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珍 詹志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华各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逐步在交往中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民族”是指人民在社会交往的历史中形成的在多个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稳定共同体，例如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特点等，“共同体”具有结合、联合、联系等含义，基本特征是有机地联合或统一。民族产生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实践，社会交往是其形成的重要动力，社会交往作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核心要素，能够推动民族共同体不断向前发展。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各民族交往活动的进一步加深，人民逐渐通过社会交往形成一个超越族际差异的共同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在扬弃黑格尔交往理论的唯心主义形式后，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支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交往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来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2]面对新时代的风险与挑战，做好民族工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3]，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中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走向，有利于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加强民族凝聚力，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释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深入社会历史内部，揭示了物质生产对社会交往的决定性作用，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创立了科学地分析和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视野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从地域角度讲，中华民族生活在同一国家内，地域上具有天然的“共同体”性质，形成一个地缘相近的共同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讲，中华民族的总体发展需要依靠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共同推进，形成一个生产发展的“共同体”；从内部交往角度看，中华民族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形成一个多元交融的“共同体”；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属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形成一个政治统一的“共同体”。从实践角度看，单一民族的形成发展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单一民族在不断的融合实践中形成的，它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历史的视角，剖析民族整体的生产实践在民族产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民族的实践决定民族政治结构、精神意识及共同生活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域下，“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这句话表明民族内外部的交往扩大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总体客观存在，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民族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上催生出精神交往的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人民在头脑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这种意识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认同意识。各民族通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的交往实践，逐步形成了相互交融的记忆、文化、价值观等精神元素，这种精神元素通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语言传递构筑出精神共同体，从而培养起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情感归属、价值取向等，这些集合体即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从个体层面讲，这种认同意识是个体意识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它源于人与人之间长期的社会交往，是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主体意识认同；从社会层面讲，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文化的产生发展，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文化认同；从国家层面讲，自秦以来，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一直是国家利益与历史发展趋势的统一，国家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而实行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认同。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的特殊的意识、记忆、情感等的综合，具有特殊的认同功能，是我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形成根源于交往形式和范围的扩大。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古代中华民族的生活区域即是在东临大海，北接大漠，西南高山为屏的辽阔大陆，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地理单元。地理面积的广大首先造成了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进而产生不同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部落或部族，继而发展为不同的民族。这也决定了古代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的自在性。高山大海荒漠的天然阻隔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屏障限制了整体中华民族的流通性，从而在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由此奠定了“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从人口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数次人口大迁徙（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无疑促进了不同民族的交往，而在迁徙后的民族间通婚等行为，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生活更深层次地交融，加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格局。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突破自然区域限制的能力增强，扩展了民族活动的范围，加深了各民族间的交往程度；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往往存在差异，不平衡的物质生产力和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最终导致部族、民族间的战争。战争是人类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部族、民族碰撞后的交融。自夏、商、周至秦朝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各部族、民族在斗争与交往中相互影响，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形成的新纪元。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始终是人交互作用的产物[5]。当我们从现实的人及其交往活动角度出发研究时，才有可靠的依据去审视多元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内在包含的人与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替代：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形式所代替。”[4]就物质方面而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会丰富社会交往形式，社会交往的扩大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出物质与精神交融共生的形式，人们也在交流交往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具有特殊社会认同功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成了“自在”的民族实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发展

马克思认为，群体性的社会交往包含个体性的交往活动，并且这种个体性交往活动不断扩大，会向更大范围跃升，例如族群交往和国家交往，在交往主体的扩大过程中，个人历史走向社会历史，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6]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的大门，开启了我国近代史历程，交往范围被迫变大，至今为止，中华民族也随着中国在此期间经历的现代转型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意识也慢慢发展至全民族的“自觉”认同状态。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觉、自强、自信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拥有了全新的意义，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根本归属”[7]，在这时候，“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除了包含各族人民的身份认同意识，还具有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由“自在”发展向“自觉”发展过渡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初始阶段、重要阶段、最新阶段。

首先，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华民族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各民族在这种革命交往中结成了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发展向“自觉”发展过渡的初始阶段；其次，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华民族”这个词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的实践愈来愈有象征意义，孙中山为救亡图存提出了“三民主义”以及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理念，催生了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意识，在抵抗外国侵略时全民族抗战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这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重要阶段；最后，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对外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对内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这极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热情，这是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最新阶段。在发展的最新阶段，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仍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体现了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必然，它符合中国各民族从独立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诉求。

二、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交往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呈现出新特点

（一）新时代个体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呈现出同构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背景、中国国情的民族制度、政策、措施，各族人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民族凝聚力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也上升到了新的阶段。

一是个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显著增强。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来看，一方面，当前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处于革命性变革与调整中，从经济层面而言，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出现“扩大”与“位移”互嵌式的新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自西向东”位移的趋势，也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带来中华民族话语权的显著增强。对于个体而言，民族话语权的增强无疑促进了个体对民族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教育的加强促进了青年一代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意识形态教育对社会精神交往起重要的促进作用，能够使得个体在主体意识领域树立起对某一观点的认同，从而有效促进这一精神元素的传播。世界历史的发展深化了世界上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但并未抹杀各民族间的不同特点，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内在地包含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双重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越完善，个体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就越强，因此，两者的构建具有同构性。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也有利于加深青年个体对其的认识与认同。新时代我国一系列政策、措施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开发支持援助政策等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共同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来，在加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角色身份更加明确，“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意识更加清晰。

二是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显著提升。新时代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了个体交往的范围，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间交往加强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物质生产原因。进入新时代，我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交通、通讯技术及各项基础设施相较过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这大大促进了地区间、民族间的资金、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涌流。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各民族能够更便捷地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特色产品都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例如回族的兰州牛肉面、藏族的牦牛肉、蒙古族的牛奶等，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经济互通是个体认同的物质基础。另外，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这让我国的文化交往更加便捷，使得各民族的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认同是个体认同的情感基石。从我国的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方面来看，我国实行了均等化的民族政策，政策认同是个体认同的政治导向。我国各民族在自然灾害面前的互帮互助、在共同富裕路上的齐心协力，让个体都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这种守望相助的交往是个体认同的价值取向。经济发展引起个体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个体间的经济利益呈现出相互依存、联系紧密的新特点。面对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新征程，个体交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呈现新特点，即个体由于交往频率、经济利益依存程度的提高，将增强各民族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最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二）新时代社会发展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呈现出同向性特点

纵观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发展历程，以夏、商、周为起始，三千多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族类”意识的觉醒，开始有“夷夏之辨”的文化意识，社会发展理念倾向于维护一定地域内的经济利益；而后从春秋到秦汉，诸侯之间的交锋与聚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明和经济交流，此时“华夏民族”的发展日趋鼎盛，“四海之内皆兄弟”“华夏一家”等传统文化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展现出民族间文化的包容开放，体现了当时社会兼容并蓄的发展理念，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根植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由“万国”互动向“大一统”互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互动构建了新平台；宋辽夏金元与明清时期，是“中华各民族从由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向包容各个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转化的历史时期”[8]，统治者所提倡的“华夷无间”“满汉一家、一体眷遇”的社会发展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不同的社会存在背景下，社会交往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本质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形式的交往实践中逐步形成，反映其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具有同向性。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论证了交往推动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目前世界文明交流的格局呈现深层次、多方面、大交融的特点，在新的社会交往视角下厘清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可以为未来实践提供现实依据。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各族人民团结统一为捍卫“主权”“领土”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里的“主权”和“领土”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蛮荒意识慢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解，开始向和平共建的思想转变。改革开放让各个民族结成命运与共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认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可以缓解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体利益从国家层面讲代表了人民的总体利益。经过各方面发展，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统一、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应的社会意识发展到更新的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步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交往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根植在社会意识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认同。从社会历史维度上讲，这种社会意识的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相契合，只有将这种社会中的意识发展逻辑放在社会交往视域下，才能更好地梳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新时代社会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五个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进入了新阶段，为助力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新遵循。“创新”表明了其构建路径和理念方面的新特点，“协调”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利益要求，“绿色”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保障，“开放”契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发展要求，“共享”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旨归。由此可知，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同向性。

（三）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呈现出双向互动性特点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经济交往，我国经过全方位发展，在新时代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伟大成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脱贫和全面小康的发展路径契合了社会主义理念，所提倡的共享发展是减少和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知，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好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必须首先构建起国家内部各民族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深刻的民族认同意识是现代化国家建构的稳固基石。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保障。不同于欧洲国家较为单一的民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构建民族共同体、进行现代化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与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国家建构道路具有较大差异性。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共同的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也应是各民族共享的成果。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会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亦将反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双向互动关系是新时代国家交往呈现出的新特点。我国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建立在国家层面的新型政治交往帮助我国在世界历史中形成了良好的政治形态。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个体的生存能力弱，只能通过结群的方式增强生存能力。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具有较为稳定的语言、信仰、文化等认同的民族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在阶级社会，国家始终存在，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才会走向消亡。人类早期社会受限于地理空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平交流或暴力冲突）往往以族与族之间的交往为主。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国家这一阶级统治的工具随之产生。由于人们逐渐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不同民族的杂居程度不断提升，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也逐渐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为主要形式。民族与国家产生之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多民族国家的强盛永远离不开国家内民族间的稳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高度同向。而如中国这样，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则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民族的向心认同最终演化为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一方面，现代社会，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民族关系维护与建设，内部民族关系的稳固无疑为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供强大支撑；另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化成果不断惠及各民族，各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民族共同体的稳固程度也将不断提高。民族成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就是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使得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新特点。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路径探析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9]“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针对目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所做出的事实判断，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交往的基础是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离不开个体的交往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至关重要。从世界历史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更加复杂艰险的国内外形势，因此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建立各民族的和谐关系，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通过社会的密切交往使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距离缩小，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世界市场秩序还需要完善，因为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在生态方面，环境保护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在面对逆全球化的潮流时，应该联合抵制这种行为，等等，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视域下，加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十分重要。

从个体发展角度看，个体首先产生自我意识，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个体被赋予民族身份，于是慢慢萌生民族意识，个体意识是人类意识的核心。由于各族人民生活在一个“地域”中，有共同的物质、历史和文化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各族人民历史的形成共同身份，“中华民族”就是在“中国”地域内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人们在交往中便有了身份认同，即“中国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程度加深，这使得我国交往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新特点，即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个体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文化交往碰撞程度加深，呈现出斗争发展中的趋势，于是在文化交往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根基十分重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民族交往日益加深，对于中华民族个体来说，每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是某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个体与其他不同国家的人交往愈加频繁，个体认同是群体认同的核心，群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发展的进步意义很大，我们应该加强自身意识形态建设，坚决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靠深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实力，所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用政策促进意识形态建设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任务。

（二）文化认同形势下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构建之路。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表明，在现实中，社会意识的发展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在社会交往中，社会历史由各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的历史，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交往中转变成世界文化。在民族共同体构建上，要发挥好精神交往对于物质交往发展的推动作用，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社会，没有“标准版本”，也没有最优模式，只有符合民族实际的才是最好的，这是立足我国民族基本情况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民族共同体构建之路一定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制度优势才能真正保障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长久大一统格局历史基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还有着各民族兼容并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海内一家，四海皆亲”的思想精华，在各民族深厚的历史交往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价值追求。我国经过全方位发展，在新时代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伟大成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脱贫和全面小康的发展路径契合了社会主义理念，所提倡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减少和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这种社会层面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植根于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首先应该筑牢社会发展的物质生产根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强盛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必要保障，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谈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把握好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构建社会交往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国际秩序变革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保障

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层面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局势更加复杂，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根本政治保障。随着国际层面的民族间的交往逐步扩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站稳人民立场，才能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内有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各方势力都曾试图统一中国，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稳定的国体和政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加强中华民族建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里的人民是超越族际差异的人民。因此，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才能保证新时代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符合各族人民期待、顾及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面对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的国际和国内的挑战，把握好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出双向互动关系，关键是重视把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即人民群众。首先，从我国的国家性质来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都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基，国家的治理体系应该内嵌群众需求。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来看，理论和实践都应该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各族人民福祉、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团结。最后，从“共同体”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的统一，同样地，现代化国家建设也是全方位的，每一方面均与现代国家建设息息相关。民族和国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成员可以同时进行内部交往和跨国界交往，面对世界民族主义盛行和国家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族人民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要把体现各族人民利益、反映各族人民愿望、维护各族人民权益、增进各族人民福祉落实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过程。坚持以各族人民为中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化推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自身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国家制度建设中去，更加自觉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