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蕴鑫 黄小彤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党文化建设的初心。这一思想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否依然适用，如果能，又如何去对标，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明确目的，建立初心：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

1942年，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成了民族解放的旗帜，大批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来自白区的文艺青年汇聚延安，给延安的文艺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然而，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了严重争论。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主要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进行了回应。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题旨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是文化的服务对象，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文化的发展方向。以人民大众为目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是毛泽东制定的文化战略的核心理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应为人口占多数的群体即工农群众服务，并最终成为他们所有的事物[2]。

毛泽东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非全从政治立场予以考量，同时也是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的。

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他设问：“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作了回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就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虽然粗糙，却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这些特点是一切文学艺术都难以企及的。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也是唯一的源泉，没有第二个。”[1]毛泽东将人民的生活实践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也对脱离实际生活，尤其是脱离群众生活现象进行了的尖锐批评，他认为文艺只有真正地结合实践、关注群众才能获取无穷的资源，才能创作出革命的文艺作品。

在回答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依然是基本的原则。要促使干部具备教育、指导群众的素质和能力，否则，工作就会因离开人民大众而失去方向[1]。毛泽东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规定，这一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如何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路径。他主张放下身段，向群众学习，并代表群众，工作才有前途。他强调要教育群众就要代表群众，要想做群众的先生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如果高高在上，鄙视群众，是做不出群众所需的东西的，工作也没有多大的前途[1]。

毛泽东之后又提出，要真正做好文艺工作就要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联系群众在文艺工作中的涵义就是要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而不是从文艺工作者自身的愿望出发，尤其是从自认为良好的意愿出发。他生动地对比了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

总之，毛泽东认为为人民服务既是文化发展的目的也是文化发展的手段，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创作出人民需要的革命文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可谓是中共领导文化建设的初心。

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踏步发展的过程中，对标这一初心文化发展的状况却有所偏离。

二、浮躁迷失，初心偏置：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依然是个问题

习近平肯定了改革开放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一文艺创作的春天，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深刻地揭露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发展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创作中存在着，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良品不少而精品不多、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重复模仿、低质循环的问题较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文艺作品存在着格调低下趣味低级的问题。如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甚至是渲染社会阴暗面、搜奇猎艳、一味媚俗，这显然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的行为。究其原因是有人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工具了，或把文艺创作当作刺激感官的毒品，因而不惜胡编滥造，文化“垃圾”也就应运而生[3]。

显然，文化建设的市场化发展存在失灵的现象，文化发展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行为。例如近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少被推向市场的新闻、出版等媒体单位，高额的点击率、收视率、阅读率等成了疯狂的追求目标，显然经济利益成了衡量工作业绩的最重要指标。这与文艺市场上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猖獗，多种错误思潮泛滥的现象不无关系[4]。

习近平总书记和几位人民艺术家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谈到当前文艺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艺术家们集中用了“浮躁”二字来形容，他们认为有些人总想将作品尽快地兑现成实在的经济利益，而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地打磨[3]。

因而一方面庸俗文化泛滥。虚无主义文化、技术主义文化和享乐主义文化大行其道。虚无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也就是否认基础、目的和价值等。技术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对于当代的传媒技术、信息技术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追求虚拟世界而忽视现实世界。享乐主义文化的特征是以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为目的，将文化生活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行为[5]。

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的普遍失语，在庸俗文化抢占市场的局面下，真正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文艺作品日益退缩直至边缘化，广大民众的健康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造成被动地接受庸俗文化的局面。这种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的局面，不仅伤害了文艺，也伤害了社会精神生活。

对于这种状况，相关的领导并非全无意识，也曾努力地想纠偏。然而，在文化建设中似乎也存在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例如，在经济大潮下，部分领导对于文化发展的目标显得无所适从，既不调查，也不研究究竟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只知道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单调地重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复述中央的文件，以内容空洞、苍白说教去指导文化建设。结果催生一批新瓶装旧酒的文艺作品，常因陈腐僵化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主流”的文艺往往沦为支流甚至末流。而另一方面有些领导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搞一些来钱快、政绩明显的所谓文化工程，后果则是为急功近利的文化市场推波助澜，助长了文化市场的乱象。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唯上和唯利意识之下，领导文化建设的工作模式既僵化又任性。

显然，以上不正常现象的症结依然出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3]

迷失方向的文艺必将在价值观的引导上导致一系列问题，重则危及国家的文化安全。例如，整体的人文素质和道德风气滑坡就与群众缺乏属于自己的健康的文化而受不良文化的影响有关。这种局面显然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渗透，进而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发展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显然有所偏离，这既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矛盾，也与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不完全适应，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6]。

文化建设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怎么发展是一个再次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对标初心作了明确的回答。

三、对标初心，继续前进：新时代对文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申

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宣传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7]文化艺术无疑是宣传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习近平的“8·19”讲话，为重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重要的铺垫。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明确地重申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他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习近平进而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化，习近平既对标了我党文艺思想的初心，又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因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显然，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有了新的涵义。

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应被视为创新的源泉而非文艺发展的僵化。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以及怎样发展文艺，这看起来是两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方向和目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如果方向和目的是明确的，所谓文艺发展的“死”和“乱”也就是假象。

习近平这些话语将文艺创新的根源定位在人民，并为文艺的发展建设指出了路径，再次对标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表达的文化建设思想，即为人民服务既是文艺发展的目的也是文艺创作的手段。

在此，习近平既回答了文艺创新的根源问题，同时也解答了如何避免文化发展僵化的问题，即重新回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要对“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一重要的关系有充分的认知。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活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而要实现这一点的路径则是要热爱人民。热爱人民，即要对人民有感情，只有用情用心才能创作出人民所需要的文艺作品，如果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甚至怀有敌意，肯定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而且热爱人民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对其有深刻的认知，并付诸实践行动。要深入群众和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才能真正领会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真理[3]。

对标初心，不是简单地重复初心，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产生于革命年代，帮助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文艺的首要任务，而新时代的文艺则要面临如何发展和适应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的环境，习近平并未忽视这一重要的背景。就此习近平还重点谈到了文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经得起各方面评价和检验，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的作品。习近平并未否认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通过市场，经济效益固然在考虑之中。但问题在于，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该是把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3]。

在此，习近平并没有平行看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是强调了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在二者有冲突时，优先考虑社会效益。其逻辑出发点依然是人民。

尽管时代的背景不一样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新时代是中华民族“最接近复兴”的时代，但为人民服务是根本的、原则的问题，这一性质没有变化。什么时候遵循了这一原则，文艺的发展就能实现真正的健康和繁荣，反之则相反。习近平再次重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既是对文艺发展现状的纠偏，同时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的规划。

四、结语

总之，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新时期不仅适用，而且相当必要。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乎文化领导权的授权、权限及目标的根本问题。权力来自人民，故而只有真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中共才能在文化领导地位的问题上获取人民的授权。共产党获取文化的领导权后还需持续地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才能夯实领导基础，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也就丧失了领导文化建设的根基[8]。再则，强调人民的本位思想才能据有文化战线上的制高点，获取革命和建设的话语权，并为文化的发展建设指出符合革命和建设要求的方向。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价值观的导向性，文化战线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不能也不容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上有丝毫的怀疑和松懈，不然就会失去既有的地位。因此，需要时时对标初心，树立一种不唯上、不唯利，只唯民的意识，确保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思想真正落到实处，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