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侨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1]

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整个世界迎来范式级的剧变，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现代文明冲突与交汇的十字路口前。现代文明蕴含着古代文明的历史基因传承，演化成各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碰撞，形成了当前复杂多变的认识世界。可以说，当前世界格局的形成，与古典文明的精神源头息息相关且一脉相承。现代欧美文明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事实上，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2]。

而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中国古代国家初始形态与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大量哲学、政治、道德观念的融合积淀为基础的。“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3]，全球治理需要中国声音、中国文化和中国方案。儒家思想对于世界的价值，可以从文明根源、历史脉络和当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中考察和提炼。审视、把握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价值，以儒家智慧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一、中西方文明的根源性区别

了解世界的价值视阈，分析中西方文化的根源性区别，有助于我们梳理、提炼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价值。读懂中西方不同古典文明，才能理解中西方现代文明的逻辑脉络和实践偏好，才能了解当今世界格局的纷繁复杂的根源所在。

（一）中国儒家思想的“政道观”与古希腊“政体观”的异质性

1.儒家思想中“政道观”的实践思维

从国家的治理观念来看，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下，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在治理国家时更看重治国理政的方式和目标。用英文叫“Approach”，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取得怎样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也就是治国的理念及方法，关注的也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的实际效果。在儒家文化的代表作《论语·颜渊》里，孔子指出：“政者，正也。”[4]（P32）可以说，关于“为政之道”的思考也就是关于“正确道路”的思考。这表明，儒家思想认为“政”最重要的元素是“正”，亦即执政的目的必须“正”[5]（P132—176）。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思想里面有很多代表性观点，如“政不得其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大道至简”等等。

纵观中国古今，不仅儒家思想家们关心政道，历史学家同样关心治国的方式和理念，因此便有了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读通鉴论》等谈论治道与治术的史书。受儒家传统治国理念影响的古代帝王们也有很多代表性观点，如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等都记载过帝王眼中如何为君为臣的方式方法。因此，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最核心的治国理政价值观，真正重要的是政道，而不是政体。所以我们看到近现代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还有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都是遵循着这个儒家思想中关于治国理政方式方法的“政道观”历史文化根源性基调。

2.古希腊“政体观”的价值取向

西方国家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政体”？王绍光指出：政体就是指政治体制，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所指的是形式和程序等等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结构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所以，才有了民主还是专制这种分析框架。

在西方政治学的起源当中，“Politics”（即“政治”）这个英文单词的词根就是Plic，来源于古希腊城邦时期，所指的意思就是古希腊零星分散的城邦。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有“西方历史之父”美誉的古希腊史学大师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5年）就已经开始谈政体分类。他以掌握古希腊城邦国家最高权力之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进行了划分，把一人独握大权的称为“君主制”，少数人掌权的为“寡头制”，多数人掌权的为“民主制”[6]。这种依据一两个简单标准划分政体的思维方式，被后世西方许多思想家承袭下来。在西方的政治发展史上也有很多能体现他们“政体观”的代表性著作，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一直到近现代的亨廷顿、福山等，都把政体分类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等等。

3.中西方文明的根源性区别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第一次在中国引入“政体”概念。他写到：“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7]1929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发表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亦谈到“政体可以分类，昔日所不知也”[8]。但梁启超及吕思勉在谈到政体时都无法引证中国的先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体问题），只能引证西方的先哲。为何中国的先哲们从来不谈政体问题呢？因为从文明的起源来看，对中国统治的复杂性根本无法用一个词来定性、也无法仅用一个政体来决定治理模式，这种复杂性也是导致儒家思想在看待治国理政的问题上不重形式而重实质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古希腊相比，中国古代的治理版图、人口规模及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都要复杂很多。如果说以夏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最初的历史记载里就出现了“禹贡九州”“舜典十二州”等记录，说明在夏朝时期，中国的治理版图就涵盖至少九块或者十二块相连的较大的邦域了。从夏朝开始，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大，远远超过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城邦。

2021年3月，中国对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了当时的蜀汉区域金箔镶嵌技术、图腾和符号等就已经和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的范围之广，说明中国还在没到夏朝早期国家诞生的时候，疆域就已经是极为辽阔了[9]。在这么庞大的实体中，治国之道亦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葛的维度，像希罗多德、柏拉图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对政体进行分类，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因此，我们看到从孔子、孟子、荀子一直到董仲舒、朱熹、顾炎武、黄宗羲，他们谈的都是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政道。

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之地——古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与夏商周时的中国地理客观情况大相庭径。古希腊时期的希腊地形整体起伏大，缺乏肥沃的土地和广阔的平原。纵横而崎岖的山岭和交错的河流和海洋将古希腊人以散团的形式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和海岛上。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整体上是由数百个独立的城邦自由统治与管理，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正如柏拉图说“我们围绕着大海而居，就像青蛙围绕着池塘”[10]。这说明古希腊文明兴起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平原稀少、居住地分散、相对孤立，有助于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形成。

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的城邦大概只相当于中国某些乡、某些村的规模。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的分类基础，就是从他对古希腊170多个城邦的观察研究而来的，而这些城邦的规模一般都仅有几千人，多也就在几万以内，某种固定的政体就几乎可以完全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从上古三代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朝统一初期，中国的管辖范围就已经达到300万平方公里之广，3000—4000万人口之众[11]。雅典被认为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拥有最大规模的城市，但古典时期希腊的人口数也只有三万左右，加上所有的家属也不过十万[12]。而且他们都是分散的流动的游牧民族，跟中国定居型的农耕民族还不一样。这样的复杂性决定了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们是把治理的重点放在统一的规则和政权组织形式上，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家们却是把治理传统重点放在执政的理念和目的，这种具有务实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道路选择上。

二、当代文明冲突与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

对于国家治理观念的分歧，不应该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鸿沟。然而，现代世界格局的剧烈动荡，绝大多数情况都是由西方“政体观”的价值观念所引导。在西方主流社会“政体观”的影响下，各种各样的伪民主化、全盘私有化、颜色革命及局部战争承接不断；保守主义、霸权主义、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大行其道。西方世界推行的意识形态战争仍然在进行之中，这些思潮和观念的冲突不仅给中国的话语体系和主流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影响，并且加大了世界格局的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对东亚地区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至今也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能为新时代大国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一）当代文明冲突的代表性观点及其影响

1.“民主和平论”不和平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基于政体观的思维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叫“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到底指什么呢？并不是指“你民主了，你就和平了，就不打仗了”，而是指民主政体国家与民主政体国家之间不打仗，但民主政体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对非民主国家采取各种的手段、甚至是战争，使这些国家变成民主政体国家，以维持世界和平[13]。在这个观念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民主和平论作为普世价值观向阿拉伯世界宣扬，导致了2011年开始的从也门到巴林，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这一场横贯北非，直抵波斯湾几乎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之波，使得不少国家的统治者被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所推翻。

2.“文明冲突论”引冲突

基于政体观思维而诞生的另一本美国学术界的巨作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该书中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以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几大板块。他指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明的冲突[14]。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美国的主要领导人也认为美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必将有一战。同时，“9·11事件”也成为亨廷顿观念有力的实证。因此，在这一理念的包装下，美国开展了对伊斯兰国家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实质上，美国人并不了解伊拉克文化，美国大兵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曾天真地想象伊拉克人民会手持鲜花站在街道欢呼着迎接他们的到来。可以说，从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战火，到亚非地区策划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在欧亚国家导演的“颜色革命”，再到对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甚至中国的长臂管辖，再到最近的俄乌危机，背后都是这种政体观在作祟。

（二）新时代大国治理的儒家智慧

从中国的制度建设来看，在新时代坚持的“家天下”“大一统”“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传统中，已经通过实践构建出了一套治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展现出中国治国理政独特的时代魅力。我们应该从文明根源去找寻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儒家思想提供了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寻和解读中西方道路不同选择的文明逻辑。理解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是在有分歧和冲突时沟通问题与解决矛盾的基础，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不同方案的中国模式的思想源泉。

1.发挥“天下大同”价值观优势

“天下大同”出自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是儒家文化坚持仁义之道最终达致的理想之治，即一种高度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样态，体现了儒家思想伟大的政治抱负[15]。《尚书·尧典》谈到：“协和万邦。”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绝不是通过暴力和战争征服天下、强征天下的意思，而是以仁德“协和万邦”，建立世界各国各区域各民族和谐的国际关系秩序[16]（P17—18）。孔子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P69）从“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天下大同”的治国理政思想熠熠生辉，并具有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的新时代表达：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引领各国，必须要公平的协同合作，要把自己的内政做好，不是依靠军事霸权压迫他国，也不是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他国，而是用自己高尚的文明和道德吸引其他国家与之交往，公平公正地对待各个友邦[16]（P17—18）。“天下大同”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憧憬，而且为人类社会发展及世界政治秩序的形成提供了新价值遵循，为我们思索现实世界、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导航[17]。

2.塑造“大一统”的集中统一执政模式

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实行统一的执政领导治理模式，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这样“大一统”的统治模式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比较注重民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传统[18]（P9）。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人口、广疆域的统一体，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世界大党，领导这样的国家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不是像西方的团体政治一样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对抗政治。所以我们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执行能力非常之强，也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

3.遵循“渐进式改革”的发展路径

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的实践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渐进式发展过程。虽然也经过一些波折，但中国在治理实践中遵循了这一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冒进，实事求是。回头看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再沿江城市后内地，先经济制度改革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与西方政体观改革一来就是从上至下改动政体不一样的是，中国改革路径相反，我们擅长于从小切口出发，从基层出发，先进行实验和试点，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阶段性的实践经验，再逐步进行推广。在这样渐进式长期反复的探索实践及经验总结的过程中，中国借鉴了世界各国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搞本本主义照本宣科一蹴而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再到“科学发展观”和“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中国实施的战略都是务实的，遵循实践的儒家思想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与发展。当前，中国的各个自贸区、高新区、开发区、经济特区都是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探索与实验，这种儒家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无疑成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既契合儒家渐进式发展这一理念，又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4.坚持“以民为本”的德治思想

《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认为天意就是民心的集中表现。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一方面要“敬天”，一方面要“保民”。这就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和克制。同时，统治者也提出通过德育来对民众进行思想教化。于是“明德”成了“敬天保民”的实践路径。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人影响至深，历代贤明的君主都以此为执政的根本[19](P67—71）。“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0]（P231），儒家“民本”思想警示子孙后人，执政以爱民为本。而中国共产党则将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19]。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广泛的民意收集渠道，及时把握人民生活存在的实际问题，对比西方的程序民主，我们是真正的全过程民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每次所提的议案，都是真真正正反映基层的民生、教育、医疗、基建等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遵循了真正的执政为民、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持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价值。

三、以儒家智慧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

自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论断以来，我们多次在各种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反复看到或者听到这个论断。这是目前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世界的格局正在迎来深刻、剧烈的调整，而我们赶上了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会上是这样说的：“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1]

四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也明显看到，并且亲身感知到这四年来中国和世界确实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变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又迅速加剧了这一变局的进程。回头看看习近平总书记四年前的论断，其站位和水平非常之高，可以说将这个时代特征和全球发展趋势把握和理解得非常全面和准确。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遭遇世纪疫情、局部战争与动荡等多重考验，让人欣慰和自信的是，基于上下五千年考验的中华文明的积淀，中国治理的成功实践充分印证了儒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优势，向世界交上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一）抗击世纪疫情折射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仁者爱人”“家国观念”“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塑造了当代“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儒家眼中的“仁爱”是爱一切人的普遍之爱，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基本原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屈从于利益集团挟持的一切以资本出发的政治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家将家与国视为不可分割、荣衰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家庭兴盛是国运昌隆的基础：“一家仁，一国兴仁。”[22]这种家国观念让民众孝义和顺从国家意愿，在政府要求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时，民众都选择相信国家，遵守政府的防控政策。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中华儿女举国同心、同甘共苦，出现无数舍生忘死的“逆行者”，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合力，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生动诠释和时代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疫情防控提供的有效方案。

（二）处理国际关系印证儒家思想的辩证逻辑

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贵和”，既强调和谐与合作精神，又主张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在历史上锻造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宽广胸怀，也形成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中体现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一带一路”方针及倡导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思想博大精深，高瞻远瞩，超越了传统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个体，对解决当代国际关系纷争及难题提供了新的智慧。在应对俄乌危机中，中国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我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中方主张应彻底摈弃冷战思维，通过对话谈判，最终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23]，这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智慧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纷争不断的情况下，运用儒家思想处理各国间关系，其辩证思维旨在寻求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之间的共识，求同存异而不是征服与强制，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三）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儒家思维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本是一个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历史性结论，现在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演绎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性“铁律”，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守成）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从而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24]当今西方某些国家将这一理念用来形容中国崛起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中国崛起的实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25]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时，在中国曾是世界强国时，并未以霸主地位蹂躏周边小国，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时，也没有到海外去开辟殖民地，而是基于儒家“王道”思想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我们应以儒家智慧看待霸权和崛起的观点，创造性转化出新的时代价值，善于运用儒家思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破解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综上所述，在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依托，在新时代，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创新表达方式，建设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等综合体的国家形象，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