阶级基础——出身农家，与民情笃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童年到青年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嬗变与定型。从毛泽东同志一生反腐倡廉的实践来看，“平民性”是他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毛泽东的这种“平民性”特点，大抵来源于自己草根阶层的出身。作为别无长物的农门贫家子，作为从社会底层逐渐崛起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平民的血。毛泽东对肉食者向来都是十分鄙夷和愤慨的，认为“诸公碌碌皆余子”，但是在他那里，人民的利益和地位永远是置顶的，他真挚而深沉的人民情怀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改变。毛泽东非常清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金革之世，人命贱如草芥，民生凋敝不堪，因此他的心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他始终与人民群众肝胆相照、同行同向，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争自由、谋幸福的鸿篇巨制。凡是真正为人民着想、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人，人民会永远记得，如今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便是明证。

早在风雷激荡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这种“平民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时期，身为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毅然废除了过去旧军队欺压良善、劫掠百姓、为祸乡里的弊制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军民团结。例如他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鲜明体现，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如此细致入微的规定，如果没有对天下苍生由衷的热爱，没有对民瘼政病的深刻体察，是不会有人注意到的，更不会有人把它当作纪律来提出。毛泽东毕生矢志反腐，与他骨子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即便是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他依然十分重视群众利益，重视改善民生，看不得人民受苦遭罪，所以他绝对不会允许党和政府内出现像梁冀、王恺、元载、秦桧、严嵩、和珅那种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毛泽东是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是如此。到了晚年，毛泽东有一次阅读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当他读到“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一句时，突然放声大哭。他感慨自己奋斗一生也没能革除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更害怕自己百年之后，党的各级干部会腐化堕落，只为“门户私计”而不顾百姓死活，广大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牵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的纯正基因，这种“服务”是生命的付出，是用生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同志驾鹤仙逝这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我国出现党和人民群众亲如一家的局面雄辩证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对其未来走向往往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基础决定一切，古今中外，出身寒门却祸害人民、出身贵族反而爱民如子的事例也不绝于史。但是就整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同一社会集团中的人有共同认识、共同语言、共同感受的基础。因此，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着重考察其阶级成分，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思想基础——服膺马恩，信仰坚定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是一位胸怀天下的有志之士，他在探索拯民保国真理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以无比雄强的思想锋芒、理论威力、战斗激情和创新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疾呼：“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可见，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核心就是破私立公、灭资兴社，让共同富裕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旋律。腐败作为社会阴暗面的代名词之一，明显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因为腐败说到底是一种权力剥削，滥权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掌权者以权力为武器，无偿或廉价地侵吞他人财富或社会财富。由于权力剥削往往可以收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奇效，涉及面又异常广泛，因此它比资本剥削、地租剥削危害更大，更容易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也更容易招来全社会的口诛笔伐。明白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腐败恨入骨髓了。如果说“粪土当年万户侯”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那么他后来的反腐治腐思想，则显示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性自觉。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是一定要深入到民众之中，接受人民监督的。

由于腐败是导致民心不附、宗庙倾颓、江山易主的原罪，肃贪反腐就成了历代帝王都高度重视的治国之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封建统治者的肃贪反腐其实是很不彻底的。首先，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掌握过权力，便很难体会权力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控制欲和支配欲，还会迅速溶入到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催生出极强的虚荣心理。试想一下，统治者经过多年打拼，才得以登临九五，坐拥四海，他们难道会轻易放弃手中的生杀大权？即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者，在当权的氛围里不是也奢侈腐化，陷入了“亢龙有悔”的境地吗？其次，这是由封建帝王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之所以要反腐，是站在“家天下”的立场上考虑的，是为了防止腐败造成社会动荡，激起人民革命，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换言之，只有当贪腐危及皇朝统治根基的时候，封建帝王可能才会把反腐治腐当回事。中国古代不赦之罪有十，却始终没有贪腐这一项，就足以看出肃贪反腐在统治者心中是什么地位了。布衣皇帝朱元璋一生钢拳治腐、铁腕惩贪，但在封建帝制环境下，也无法阻止贪污腐败的出现。面对此情此景，他不得不感慨道：“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著名史学家吴晗也痛心地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2]

毛泽东超越古今一切统治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以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身份，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反腐的，他的反腐是毫无保留、彻彻底底的真反，他绝不会容忍党和国家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一生粗茶淡饭，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在困难时期表现出来的自律精神，不仅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难以望其项背，在现代社会也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不仅自己廉洁奉公、恪守法度，对家人也非常严格，不准他们有任何腐败的念头。同样是三年困难时期，李银桥给饥肠辘辘的李讷送了一包饼干，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正颜厉色地批评道：“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3]如此不近人情的行为，在封建帝王的观念里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但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夺天地造化的一代伟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不近人情”。1950年3月4日，毛泽东访苏结束后回到中南海，听说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利用给机关施工之机顺便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第二天毛泽东见到那位干部，气愤地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4]从上述小事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历代封建帝王在反腐上有本质的不同。正是因为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亲友，毛泽东才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反腐成效，奠定了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三、动力基础——以史为镜，深谙兴替

一个人研究历史的深度，决定了其思维的深度。马克思就曾经对历史上的奢靡腐化之风做过犀利的点评：“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5]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惟一一个把二十四史读完读透，并且牢记于心的人，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明显比马克思更胜一筹。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毛泽东没有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潜心钻研学术，他很可能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大师。在毛泽东看来，封建社会缺乏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统治集团手绾神器，脚踏丹墀，口含天宪，威福专擅，具备了逍遥法外的条件，自然也就难以避免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毛泽东反腐倡廉特别注重从小事抓起，也就是要防微杜渐。在建党之初，毛泽东认为，贪墨现象是旧社会的流毒，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思想观念的畸形产物，所以必须要对全党进行广泛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诸多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对党和红军中的旧社会腐朽思想进行了一次地毯式大扫除，使红军真正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乃至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谈到：“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6]此时的毛泽东对腐败的认识，主要是从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去考虑的。

郭鼎堂发表他的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后，毛泽东对腐败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即把腐败与人亡政息联系起来思考。针对该文中叙述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并大搞宗派斗争，最后导致起义失败的结局，毛泽东在1944年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7]此后，如何避免人亡政息就成为毛泽东重点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命题，一个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百年之问，另一个就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进行的堪比古代汉中对、榻上策、隆中对的周期律问答。前者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核心就是中国到底能不能赶超西方，建立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后者既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又带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蕴含了穿越时空的神力。面对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避免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特地谈了防骄抑满的问题，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围绕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制定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来路过哈尔滨，有关领导为其接风洗尘，酒馔异常丰盛。毛泽东很不高兴，没吃多少就把筷子放下了。他对有关领导干部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8]翌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9]据此便可看出防微杜渐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10]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抓小抓细、防微杜渐的反腐思想和策略，而他晚年提出的“斗私批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思想，则是其防微杜渐治腐思想的赓续发展。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预”必须顺应规律，合乎实际，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紧密结合。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支撑，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动力，全面把握了腐败形成的客观规律，采取防微杜渐的方针，使腐败在萌芽状态就被灭杀，有效防止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四、信心基础——自信人生，不惧挑战

坚定的信心是一个人建功立业的基础乃至关键。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狂魔让寸分”的盖世贤豪，乃华夏五千年奇男子之典范，他一生所作诗词，绝大部分都是反映和歌颂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壮丽篇章，展现了豪迈旷达、一往无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惟一一首婉约词《虞美人·枕上》还是在参加革命之前写的。赋诗填词是这样，肃贪反腐更是这样，从谢步升、肖玉璧到刘青山、张子善，从赣南陕北到幽燕京畿，从割据一方到扫平六合，毛泽东对待腐败分子什么时候心慈手软、法外开恩过？因此，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有腐必反，每反必胜，和他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环境中淬炼出的顽强意志是分不开的。

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哪怕资质平庸，也可以白手起家，打下一片天地，还有可能建立不朽之勋业。反之，如果缺乏信心，一直犹豫观望，蹀躞不前，任凭机会从眼前溜走而不去抓住，就算是聪明绝顶的精英也难免要“泯然众人矣”。今人研究毛泽东的反腐简历，往往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超越常人的力量与信心。在1952年的元旦祝词中，他满怀激情地号召说：“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1]在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强调：“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12]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巨贪大恶伏法授首之后，毛泽东在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非常决绝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13]诸如此类，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革命信心。

毛泽东的这种气概和信心，既同他先天的禀赋和脾性密不可分，更与在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长期的锤炼有直接关系。如果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毛泽东年少时的自信誓词，那么，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斗争，则是他在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显著标志。在毛泽东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的传奇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央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只能在后方挂个闲职，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在逆境中奋起、在磨难中抗争，默默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才得以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开始确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统率全党走上了一条光明胜利之路。这种党内斗争的砥砺，锻炼了毛泽东作为一名革命领袖应有的素质和胆魄，也铸就了毛泽东一生不畏邪恶的钢铁意志。由此看来，曲折坎壈的人生经历是培养高超智慧和坚强意志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必备条件。

五、结语

虽然毛主席逝了，但毛泽东思想足以流传千秋万世。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会被历史淘汰，被人民唾弃。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党风廉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新时代要开新天地，新时代须有新气象。目下，应当自觉从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思想中汲取养分，加快建成廉洁社会、廉洁政府、廉洁国家，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