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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生重点领域的问题与举措
——以医疗、住房为例

2022-02-05陈仁山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3期
关键词:医疗卫生住房医疗

陈仁山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一、病有所医: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利国利民的惠民工程。回顾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初期的危机时刻,中央指导组织346 支国家医疗队,驰援湖北。这些医护人员主要是从基层医疗组织中抽调的,这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中国政府对新冠肺炎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采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方针,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迅速建立,为抑制疫情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观美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各个医疗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阻止疫情蔓延。我国一直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视人民健康就要推动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一) 人民身体健康是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人民健康是立身之本,全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准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治国方针理论,也是实现中国梦和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健康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1]。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人口总数不断攀升,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至76 岁,这都是党和政府重视人民健康的成果。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新型疾病、传染病等问题的出现,健康问题面临挑战。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民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这对党和政府从国家层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问题对个人、家庭、社会都至关重要。从个人层面来说,健康的身体是工作奋斗的基础,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前提;从家庭层面来说,家庭作为社会运行的最小单位,家人身体健康是幸福生活的源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社会层面来说,健康是推动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条件。新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健康中国”理念为指导,着手解决人民健康问题。而实现“健康中国”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全体人民公平的享有医疗资源。

(二) 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现状及结构性矛盾

21 世纪以来,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速,医疗卫生事业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加。“医患矛盾”“医闹”事件频发,“看病难”与“看病贵”成为医疗卫生领域两大亟需解决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从供给侧结构改革来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两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医疗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市场规律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1.供需规模不平衡。首先,体现在医疗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从公立医院内部来看,体现在三甲医院数量不足。三甲医院排队难、一号难求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低端医院则供给有余,质量不足,甚至有些低端医院仍存在医疗设施简陋、医生缺乏基本的医疗知识等问题,难以满足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其次,医疗保险基金供给能力不足,医改之后,在“看病贵”现象仍然存在的前提下,每年医保基金仍存在大量结余。这是由于医保报销存在起付线、封顶线和报销范围意外的诊疗项目。这就体现了医保的保障水平过低,保障力度不足。再次,体现在限价背景下药物的供给能力不足。新医改实施以来,政府对药价实行了管控,采取了严格的药品加成定价法。然而这对药品降价毫无效果。在药品加成背景下,低价药、高效药无法成为医生、医院的首选药品。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提高药价,冲剂改片剂,片剂改针剂,然而原本低价高效的药品却供给不足。

2.供需结构不协调。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构建全民医疗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体现为用国家的力量解决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医疗需求。但是我国现在的医疗卫生事业供需现状呈现出重治疗、轻预防的局面。市场规律不是公平的捍卫者,而是价格歧视的执行者,是天生的逐利者。对于老弱病残和低收入群体,市场是“不屑一顾”的。这就导致盈利较高的项目更会受到医院的喜爱,而这与社会的医疗需求是不一致的。长此以往,投入产出比较高的预防医学和慢性病管理被忽视,昂贵的抢救性医学被重视,这与人民的需求是背道而驰的。医疗项目中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是预防医学和慢性病,即通过打疫苗及时预防、从小病根治预防病情持续发展,使人民少得病、不得病、得小病。降低大病和抢救性治疗,降低病人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医疗负担。但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弊端,很多地区的防疫站和防疫所形同虚设,成为“冷衙门”。其次,供需结构不协调还体现为目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国民多样化的医疗需求。例如,高收入群体的个性化医疗需求像是月子中心、专科医院等高端需求目前缺口比较大。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未得到及时落实,社区医院、家庭医生的配比远远不足。

(三)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政策举措

1.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自1998 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给无数家庭带来保障和安宁。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并且呈现出多方面、全方位、多群体的特点。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从2003 年的人均30 元,提升至2017 年的450 元。基本医疗补助金额的提升,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提升人民医疗福利的态度和决心,有利于提升人民福祉。从2009 年到2011 年三年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公共资源8500 亿元推进医疗保障体系建设[3]。截至2017 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已达13.5 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自此,我国建立起一张覆盖面广、普惠率高的医疗保障网。这就从根本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极大缓解了国民的治病恐惧。在医疗保障网的基础上,我国要继续建立公平、普惠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打破区域限制,满足国民多元化的医疗需求。

2.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新医改提出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即抓好一百个城市医疗集团和五百个医共体。大城市医生和乡镇医生可以在医联体内自由流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加大对基层医疗组织的资金投入,保障医疗器械购置经费、住院环境改善经费、人员经费等及时到位。对于基层医院紧缺高端人才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可以适当放宽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补助力度,鼓励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于基层医疗之中去。国家要加大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对于有志于要到基层发展的青年,可以通过免费医学生、医学生下基层代偿学费等形式,不断吸引青年人才。

3.鼓励药企改革,大幅降低医药价格。医药企业不能片面依赖外国药企,要加大对药物自主研发的力度,进行自主创新,把握话语权。药企要实现均衡发展,必须增加科研经费的支出比例。与此同时,国家也要出台相应配套政策支持药企,突出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水平的公益性特征。例如我国冠脉支架的使用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使用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无非是价格过高和供应不足。面对这样的状况,国家医疗保障局通过举行大型集中采购会的形式,鼓励药企进行非合作博弈竞争,实现让利于民、造福患者。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但我国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结构不协调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药企改革,从而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切实将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医疗资源。

二、住有所居:持续解决住房难问题

(一) 住有所居是基本民生需求

客观而言,中国房地产业自21 世纪初以来的繁荣发展,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改善城市面貌等方面都有着不容磨灭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弊病日益呈现: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消费结构改变、金融风险突出。因而我们要理性客观的看待房产市场,对于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控,要发挥出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良性作用。

(二) 住房难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示:政府要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缓解住房困难,目前我国住房难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城市房价过高。目前,房价过高是中国城市住房市场存在的首要问题,特别是新一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如何稳定这些城市的高房价,提高新市民的住房支付能力,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不再是空想,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市场高房价形成因素是多样复杂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政策制度不完善、供需不平衡、成本过高以及市场导向等。

2.住房租赁市场发育不完善、功能不健全。满足住房需求,提高居民幸福感既可以通过购买合法大产权房,也可以通过租赁房屋满足需求。由于我国租赁市场本身存在功能性失调的问题以及“先成家再立业”等传统消费观念和人口结构影响[4],导致居民更倾向于买房而不是租房。同时由于公共租赁房供求不平衡、教育和社保、户籍等制度限制,都严重影响了住房租赁市场的功能发挥。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导致群众认为租房不是长久之计,租来的房子没有归属感,只有买下自己的房子才是自己的家。特别是面临结婚的青年一代,由于受传统观念束缚,往往会倾尽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购置房产而不是租房。

3.住房投资性需求难以遏制,挤出效应明显,并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极强的逐利性,中高收入群体阶层将流动资本投资于房产市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也导致传统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失血严重,久而久之房地产投资过热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同时低收入者将面对双重挤压,这加剧了城市的不稳定性[5]。住房投资需求的膨胀拉大了贫富差距,并严重扰乱了房产市场。投机性、投资性买房影响了社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炒房团,这加剧了房地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导致中国房价进一步提升,加剧了买方市场。

4.保障房的规模、审查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点:政府投入保障性住房资金不足、土地过少。就我国国情来说,高收入群体只是一小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仍占大部分,但当前我国商品房供应明显多于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存量难以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另外对于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审查制度仍不明晰,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但是当前背景下由于保障性住房有着显著的价格优势,因而一些中高收入群体抓住空子涌入市场,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没有受益。此外,保障性住房还存在轮候制度不科学的问题。保障性住房是国家为了缓解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愿景,投入大量资金和土地资源建设而成的。科学的轮候制度能保证将保障性住房分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否则将会滋生腐败、出现分配不公的问题。

5.进城民工的住房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农民工的比例约占我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八,其中跨省农民工又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左右。首先,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门槛,使得这些所谓的“新市民”的居住呈现出居住条件差、居住面积小、租住为主等多种形式并存、居住地集中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城郊的特点,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居民之中去。其次,由于城市总体规划对农民工住房缺乏具体的调控,因而当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时会出现住房等配套设施供应不足的情况。最后,当前法律制度对保护农民工住房权益还不完善,出现问题时,往往会责任主体区分不清、损害民工利益的现象。

6.中国式的住房预售制度导致住房市场交易秩序不稳定。这种消费者预付全款的预售房制度导致买方承担了房产交易过程中的大部分风险。在交房环节,开发商出现各种货不对板的售后纠纷,比如延期交房、烂尾楼、房产验收不合格等,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问题和冲突性事件,比如在昆明郑州等地就出现多名业主由于疫情失业、房贷压力等住进烂尾楼,因而预售住房是当前住房销售领域中的最大问题。

7.政策性住房金融长期缺失。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在住房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成功解决住房问题的典范,是世界上公认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6]。中国与新加坡国情、文化、社会背景相近,因而学习借鉴新加坡的住房保障体系对我国住房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加坡住房的突出特色是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住房公积金,国家才能盖得起房、百姓才能买得起房。我国1999 年颁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引入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目前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还很不完善,最大的问题是覆盖面低,主要是惠及中高收入群体,难以普及到低收入群体,未能完全承担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大任。

(三) 解决住房难问题的政策思路

1.坚持住房分类供应制度。住房供应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涉及面广、周期性长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顶层设计、长期规划、逐步完善的过程。按照住房分类供应的设想,首先要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主要供应公租房或给予租赁补贴。然后逐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主要供应限价房和共有产权房。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第二大国,经济负担还很重,解决住房问题必须抓重点,逐步解决不同层次人群的住房需求。同时住房分类供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房产市场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当低收入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需求满足之后,住房供应的重点应及时转向中低收入群体。

2.改革住房预售制度。我国当前由购房者承担主要风险的预售制度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侵犯了购房者的知情权、财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等应尽早改革。由于住房预售制度在我国存在时间已长,立刻取消并不现实,所以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从宏观着手完善,降低购房者的风险,保障消费者的财产安全。首先要强化房产监管部门的责任,当前房产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亟需由政府部门出面成立像“房管会”“房监会”这样的机构,在交易双方出现争议或是开发商未按照合同规定交付房产时及时行使监管权力。同时要由上级部门牵头成立统筹组织,统筹监管各个环节,保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其次要建立长期的房产金融体制,房产预售机制其本质是一种垫付性质的交易行为,通过改革可以让其他资本进入房产市场,降低预售比例,从而降低购房者的投资风险。

3.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上文所述,新加坡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我国进行公积金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利于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景。因而我们要充分的借鉴学习。一是扩大公积金的普及力度和覆盖面,不仅要让城镇职工受益,更要让广大的低收入群体获益。二是强制提高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让公积金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三是降低住房抵押贷款门槛,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能力,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4.对购买多套住房的家庭实施累进的税收制度。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打击投资性住房需求。实行差别化征收房产税,以提高多套住房的持有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对持有多套房产的居民征收高额税收,对购置首套房的居民不征收房产税或是征收较低的房产税,通过这样的差别化税收调整买卖市场的供求平衡,挤出投资性购房者。

5.住房租赁市场建设与保障制度。一是由政府出面划出专用租赁住房用地,保障这部分住房只租不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预留租赁用地的比例,确保一个区块内一定的商品房要相应配置一定比例的租赁房。在住房需求大的区块,比如大型写字楼、大中小学院校等区域,加大租赁住房的比例,充分满足青年人的住房需求。二是加快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监管力度。如多地出现长租公寓爆雷的现象,就反映出当前住房租赁监管力度不够的问题。因此亟待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租赁合同、买卖双方行为,改善租赁市场。三是完善租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对于违规操作的租赁双方及时记入诚信档案,提倡公开、透明、诚信的租赁市场,抵制黑房东、黑中介等扰乱市场的行为。

6.以不动产登记制度为基础建立住房信息公开制度。对于不动产交易行为严格实行网上实名认购和出售,减少线下交易的比重,严格按照网络规定模板签署房产合同。完善不动产登记的信息,除了本套交易房产的相关信息外,还要对买卖双方的交易历史、房产情况、诚信状况、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等进行及时公开。

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既是政府愿景也是我国当前核心的民生问题。通过完善住房分类供应制度、改善住房预售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实行税收累进,完善租赁制度,建立公开透明的住房信息登记制度等,全面保障国家住房的战略安全,承担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

三、结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7]。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只有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全面保障住房安全,统筹做好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善和保障工作,方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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