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莹莹 李 艳

“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在5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检验、更新、发展，始终为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标本。“与此同时，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精神，因地制宜创新发展出城市‘枫桥经验’、山区‘枫桥经验’、海上‘枫桥经验’、海外‘枫桥经验’、网络‘枫桥经验’，等等，‘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实践样态也在不断衍生演变、丰富多彩。”①金伯中、蒋国长、毛华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 期。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数字化改革、警网融合、智能化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应用取得较大成就，也为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智慧性方案。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背景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考验，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运用“枫桥经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必须深刻认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背景。

首先，基层社会矛盾解决难度大。一是基层社会矛盾复杂繁多。我国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社会阶层多样，人口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矛盾种类繁多、错综复杂，而“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是民生问题。”①吴忠民：《中国目前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是民生问题》，《学习时报》2013年10月28日。民生问题关乎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群众遇到的劳资矛盾、拆迁赔款、收入差距等经济生活问题，基本政治权利保障、民主监督、干群矛盾等政治生活问题，还是子女教育保障、残障人士就业、社会底层治安等社会生活中的问题，都会引发基层矛盾，同时这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面临的社会背景，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时代难题。二是基层社会矛盾突发性强、差异性大。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贴近群众生活，治理的事务多为居民生活中的琐事，如宅基地问题、居民噪声问题、留守儿童关怀、空巢老人就医等，矛盾杂乱而琐碎，多为临时的突发性事件，无法及时预警化解，难以仅仅依靠严格的规定成批量地解决。同时，基层社会矛盾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同的群体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的问题适应不同的解决方式，因而很难形成规整的治理体系，加大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三是基层社会矛盾具有很强的复发性。基层社会矛盾易激化，预警控制的操作性差，复发的可能性较大，很难一次性得到解决。处理基层矛盾所需的时间周期长、付出精力多，在矛盾处理期间可能会激化新的社会矛盾，新旧矛盾叠加又会形成新的问题爆发点，治理工作的任务和难度在矛盾的复发、积累和迭生中不断增加。

其次，新时代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与其相匹配的社会治理自然需要及时改进和完善。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保障经济和政治稳定发展的大后方，而“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②《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新时代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在服务能力、治理水平、力量部署、结构体系等方面都要紧跟发展要求进行创新，切实做好基层保障。另外，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国经济实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我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远超过以往，当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提高对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的要求，群众在新时代对社会治理工作的期待大幅度提高。在治理主体上，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愿越发强烈，作为治理主体的自我认同感不断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监督意识显著增强，这给基层社会治理多主体共同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治理内容上，除了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方面要求有切实的保障外，群众对文化娱乐服务等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对精神文明的要求和重视度不断提高；在治理方式上，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群众中成了关注热点，群众越来越倾向于以网络为支撑的更为便利迅捷的社区服务，呼唤着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迅速发展；在治理效果上，新时代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对基层治理人员处理矛盾的服务态度和调解能力有了新的要求，一旦矛盾处理未达到预期，群众便会以投诉等手段来保障自身权利。

最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新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不到科学发挥。虽然政府、群众、非正式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有所深化，但党建引领的地位未能得到有效摆正，常出现基层党组织“包揽”或“形式上领导”的极端情况，党组织在协商基层各主体共同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得不到科学体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未落到实处。二是基层治理方式与社会状况不匹配。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需要治理主体及时准确获取治理信息，而由于我国基层群众分布广泛、情况复杂，信息过于细碎而庞杂，且资源有限、手段较为单一，因而获取的治理信息不够全面准确，无法及时采取匹配度高的治理方式解决基层矛盾；同时，基层社会治理对方法的多样性、准确性、适时性、可重复性也有着严格的要求，方法的适宜程度与治理效果紧密相关。受制于传统的治理模式，政府部门易形成固化的治理思维，以至于治理方法单一、治理模式僵化，新科技的运用十分薄弱。当传统的社会治理经验与新的社会情况有出入时，固有的治理理念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治理效果便会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同时，方法的改革和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新方法的正确性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操作和检验才能得到证明，而治理方法和形式的创新往往存在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风险，产生一系列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三是治理体系有待完善。良好的社会治理有赖于完善的治理格局和治理机制。面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治理的主体大多仅限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非正式组织力量的动员力度较弱，群众参与度较低，主体角色定位不够明确具体，未制定细致的任务分工及操作流程，缺乏完善的考核和培训机制，治理主体理念的更新、能力的提升和效能的监督均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

“枫桥经验”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始终彰显着深刻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的是工作方法和实施背景，不变的是基本内核和核心要义，在变与不变中推动社会治理发展到新层次。①杨明伟：《“枫桥经验”：毛泽东、习近平跨世纪的共同关注》，《党史博览》2018年第11 期。新时代“枫桥经验”一如既往地继承发展精髓，坚持其始终不变的核心要义，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大动力。

（一）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根本力量，为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提供科学的方向引领。“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样本，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并贯彻落实在实践过程的方方面面。“枫桥经验”自形成以来，其重心的演变、内涵的拓展都是在党的领导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当时我国面对的国内外环境，“枫桥经验”顺应党中央号召，率先总结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举措以解决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改革开放后，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下出现的大批受惩治处罚的违纪违法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结合实际更新了具体内涵，“打、防、教、管”相结合，成功解决了犯罪人员问题，并在创新中推动社会综合治理进一步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同样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方式都围绕着党的领导发展，以党的领导为基础、为方向、为根本。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才能保证其创新发展拥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有助于将各治理主体都凝聚在党的号召下，以奠定团结合作、共商共治的政治根基。以党组织为核心，发挥其集中力量、上下覆盖的特点，落实党的政策和号召，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到治理效能的提升上，并依靠群众力量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对“枫桥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也内在地表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要始终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内涵，把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二）以法治思维为关键要旨

社会治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整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保障，而坚持法治思维则是建立健全治理机制、促进国家健康发展的核心理念。坚持法治思维、规范社会秩序、保证公平公正，才能使群众在行为约束中得到更大的自由，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法治的规范下得到维护和保障。“枫桥经验”的诞生依托于法治和人治的智慧结合，矛盾不上交的自治探索正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完成的。“枫桥经验”的丰富完善是枫桥人民对国家法治政策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成果，无论是通过在村内小范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就地化解矛盾，还是“捕人少，治安好”的宽大改造，都体现了“枫桥经验”巧妙运用法治思维的智慧。“枫桥经验”始终把法治思维作为发展的关键要旨，将依法善治的目标贯穿到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治理效能，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成果。”①徐汉明、邵登辉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成果》，《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4 期。新时代“枫桥经验”延续“枫桥经验”的精髓，将法治作为发展的关键要旨，并确定法治思维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贯彻和坚持的重要理念。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用制度来扎牢治理的“笼子”，强调“五治融合”，把法治作为其他“四治”的边界和保障，并在自治与德治的相互补充和促进确保法治的有效贯彻，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状况，拓宽新时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进路。因此，可以得出，法治思维是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始终坚持的核心要义，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在法治的基础上不断健全治理机制，创新治理思路，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三）以群众路线为重要根基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障。“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拥有深厚的群众根基，在于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枫桥经验’，人民群众又在实践中推动着‘枫桥经验’的发展创新。”②褚国建，冯兴涛：《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一种学术文献史的考察》，《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3 期。“枫桥经验”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围绕群众、为了群众，可以说，没有群众路线，“枫桥经验”就不成立。“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总结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减少抓捕人数，重视知识教化，改造安置犯罪分子”“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组织群众预防矛盾、富裕群众减少矛盾、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等一系列举措，依托群众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显著增强社会治理效果，充分彰显了“枫桥经验”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核心要义所蕴含的巨大动力。

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造出“网上公益诉讼”“互联网检察”“老杨调解所”“网格平安APP”等各种新的工作方式，调动群众积极性，并努力将“枫桥经验”运用到各个领域，打造“枫桥式派出所”“枫桥式法庭”等，发挥群众在各个领域的强大力量，促进社会治理朝着一体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为国家基层治理开拓了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群众路线之于“枫桥经验”具有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要“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③王比学：《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2日。，“‘枫桥经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④蒋国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萌发与实践》，《社会治理》2018年第10 期。。这说明要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发挥群众智慧，维护群众利益，一如既往地贯彻群众路线。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现实价值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佳方案，是不断为社会治理提供改革经验的“聚宝盆”，在过去的各个时期引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工作中迸发了巨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法宝

“阳光下总有阴影”，我们党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少数党员干部有所懈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没有入脑入心，未能与党中央的步调保持一致，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抛诸脑后，一味地贪财求利，不作为、乱作为；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只顾自己私利，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工作官僚化，办事形式化，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同样，“枫桥经验”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群众、只求政绩的趋势和现象，腐蚀党的群众基础，阻碍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强调党员要坚守初心和使命，维护群众利益，密切党群关系，净化党内风气，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指引。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工作强调积极组织和依靠群众，各尽其能，发挥治理优势，解决基层矛盾，这充分彰显了对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认同和对人民群众的信任。“枫桥经验”在新时代所创新的“互联网+群众自治”等方式，让群众参与到工作中，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体现，对于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让群众直面政府工作，加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力度，有助于从客观上营造廉政的外部环境，使政府人员心有忌惮，在压力下约束和规正自我行为，最大程度保证程序公平，也有利于政府摆正工作态度、增强治理效能、提升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坚持群众自治与创新工作方法的结合中保持良好平衡，扩大群众的主体参与，有助于群众的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使群众在交流协商中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心理认同，密切干群关系，同时，群众的素质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提高，能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更能使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升。这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坚持群众路线，抓住依靠群众这一制胜法宝，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启示，对密切联系群众具有深刻意义。

（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抓手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集中表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路径，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因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我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机制的完善和创新。

新形势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在人民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人民内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与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等，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新时代“枫桥经验”给予了明确而睿智的回答，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首先，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解决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为发展目标，直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在矛盾治理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效果，有力推动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进程。其次，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实践中积累了充足的素材，总结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工作方法，探索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前提；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目标，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途径。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从源头控制矛盾，预防化解矛盾，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提供重要参考。最后，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视完善制度，指明了健全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意义，强调要通过完善机制来督促和保障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为常态化、长效化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提供有效保障。

新时代“枫桥经验”体现出丰富的治理智慧，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要义，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顺利解决，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抓手。

（三）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南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是社会良好运转的基础，是距离群众最近的地方，是治理问题出现的源头和政策落实的终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②同上。这说明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将基层作为重要的中心点，围绕基层向更高层次影响和突破。“枫桥经验”是人民群众智慧的凝聚，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的社会治理的核心范畴、本质要求、方式方法、发展愿景也代表着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中国智慧，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枫桥经验”诞生于群众智慧的总结，发展于群众力量的支持，创新于群众的积极参与。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充分发挥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激发基层群众的主体能动性，是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重要显现。“枫桥经验”始终以法治思维为创新发展的关键要旨，符合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要求。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把群众力量与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既保持传统线下形式，又创新探索新的线下形式；并借助科技创新线上新形式，在线上与线下的有效结合中促进“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广，发挥互联网和网络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强大力量，推动社会治理朝着智能化方向不断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治理主体间明确的职能分工，党委负责政治领导，政府组织管理，各群众性组织具体执行，依托专业的信息平台处理基层事务，并通过专业培训学习提升各主体的治理能力，从理念、人员、能力和技术支撑等各方面保证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总的来说，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优秀标本，是提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新思路，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