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臣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中国政局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共产国际解散问题，学界就其原因与影响、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此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沈志华:《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2期;崔海智:《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战后大国合作战略的确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张万杰:《季米特洛夫与共产国际的解散》，载《求索》2017年第4期;夏清:《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载《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共产国际的解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当然也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议题②夏清:《“民族”之辩: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的舆论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1期)，是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的舆论引导政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努力抢占舆论主导权，并对各种错误言论进行有力批判，极大地改善了舆论环境。过去对于该问题鲜有专门研究，因而本文即聚焦于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的政策主张与舆论应对。

一、认同共产国际已不适合现实斗争需要的观点

共产国际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曾指导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共产国际为何突然宣布解散?1943年5月15日出台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①该《决定》制定时间为1943年5月15日，公布时间为5月22日。的解释大致可归结为:一、在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日益复杂化的问题面前，共产国际已经变为陈旧的组织形式;二、反法西斯战争所需要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能够在各国现有体制内成功实现;三、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322页。。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较早刊载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新闻，于5月24日根据莫斯科22日专电公布了上述《决定》的主要内容。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新华日报》赞同《决定》的观点，认为随着“工人运动增长，国际组织已不能适应”“马列主义指导从不保存陈旧的形式”③《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载《新华日报》1943年5月24日。，认同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各国日益复杂的情况。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及其理由。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集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作了详尽报告，他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为巨大的功劳，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对于共产国际为什么解散，毛泽东认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的解释，并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第一，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第二，共产国际已不适合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也有很大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所以，国际性的统一集中的组织很难迅速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在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中自己已经有了身经百战的优秀干部。他还强调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④《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1943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刊载了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的社论。社论指出，共产国际继承了第一国际的光荣传统和第二国际最好时期的传统，是一个领导着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集中的战斗组织，不仅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培养了这些政党的独立战斗能力，使他们能最好且最有成效地解决各自面对的复杂任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小组变成对全国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党，之所以能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根据中国国情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也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社论从世界工人运动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客观上讲，各国工人运动面对的问题愈益复杂多变，因而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集中解决一切国家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不可设想的;从主观上讲，各国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立的作战能力，能够正确地决定其本国的内外政策，从而使得这种远离本国的国际中心的领导成为多余。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客观主观条件的变化所准备了的，历史条件成熟了”①《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积极肯定共产国际在国际工运史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功绩，肯定这一组织曾经是适合斗争需要的。对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完全认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的观点，认为这一组织已不适合现实斗争的需要。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可谓先声夺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自身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不能不迅速公开表态，另一方面是为了抢占舆论主动权，避免在后来的舆论斗争中陷于不利处境。相比之下，国民党方面为避免过于刺激苏联，于6月中旬发布《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要求“不批评第三国际及苏联此举之动机”②《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因此，国民党官媒如《中央日报》等，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并没有专门报导和宣传这一问题，只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将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大致归结为三点:一是理论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有其独到看法，但这一理论自身存在矛盾之处，且与现实的客观情势颇不相适应，这是第三国际无法存在的主要原因③周子亚:《第三国际与苏联外交》，正论社1943年出版，第18页;《本社首次时事座谈会——第三国际解散后的世界与中国》，载《中国青年(重庆)》1943年第8卷第6期;郑学稼:《第三国际兴亡史》，胜利出版社1943年版，第92页。;二是实践原因，认为共产国际组织过于庞大，成员过于复杂，觉悟又非常低下，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因民族差别很难融和，导致内部冲突④袁伯琪:《共产国际史略》，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41页。;三是时代原因，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是时代的需要，法西斯势力兴起后，共产国际为了应付法西斯势力不得不与苏联保持一致，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进而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企图与行动⑤冯放民:《共产国际之命运——并致期待于中国共产党》，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本社首次时事座谈会——第三国际解散后的世界与中国》，载《中国青年(重庆)》1943年第8卷第6期。。此外，《大公报》在5月26日发表的《社评:论第三国际之解散》中，把共产国际解散归结为“今天谈世界革命，似颇不合时宜”，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同盟国家的共产党最大及唯一的任务，就是援助本国政府反对侵略战争，世界革命因反法西斯战争而失去了必要，所以共产国际也就无须存在了⑥《社评:论第三国际之解散》，载《大公报》1943年5月26日。。

对于上述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回应。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即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舆论主张，基本上讲清了这一问题，争取了舆论主动权;二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7月之前采取“和国”方针，尽量不刺激国民党，也不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在7月之后，中共开始在舆论上回击国民党，但主要是针对要求解散中共的言论以及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问题亦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后，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主要有如下三点:

其一，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来”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希特勒集团早就以“反共产国际公约”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在当时法西斯势力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中，他们更是鼓吹共产主义的危险和共产国际干涉各国内政的危险，希望以此来摆脱困境。《解放日报》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无异于给了法西斯主义当头一棒，使他们的“反共产国际公约”落了空，“这几天轴心宣传的慌乱，柏林发言人对‘反共公约’将来如何之只能回答‘将来自知’，已经充分暴露了轴心集团之周章狼狈。相反的，同盟各国朝野的交口称誉，证明了此举对于盟国团结和促进澈底摧毁轴心集团的胜利之到来的重大贡献”②《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决不是一个消极的行动，而是反法西斯主义更积极的标志，解散无疑比它的存在更有利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将促进各国内部反法西斯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将更有效地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加速其失败的过程，也有助于各民族及各国在战后的和平共处、民主合作，这“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将是更向前进的信号”③《社论(二):更向前进的信号》，载《新华日报》1943年6月1日。。对此，其他一些舆论媒体也表示赞同，例如《大公报》认为:“现在共产国际解散了，那些可能使苏联招致不愉快的因由泯灭了;我们相信在某限度内……同盟国的团结可以加强，同盟国内一部分人的疑虑可以消失……这不仅在战时祛除了该有或不该有的种种合作障碍，且为战后和平，共同建设新世界奠下一个极端有益的基础。”④《社评:论第三国际之解散》，载《大公报》1943年5月26日。就连国民党方面对此也表示认同，于6月中旬明确要求其媒体“可略赞扬苏联此举之明智”⑤《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随后，《中央日报》在社论中引用斯大林的言论称，共产国际解散“可以促成爱好自由各国内部爱国人民之团结;可以加强各爱好自由的人民之联合……凡此种种，即所以增强盟国对轴心作战的联合阵线，故共产国际之解散为适当而且合时的举措”⑥《社论:苏联领袖的英断》，载《中央日报》1943年6月12日。。

其二，认为共产国际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⑦《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27日。。1943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这期间它曾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发展条件，但是条件尽管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却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着;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曾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共产国际的解散，更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更新的和更高的阶段;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解散共产国际，这表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今后将在全世界一切国家民族继续发展有着一致的坚强的信心，“马克思主义之将在全世界继续发展，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现象，而决不以任何国际中心的存在和帮助为其必要前提”⑧《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27日。。周恩来也发表演说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适用于全人类，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①《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6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特别强调共产国际解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因为一直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不适用，或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就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此路不通”②周寒梅:《第三国际解散与中国共产党》，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1943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也借机大力宣扬，共产国际解散表明“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与辩证法的推论，现在完全为事实所否定，为历史所否定了”，因此“全国一致，真诚努力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抗战即可必胜，建国即可必成，而不必再事标榜那‘输入’的共产主义”③《社论:苏联领袖的英断》，载《中央日报》1943年6月12日。。国民党方面借共产国际的解散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更新和更高的阶段。

其三，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必然会使得各国的工人运动进一步的发展”④《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为什么会促进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呢?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1943年5月28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就决定让各国共产党独立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和特殊状况来解决本国的各种问题，此后八年的经验充分证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已经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立的作战能力，能够不犯重大错误而正确地决定其内外政策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进一步促使各国共产党以更切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历史情况来完成本国革命运动面临的任务，从而成为与千百万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民族的工人政党，必然会进一步促使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责任感去根据本国实际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的结合，在今后，各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上，将会有迅速的飞跃发展和伟大成就”⑥《社论:论共产国际底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1943年6月1日的《新华日报》社论也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时，更加充分估计到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的一切特点，而灵活地运用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⑧《社论(二):更向前进的信号》，载《新华日报》1943年6月1日。。

总之，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工人运动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国民党方面把共产国际的解散视为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认为“共产国际过去欲发动世界革命为不合时代要求，今已由其本身之解体而益足证明”⑨《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主义对世界革命问题作第三度尝试的总结”⑩统一出版社编印:《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专辑》，1943年6月版，第1页。，是“世界共产党运动底终止”⑪叶青:《从共产国际底解散展望世界各国共产党底前途》，载《中央周刊》1943年第5卷第51、52期合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无疑是对这些言论的有力回击。

三、坚持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社会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国民党方面极力主张以民族主义来否定国际主义。1943年5月24日《中央日报》刊登的评论共产国际解散的文章中，就要求“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①《共产国际解散》，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24日。。29日《中央日报》又刊发社评《伟大的祖国爱》，宣称“工人无祖国”之类的号召终究经不起民族战争的冲击，“工人终究还是国民，还是愿意为其祖国而献身于民族战争”，因为“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感情，乃是民族感情，而最伟大最崇高的爱，乃是祖国爱”;祖国爱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可以消除阶级斗争，“身为黄帝子孙，自然应该爱护我们的祖国，绝对服从政府命令，遵守国家纪律，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信仰之下，在我们的祖国大陆上击溃我们的公敌，使敌寇无条件投降!”②《社评:伟大的祖国爱》，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29日。1943年6月3日的《中央日报》还援引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称，共产国际的解散实际是“承认民族主义高于一切”③《美国一周舆论》，载《中央日报》1943年6月3日。。6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要求言论界“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识”④《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这表明，国民党试图借共产国际的解散来说明国际主义已经破产，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因此共产党应该放弃国际主义，接受民族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听从政府命令，维护国家统一。

以民族主义来否定国际主义，也是国民党方面一些学者研究讨论的重要议题。例如文伯认为，正是由于苏联当局意识到了一个最现实的祖国亟待抢救，才有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结果，可见“在存亡绝续之交，什么都可以抛弃，而有断不可抛弃的一点，便是国家民族的生存。一切也只有以这一尺度来衡量，才有其究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⑤文伯:《读总裁的忠告后》，载《中央周刊》1943年第5卷第51、52期合刊。。郑学稼通过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历史的追述，认为它们的“失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运动，经不起民族战争的试验”，国际主义必定会在民族战争中败下阵来⑥郑学稼:《第三国际兴亡史》，胜利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第92页;《本社首次时事座谈会——第三国际解散后的世界与中国》，载《中国青年(重庆)》1943年第8卷第6期。。冯放民认为，当今时代是“国家民族的时代”“国家与民族是我们人类生活的重心”，任何人都不能在国家民族之外另求生存发展，必须以国家民族为主体，国际主义是不适合这个时代的⑦冯放民:《共产国际之命运——并致期待于中国共产党》，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袁伯琪认为，共产主义是否认民族特性的，而国家民族的特性是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阶级的利益没有国家民族的利益”是行不通的，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的极端爱国精神，就是“民族主义克服国际主义”的证明⑧袁伯琪:《共产国际史略》，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58－59页。。1943年5月26日的《大公报》也在社评《论共产国际之解散》中认为，斯大林执政以来苏联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抬头，今日的苏联也与抗战的中国一样，是“国家至上”“胜利第一”，国际主义原则已经变得不适用了，“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也落伍了，世界革命的远景淡漠下去了，因此共产党应实现转变，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团结一致，“援助本国政府，拥护祖国，反对侵略”，集中力量打倒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①《社评:论第三国际之解散》，载《大公报》1943年5月26日。。

针对这种以民族主义来否定国际主义的舆论攻势，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击。

首先，坚决批判各种否定国际主义的观点。例如，1943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指出，国际主义并不是共产国际存在的结果，而是它存在的原因，即使没有国际组织，不分国家与民族的团结依然存在;否定国际主义的宣传者自称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忘记了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积极主张国际主义的人;他们自称国民党人，却忘记了从大革命到抗战受苏联国际主义最慷慨、最大量帮助的正是国民党。该社论还指出，在当前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应最大限度地加强国际团结，大大提倡国际主义而不是减弱国际主义，即使对于法西斯国家的人民也应大力宣传国际主义，打击法西斯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因此把共产国际解散等同于国际主义“结束”，是“极不恰当”“极不合时宜的”②《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27日。。

其次，深入剖析国民党宣传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指出，1924年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即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统治等口号下，大革命运动才在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国民党由此获得空前的革命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面投靠帝国主义，一面保存民族的空口号，其民族主义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意义，他们所宣扬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实际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至上，国民党反动派至上，真正的民族利益自然被看作至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必须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③《社论:国民党与民族主义》，载《解放日报》1943年9月18日。。《群众》周刊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利益做幌子，驱使广大人民去替少数寡头的私利冒险，替他们火中取栗。”④编者:《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载《群众》1943年第8卷第12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⑤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第三，坚持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统一起来。1943年7月3日的《新华日报》的文章指出，国民党一再宣扬爱国，但爱国首先要看是否真正爱人民，同时是否真正能爱人类，因为真正的爱国者也要有爱人类的眼光;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的，而且抱定为人类平等自由幸福新社会而斗争的，所以他们必然是爱国的，他们坚持抗战不仅仅是为了拯救同胞于日寇奴役的命运，同时也是为世界和平、人类共同幸福而战，因此用“工人无祖国”之类的论调来批评共产党人不爱国是多余的⑥德君:《爱祖国!》，载《新华日报》1943年7月3日。。这里把爱人民与爱人类统一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群众》周刊当时也批评了“今天是民族主义抬头的日子，国际主义完全破产了”的论调，指出“国际主义和真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水乳交溶的”⑦编者:《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载《群众》1943年第8卷第12期。。1943年6月6日的《解放日报》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深刻学习了一个真理，就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只有首先与国际无产阶级结成最坚固的联盟，只有把革命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之自由平等’，才有实现的希望。”①张仲实:《共产国际与中国》，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6日。

四、批驳要求解散中共的言论

共产国际解散不久，国民党方面就直接将这一事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认为中共也应该解散。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舆论界大力宣传，“从世界局势言，中共已因共产国际之消灭而失其领导机构，从中国环境言，中共实无存在之必要”②《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接着，国民党媒体上鼓吹中国共产党应该解散的言论甚嚣尘上。有的认为:“中共的产生，没有时代需要，没有社会背景，没有工人基础，没有自发理论，没有奋斗历史，完全是第三国际用‘人工方法’炮制出来的。”③王一士:《第三国际与中国》，胜利出版社出版1943年9月版，第15页。有的认为，中共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必然定律”，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是一个“历史的误会”④《第三国际解散问题专辑》，统一出版社1943年6月编印，第88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中有“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一句。“历史必然的定律”即由此而来。;中共并非“国货”，而只是“舶来品”⑤周寒梅:《第三国际解散与中国共产党》，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4期。;中共成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一直都是“一个不能断乳的婴儿”，在理论上实践上均受共产国际的指挥⑥冯放民:《共产国际之命运——并致期待于中国共产党》，载《宣传通讯》1943年第112－113期。。还有人认为，共产国际解散了，虽然各国共产党还存在，但“只是一个支部遍于世界的共产党解散后所剩下的残余，正如受车裂之刑的人，虽然死亡了，其各部分肢体还是存在一样……各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当然没有”⑦叶青:《从共产国际底解散展望世界各国共产党底前途》，载《中央周刊》1943年第5卷第51、52期合刊。;原来中共肩负着第三国际的使命，不能随便宣告解散，现在这种说法没有依据了，“第三国际既已宣布解散，中共没有了国际的拘束，中共最正确的做法，便是自动解散”⑧《本社首次时事座谈会——第三国际解散后的世界与中国》，载《中国青年(重庆)》1943年第8卷第6期。。此外，国民党还发动由特务操纵挟制的西安文化界、皖省临时参议会、黔省文化界、兰州记者公会、桂林记者公会、鲁山记者公会、屯溪各法团、长沙失学失业青年座谈会、洛阳文化界座谈会、立煌各业公会等“民意机关”或“社会团体”，按照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一系列通电的口径，一致呼吁解散中共⑨此方面的新闻可参见:《国民党当局动员特务机关继续荒谬宣传》，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5日;《屯溪各法团忠告毛泽东解除中共组织》，载《中央日报》1943年7月26日;《友邦及国内舆论俱望中共立即觉悟》，载《中央日报》1943年8月2日;《立煌各业公会电责毛泽东促速解散中共》，载《中央日报》1943年8月3日;《全国各团体电毛泽东促解散中共》，载《中央日报》1943年8月5日;《黔省文化界电毛泽东促解散中共》，载《中央日报》1943年8月8日;《兰记者会电毛泽东实践诺言尊重舆情速解散中共》，载《中央日报》1943年8月9日等。。这种舆论攻势与国民党的军事反共攻势密切配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给予正面回击。

早在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就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随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批判了解散中共的言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解散共产党的言论是“毫无常识的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①《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载《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随着国民党越来越猛烈的宣传攻势，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7月初改变了自皖南事变以来的“和国”政策，转而以军事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正如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所说:“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中既然如此集矢于中国共产党，近日国民党又经过中央社发表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消息，同时准备武力进攻边区，我们对于是非真相，如果再要缄默，则不但对不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而且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二十二年的历史。”②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此后，中国共产党也发起舆论攻势，驳斥国民党方面要求解散中共的言论并深入阐述自己的主张。

首先，阐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解放日报》在1943年7月初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更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国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取消共产党“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③《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确实得到共产国际不少指导和帮助，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周恩来在8月2日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解散，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④《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6日。。

其次，揭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解放日报》1943年8月7日的发表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指出它从成立起就肩负着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从各方面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共同进行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求三民主义的实现单独撑起革命的旗帜，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反对封建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动人民开展抗日爱国运动，号召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并派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斡旋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实现了从来没有的全国统一局面;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一言一行都是为着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对于这样一个“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党，竟然有人说它是“奸党”，誓死想来取消它，这是何等无耻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⑤吕振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7日。。

第三，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194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文件，详细统计了日伪军在各地的分布情况以及国共两方面军队对日伪军的抗击情况:国民党300余万依靠外援并借全国财富所供给之军队，抗击日军不过25万人;共产党军队只有50万人，凭借劣势的装备与各经济落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反而抗击了日军35万人，此外尚有伪军6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降敌伪化而来，一般地国民党是不打这些伪军的，几乎全部(90%以上)都为中国共产党所抗击①《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通过国共双方抗战成绩的对比，中国共产党彰显自身在抗战中的光辉业绩，有力回应了要不要解散中共的问题，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事实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

余 论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的舆论宣传应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是阐明了自身立场，争取了舆论主动;二是批判了错误言论，改善了舆论环境。例如关于解散中共的言论，由于英美苏表示不满，加上“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积极发声、灵活应对并产生较好的效果，与其自身的成熟是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臻于成熟。在共产国际解散前两个月，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由他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领导处理全党工作和中央日常事务。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所说，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已经成长、政治上已经成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成熟，所以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她才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理论判断，制定出正确的应对策略，不仅统一了全党思想，也引导了社会舆论。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臻于成熟。早在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了改造党报的通知，强调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要求各地党报应办成“真正的党报”。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率先改版，并提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是党报必备的品质，党报应“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9月18日《新华日报》也开始改版，目标是“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⑤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能够口径统一、迅速及时地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势发起精准反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应对这场舆论战中的一些历史经验，也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比如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党的媒体要及时发声，先声夺人，引导舆论;当各种错误言论出现后，党的媒体要积极应对，后发制人，精准回击，做到有理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