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娜， 牛余凤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面向生态的诉求也由满足基本生活的生态需要升华为安全的、美好的生态需要。另外，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矛盾、自然生态领域展现出的环境污染、资源瓶颈、生态退化等情况不容小觑。鉴于以上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发展和民生福祉全局，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思想独到的概念与论述，其中强调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以梳理生成逻辑、内涵解读、实践落实为研究范式，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造福人民、泽被子孙具有重要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被纳入新内容，不断被书写新样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着眼于民族复兴梦，结合理论与现实基础，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战略性阐述，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新表现，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新呈现，更是对中国历任领导人生态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首先，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自然界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的产生和进化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条件。其次，自然界有自身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人类只能认识和利用自然，不能妄图凌驾于自然之上征服甚至改造自然。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警示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表面上看似取得的巨大胜利，背后都是对自然能量严重透支的结果，将自然作为肆意攫取的对象，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无异于自毁自灭。最后，脱离了人的自然和脱离了自然的人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和人均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此“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3］，而对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4］。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人所理解和面对的自然始终是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化育、相互归属，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基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生态实践的崭新解读与诠释，可以说，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面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未来的，对新时代的发展和超越提供了坚强引擎。

第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注入了文化基因，其中以儒家、道家、佛教影响尤甚。儒家谋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与实践活动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不管是倡导“以天地为本”“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道德意识，还是“天地合而万物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生态和谐意识，都体现出人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一体荣辱，另外“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告诫人类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以感恩天地馈赠衣食的心态爱护自然、反哺自然。道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既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也不能超越主宰自然，同时强调“道法自然”，天地万物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拥有自身运行的规律与法则，因此需顺自然之大势，决不可逆天妄动以致“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庄子·在宥》），《道德经》中也昭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要求人们保持少私寡欲的生活理念和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佛教以万物慈悲为出发点，将“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相信万物有灵“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涅磐经》），我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万物因果循环流转，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提倡众生平等，世间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人可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但决不可剥夺他物生存的权利。古人以哲学智慧来把握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存环境，以先进自觉的理论及实践反思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摘取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文化底蕴。

第三，中国历任领导人的生态理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历史借鉴。毛泽东同志号召实现“绿化中国”梦想，其中“要是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5］的内容与习近平总书记“美丽中国”目标一脉相通。邓小平同志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短时间内难以修复既存的生态漏洞，因此主张以法制手段进行生态建设，并集中力量制定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江泽民同志则指出“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即主张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时代性体现，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讲，生态文明建设反映的是共具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一种文明新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承继历任领导人的生态文明理念，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关键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党的行动纲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法，立志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实现“美丽中国”远景目标，体现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为党中央指明了生态文明之路，擘画了美丽中国蓝图。

（二） 习近平生态思想的现实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兼顾世界性的生态现状，根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其中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生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具备的特殊性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一，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损耗及短缺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瞬间千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将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工业文明以来，凭借技术及工具手段的先进化，人类开发和利用环境与资源的野心和能力不断增强，在获取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与极端事故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都成为这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类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总书记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启发人们在生态层面上坚持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原则，各尽其责，同心协力，共克时艰，打造绿色世界、绿色地球。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发人们面向生态的需求发生变化。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生存本身，更多体现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渴求，譬如湛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等，而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与之发生重大冲突，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注定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拒斥的，因此，要想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困局，就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像对待眼睛和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号召，树立正确的生态义利观，并不是所有经济的发展都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尊重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引领绿色发展方式和健康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重新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尊重自然，普惠民生。

第三，我国生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特殊性。改革开放40 余年来，方针政策的有效执行使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约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掌握了丰硕的工业化成果，但是高强度高密度的资源垦伐、工业废气、废水、废物排放导致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蔓延开来，并呈现出压缩性、复合型、叠加性的特点。另外，生态环境的局部改善远远不敌总体恶化情况，针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远远不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情况的出现成为必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遭到严重制约，因此，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全面推进绿色发展亟不可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就是对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期盼的积极回应，彰显了党和国家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满足人民高层次生态需求的决心和信心。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要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与民生均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政治文明、生态文化文明、生态民生文明四个层面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价值，这共同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

（一） 生态经济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所谓生态经济文明，是指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达到高度统一、既满足人类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健全发展的文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主要体现在从理论上理解生态经济的内涵，从实践上把握生态经济建设。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6］另外，生态与经济的发展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类自诩为自然的主宰，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即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第二阶段人类认识到由于人们对自然的大肆索取与开采，恶化的环境与匮乏的资源不仅支撑不起经济的发展，还会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意识到自然是人类生存之基，发展之源，因此，要想要金山银山，必须良好保护绿水青山；第三阶段人类进一步深化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认识，领悟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统一的关系，两者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经济认识的层层深入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理念。从实践层面上看，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明确将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去掉生产总值的“紧箍咒”，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其中总书记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与企业的重大价值取向。领导干部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言行的示范者与引领者，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党和国家的价值取向，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摈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8］；企业经济作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前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书记指出，中国的绿色机遇在不断扩大，中国要走绿色发展道路，需要大小企业发挥所能，各尽其力，共同“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结构，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推动重点领域节能”［9］，企业家要努力成为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新经济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力军。

（二） 生态政治文明：“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所谓生态政治文明，是以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的系统思维为着力点，将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政治标准统筹布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文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10］，这与我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相呼应。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体感，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生态需要，捍卫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党和国家赋予生态环保工作法治性与制度性，将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一项政治部署，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带头守法等一系列举措向民众彰显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心与决心。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事关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等领域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支撑作用，倘若将国家比作摩天大厦，自然生态环境就是摩天大厦的地基，地基稳定，大厦屹立不倒；地基支离破碎，大厦将倾。党和国家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立生态经济激励制度，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手段。利用公共权力、法律手段、政策导向、制度完善等措施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管理，用“讲政治”的方法谋划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入社会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政治智慧，也是习近平关于生态政治文明思想的重要特点。

（三） 生态文化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文化文明，是社会经济文化与伦理相结合的产物，是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1］，准确点出生态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纵观千年文明发展进程，农业文明时代，不管是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造成其湮灭的绝大部分原因都可归结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激增、滥砍滥伐、过度开发土地致使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诸多问题频发，最终使其失去了维持支撑生命系统的根系，走向没落与灭亡。古文明的湮灭给予后人以深刻启迪：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文明永续的根本。工业文明时代，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依赖资源、能源、环境的大量投入和消耗，是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文明时代，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过度使用化学肥料与生物药品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若不痛改前非，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警示人们万事因果流转，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良好反馈。《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说“一旦人口与经济超越了地球的物理极限，那么只有两条路可以返回去：通过日益升级的短缺与危机而导致的非自愿崩溃；或者通过精心的社会选择而带来的生态足迹有控制的缩减”［12］，正如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3］，所以，反思人与自然之前不和谐的发展关系，重新进行理性选择，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核心要义。

（四） 生态民生文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所谓生态民生文明，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理念基础上的生态与民生的结合，即民生生计中的生态层面，是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崭新视角。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民生产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的根本保障，还是重大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全国高发态势的环境污染，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水土污染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热切的期盼。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民生观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15］，保障人民平等享有生态权益，维护生态公正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诉求，生态公正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共同的价值遵循，各方共同维护生态公正是实现绿色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存与健康的基础”［16］，我国始终贯彻执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对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当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染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健康体魄无从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民生观对于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实现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期待的生态民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指向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必须全面深刻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民生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层面落实实践。

（一） 经济层面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促高质量生态发展

第一，生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跨越发展的追求决定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必然具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特征，所以想要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扩张、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创新上，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低能耗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第二，解决生态环境难题关键在人与思路，思路一变天地宽。比如，山高沟深水远之地往往是不毛之地，常规思路下难以兑现经济社会效益，但是倘若做些山水文章，因地制宜将贫困地区的资源、人口、风景等要素调动起来，做旅游项目、搞绿色种养等便可以让资源变资金、风景变资产，带动贫困地区转型增收。可以说，思路一变，便成功找到了一条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相呼相应并惠及当地的脱贫致富之路。第三，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我国在生态环保领域的产业和服务才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我国最有前景的发展领域和科技革命方向，将人民需求转变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供给成为亟不可待的发展事项。第四，保护生态、绿色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更重要是实践到位、落实到位。加强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严肃执行节能减排考核标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使用水平“四管齐下”，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科学利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成绿色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二） 政治层面上：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协调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政府层面上，“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7］。从社会全局视角出发，加强顶层设计，首先要转变以自然生态换取经济增长的观念，调适、改造传统政治系统运作的内容与方式，将生态质量、环境效益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杜绝以单纯国民生产总值论高低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建立起健康科学的经济发展心态。其次，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约束与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比如，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强化制度约束功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再次，组织修订完善生态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安全、环保、绿色的硬性标准，对僭越标准之外的主体严厉管制；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与执法力度，将执法责任精细化落实到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浪费能源资源的违纪乱法行为严罚重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市场层面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环保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意见》，要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秉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启动政府、企业、社会三元共治新格局。应《意见》要求，一要致力创新环境治理企业运营模式，积极构建市场交易体系建设，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二要逐步建立环境税、生态补偿、低碳补贴等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对环境进行补偿的排污收费政策，规范市场机制；三要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考评机制，科学确定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完善政绩考核方式，将政绩考核结果与干部任免奖惩挂钩。可以说，政府与市场通力合作，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有效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供了坚强手段。

（三） 文化层面上：树立正确的生态发展理念，形成绿色发展自觉性

首先，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观，摈弃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发展观，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到位才会反哺经济发展，反之则会限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进程；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决定了不可对单一要素进行生态修复，要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综合治理与系统修复。其次，引导人们科学认识生态价值，提高生态文明思想认识，保护环境、改善生态不是一人一时的事情，政府、企业与公众要形成合力，共同严守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的三大生态红线，群策群力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优先、形成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同时要压实各方责任，自觉自检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修复、逐步改善生态。再次，加强生态文化相关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生态文化素养。通过丰富宣传载体，比如电视、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等诸多途径与手段，投放环保公益广告，综艺节目植入生态环保理念、制作环保漫画、短视频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生态环保理念与政策；将珍惜生态、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风尚。最后，自律与他律协同作用，各级执法部门对能源高消耗、资源高浪费、环境高污染的问题产业与问题个人进行公示，在全社会形成震慑，树立导向，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养成自觉接受各方监督的习惯，引导社会大众走生态环保之路。

（四） 人民层面上：强化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将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

第一，“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治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18］，物资有限但欲望无限，如果任由欲望发展下去，破碎的生态系统回好回优必然成为难以企及、咫尺天涯之事，必须克制贪婪欲望，树立节能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第二，绿色消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当下网络购物，直播带货的兴盛带动人们“土豪”消费，奢靡浪费之风盛行，因此，杜绝提前消费和超额消费的习惯，科学度量生活用度，秉持“用多少买多少，用不到的不买”消费原则，制约奢侈炫耀、浪费无度的消费行为刻不容缓。第三，建立生态道德意识，让人们认识到生态环保对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价值，激发人们环保责任感与使命感，自觉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义务，驱动人们环保行为的自觉性与自律性，勇于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使个人发展与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互动。第四，改善生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从见缝插绿、建设每一块绿地做起，从爱惜每滴水、节约每粒粮食做起”［19］，不仅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示范，个人也要争当环保模范，使生态环保行为在全社会驰而不息、蔚然成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