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云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的新时代青年要求[1]。党和国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网红产业规模扩大，网红涉足的领域逐渐多元，舆论生态环境形势更为复杂,互联网已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而网红扮演着新兴的、非主流的意见领袖的角色。不可否认，这对意识形态教育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网红们的价值观也逐渐销蚀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危机意识，保持警惕。

一、网红发展的各阶段特征

《2019年网红电商生态发展白皮书》中将网红发展的阶段主要分四个阶段，针对各个阶段的网红类型及其目的、盈利动机、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程度不一，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阶段为1994年至2000期间，该阶段网红类型多为写手网红，他们主要传播渠道和载体多为BBS和文学网站，主要群体为网络写手或歌手，如痞子蔡、旭日阳刚、安妮宝贝等。这类网红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创作内容的角色代入进行影响，受到关注的是其作品，其传播主体明确，传播意愿主动且强烈，其影响是间接的。

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2010年期间，该阶段网红类型多为话题网红，其主要传播途径为BBS、博客，主要群体为网络炒作热点人物，如奶茶妹妹章泽天、犀利哥、凤姐、芙蓉姐姐等。这类网红对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主要是被动的，其传播和走红有一定的偶然性，传播主体大多不是网红本人，而是媒体希望强调的符号和信息，这些符号和信息被网友们重复强调，正是传播主体的多元性，这一阶段的传播动机开始变得模糊。

第三阶段为2011年至2015年期间，该阶段网红类型多为意见领袖型，其主要传播途径为微博、微信，主要群体是公众人物、大V、段子手，代表人物为李开复、薛蛮子、方舟子等。这些网红大多是具有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关注公共问题，关注民生百态，敢于批判，关注大众焦点，是网民中的意见领袖。其传播意图和动机是明显的，主动的，其社会影响具有直接性。

第四阶段为2016年至今，该阶段网红类型多为职业网红，其传播途径为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淘宝直播等，主要群体是专业原创内容生产者，如papi酱、李子柒、李佳琦、张大奕等。这些网红走红主要因为其视频制作的内容，注重紧跟时事热点，重视共鸣，并最终获取商业利润。社会影响多在经济方面，但为博取眼球，获得关注度，网络红人热衷于对热点事物进行点评，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风潮。

二、网红现象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产生影响的逻辑分析

(一)粉丝趋于年轻化，网红对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影响广泛。网红粉丝分布年龄分布显著体现出年轻化趋势，粉丝群体最高分布在19岁至22岁之间，占比达到24.20%[2]，这个年龄段大多属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13岁至18岁之间的比例为10.10%，该年龄段属于中学教育阶段。这些年龄段的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思辨能力有待成长，有猎奇心理、逆反心理，可塑性较强。因此，网红传导出来的价值观极易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上一部分阐述了网红的各个阶段及其传播特点和动机，其中有为了公共利益而勇敢发声的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更不乏为了经济利益目的，极力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不良风气；网红们对深、厚、精的文化和价值观传达能力有限，传达动机不足。

(二)网红主体关注领域泛娱乐化，淡化理想信念。随着网红数量的激增，2018年的微博大数据显示，网红关注的领域虽然广泛，但其创作的内容从高至低依次排序分布在搞笑幽默、时尚、帅哥美女、娱乐明星、美食、情感两性、电影、美妆、音乐、财经等方面。前四种类别均为传统的娱乐领域，合计占比为28.6%。

这种泛娱乐化的势头势必引起社会关注。过多关注娱乐领域，会导致精神文明困境，文化内涵的枯萎。波滋曼教授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费,一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那么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3]

(三)网络秩序失范，主导价值的销蚀。在网红们应对社会焦点事件时，因个人立场和身份，及其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局限性，或是出于博取关注度的动机，对社会焦点问题常常将人群进行分类和对立，制造话题和冲突。如在春节期间许多博主制作视频，教大家如何在春节中“怒怼”询问自己感情及学习情况的亲戚长辈；在面对2020年初司法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之际，许多居心叵测的网红以及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片面解读、恶意制造话题，煽动网民反对政府部门意见，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应谨防民粹主义蚕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网红”现象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消解风险

(一)过于强调个性和独立导致爱国和民主被对立化。在“内容为王”的网红中，不乏一些主流文学创作人，其中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台湾作家龙应台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形容“港独”年轻人，试图营造出一种“以卵击石”的悲情。面对这种不利于民族团结，对待分裂祖国势力模糊暧昧的态度，《人民日报》批判其“为何只见鸡蛋不见燃烧弹。”该作家此举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培养具有一定消极影响。而另一方面，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召忠长期在微博、哔哩哔哩视频平台上发布军事科普视频，以其幽默风趣的话风吸引一批青年大学生粉丝，网友亲乎其为“局座”。和人民政府在同一立场，强调主流核心价值观。

(二)过于强调个性和批判导致文明和谐友善的价值认同淡化。许多网红们为了强调自己“特立独行”与“批判”精神，着力抨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解决的一些民生问题制造话题，引起舆论风暴。他们一方面粉饰美化自己的独立批判英雄形象，获得大众网民的关注；另一方面抨击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些网红行为势必影响粉丝真实判断，容易片面看待问题，对当下政府产生偏见，从而对社会文明和社会和谐的培养和认同产生消极影响。

(三)标签化和对立群体导致公正法治和友善价值认同危机。部分网红们为了体现自己属于某一群体的“意见领袖”而寻求社会角色认同感，乐于将群体进行标签化。从而进一步将群体进行对立，如“城管”、“豪车车主”、“富二代”、“不是老人坏了而是坏人老了”，将处于弱势群体的老人标签为“老红卫兵”形象，将家中长辈对自己的嘘寒问暖和关心看成打探隐私的“三姑六婆”，并支招进行吐槽和对立。这就存在妨碍社会法制、用舆论和谣言质疑社会公正。不仅如此，许多青年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进行效仿，不经过正规有效渠道反映问题，反而乐于在网上进行宣泄和批判，打舆论战，形成对立，不利于快速解决问题。此外，许多网红在直播平台中打法律擦边球，利用网络监管的漏洞顶风作案。因此，就不利于公正、法治和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认同。

(四)网红背后的利益链条与敬业诚信的价值认同危机。网红的收入来源较为多元，主要来源为电商、广告推广、直播打赏、签约费用、付费服务以及演艺代言等。网红的知名度及流量变现渠道多，变现金额较高。李子柒每个月在YouTube上的广告收入每月高达70余万美元，同样“办公室小野”年收入可达5千万元人民币[4]，“papi酱”一条广告竞拍价格高达2,200万元，据新闻报道，2017年某直播平台给网红主播发放薪资共计3.9亿元，如此等等，可见专职网红已经属于高薪人群。[5]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是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和成熟的必由之路。[6]网红的高收入主要是以按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进行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学说。但是这“网红的高收入”和“网红并没有付出很多具体劳动”两者之间的差距让普通网民感到困惑，直观感受是有股神秘的巨大的剩余价值落差。这就导致许多青年学生幻想不劳而获，同时甘于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下滑。

四、结语

当前我国网络生态环境出现种种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阶段，这种影响必然不是只有消极影响或只有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种势力中正在被日益销蚀。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愈发关心政治，愿意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但是又因为缺乏代表着他们意见的，亲近而又有天然身份优势的“代言人”，所以一旦具有草根性质的网红们主动站出来引导，则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实际经验表明，在面对较大舆论话题时，网红们的意见具有十分重要的煽动作用，甚至可以左右舆论的导向。而官方的网络监管过于严格反而激起更多的猜测和偏见，对政府公信力是一种伤害。我们在控制和引导舆论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然而这种错误正在重复上演。因此，在警惕这些网红产业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危机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对具有意见领袖身份的网红的引导和管理，让他们成为天然的、具有正能量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